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区域间收入不平等与非农就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不平等论文,农村居民论文,非农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农村经济从1979年推行家庭经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以来，各个经济区域依据各自不同的资源秉赋在发展中不断分化，农村区域间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并直接决定了农村居民收入上的差异，这方面的问题吸引了国内和国外很多学者的研究，政策制定者也对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十分关注。
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集中讨论了以下两个主要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村居民区域间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基本趋势，并进行了区域间和区域内不平等的分解研究；二是分析了拉开农村居民区域不平等的主要因素——非农产业。这些成果有，张平(1992)，朱玲(1992),Tsui Kai-yuen(1993,1997),Rozzlle(1994)，魏后凯(1996),The World Bank(1997)，李实等(1998)等文章，这些文章均描述了农村区域间家庭人均收入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在分析拉开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上也都集中在农村的非农化，认为农村非农化，特别是乡镇企业是拉开中国农村区域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原因，可以说所有研究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不平等的文章都有此结论。但国际经验表明农村中的非农化，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对于降低收入不平等具有重要贡献(Kuznets,1979,p111)，我国台湾省（以下简称台湾）是特别突出的例子，台湾1964-1980年间，居民收入不平等在工业化过程中没有上升，反而迅速下降，台湾得益于迅速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对收入平均化具有着最为重要的贡献，（Fei,etal 1979，朱云鹏1997）。中国农村同样走非农化、发展劳动密集型乡镇工业的道路，为什么它是拉开收入不平等的原因，而不是收敛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农村非农化，特别农村工业化在何种条件下加大收入不平等，在何种条件下它又能成为缩小收入不平等的因素，这正是中国当今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最需要研究的问题。
本文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回答中国农村乡镇企业在收入不平等中的作用问题。文章首先进行趋势性描述，利用按人口组分解不平等指数的方法法(Inequalitydecomposition bypopulation subgrou-ps)对区域间和区域内不平等进行分散分析。其次，利用收入函数分析各种区域类型对收入差异的影响，试图仔细地分析经济地理条件对区域收入，包括全部可支配收入的作用、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作用。第三，利用按收入来源分类分解不平等指数的方法(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by factor components)分析影响区域差异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第四，分析中国农村非农化中的工业化对区域间收入不平等影响的两个基本因素，一是乡镇企业的工资差距对农村区域不平等的影响；二是区域间农村劳动力能否在乡镇企业中就业从而获得工业化收入，这种获得工业化收入‘机会’上的差异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并将这两种差距进行比较分析。第五，在分析‘工资’和‘机会’差异的基准模型后，讨论地区发展性因素对收入和机会的影响，分析乡镇企业对收入不平等收敛的条件。最后，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趋势性判断，并得出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
文章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统计局公布的各个省的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资料，使用的收入概念是纯收入；另一个是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8年和1995年两次收入分配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使用的收入概念为可支配收入（赵人伟1992,Khan 1997）。
从研究的范围看，我们将主要以省为区域单位进行研究，同时按中国传统的区域划分方式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研究其变动的趋势，进行收敛分析。
二、中国农村区域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区域差异在改革开放前较小，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地区的经济活动从传统的中央管制中解放出来，依据原有的传统、人力和物质资源秉赋，进行了相对独立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差距，随之带来了居民收入差异的变化，这种差异的变化受到体制变革的影响，受到农村产业结构变革和经济政策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差异。
1、经济转型时期各个阶段的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的变化（参见表1）
注：省际间的基尼系数是根据《统计年鉴》各卷中的28个省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计算的，没有进行人口加权，计算的结果表明了省际间的平均收入差异。农村总体基尼系数来自统计局工作人员的计算（唐平1997）。
从时间上看，1979年后，中国实现了农村家庭经营承包制，到1984年间基本完成，在此期间国家调整了农产品价格，极大地激励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业产量迅速提高，农民收入迅速增长，1984年与1980年相比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了72%，年平均增长14%。在农村居民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农村居民区域差异基本上没有变化，1984年农村省际间基尼系数为0.15，比1980年的0.14仅提高了0.01，这一时期实现了平等的高速增长。农村居民收入的高速增长，没有带来收入差异的变化，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而农业产出上的差异主要在于自然资源秉赋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会有累积效用，所以农业收入差异拉大的可能性较小。
1985年后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是农村工业化起步，到1988年农村居民省间的收入差异扩大较为明显。1988年比1985年农村家庭人均实际纯收入增长了11%，农村区域间基尼系数提高了0.04个百分点，上升了27%，高于收入增长速度；同期农村总体基尼系数提高的了15.38%，区域不平等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农村收入不平等的提高速度。农村非农化，特别是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在中国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特性，因此它对拉开区域差异的作用就显得更为突出了。
1989-1991年国家实行宏观政策调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呈较慢状态，特别是产业结构变动缓慢，农村的工业化水平都低于1988年，相对的收入差异也基本变动很小，提高了0.01。到1992年后，中国加速了改革，以市场经济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方向，经济增长迅速，农村产业变革加速，主要表现在：(1)农村非农化快速发展；(2)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3)农村收入增长恢复。在这阶段，农村突出的特征是农业结构的调整，各个区域的不平衡特征也显得突出，农村居民区域间的收入差异也随之有所扩大，省际间基尼系数从1991年的0.2提高到1995年的0.23，增长了15%。
但从总体上看，从1979年到1995年农村居民省际间的收入差异是不断扩大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14提高到了0.23，增长了64.28%，同期农村居民总体基尼系数提高了42%，农村省际间的收入差异的扩大比农村总体的收入差异的扩大速度快。农村省际间收入差异对中国农村收入的总体差异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农村非农化是以区域性扩散为主要特征的。
2、农村区域间与区域内收入差异的贡献
我们利用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调查的1988和1995年两年的数据和泰尔指数对省际间和省内的不平等进行分解，分析其区域内与区域间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比较两年不平等贡献的变动。
泰尔指数的公式(Theil index)如下：
泰尔零阶指数 I[,0]=(1/N)Σlog(m/y[,i]
总不平等指数＝组内不平等+组间不平等
I[,0]=Σ[,k]v[,k]I[,0k]+Σ[,k]v[,k]log(1/l[,k])
(A)
(B)
在这里v[,k]是第k组的人口比例；I[,0k]是第k组零阶泰尔指数；m是平均收入；y[,i]是第i个样本收入；l[,k]是第k组的平均收入。
我们根据上述公式将总体不平等分解为组内和组间不平等，从表2可以看出：(1)总体不平等指数从1988年到1995年上升了48%，其中省内收入差异在两年中均占主导地位，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分别为1988年的78%和1995年的69%。(2)省际间收入不平等指数上升快于省内不平等指数的变动，省际间收入不平等增长了106%，而省内不平等指数仅增长了31%，省际间收入差距的贡献增大，从1988年贡献的22%上升到1995年贡献的31%，省际间的收入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区域性因素对收入的影响
我们在这里以1995年的数据建立农村居民收入函数，分析中国区域因素对农村家庭收入差异的影响。收入函数模型公式如下：
lny=a+Σb[,i]*r+clnlabor+dlnp+dlnland
式中：y 为农村家庭全部可支配收入
r 为各个区域亚变量
labor 为家庭劳动力
p 为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
land 为家庭生产性用地
式中的亚变量系数b[,i]通过公式exp(b[,i])-1就可换算成为该变量与省略变量收入的相对差距，也是该变量的收益率。
此外我们利用上面的收入函数对农村家庭的农业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进行计算。在计算工资性收入时，由于工资性收入与劳动力有关，而与家庭经营中的土地和固定资产无直接的经济相关性，因此在解释变量时仅包含了区域性特征和家庭劳动力变量。
模型变量的参数基本通过显著性检验（篇幅限制，模型结果省略），亚变量的参数意义为当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该变量与省略变量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从参数上能较好地看出仅仅由于区域性因素对收入决定的影响。地区性亚变量分类为：按省分类，按地理条件分类，按政府划分的地区性质分类，主要包括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区和贫困地区，按城市作用分类。我们对比三个模型可以看出：
1.省份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从省际间看，省略的省份为甘肃省，该省的人均收入为全国最低。从模型参数看，可支配收入函数中除了陕西省亚变量系数估计值不显著以外，其他省亚变量参数均显著性高。从符号上看，所有省的符号都为正，说明各个省份的家庭可支配收入都高于甘肃省，其中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非常高，北京高出甘肃为2.92倍，广东高出2.51倍，江苏高出1.56倍，浙江高出1.27倍，这说明一个农户仅仅因在北京，就将比他们在甘肃省的家庭可支配收入高出292%，省的作用是明显的。我们看农业收入函数，北京和山西两个亚变量的估计系数的t检验是不显著的。发达省份与省略的甘肃省在农业收入上的差距明显低于总收入的差异，如江苏比甘肃省在农业上收入高80%，浙江高59%，远低于这些省份带来的总收入差异。相对来说，中等收入地区的省际作用则是明显的，如江西、湖南和湖北三省高于甘肃74%、65%和76%，该值均高于其在总体收入上与甘肃差异的值。说明这些省份与甘肃收入差异来自于农业收入。透过工资收入函数可以看得更清楚，发达地区对非农收入的影响明显高于其在总收入上的作用，北京为甘肃的7.22倍，广东为4.19倍，江苏为3.15倍，浙江为2.39倍。可以看出，发达省份在非农业收入的影响远远高于其在农业收入上的影响，也高于他们对总体收入的影响。辽宁、河北、山东和山西的非农收入作用也比总收入作用高。与此不同的是除了上述省份外，吉林、安徽、江西、河南、四川和陕西六个省亚变量的估计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另外的几个省份对非农收入的作用都低于对农业收入的作用，这些省份与甘肃的差距主要在农业，他们之间相互的差异也来自于农业。而发达的省份则完全不同，他们与甘肃的差异来自于非农业收入，他们之间的收入差异也主要来自于非农收入差异，而不是农业收入。
2.地理性因素的影响。我们将山区作为省略项，可以看出地理性因素对全部收入和农业收入的作用是显著的。从总体收入看，平原地区比山区收入高23%，丘陵比山区高9%。从农业收入看地理性因素的作用也非常显著，平原地区的农业收入比山区的农业收入高29%，丘陵地区比山区的农业收入高10%，都高于家庭总收入，可见地理性因素对农业收入的作用高于对家庭总收入的作用。相反，地理性因素对非农业收入的作用是不显著的，非农业收入与纯地理性因素并不直接相关。
3.经济性区域的影响。除以地理性划分区域，中国还采用了多种经济或政策性标准划分区域，主要包括老区、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贫困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等几种划分。我们可以看到，老区的系数估计值在三个收入函数中都是显著的，符号都是负的，表明老区比非老区的区域收入都明显的低。边区在三个模型中都是不显著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可支配收入和农业收入函数中是不显著的，在工资收入函数中是显著的，模型中的符号是负值表明少数民族地区收入较非少数民族地区收入低，特别是对非农业收入影响很大，可见少数民族地区最重要的问题是非农收入。贫困地区对收入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三个模型都通过检验，符号均为负，贫困地区在总收入、农业与非农业收入上都低于非贫困地区，农业的差异为15%，而非农业的差异高达39%。大中城市郊区对收入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有趣的是其对农业收入的作用是负的，而在非农方面是正的，也高达16%，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发展主要是靠非农活动，而不是农业。
四、中国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正如前面收入函数所计算的那样，区域性因素对收入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但省份变量对于农业、非农业的收入的影响是不同的。我们再利用1988年和1995年调查的横断面数据对省平均收入与各个省农村家庭人均收入进行分解，分析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各个收入来源对农村区域差距拉开的贡献。
按收入来源分解总体收入不平等的方法是依据公式：G=Σui*ci，式中G为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ui为第i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ci为第i项收入的集中系数或称为拟基尼系数，意思是指它不是按自身的大小进行排序，而是按可支配收入排序后的顺序计算出的。通过对可支配收入的分解分析，可以得出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各个收入来源的贡献情况，各个收入来源的贡献g=100*(ui*ci)/G。
我们根据19个省农村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基尼系数，并对它的收入来源进行分解，得出省际间收入差异及其引起差异变化的来源贡献（见表3）。从表中可以看出，1995年与1988年相比总的区域间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从0.18上升到0.26，上升了44%，增长非常快。拉开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工资性收入的上升，且贡献从1988年的0.34上升到了1995年的0.55，上升了57%，取代了1988年的家庭经营收入的位置。家庭经营收入来源的贡献从1988年的49%，下降到1995年的31%，说明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经营模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注：1988年与1995年在家庭经营收入项目中的分项指标上设置不同，1988年没有分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1995年在家庭经营中的农业收入里已经包含了自我消费项目，固不再计算自我消费项目了，但农业收入里计算的自我消费是按统计局的口径进行计算的，与我们完全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口径是不同的，在这里计算自我消费主要是与1988年进行比较。
各项收入来源的集中系数大于总收入的基尼系数时，即ci＞G，说明对总收入不平等具有扩大效应，集中系数越大则扩大效应越大。在表中我们可以排出大于基尼系数的集中系数的大小序，1995年第一位的是工资性收入，第二位的是财产性收入，第三位是自有住房估价收入，第四位的是家庭经营中的非农收入，他们未来在总收入的比重提高，会加大收入差距的不平等，而这四项收入中特别是工资性收入、财产收入上升快，他们是收入结构未来变化的方向，因此收入差异会进一步扩大。
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变动性分析（注：运用基尼系数进行两个时期的结构和集中系数模拟分解的方法在约翰·奈特、李实、赵人伟(1997)及阿齐兹·卡恩(1997)提交的香山收入分配国际工作会议上的论文中得到运用，这里根据他们的方法进行政策和集中系数作用变动的模拟分析。），从基尼系数计算公式上看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由于各个收入来源的比例发生变动引起的收入差距变化；另一个是由于各个收入来源本身集中系数变动造成的总体基尼系数变动。我们假定1988年基尼系数不变，乘于1995年的收入来源比例，我们可以得到由于收入比重上升而引起的不平等变化，Σ(1995ui)(1988ci)=0.226，说明仅仅由于结构变动基尼系数就会从1988年0.18上升到0.23，提高了0.05，占总体提高的0.08的70%弱。假定按1988年的收入比例，仅是集中系数变动，即Σ(1988ui)*(1995ci)=0.199，比1988年的0.18提高了0.02，占总体不平等提高的25%。对比1988年和1995年区域间收入差异变动看，结构变动的作用大于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作用，结构的作用占据了主导作用。
我们对总体农村区域间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的分解分析得出，非农收入是拉开省际间收入差异的最重要的因素。而且农户收入非农化的结构变化主导着收入差距拉开。
五、区域间收入差异中的乡镇工业“工资”和“就业机会”不平等
农村非农化，特别是乡村工业化对收入差异拉开的影响，实质上包含了两个因素，一是乡村工业化给农村家庭带来的较高的工资性收入高低对家庭收入差异的影响；二是乡村工业化进程差异所导致的就业机会不平等对农村家庭的收入所造成的影响，即农户能否参加到工业化中去，能否获得乡村工业带来的工资性收入。这两个因素合成农村工业化收入对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差异的影响。
传统的收入差异分析的方法主要是假定工作性质的一致性，因此一般只使用收入不平等指标。中国农村在传统农业部门，完全可以假定工作是同质性的，但对于农户能否参加到工业部门，则实质上存在着参与机会的不平等和工资本身差异的不平等，仅仅用收入衡量是不完全的。我们用公式表述：
Aryw=Awage*IN/N
式中Aryw为家庭人均工资收入；Awage为家庭中从事工业劳动力成员的平均工资收入；IN为家庭中从事工业劳动力人口数；N为家庭总人口。式中的IN/N又可视为家庭中在工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也可以看作是该家庭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就业机率。
根据上述公式，对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进行不平等计算和分解，方法上可以采用基于收入对数上的变异过程分析(ANOVA)(Fields,G.S.1979)。可以看出，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的不平等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从事工业劳动力成员的平均工资收入的差异，另一部分来自农村家庭中劳动力在农村工业部门就业机会的差异。
从两种差异变化的方向看，工资差异加大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市场竞争加剧引致的企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企业的升级必然对高素质劳动者产生较大的需求，包括受教育程度高、工作经验等，而高质量的工人在农村供给较少，因此受到需求因素的影响，工资价格上升快，如果一个地区比较普遍地出现了这种企业升级的要求，则该地区的乡镇企业工资就上升快。而另一类地区，乡镇企业正好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仅仅需要简单劳动力，劳动力供给充分，因此工资水平会被压低，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工资水平可以一直维持较低的收入水平，这类地区的工资水平就会保持低工资，这就可能引起了地区间乡镇企业的工资差距程度提高。从就业机会差异看，就业机会会越来越均等，这主要是因为工业化是一个过程，随着发达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其发展趋于稳定，而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速度则会明显加快，落后地区通过若干年的工业化发展，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就业机会会逐步均等化起来的，从而实现全国工业化目标。在就业机会均等化后，收入差异主要就来自工资的差异。当然就业机会均等化的速度取决于各地区工业化发展的收敛速度，包括地区工业化发展速度收敛性和地域规模。而工资差异的扩大化速度取决于农村产业结构变革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和高素质劳动力供给来决定。
是否有参与到工业化进程的机会实质上是农村劳动力中工业收入与农业收入差异的具体体现。特别是在区域研究中，参与到工业部门的就业机会不平等表现得更为显著。发达地区主要是乡镇工业化发展的水平高，就业机会非常多，家庭从工业活动中获得的收入远远高于农业收入，而欠发达地区，农村工业化水平发展迟缓，就业机会少，农户很难从工业化中获得工业收入，从而表现为工业性收入导致了地区差异。
工业化进程是各个区域收入差距拉开的长期性因素，通过短期政策是难以调整这种差异的变化，正是由于这种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的特征才导致了区域收入差异的拉开，拉开的实质不是在于乡镇工业收入差异本身，而是能否获得工业收入的机会成为拉开区域差异的更根本的原因，这种机会上差异的背后表现为工业与农业收入的差异。
在台湾由于工业化进程快，地域小，在大致4年的时间里，工业化的扩散已经充分地吸纳了农村劳动力，因此农村劳动力在加入到工业化过程中的机会可以视为平等，而劳动密集性企业的工资有均等化效果，所以工业化似乎直接表现为具有了收入均等化。
在中国直接运用上述模型进行经验分析，缺乏比较完备的数据，在这里我只能就这一命题提供工资差异和就业差异的数据说明（见表4）。我对1995年的数据进行分类研究，(1)我们根据职业类型划分出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作为计算个人从乡镇企业中获得工资收入的组，并扣除没有固定收入者，从而计算出这些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从工作单位领取的固定收入（包括工资、奖金、补贴等）的月平均额，以此分析区域间工人工资差异，根据表中省际间普通和技术工人月平均工资收入计算出省际基尼系数为0.14，可以看出仅仅就工业部门内部的收入差异看是非常之低的。(2)根据职业分类我们选择出扣除“农户”和“不工作或不就业”的样本，确定他们为非农劳动力。再选取16-60岁的男女劳动力，扣除“残疾或慢性病，不劳动（工作）”以及“在校学生”，作为劳动力样本，从而分别计算出普通和技术工人和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这两个比重的省际基尼系数分别高达0.628和0.47，说明工业或非农业就业机会上的差异很大。
仅仅从乡镇企业的工作收入的省际差异看，其基尼系数0.14小于区域间家庭人均收入差异，说明如果各个区域的农户可以普遍就业于乡镇企业，获得乡镇企业普通或技术工人的固定收入的话，区域间的收入差异应该是缩小到工资收入差异的状况。可见现阶段真正拉开收入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在区域间工业化进程差异导致的就业机会的差异上。发达地区的农户家中的劳动力除了在农业上工作外，有很大的机会到乡镇企业或参加到非农产业中去工作，获得乡镇工业或非农产业的收入。而不发达地区，乡镇工业和非农产业不发达，农户中的劳动力很少机会能获得乡镇工业的收入或非农产业的收入，从而导致区域间收入差异的拉开。
六、区域差异未来变化趋势分析
我们上节分析了农村家庭工资性收入的差别来自于劳动力工资差异和非农化提高的就业机会差异。从变化趋势来看，农村非农化，特别是农村工业化进程是会不断进行的，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也会逐步加快，因此就业差异将逐步缩小，随着就业差异主导的区域收入差异的时期结束，工资差异将成为地区差异的新主导，如果工业化基本是采用劳动密集型企业，则工资收入差异不会很大，而且会起到收敛区域差异的因素。但是如果由于市场竞争等因素，农村工业化快速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换，工资性差异必然会加大。
中国1995年农村非农劳动力比重为28%，比1988年22%提高了6个百分点，农村工业劳动力就业比重1995年为8.82%，仅仅比1988年的8.52%提高了0.3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农村的非农化，特别是农村工业化进程非常缓慢，因此就业差异主导区域收入差异的过程需要相当的时间。
我们利用统计局的资料计算了中国农村区域乡镇企业工资差异和就业机会差异的状况，分析了变化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1)就业机会上的差异有所缩小，1988年省间的就业机会基尼系数为0.48,1995年为0.46，有所下降，与我们分析的趋势是相同的，即落后地区的农村非农化进程加快，而发达地区变化相对小；(2)工资间差异拉大，而且拉大的速度很快，1988年乡镇企业职工月平均工资的省际间基尼系数为0.12,1995年上升至0.28，基尼系数扩大了1倍多，令人非常担忧，它会加速扩大区域间收入差异。
中国区域差异在现阶段主要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有通过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才能最终改变收入差异。
七、结论和相关政策
1.中国农村收入差距0.416已经达到了亚洲最高水平(Khan,A.R.1997)，而这一收入差距来自区域内和区域间，其中区域间的收入差异对总的不平等贡献是在加大，已经从1988年的17%增加到1995年的32%，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加快。
2.区域间收入差距的加大最重要的贡献者是区域间工资性收入的不平等。工资性收入的不平等背后体现的是区域间农村非农化，特别是乡镇工业发展的差距，更体现为各个区域间农村非农化就业机会上的不均等，这种不均等远远超过了工资收入的差别。
3.正是因为拉开区域间收入不平等的核心原因是农村区域间的农村的非农化，特别是工业化不均衡发展，因此解决区域不平等的核心问题是发展农村的非农化，特别是乡镇工业，而一般意义上的短期缩小收入差异的方法是不适合的。只有当区域间工业化水平相当时，乡镇企业的就业机会较为平等后，而工资性收入又具有均等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时，区域差异的扩大才能收敛。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村现在的工业化中就出现了较大差异的工资收入，这是不利于中国区域均衡发展的，这可能与过度发展资本和技术型乡镇企业有关，需要政策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