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平民化思潮与明代通俗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思潮论文,明代论文,通俗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的理论学说大为盛行，王阳明及其后学“专就日常生活处指点，而且遍及于‘愚夫愚妇’”①，由此儒学平民化思潮蔚然兴起。与此同时，深受民众喜爱的通俗小说也日趋繁荣，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云：“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既然根植于民间文化土壤的通俗小说在农工商贾等市井庶众中大受欢迎，而王阳明及泰州学派又恰以“愚夫愚妇”为施教对象，因此他们便对以小说戏曲为主的通俗文学极为重视，认为小说戏曲可“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②。于是，那些深受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理论学说影响的小说家，便通过自己的小说创作加入到当时的儒学平民化潮流中来，从而使其小说在内容题材及艺术旨趣上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在明代通俗小说家中，冯梦龙对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理论学说的接受有迹可循。冯梦龙《智囊》、《智囊补》收录王阳明事迹甚多，天启六年刊行的《智囊》上智部卷二“远犹”、术智部卷十三“委蛇”都曾辑录王阳明轶事。崇祯七年增订的《智囊补》又在上智部卷三“通简”、术智部卷十四“谬数”、捷智部卷十六“灵变”、语智部卷十九“辩才”、兵智部卷二十二“制胜”中分列王阳明事迹五条。冯梦龙还特意创作了《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他在书中推崇王阳明为“儒家第一流人物”，赞其“揭‘良知’二字为宗，直抉千圣千贤心印，开后人多少进修之路”，认为“国朝道学公论，必以阳明先生为第一”③，冯氏对阳明心学的尊奉由此可见一斑。冯梦龙还深受泰州学派后劲李贽影响，其《情史》、《智囊》、《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等都曾对李贽赞赏有加，如在《古今谭概·颜甲部》之“天后时三疏”条中冯氏径以“卓老”尊称李贽。 深受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影响的冯梦龙，成为以通俗小说家身份加入儒学平民化这一时代文化思潮的代表人物。首先，冯氏“三言”将描写的重点转向市井细民，举凡商贾工匠、妓女仆妇乃至贩夫走卒皆成为其笔下的主要人物形象，而这种以百姓日用伦常为主的取材倾向的哲学基础便来自泰州学派。泰州学派主张“百姓日用即道”④，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⑤。冯梦龙秉承了泰州学派这一学说，声称“圣门论学原只在人伦日用上做工夫，非另有一种闻见之学”⑥。正是基于这一前提，冯梦龙才对小说内容题材的“奇”与“常”有着不同于前人的辩证看法，才将自己的笔触聚焦于平常人、平常事，故笑花主人称由“三言”可知“天下之真奇，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⑦。言外之意，冯梦龙通过“三言”中的作品表达了与泰州学派同样的观点：伦理道德为人人皆存平常之心，圣贤豪杰与常人并无本质区别。这里笑花主人所谓“庸常”是指冯梦龙“三言”中所呈现的市井小民的生活常态；所谓“常心”、“常行”、“常理”、“常人”，是指“三言”通过具体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演绎、贯彻了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观念，从而将儒学平民化理论熔铸于百姓日常生活。 其次，为使“三言”更好地发挥“喻世”、“醒世”、“警世”作用，置身于儒学平民化思潮的冯梦龙还高树“情教”之帜。冯梦龙以通俗小说实施教化，他力主“情教”，称“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⑧，其“情教”思想的哲学文化基础则是阳明心学。王阳明《寄邹谦之二》指出，“喜怒哀惧爱恶欲”之七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盖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行之万世而皆准。……后世心学不讲，人失其情，难乎与之言礼”⑨。他认为礼的制定应顺乎人情，否则便不易为人接受。王阳明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指出：“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⑩这是说只有将伦理道德规范顺乎人情，使其成为人的自觉的内在追求，才能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化。冯梦龙认同王阳明之说，认为“孝弟乃赤子不学不虑之知能，人之所以为人者此耳”(11)，主张“六经皆以情教”，认为“自来忠孝节烈之事，从道理上做者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妇其最近者也，无情之夫，必不能为义夫；无情之妇，必不能为节妇。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12)显然冯梦龙的“情教”思想是对王阳明“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观念的承袭与发挥。冯梦龙“情教”理论的核心是“真”，他认为要使小说“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从而达到“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13)的教化效果，就必须以真情取胜，这与阳明心学正心诚意的致良知学说一脉相承。王阳明认为“知善知恶是良知”，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14)，这里王阳明反复申说的“自然”与“真诚恻怛”即意在说明真情之可贵。当然，冯梦龙尚真的小说观也是对李贽“童心说”的呼应，因为“童心”也即“真心”。顺便指出，明代其他通俗小说家也对王阳明的“自然”与“真诚恻怛”说予以体认，如《石点头》作者天然痴叟在第三卷《王本立天涯求父》称“孝与不孝，皆出自天性，原不在于读书不读书”，这里的“天性”也即王阳明所谓“真诚恻怛”。对此，陆人龙则以“直行其是”释之，其《型世言》第二回称赞孝子王世明“直行其是，不向有司乞怜”；第三回又称读书人“倒不如一个庸人，却有直行其是的”；第六回“小引”中亦云：“若夫愚夫愚妇，则直行其是而已。……是故予尝曰：‘真愚妇胜假道学！’”陆云龙反复强调的“直行其是”指的就是自然流露真情，这不过是对王阳明之“真诚恻怛”及李贽“童心说”的阐发。 再次，冯梦龙“适俗”的小说观也与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的儒学平民化思潮息息相关。王阳明以士农工商为施教对象，他主张讲学者应以平易通俗的方式去布道化俗：“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了，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的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为此他提倡讲学者“工夫只是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王阳明看重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正因其为“愚夫愚妇”所喜闻乐见，能促进“民俗反朴还淳”(15)。冯梦龙认同王阳明以上观点，他坚信小说“语须通俗方传远，话必关风始动人”(16)，由此他倡导“适俗”的小说创作观念，认为只有切合于百姓日常生活及人情的通俗易懂之作，才能引起他们的共鸣，才可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说到底，冯梦龙不满于一些小说“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因此他才编创“三言”，使小说能更好地化俗导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取其可以导愚也”，“取其可以适俗也”(17)。也就是说，与王阳明及泰州学派所倡导的儒学平民化思潮一致，冯梦龙“三言”也以市井大众为教化对象，如他声称自己的小说《新桥市韩五卖春情》是告诫“愚民小子”，“把色欲警戒”；《蒋淑真刎颈鸳鸯会》是教诲“率土之民”，要“夫妇和柔，琴瑟谐协，有过则改之，未萌则戒之，敦崇风教”。由此看来，施教对象大众化是冯梦龙鼓吹小说“适俗”论的深层原因。 最后，冯梦龙的“三言”之所以广泛传播，还与他寓教于乐的创作观念有关，而这也与泰州学派的为学主张不无关系。泰州学派的领袖人物王艮认为“学不是累人的”(18)，既然将施教对象定位为文化层次不高的庶民大众，就得以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布道传教。如颜钧就将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日用伦常诉诸浅俗易晓的“诗歌”、“口诀”，创作了《劝孝歌》、《歌修省》、《歌修齐》、《歌经书》、《心字吟》、《口头吟》等。讲学民间的韩贞则“每遇会讲”，如有人“寻章摘句，则大恚曰：‘舍却当下不理会，搬弄陈言，此岂学究讲肆耶？’在座为之警省”(19)，他反对枯燥无味的说教，由此也不难理解他以“乐吾”为号的心理动机。正是看清了这一点，冯梦龙才以人们喜闻乐见的“稗官野史”为“疗俗之圣药”(20)，以“三言”来践行王阳明及泰州学派寓教于乐、以学为乐的化俗主张。冯梦龙有时还有意识地将市井故事“变作一段有笑声的小说”(21)，这些都有助于实现其化俗导愚的目的。 实际上，冯梦龙以百姓日用伦常为描写重点，倡导顺乎人情的“情教”，以世俗大众为施教主体的“适俗”观念，以“导愚”为己任的创作目的及注重寓教于乐的施教方式，都与他以通俗小说为载体来“鼓吹经传”(22)的终极目的不无关系，而这正是王阳明及泰州学派积极推动儒学平民化的良苦用心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冯梦龙是以通俗小说家的身份加入到儒学平民化的时代文化潮流，他认为自己的“三言”切近百姓日用人情，与“圣人讲学”之高深做作不同，因此他不无自诩地指出：“视彼切磋之彦，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丧质，所得而未知孰赝而孰真也！”(23)其实凌濛初对“三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24)的赞许，冯梦龙“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25)的自我价值定位，都揭示出他借小说创作以推动儒学平民化的创作心态。 被儒学平民化这一时代文化潮流所裹挟的通俗小说家并非冯梦龙一人。凌濛初与泰州学派周围的一些人物如李维桢、汤显祖、袁中道、冯梦龙等都有所接触，他认为“人情所不近人理所必无”(26)，因此其“二拍”主要描写百姓“耳目之内，日用起居”(27)，“事类多近人情日用”(28)。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中自称小说“最有益的，论些世情，说些因果，等听了的触着心里，把平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却从不曾讲着道学”。他所谓“世情”即指百姓日用伦常，所谓“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却从不曾讲着道学”，完全可以理解为他有意识地以愚夫愚妇所喜闻乐见的小说来普及儒学，当然这是平民化、世俗化了的儒学。《今古奇观》四十篇作品皆选自“三言二拍”，笑花主人为其作序云：“其善者知劝，其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29)。这实是对冯、凌二人通过承载着平民化儒学的“百姓日用”的描写以维护风俗教化的高度肯定，难怪即空观主人《二刻拍案惊奇小引》称赞凌濛初的小说“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再者，芝香馆居士的话本小说选集《二奇合传》据《拍案惊奇》、《今古奇观》选编而成，选编者称“是书之所以奇者，谓于人伦日用间，寓劝惩之义”(30)。很明显，注重“人伦日用”是该书或者完全可以说是凌濛初小说最大的特色，因此选编者在每篇小说题目下详加注解，以申明小说布道化俗之意，如“劝积德”、“劝孝悌”、“劝节孝”、“劝节烈”、“劝敬老”、“劝节义”、“戒负义”、“戒邪僻”、“戒贪淫”等，这些都关乎百姓日常伦理。由此看来，凌濛初已将愚夫愚妇所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作为贯彻儒学平民化的有效工具。 由陆人龙编创、陆云龙评点与刊行的《型世言》也与当时儒学平民化的时代文化思潮十分合拍。《型世言》第六回开篇有陆云龙所作“小引”，称赞唐贵梅作为“愚夫妇”能临危不惊，“直行其是”，可谓“真愚妇胜假道学”，显然作者乃有意以唐贵梅之类“愚夫愚妇”作为描写对象，并以其为教化典范而“树型今世”(31)。值得注意的是，该回所写唐贵梅之事亦见载于李贽《焚书》卷五《唐贵梅传》，李贽在完整引述杨升庵《孝烈妇唐贵梅传》后，以“卓吾子曰”的形式议论称“先王教化，只可行于穷乡下邑，而不可行于冠裳济济之名区；只可行于三家村里不识字之女儿，而不可行于素读书而居民上者之君子”，并认为唐贵梅之孝烈事“有裨于世教者弘也”(32)。此处李贽由唐贵梅之事出发，主张教化“只可行于”那些“穷乡下邑”与“三家村里不识字之女儿”，这恰体现了泰州学派的儒学平民化主张；而李贽对唐贵梅“孝烈”之行的赞赏，也与陆云龙、陆人龙兄弟通过塑造小说人物形象“以为世型”(33)的创作目的完全一致，因此陆云龙在该回评中还以“李卓吾曰”的形式大段引述李贽对“孝烈妇”唐贵梅的褒奖之语。再如，《型世言》第九回写孝子王原寻父故事，李贽《续藏书》卷二十四“孝义名臣”也有记载；在《型世言》第四回评中，陆云龙也引“卓老”之语评价人物品行。而且，陆云龙刊刻《型世言》时以“峥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为名，以“通俗”相标榜；辑录自《型世言》的《三刻拍案惊奇》也以其“谕俗”(34)功能为旨归。综上可见，由陆氏兄弟合作完成、带有浓郁教化色彩的《型世言》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泰州学派的儒学平民化主张。 随着儒学平民化思潮的兴起，“通俗演义”得到大力提倡，人们认为通俗小说“能令村夫俗子”，“引为法诫”。因为经史虽可化人，但对于愚夫愚妇而言，经史著作晦涩难懂、枯燥乏味而又失于繁琐。为便于教化，一些小说家或评论家便倡导小说创作应“敷衍其义，显浅其词”(35)，而竞相以“通俗”相号召。如修髯子认为“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宿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只有“以俗近语”出之，才能“裨益风教”(36)。袁宏道亦谓通俗小说“文不能通，则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认为如此才能使“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37)从中受教，这些无不显示出小说家以通俗小说向愚夫愚妇普及儒学的创作意识。可见，在明代“通俗”已成为小说的应有之义，故陈继儒称“演义，以通俗为义”，认为“演义固喻俗书哉，义意远矣”(38)。归根结底，通俗演义的流行与其便于“田夫野叟”“一览了了”而足以“惊里耳”、“快俗人”的宣教功能息息相关。 明代儒学平民化思潮对通俗小说的影响，还表现在小说家对王阳明及泰州学派所推崇的作为儒学平民化途径之一的圣谕宣讲制度的关注上。洪武三十年，明太祖颁布“圣谕六言”，即“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并命令“每乡里各置木铎一，内选年老或瞽者，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39)，也就是要求在全国乡约活动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或故事来宣讲圣谕。“圣谕六言”的内容都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伦常，因此又被称为“教民六条”；而圣谕宣讲的根本目的就是将儒家伦理道德通俗化，这本身也是实现儒学平民化的一条现实途径。正因如此，王阳明及泰州学派对官方倡导的圣谕宣讲制度做出积极回应。例如，王阳明首先将“圣谕六言”融入自己的《南赣乡约》；罗汝芳居官宁国府及腾越州时也积极将“圣谕六言”用于乡约教化，自称“惟居乡居官，常绎诵我高皇帝圣谕，衍为乡约”(40)。在他们看来，圣谕宣讲是其推行儒学平民化的有效方式。王阳明及泰州学派倡导儒学平民化的终极目的是化俗导愚，也即“为政事，为风俗”(41)，这与官方提倡的圣谕宣讲制度不谋而合。 同样，置身于儒学平民化潮流中的通俗小说家也对圣谕宣讲制度予以充分反映。其中最典型者当属《石点头》第六卷《乞丐妇重配鸾俦》，它先是详细描写了木铎老人宣传“圣谕六言”及以此劝导百姓的情景。这段文字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官方设定的圣谕宣讲制度：“每乡里各置木铎一，内选年老或瞽者，每月六次持铎徇于道路”。而胥老人成功调解周六与后生之间的纠纷，也是对“圣谕六言”之化俗功能的充分肯定。接下来小说更为详尽地叙述了长寿姐以莲花落这一通俗文艺形式，在垫角村逐条讲说“圣谕六言”的场面： 内中一人说道：“叫化丫头，唱一个六言歌上第一句与我听。”长寿姐随口唱道：“我的爹，我的娘，爹娘养我要风光。命里无缘弗带得，苦恼子，沿街求讨好凄凉。孝顺，没思量。”又有一人说：“再唱个六言第二句。”又随口唱道：“我个公，我个婆，做别人新妇无奈何。上子小船身一旺，立勿定，落汤鸡子浴风波。尊敬，也无多。”又问：“丫头，和睦乡里怎么唱？”又随口换出腔来道：“我劝人家左右听，东邻西舍莫争论。贼发火起亏渠救，加添水火弗救人。”又有人间说：“丫头，你叫化的，可晓得子孙怎么样教？”又随口换出一调道：“生下儿来又有孙，呀，热闹门庭！呀，热闹门庭！贤愚贵贱，门与庭，庭与门，两相分。呀，热闹门庭！贵贱贤愚无定准。呀，热闹门庭！呀，热闹门庭！还须你去，门与庭，庭与门，教成人。呀，热闹门庭！”……众人喝彩道：“好个聪明叫化丫头，六言歌化作许多套数，胥老人是精迟货了。”(42) 这里所谓叫化“六言歌”即指“圣谕六言”，长寿姐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将其通俗化，深得百姓喜爱，这符合当时民间宣讲圣谕的实情：“不拘乎地，不择乎人，不限以时，不滞以礼。宣之而如歌词曲，讲之而如道家常，固较之设学谨教，尤便于家喻户晓”(43)。以通俗白话或歌诀演绎“圣谕六言”在明代确实很流行，如嘉靖时钟化民即通过“绘图衍义，述事陈歌”(44)来演绎“圣谕六言”。《石点头》本身以劝化为首务，故冯梦龙《石点头叙》云：“石点头者，生公在虎丘说法故事也。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净方便法门，能使顽夫俗子，积迷顿悟，此与高僧悟石何异？”以因果故事劝化“顽夫俗子”是该书的创作宗旨，故该书又名《醒世第二奇书》，难怪作者会不厌其烦地演绎“圣谕六言”。其他小说如《铁树记》第八回、《醉醒石》第九回及第十二回，也都曾或详或略地叙及“圣谕六言”。 总之，随着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理论学说的传播，儒学平民化思潮风起云涌；身处其时的明代通俗小说家也投入这一文化潮流，成为儒学平民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因此，他们将目光投向愚夫愚妇，以“百姓日用”为主要描写内容，以通俗易懂、寓教于乐的通俗小说化俗导愚，并对作为儒学平民化途径之一的圣谕宣讲予以如实描写。 ①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 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③冯梦龙：《三教偶拈》，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④王艮：《王心斋先生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页。 ⑤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14页。 ⑥冯梦龙：《四书指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⑦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载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93页。 ⑧冯梦龙：《情史》，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⑨《王阳明全集》，第202页。 ⑩《王阳明全集》，第88页。 (11)冯梦龙：《四书指月》，第5页。 (12)冯梦龙：《情史》，第38页。 (13)冯梦龙：《警世通言》“叙”，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页。 (14)《王阳明全集》，第1307、6、84页。 (15)《王阳明全集》，第116、1309、113页。 (16)冯梦龙：《警世通言》，第96页。 (17)冯梦龙：《醒世恒言》“叙”，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页。 (18)王艮：《王心斋先生全集》，第159页。 (19)《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41页。 (20)《冯梦龙全集》，第258页。 (21)冯梦龙：《喻世明言》，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313页。 (22)冯梦龙：《喻世明言》“叙”，第1页。 (23)冯梦龙：《警世通言》“叙”，第1页。 (24)凌濛初：《拍案惊奇》“自序”，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页。 (25)冯梦龙：《醒世恒言》“叙”，第1页。 (26)凌濛初：《谭曲杂札》，载王秋桂《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南音三籁》(一)，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 (27)凌濛初：《拍案惊奇》“序”，第1页。 (28)凌濛初：《拍案惊奇》“凡例”，第2页。 (29)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789～793页。 (30)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850页。 (31)陆人龙：《型世言》，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3页。 (32)李贽：《焚书》，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07～208页。 (33)陆人龙：《型世言》，第20页。 (34)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791页。 (35)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121页。 (36)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37)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第12页。 (38)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39)《明太祖实录》卷255，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7年校印本，第3677页。 (40)《罗汝芳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41)陆陇其：《三渔堂文集》卷二十一，康熙四十年琴川书屋刻本。 (42)天然痴叟：《石点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43)冷德馨、庄跛仙：《宣讲拾遗》“序”，同治十一年刊本。 (44)郭子章：《蜀草》，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267页。标签：冯梦龙论文; 王阳明全集论文; 泰州学派论文; 心学论文; 王阳明论文; 拍案惊奇论文; 石点头论文; 警世通言论文; 情史论文; 智囊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