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政治何以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识码：A
目前，人们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哲学、经济学、科学技术的层面上，创建了生态哲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科技等知识体系。但是，对政治与生态环境危机之间的关联研究较少。其实，可持续发展既是一种理论，一种运动，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社会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政治结构必将发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导致构成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的具体内涵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可以说，生态政治概念的提出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贯彻，就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诸要素同环境问题相互整合与渗透的结果。
一 生态政治产生的背景
1.环境问题的产生与政治有关
从表观上看，生态环境问题是由生态环境发生了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变化引起的，与政治的关系不大。但是，如果我们分析这种生态环境变化的起因，就会发现，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是由人类在制度框架下进行的社会活动引起的。有什么样的制度框架，就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也就有什么样的环境影响。当今世界范围的环境危机是与政府的政治决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以土壤退化问题为例。土壤退化是一自然变化，它的发生可能由自然因素引起，也可能由政治因素引起，甚至由两方面因素共同引起。如果是由政治因素引起，则可能是由于这一地区属于贫困地区，穷苦的人们只能直接依靠土地为生，日复一日地过度开发土地资源，从而使土地肥力减退、土壤的生产力下降；也可能是由于国家不恰当的政策规定导致土壤退化，如没有确定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导致土地共用，被过度作用；没有给化肥、农药等以恰当的定价，甚至国家为了刺激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实行国家补贴政策，给农用品以较低的定价，促使农民超量使用农药化肥，以提高粮食产量，从而造成土壤污染、土壤肥力减退等土壤退化现象……
在这里，土壤退化就和政治紧密关联。从土壤退化的现象中折射出了与之相关的多种政治现象，反映的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环境变化不仅是一自然过程，而且是一社会过程。作为社会过程，它与人们的日常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紧密相连。
2.环境问题的解决与政治相关
既然环境问题的产生与政治有关，那么，要解决由此引起的环境问题，就要动员公众、政府、国家乃至国际社会行动起来，改变相关的政治制度、政策框架，建立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用一种新的眼光，实施一种新的发展战略，建立一套新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关系来解决环境问题。
如对于上述土壤退化问题的解决，就需要政府具体分析是哪一类具体政治原因引起的，然后对症下药。如由脱贫方式引起的，那么就要调整脱贫战略，走脱贫与环保协调发展之路；如由土地所有权引起的，则政府应明晰土地财产权归属，强化土地使用权，明确土地的继承权，以利于土地保护；如是国家补贴或农产品定价偏低引起的，则需要政府制定适当的政策，处理好定价、粮食生产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退一步说，即使环境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学的、科学技术的、人们思想观念上的，而非政治上的，环境问题的解决还是需要国家政府采取措施，调整政策，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科技、文化战略。一句话：“为了协调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人类社会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变革起因在于生态，但变革本身在于社会和经济，而完成变革的过程则在于政治。”[1]
3.环境问题可引发政治动荡
在人类历史形成过程中，环境的作用是极其复杂的。虽然我们不能认为环境对社会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环境的急剧变化，确实可以带来不良的社会后果，引发政治冲突。
1815年春天，印度尼西亚松巴瓦岛上的坦博拉火山爆发了。火山爆发造成约一万人死亡，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又有将近8万2千人死于饥饿和疾病。而且喷射入空中的火山尘埃弥漫到整个大气层，减少了投射到地球表面的太阳光线，致使气温下降。
气温下降影响到了欧洲。在新英格兰，1816年6月普遍降雪，整个夏天都有霜冻。从爱尔兰经英格兰直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从5月至10月几乎不间断地下雨。这种恶劣的气候致使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后果：粮食歉收，乞丐成群，由此引起政治动荡，激发了席卷欧洲大陆三年的革命。在法国，政府倒台，保守的黎塞留公爵应邀组织新政府；在瑞士，犯罪现象像瘟疫一样蔓延；在德国，爆发了其近代史上第一次反犹太人骚乱……所有这一切使欧洲社会几乎崩溃。
而今，人类可能将再一次面临气候巨变的威胁。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效应造成的，而非自然的。有关专家预测说，如果人类不采取有力对策，迅速抑制地球变暖，那么到2050年全球海平面将升高30厘米至50厘米，世界各地海岸线的70%将被海水淹没。巴基斯坦国土的五分之一、尼罗河三角洲的三分之一以及印度洋上的整个马尔代夫共和国都将因海水升高而被淹没；东京、大阪、曼谷、威尼斯、彼得堡和阿姆斯特丹等许多城市也将完全或局部被淹没。这必将使数以亿计的人民流离失所。这些人到哪里去呢？将产生什么政治冲突呢？“没有夏天的1816年”告诉我们，即使面对较小的全球气候变化，人类社会就已经难以承受。当人类可能要去面对海平面所导致的数以亿计的环境难民时，其对社会政治的冲击肯定是非常巨大的。
为了政治的稳定、社会的繁荣，人类应该立即行动起来，改变人类行为的现行模式，防止生态环境危机的发生。
4.环境问题日益政治化
由于生态与政治的紧密关联，更由于全球生态危机致使适应人类生存的空间日益缩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日益受到威胁，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协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念，导致了环境问题日益政治化。
(1)公众发动“绿色政治运动”
本世纪70年代初，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一个以市民为主体，以保护生态平衡、保障妇女正当权益、反对战争和核军备、争取维护世界和平等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政治运动。这就是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所称的“绿色政治运动”。这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的公众已经行动起来，利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力，通过社会政治活动以迫使政府和社会采取措施，维护公民所应有的环境权。
(2)“绿党”登上历史舞台
绿党是绿色政治运动的产物。它既在其中产生，又在其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它的目的是利用“绿党”这一“工具”，试图通过参政改变本国政府破坏生态环境的政策，实施自己的生态政策；引导和组织具有强烈生态保护意识的公民参与政治过程，影响生态的政治决策，使公民获得“生态政治效能感”，使生态的政治影响规则化。
在政党发展史上，绿党是一新生儿，成立才十几年时间，但是，对于由环境保护运动起家的绿党而言，却在这短短的十几年中引发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成为改变价值观和生活形态的代名词，成为既存政治的挑战性力量。澳大利亚著名的绿色运动分子鲍勃·布朗和彼得·辛格在他们1996年发表的《绿党》一书中指出，“绿党已经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兴起”，“绿党是二十世纪后期唯一重要的新的政治力量。绿党已经在全世界发挥影响作用。绿党有新的视野和观念，正在作为旧的政治秩序的替代物而迅速兴起”。
(3)环境问题进入政府机构
大约在1988年以前，尽管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尖锐，但是，生态政治在政界仍然不被人们接受。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不强调环境问题，担心环保会对经济增长和全球竞争产生负面影响；东欧各国出于政治的偏见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环境恶化；第三世界各国政府则声称，从历史考虑，环境问题归因于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应该承担解决环境问题的责任。
1988年之后，情况有所改变。“绿色政治运动”的深入、“绿党”力量的壮大、民间环保组织的建立、国际环境公约的签署、大众传播媒介以及公从对环境问题的聚焦等，日益强化了环境问题的政治化，促进了社会结构调整。逐步使环境保护制度化，使社会具有保护环境的内在机制。绝大多数国家政府一改过去制定政策时完全不考虑环境的做法，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及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并将环境保护目标列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通过环境保护机构，负责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做好综合平衡。
不仅如此，在生态运动的强大压力下，环境问题成为社会中心问题，环境问题进入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活动中，使政治带有浓重的生态保护色彩。如田中角荣提出了《日本列岛改造论》；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开始执政时对环境保护持消极态度，但到后来纷纷争夺国际环保的“主导权”；科尔坐环保车参加国际会议；戈尔主张制定全球环境马歇尔计划等。
这一切表明，环境问题正由政府及其领导人政治决策的边缘移向中心，成为社会政治行为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4)环境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的一部分
全球环境危机日益严重地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各个国家行动起来，积极配合，保护全球环境，否则，任何国家都不能以任何途径单独地逃脱全球性生态灾难的惩罚。为此，需要主权国家以及国际社会思考的重心更多地倾斜于环境外交、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地区环境关系、国际环境公约的鉴署与履行、环境与国际投资等方面，以解决全球环境危机；需要各国政府重新审视传统的国际政治关系，在国际政治关系的中心命题中给“生态与人类生存”以应有的地位；必须为国际关系注入一整套全新的观念和行为准则，对军事实力的追求让位于对综合国力的追求，对国家利益的片面追求让位于对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追求；必须转变国际政治关系运行机制，以平等参与代替大国霸权，以协调合作代替对抗冲突。一句话，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正日益渗透到国际政治之中，成为国际政治的一部分，并由此将国际政治由工业文明时期相对于环境保护的失衡架构转变为有益于环保的生态文明的制度架构。
总之，生态与政治的关联日趋紧密，“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对现有政治经济结构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2]为此，需要我们全面而深入地考察生态问题与政治之间的各种关系，建构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政治体系，将人类社会推向前进。否则，环境问题“只能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次上，甚至不能成为一个话题。[3]环境保护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这些是生态政治得以成立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研究生态政治的根本原因。
二 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
既然生态政治是考察过去以及现在的政治体系在造成人类目前面临的生态危机中的作用，以及为了克服这一危机，人类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政治体系，那么，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什么呢？
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就要阐明政治的主要内涵是什么？这些内涵包括哪些主要内容？这些内容与环境问题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政治属于上层建筑，主要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并随着社会公共利益的分化、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复杂的变化，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解决着每一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由于人们在不同的时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的，因此需要政治发挥作用的侧重点、着力点就会有所不同，从而人们对政治进行解释时所强调的内容就不同，于是就形成了对什么是政治的各种各样的回答。”[4]
不过，不管怎样，政治的基本内容是不变的，即列宁所讲的“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也就是确立社会发展道路，确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研究生态政治，就要研究这些方面与生态环境危机的产生及其解决有什么样的关联，然后进行正确的抉择，对原有的政治体系进行相应的改造。
1.选择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以摆脱生态环境危机
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迫使人们反思传统的社会发展观，寻求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可以说，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道路是人类摆脱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的必然选择，是生态环境危机对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新形式的环境决定论。
既然生态环境危机的解决需要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那么这样的道路在资本主义国家行得通吗？如果行不通，则应该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呢？
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实际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需要政治方案与此相对应，而且需要选择相应的经济方案。对于发达国家，他们走的是“先发展经济，后保护环境”、“先发展、后治理”之路，并且已经基本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比较良性的循环。对于发展中国家能走这条路吗？这条路走得通吗？如果走不通，则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2.对市场体制和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以利于环境保护
在一切社会形式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必以经济活动为前提。在人类的所有活动中，唯有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危机的产生及其解决关系最密切。因此，结合环境问题对经济活动的反思必不可少。在这方面，环境经济学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环境经济学中的“经济”一词突出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的是经济系统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从而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在政策上提供正确的理论依据。不过它没有或较少涉及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环境保护的影响，较少结合环境保护对市场体制以及国家干预进行全面的评价，为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分析。
我们知道，市场体制有优化配置资源，保护环境的一方面，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市场体制不具有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另一方面。实际上，市场体制相对于环境保护存在道德失灵、自然资源管理失灵、自然价值的定价失灵。为此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干预校正。但是，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对环保的市场失灵的干预也存在失灵现象，政府对经济的宏观干预也存在不利于环保的方面。因此，在强调政府干预校正环保市场失灵的的同时，要求政府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完善和强化有益于环保的政府干预，避免政府干预的环保失灵非常必要。总之，应该将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宏观调控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节市场的基础作用，以保证人类在经济活动中保护环境。
3.建立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解决全球环境问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等将全球联结在一起，地球变小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紧密了。环境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可以说是加强了这种联系。由于一国的资源利用、环境破坏可以跨越国境，影响他国乃至全球，而地区和全球资源环境问题需要世界上每个国家积极合作，共同努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以解决。因此，环境问题及其解决将日益渗透到各国对外关系中，需要改变国际政治中的一些现有概念，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如主权国家如何面对生态环境危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以建立新的国家环境安全？主权国家如何面对全球环保对国家主权的弱化？主权国家如何调整国家利益以符合全球环境保护？……该是到了建立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建立全人类之间的地球伙伴关系的时候了。
三 生态政治的恰当定位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生态政治主要是研究和处理政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除了与生态学、政治学有关外，还与环境经济学、人类生态学、军事学、哲学等有关。它把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统一整体，将建立可持续的社会、自然、经济作为其思考的中心，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变革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思维、政治活动，从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到政策操作层次，如政治民主、政治决策、政党参与等，再到国家权力的结构和分配，直到国家之间关系，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它把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的和谐发展视为己任，反思现有政治体系的欠缺并调整之，使之能够更好地调整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它“不以确保社会生态系统中自然、人、社会等某一单项指标的最优化为目标，而是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在社会意义上的最适化，即充分兼顾人、自然、社会各因素，使之以最合理的方式协调地、平衡地发展”。[5]因此，生态政治是对过去政治学的扬弃，是不同于以往政治的全新的政治。
1.生态政治是对传统政治学的扬弃
与政治学相比，生态政治是在通晓生态学的基础上，将人类放到自然生态系统的背景中，改造传统的政治知识及实践框架，以适应环境保护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持生态平衡。因此，生态政治接受了现代环境哲学、环境科技、环境经济学的先进思想，增强了它的科学性、先进性。它所要参考的政治因素很多，如军事的、经济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国家权力的、政府制度的、国际政治的因素等，但是，它的核心是在通晓传统政治学的基础上，运用政治知识更好地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对传统的政治知识及社会政治过程进行校正甚至重新建构。因此，生态政治既不是参照现有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来改造构建生态学知识体系，也不是参照生态学体系来建立一个使之更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类生态体系的政治学，即它不是“力图通过对政治──社会间生态关系的确立，在政治──社会关系上构成具有相互推动作用的生态回路”，[6]而是改造现有的政治学体系以使人类对自然的改造符合生态规律。
2.生态政治不回避斗争
与斗争政治相比，它并不回避阶级及其斗争。相反地，它提醒人们，斗争哲学远没有结束，要与破坏环境的行为作斗争。巴西亚马孙地区的门德斯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组织并领导着采胶人，以有利于保护雨林的生活方式从事生产活动。但是，土地所有者们为追求商业利益，要把这片森林推平或烧毁以便用作临时牧场。为了保护这片森林，门德斯和那些采胶人一次又一次试图阻挡推土机开进雨林，并拒绝让那些破坏者们穿过雨林去点火烧毁附近的林地。这是向土地所有者的财富和权力发起的挑战，这激怒了土地所有者们，他们杀害了门德斯。
实际上，在保护环境的运动中，被迫害甚至杀害的并非门德斯一人。许多不如门德斯知名的环保活动家也遭到威胁甚至杀害。
他们的血没有白流，门德斯在采胶人运动中的同伴发誓要继续同毁灭亚马孙地区的行为作斗争；国际社会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一地区。这些都在实践着门德斯的生前愿望：“如果天使下凡并保证我的死亡能使这一斗争发展壮大，那么这倒是一个公平的交换。”
3.生态政治以民主政治为基础
与民主政治相比，它们都赞同公民政治生活的主动参与，主张公民有获得环境权的权利，主张社会的法制化以及决策的科学化，主张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可以说，生态政治是以民主为基础的。民主政治是生态政治的前提。但是，当前在许多国家，民主政治体制并不完善，贪污腐败之风盛行，政府的决策者们被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控制，为了自身以及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践踏民主，损害广大公众的利益，造成环境破坏。
80年代末，马来西亚沙捞越的几千名本地居民手挽手组成一道人墙，封锁了深入热带雨林的伐木通道，竭力阻止某些外国公司对雨林的毁灭性砍伐。作为政府，本来应该站在本地居民一边，履行其职责，保护环境，但是，调查表明，主管森林的政府官员们从那些想毁灭森林的公司那里接受了钱而做出让步，将采伐热带雨林的特许权出售给了那些公司；并且，通过一项法令，宣布封锁伐木通道为非法，从而造成那里的森林迅速消失，水土流失严重，人民生活悲惨，引发了全世界的抗议浪潮。
这是贪污腐败既损害民主、又破坏环境的一个例子。它充分说明：环境运动和民主运动必须相互结合。人类文明的未来有赖于我们对环境的管理，同样也迫切有赖于我们对民主的实行。为此，生态政治强调政治参与，力图实践它的政治主张，重视发扬基层民主，实行民主政治。它要求政府和政治家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环境保护，把更大份额的国家财政用于改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在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政治就是予自然以更多关切，以维护生态平衡的政治，是把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自然发展相统一的生态政治。
标签：环境保护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全球环境问题论文; 环境保护措施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生态学论文; 环境科学论文; 环保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