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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说过：“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注：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62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对于“什么是人？”“人在宇宙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等这一类的问题，古往今来，无数哲学家殚精竭虑以求其解，但是在马克思以前，哲学家们都没有给出科学的答案。
一
在中国，对人进行哲学上的探讨，始于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古代典籍《尚书·泰誓》中已经提到了人在宇宙的地位，说：“惟人万物之灵”。墨子认为，禽兽有羽毛、利爪以保障自己的生存，而人则以“力”。荀子指出，只有人才能“裁其非类，以养其类”。他们都已经认识到，人之所以超出其他动物，在于他有能力利用自然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人性是这一时期各派思想家争论的一个突出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告子主张“生之谓性”，“食色、性也”。之后，在整个封建社会里，由于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所以人性问题也主要侧重从伦理道德角度进行探讨。直到宋代朱熹也还是主张“性，即理也”。他从“灭人欲，存天理”的封建禁欲主义出发，把人性看作是“天理”的体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则主张天理存于人欲之中，“随处见人欲，则随处见天理”。
在欧洲，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把人、自然和社会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实体，认为人是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人身上包含着宇宙的全部要素。德谟克利特用原子论说明了人的物质性，指出人的灵魂也是由原子构成的，只不过这种原子比较精细圆滑而富于活动性质。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试图说明人与动物的区别，曾指出人类在本能上“是一个政治动物”。但他把这一点看作仅仅是“人类生来就有的合群的性情”，对人性的认识仍然没有超出动物性，未能正确说明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真实本质。
欧洲中世纪，神学观点居于统治地位。基督教神学把人看作是上帝的创造物，并从“原罪”中引出人的本性。《圣经》中说，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意旨，所以后来的一切人都生而有罪。人一方面有着与上帝相通的神性，另一方面又有使他陷于罪恶的可恶的肉体，所以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按照这种观点，人只有摒弃所有的自然欲望，死心踏地地皈依宗教，虔诚地信仰上帝才能获得拯救。正如马克思所说：“中世纪是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是人类动物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6页；）即那时人被当作动物一般看待，对人的认识不可能抓着什么本质的东西。
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在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中批判以神性贬抑人性，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的认识论。以法国唯物主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的人性论把人看作是一种具有更高感觉能力的动物，认为人的本质就在于人的自身，即在于人的自然本性。拉美特里宣称“人是机器”，爱尔维修宣称人“只是一个感性实体”，趋乐避苦的肉体感受性是支配人的一切活动的永恒本性。近代资产阶级的理性人性论把人从感觉实体上升为思维的实体，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而理性也就是自由。康德认为，人只有不受感觉世界的支配，服从自己理性发出的“绝对命令”，才是一个主宰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人。黑格尔很强调人的社会性，他已看到劳动是人的本质。但由于他把人规定为理性的自我意识，所以他说的劳动只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费尔巴哈从人本主义出发反对黑格尔把人归结为自我意识的观点，他认为人是一个“感性”的类存在物，“一个自然本质”。
现代资产阶级西方哲学在研究人的问题时尽管提出过某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料，但他们的共同缺陷仍然是离开人的社会关系抽象地、孤立地考察人，宣扬抽象的人性论，重复着历史上的错误。他们或者宣称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生物属性，或者宣称人最初只是一种理性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由这些理性造成的。
这些学说都没有对人的本质作出正确的说明，它们的根本错误主要在于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特定的生产关系去认识人的本质，因而就把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完全割裂开来，看不到二者的统一，找不到二者统一的基础。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正确地揭示出人的本质，创立了关于人的科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出发，来说明人的本质，并把这种方法作为观察和解决人的本质问题的基本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分析问题，人固然也有自然属性，但体现人的本质的是其社会属性，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生产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不断发展着的社会性的活动。人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也改造着自己；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以及由此创造的社会关系是同一的。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现实中的人都是具体存在的。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个人，有着不同的物质利益，具有不同的要求、思想和感情，因而他们的本质也是不尽相同的。在阶级社会中，作为阶级关系承担者的个人，便具有阶级的属性。这就说明，决定人的本质的不是其自然属性，而是其社会属性。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又对现实中的人作了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在研究上获得了突破性进展，把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提到了更高一级的水平。但马克思及其继承者从来没有给人一个最后的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也只是作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为完善的论述：地球上有机体发展的最高形式；在劳动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化的高级动物；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Ⅱ）第693页；）
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人”这个词可以是复数（指人类社会），也可以是单数（指个人）；可以指某种抽象本质，也可以指实践的主体。而对于马克思来说，个人作为实践的主体是与社会历史紧密相联的，个人中包含着历史和社会，历史和社会也是由个人组成的。只有这样一种个体与整体统一的“人”，才是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既是自然界的改造者，又是人类社会的创造者。人是和社会同时产生的，社会是人们在相互交往和共同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的体系。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是通过人的活动实现的，人的活动贯穿在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生产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人们为了生产物质生活资料而结成的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在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其他社会关系，同样是人活动的产物。社会历史规律也只是贯穿于人的活动中并通过人的活动实现的客观的必然联系。人类历史和其他动物发展史的区别在于，其他动物只是动物史的消极客体，人却积极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离开了人的活动便不会有社会的历史。并且就全部社会生活、社会历史都是人们活动的产物这个意义上说，人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同样，作为社会的存在物的人也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形成。至于人是什么样的，主要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人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不断地改造着自身。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决定着人的历史变化。即使是饮食男女、繁衍后代等人的生理需要，也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来满足。历史上不存在脱离开现实的具体历史条件的抽象的人，没有不带社会性的人的活动，也没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人的本性。
许多同志认为，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出发点是物质生产，并且引用马克思这样一段话：“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方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而有的同志则认为， 马克思主义和费尔巴哈一样也是以人为出发点，但这个“人”不是费尔巴哈所讲的那种名为现实而实则抽象的人，而是真正现实的人，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30页；）可见，如果把马克思的许多论述联系起来看，从人出发和从物质生产出发并没有根本的矛盾，或者至少不象他们争论的那样势不两立，它们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上述论述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的。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而在这以前，马克思在历史观的方法论上仍然保留着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东西。从抽象的人出发，把人当作异化的前提，其他的一切都是人的异化的结果，这种方法从根本上来源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费尔巴哈虽然在表面上与黑格尔不同，他在分析宗教问题时，把人作为出发点，把宗教看成是人的异化。但在历史观的方法论上费尔巴哈由于受机械论的影响，其观点与黑格尔相差无几。他的从人出发只不过是黑格尔的从主体出发的换一种说法，在实质上是一致的，这也就是唯物主义的费尔巴哈为什么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早年曾受过费尔巴哈的影响，对其抛弃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把自然和人作为出发点，从而回到唯物主义上来大加赞赏。但马克思并没有盲从，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开始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费尔巴哈的理论。他认为，费尔巴哈的错误，不在于他和黑格尔一样以人为出发点，而在于他个人仍旧没有摆脱旧的束缚。由于费尔巴哈孤立地、生物学地看人，所以他说的人仍旧是抽象的人。费尔巴哈“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周围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他“没有看到真正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并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它的‘人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页；）
不难看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并不是对其以什么为出发点的批判，而是对他没有对人进行全面考察的批判，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否定以人为出发点的论断。马克思也讲人，但并不是孤立地、抽象地讲人，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人与其社会性联系起来，不仅仅把人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生物，或者是纯粹的理性，他眼中的人，是要首先生活的人，处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从事物质生产的人。
三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是生产和使用工具，而生产和使用工具的目的在于劳动。人以外的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人们为了生存，“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时每地都要进行（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这就是说， 人类为了能够生存发展，首先就必须劳动，劳动从人类一产生就成了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且人的生产也有赖于劳动，不能劳动人不能成其为人。正如恩格斯所说，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页。）只有依赖劳动，人群才变成社会，社会就是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而要进行有效的劳动，就必须借助一定的工具。人以外的动物在活动中仅仅把自身的天然器官作为手段并以自身的变化来适应自然环境，从自然界中摄取现存的生活资料来维持生命。而人不满足于自然界提供的现成东西，（这些现成东西也不能保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他通过劳动把自然物制成工具，把外部自然力变成人征服自然的新手段，利用它改造自然物，使之为自己服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工具越来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并且日益和人的肉体密不可分。于是，一条新路出现了：肉体器官加工具是一种不同于且又高于纯肉体结构的新物质结构。
通常，人们大都把“肉体—工具”结构割裂开来，只把肉体部分看作“人”，而把工具置于一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工具与肉体的联系不是生理上的，工具没有构成肉体的生理部分。肉体与工具之间虽然没有生物学上的联系，并不等于没有其它意义上的联系。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更高级的联系，这就是劳动活动和认识活动，并且正因为有这样的联系，才使人类成为比生物更高级的物质形态。在生产劳动中，肉体工作器官（手、脚等）与各种生产工具建立起牢固的联系，形成一种统一的改造世界的力量；在认识活动中，肉体认识器官（各种感官和大脑）与各种认识工具（有声语言、书籍、仪器、电子计算机等）建立起牢固的联系，形成了统一的强大的认识世界的力量。人类作为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必须是肉体和工具的有机统一，否则便不能形成这种力量。
在统一的劳动实体中，狭义人（肉体）与工具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首先表现在它们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对方而存在。离开工具，肉体部分虽然还可以存在，但由于没有劳动的存在，人已不能对自然发生改造作用，肉体便不再成为人的构成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人，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动物，它既不能改造自然，更无法改造社会。同样，工具也离不开肉体部分。工具不是独立活动的主体，它是自然属性与人化属性的统一，一旦离开狭义人，工具只是个普通的自然物，不成其为工具。所以，作为劳动实体的肉体部分是紧密联系的，离则两亡。只有两者密切地结合，才能活生生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就是广义的、真正的人。
由于人的“肉体—工具”结构的形成，不仅仅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而且使人和劳动合二为一，人就是人的活动，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生存的本能活动，它应该是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活动。所以，人不再是一个仅仅有着生理需求的个体动物，而是一个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使用、制造和更新工具（包括语言工具），不断地突破共性规范的、因而具体地不同的主体。由于劳动，人们结成了一定的社会，这就使每一个人都社会地、历史地存在着，单个人身上也具有了无限丰富的规定性，这些规定性也就是整个人类所其有的规定性。所以，现实中的人也就不再是象某些人批判的那样是“个人”或者“抽象的人”。或者可以这样说，这种所谓的“个人”、“抽象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一些人人为地规定出来的，没有别的什么说明。我们可以说，一切人都是现实的，有着丰富规定性的。
这样，我们对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既然一切的人都不是孤立的、抽象的，而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之中；既然人不仅有着自己的肉体组织，而且有意识，能制造使用工具，能用劳动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保障；既然在一定意义上讲，人就是“肉体—工具”的动态结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什么唯一的人或物质生产活动，而应该并且本来就是人的物质活动或从事现实活动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说：“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页；）劳动的主体是人，终极目的还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没有人的所谓生产活动是不可想象的、根本不存在的。没有人，也就无所谓社会和历史。而人，又必须活着，这就注定了他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不进行劳动人也不成其人。马克思正是抓着了问题的这两个方面，使关于人的学说迈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他不仅超出以往的一切唯心主义，也超出了以往的机械唯物主义。那种把人排斥在生产活动之外的所谓物质生产决定一切的观点和只强调抽象的人的作用的陈词滥调一样经不起科学的检验和推敲。马克思以其卓越的发现为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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