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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从1933年自印出版第一本诗集《烙印》以来，几十年歌声不辍，先后有近30本诗集问世。有人曾指出：“他的诗歌，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时期，好象一个交响乐的四个乐章。第一，激情的快板；第二，深沉的慢乐章；第三，谐谑调；第四，欢乐颂。”〔1〕不管这样概括是否完全合理，但将其明确划分为四个时期， 却大体上可以说明诗人创作的阶段性和变化性。对臧克家诗歌的研究，也首先是围绕这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时期，包括《烙印》（1933年）、《罪恶的黑手》（1934年）、《运河》（1936年）和抗战爆发后他辗转抗战前线写下的《从军行》（1938年）、《泥淖集》（1939年）、《淮上吟》（1940年）、《鸣咽的云烟》（1940年）、《向祖国》（1942 年）、 《古树的花朵》（1942年）、《国旗飘在鸦雀尖》（1943年）等诗集。《烙印》一问世，立即得到了评论界的重视，曾一连出现过近10篇有影响的评介文章。闻一多指出：“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顶真的生活的意义。没有克家的经验，便不知道生活的严重。”〔2〕茅盾指出：“全部22 首诗没有一首诗是描写女人的‘酥胸玉腿’，甚至没有一首诗歌颂恋爱。甚至也没有所谓‘玄妙的哲理’以及什么‘珠圆玉润’的词藻！《烙印》的22首诗只是用了素朴的字句写出了平凡的老百姓的生活。”“在自由主义者的诗人群（如果这‘群’字不算夸大），我以为《烙印》的作者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因为他不肯粉饰现实，也不肯逃避现实。”同时，茅盾以《变》为例指出：“不‘逃避现实’是好的；然而只是冷静地‘
着变’，只是勇敢地‘忍受’，我们尚嫌不够， 时代所要求于诗人者，是‘在生活意义上更重大的’积极的态度和明确的认识”，“他的诗缺乏一种‘力’，一种热情。”〔3〕后来的评论者对《烙印》思想意义的认识，尽管不断丰富，时有深化，但基本点上并未与闻一多和茅盾的形成对立。张惠仁指出这些诗作的四大艺术特色是：“以丰富生动的形象表现诗人的思想感情、力避概念化和空喊口号”；“含蓄而不晦涩，内蕴而不肯‘一泄无余”；“着意继承我国古典诗歌炼字造句上的传统经验，运用于新诗的写作，从而形成精炼、朴素的民族化诗风”；“探索新诗的格律形式美，尝试着部分地实践闻一多‘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要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匀齐）’的主张，因而形成了相对谨严的格律形式，有别于任意跑野马的分行散文似的诗作”〔4〕。 评论者几乎公认：在当时远离现实、苍白空虚的颓废诗风遭到读者厌弃的时候，《烙印》以坚实的内容和精炼谨严的风格，为新诗带来了新的生机。不久出版的《罪恶的黑手》，同样受到好评，有人认为它“比起《烙印》来有明显的进步”，表现在“表现形式上较洒脱，音节雄健；在内容上更趋向实际”和“深刻”。〔5〕这种认识是较有代表性的。 也有的研究者特别看中了这些诗作的“乡土味”，袁忠岳指出，臧克家是乡土诗的“始作俑者”，他的诗歌具有浓重的“乡土味”。其乡土味主要透过两点表现出来，一是对自然与人文两个方面进行本乡本土的描绘。二是对故乡环境、人物、生活的个性体验。〔6〕台湾诗人兼批评家高准也指出， 他“初期的作品朴素而含蓄精炼，其写农民形象与乡村景色的作品，也都甚有特色，是杰出的‘乡土诗’”。〔7〕许多评论者还指出， 从《烙印》到《罪恶的黑手》，确立了臧克家在新诗坛的地位。
对于臧克家的抗战诗，在总体上，评论者大都予以肯定，认为它尽管由于战时的紧张而未能从容构思、精心推敲，却以明朗乐观的情绪和高亢的基调，为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而战，实践了作者的爱国誓辞。但对长诗《古树的花朵》，却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古树的花朵》在抗战的意义上说，它的存在是有很大价值的。一方面它象一面镜子表现了抗战，反映了抗战，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很宝贵的教训，唯有发动民众参加抗战才能求得胜利，唯有团结抗战才能确保胜利。再一方面，因为史实的动人，范筑先这英雄老头子的壮烈牺牲，以及他儿女的英勇行为，更鼓励着多少人心，这一精神力量，真不啻为抗战阵营凭添了千万生力军呢！”〔8〕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该诗创作时， 正当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反共高潮之中，在长诗中“对于蒋介石政府的认识不符时代实际，真正的抗日力量也未得到表现。这些极大地影响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性。”〔9〕另外，还有人嫌它“写得较散漫， 既有写得太实的不足，也有感情浮泛的弊病”〔10〕。也有人着重从人物的刻划不是“有血有肉”，材料的剪裁欠妥、细节的描写不能紧扣主题、炼字的“反而弄乖了总体”等方面否定了《古树的花朵》的艺术成就。〔11〕
第二个时期，主要是指作者在离开战火的地带（从河南叶县寺庄到重庆，生活环境较为安定和幽静）所创作的《泥土的歌》（1943年）。诗人自己曾多次流露出了对它的喜爱，把它的《烙印》称为自己的“一双宠爱”，是“全灵魂注入的诗”。〔12〕但评论者却褒贬不一。它问世不到一年，有人就断言：“这朵诗的花，虽没有‘伟大’（过去作者在拼命追求着的），但它却有比‘伟大’更永久真实的生命。”〔13〕这“慢乐章”里奏出的“是深沉而动人的音乐。”〔14〕后来，美国学者别因谈到《泥土的歌》时称作者是“当代中国诗坛上一个非凡的人。”〔15〕苏联学者契尔卡斯基写道：“这是一部十分个性化的集子：它平和，从容（在狂热的激动的诗篇之后）；它说真话，善良，形象；它自始至终都具有中国风格。”〔16〕香港司马长风认为，该集中《手的巨人》一首“最能表现诗人对农民的挚爱”，它“写农民的笨拙，却担负着民族的命运，面上虽有泥土，但也有风云，可使‘贵人’震颤，是改变历史的可怖力量。极深长有味。粗枝大叶的读者，不容易玩索出它的意趣。”〔17〕冯光廉、刘增人指出：“《泥土的歌》生动地写出了新时代到来之前这一历史时期农村生活的风貌，写出了旧时代一代普通农民的悲苦，从而显示出解放农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泥土的歌》正是从这里获得了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从而生发出对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助力。”艺术上它既“继承了《烙印》的传统和风格”，又较《烙印》显得“明快、清新”、“活脱自然，灵巧隽永”，“显示出作者艺术风格的成熟。”〔18〕默涵则对《泥土的歌》全然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诗人在作品中用“美丽的幕布遮住了血淋淋的现实”，对“压死了不做声，冤死了不伸诉”的无抵抗主义性格也一并赞颂，对农村火热的斗争“几乎完全没有感觉到。”作品对农村“只有一些浮面的不真实的描绘，只有一些纸糊的景色，只有一些滥调的重唱。”究其原因在于作者“实际上不懂得农村，不懂得农民，”“他的写农村和写农民，并不是因为他感受了在沉重压榨下的农村的苦难，也不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了蕴藏在农民中间的深厚的战斗力量。他的歌唱乡村，只是因为他厌恶都市，厌恶都市的咄咄逼人的高楼巨厦，而想把自己的有点儿脆弱的心安置到幻想中的平和静穆的乡村里去，到那里去寻求一点自欺的慰安。”作者采取的“完全是一种非现实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创作态度，纯粹是形式主义的玩弄词句。”这里，默涵不仅否定《泥土的歌》，而且有由此而否定臧克家全部诗作的倾向。〔19〕值得指出的是，臧克家由此而于1948年12月20日写下了《关于〈泥土的歌〉的自白》〔20〕，表示“甘心接受这批判”。以后国内的各种文学史大都对《泥土的歌》采取无视态度。
第三个时期是指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所写的政治讽刺诗，大都收在《宝贝儿》（1946年）、《生命的零度》（1947年）和《冬天》（1947年）里。对于这些诗作，在已经发表的为数并不多的评论文章里，尽管有的曾嫌它（主要指《宝贝儿》）“选取题材”还不是“多方面”，“而且大都是较为抽象的，只是概念地叙述一种政治精神”〔21〕，但大多数对它是肯定的。有文章主要从政治意义上肯定了它的价值，认为它不仅暴露了国民党那些所谓抗日“功臣”的丑恶嘴脸，鞭挞了国统区的黑暗现实，“起到炸弹和号角的作用，达到了教育人民鄙视无耻的敌人，唤起人们和那些垂死的然而却很凶顽的敌人作最后斗争的目的”，同时也是“研究解放战争时期白区社会政治面貌的珍贵资料。”〔22〕也有的文章指出，“这些讽刺诗的基调是愤激和冷峭”，并且有“深刻地揭示否定性事物的内在本质”，“长于选取最富于揭露性和说服力的事实，来戳穿谎言，剥去伪装”以及善于进行“美与丑”、“爱和恨”两种事物、两种情绪的对比等艺术特色，标志着臧克家诗歌创作的“成长和进步”〔23〕。有人则指出：“他的讽刺诗，是应该用《重庆人》、《人民是什么》（均收入《宝贝儿》—引者）两首来做代表的”，“他的讽刺诗和袁水拍的不同，袁诗是正面撞击，他是轻描淡写的讽刺”〔24〕。
第四个时期指全国解放后出版的《一颗新星》（1959年）、《李大钊》（1959年）、《忆向阳》（1978年）等十几部诗集。评论者几乎公认：臧克家是以极大的热情和喜悦迎来了祖国的解放的，对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制度的歌颂成为他本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调，几乎每个时代都可以听到他奏出的乐章。“诗歌的职责就是为时代发言，替时代发出声音。臧克家的作品是这样做了的”。〔25〕应当指出的是，研究者对这些作品的重视程度是远不如对他的前期诗作的，而且所发的评论大都系局部的、浮面的，缺乏整体的评判和深层的开掘。其中也有两点值得引起注意：一是对短诗《有的人》的评价，由于它多次被选入中学课本，评论和赞扬几乎没有中止，李继曾认为，它“语言朴实，感情真挚，字里行间饱蕴着对人生的咏叹，它揭示了一个人生哲理，可以说是时代的回声，阶级的强音，人生之歌！”“不仅在诗人自己的诗歌中是佼佼者，而且在当代新诗创作中也是攀上高峰的一个杰作。”〔26〕多数文章由于面向中学语文教学，表现出一般的介绍和阐释的特点；二是围绕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的诗集《忆向阳》，曾经发生过较为激烈的争论。首先提出异议的是姚雪垠。还在《忆向阳》的写作过程中，姚雪垠就于1975年1月25 日寄书臧克家说：“我已经读了你好多首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的小诗，希望你继续写下去。我已经说过我的整体印象，既肯定了这些小诗，但又觉得深度不足。”他希望作者能很好地反映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改造过程中的“思想感受”，“歌颂劳动生活的愉快”，以便“更有力地歌颂毛主席所引导的‘五七’道路。”〔27〕这里，姚雪垠有肯定，也有批评。1978年《忆向阳》公开出版之后，文艺界曾于当年接连发表了3篇完全持肯定态度的评论文章〔28〕， 认为作者“善于从平凡的生活里，发现不平凡的东西，于艰苦的生活中，挖掘出隽永的诗意。”这时，姚雪垠的态度和认识发生了较大变化，于同年11月25日写下了《关于〈忆向阳〉诗集的意见——给臧克家同志的一封信》〔29〕，全面否定了《忆向阳》。概括起来，姚文指出诗的主要错误在于：一是弹出“与时代不和谐的曲调”；“你的诗，恕我直爽地说，是按照林彪、‘四人帮’所定的宣传调子，歪曲了毛主席的号召，并且用歌颂愉快劳动和学习的词句去粉饰和掩盖当年那种‘五七’干校的罪恶实质……这难道是符合时代精神和人民心愿的么？”二是化妆了作者自己的“感情”：“你不仅没有唱出人民的心声，也没唱出你自己的心声。诗中的感情不是真实的，至少说不完全是真实的。”三是对生活“只写表面现象”，“不敢向深处着笔，不敢接触现实生活的本质。”姚文发表后引起了较大反响，有人肯定，认为这种批评是“中肯的，尖锐的”“说的是真心话，非常直率”，“在催动着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新空气”；〔30〕也有人否定，说姚文象“四人帮”的“棍声棒影”，并认为毛主席、周总理搞“五七”干校的“本意”没有错，“出版于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之后的《忆向阳》同党的路线不是相违而是相符。”〔31〕还有人认为“这本诗集是有真情实感的，在古典诗歌的继承与发展上，颇有些出神入化之笔，有的诗句（如‘菜花引蝶入厨房’等），道前人所未道，相当清新，缺点是反映干校生活比较片面，深度不够，‘牧歌’味浓了些。”〔32〕
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对臧克家的诗作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虽然早就有人在做，出现过象孔休的《臧克家论》（参见注〔13〕）、徐迟的《三十年——臧克家的诗歌》（参见注〔1〕）等文章， 但大体说来还是个别现象（而且由于受作家创作的时间的限制，其综合仍然系局部的），真正引起重视的还是近几年的事。魏绍馨的《臧克家与中国新诗运动》着重从文学史的角度探讨了臧克家诗作的价值，认为他是受五四新诗运动的影响而登上文坛的，又以“现实主义”的诗作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他的《泥土的歌》中的许多作品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以朴素精炼的语言真实地反映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北方农村苦难生活的不可多得的篇章。”〔33〕吕进认为，“从文体角度望去，臧克家是中国新诗文体建设的重镇”，而他对文体建设的主要贡献是抒情短诗，其抒情短诗主要以“含蓄蕴藉的抒情方式”、“素朴精炼的语言方式”和“谐和悦耳的音乐方式”为新诗文体建设提供了“参照”。〔34〕在对臧克家诗歌艺术的宏观把握上，一些青年学者的观点特别令人注目，章亚昕认为：“在抒情中融合叙事与哲理，是臧克家诗歌艺术的重要特点。究其原因，似与诗人主张新诗要博大雄健有关。”〔35〕龙泉明认为，“臧克家是以客观生活、主观情感、形式范畴三要素为框架来建构其诗歌美学系统的。在这个系统中，以客观生活为逻辑起点，经过各要素的组合，纽结、依存、转化、融合，最后进入现实主义。”〔36〕此外，吕家乡的《语言美——绘画美——流动美》〔37〕，探讨了臧克家抒情诗的形象构成，认为“从形象化的角度来看，臧克家的抒情诗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由情入理，把作者的人生感慨表现于零碎的语象；二、寓情于景，把诗情变成鲜明的画面；三、以情带景，画面随着诗情流动。这几类所包括的具体作品虽然互有高低，但总起来说，一类比一类更丰满，不妨看作形象化水平的三个阶段。”金乐敏的《臧克家的诗美》〔38〕一文，从“形象”（形象直观，细节传神、思想知觉化）、“意境”（因情造境；形象折射诗情）、“语言”（抽象的借代、揭示本质真实的比喻，形容词名物化）三方面入手，解释了臧克家的诗美。李继曾的《臧克家诗歌创作的意境美》〔39〕、任愫的《田野葵花、淳朴挺拨——论臧克家诗的艺术风格》〔40〕、谷辅林、李新宇的《立足于现实生活的苦吟诗人——论臧克家诗歌创作的艺术个性》〔41〕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臧克家的诗歌艺术进行整体观照，把臧克家诗歌研究带进了一个新的境界。这里，有两个问题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一是不少研究者指出臧克家抗战以后的作品显得良莠不齐，在一部分佳作旁边是更多的没有特色的平平之作。原因何在？李庆立指出了两点：一是由于臧克家“缺乏那种‘关西大汉’的气质”，“硬要博大雄健，就有点脱离本身的气质”；二是由于语言上“追求朴素平易时，对精炼含蓄有所忽视。”〔41〕吕家乡则认为李庆立所说的第一个原因“不能成立”，因为“臧克家的诗集中，不论是博大雄健或细小谨严者，都有高低不平的现象。从抗战以前的《罪恶的黑手》、《运河》，到抗战以后的《血的春天》、《冬天》，都是博大雄健的好诗，可见他未必缺乏‘关西大汉’的气质。”“第二个原因确实存在，但尚属次要。更主要的原因是作者在构思酝酿上常常下功夫不够，情思和外物之间缺乏足够的反复交流渗透，在情与景、意与象尚未契合无间时就匆忙动笔”，这种情况抗战前、后都存在，不同的是，“抗战以前往往是虽疏于炼意却精于炼句”，“抗战以后则往往是既疏于炼意又疏于炼句。因而就更加平淡无味了”。〔43〕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对臧克家诗歌艺术的渊源应当如何追溯。卞之琳曾断言他“没有受过西方诗影响，艺术上却和《新月》派（特别是闻一多）有血缘关系。”〔44〕李庆立认为，“臧克家主要继承的还是我国文学艺术的优秀传统，他是在民族文化的丰沃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因此，他的风格富有民族特色。”〔45〕冯光廉、刘增人则认为，臧克家曾“多方面地吸收创作乳汁”，其中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也有古典诗歌的熏陶和“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哺育，同时“外国进步文艺，特别是诗歌，对于臧克家诗创作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其中既有从闻一多、郭沫若、王统照、冯至等诗坛前辈的作品中间接受益，也有直接从外国诗歌里得到的启示……。那种认为臧克家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诗人’，只唱纯粹本色的‘泥土的歌’，‘没有受过西方诗影响’的论断，是缺乏事实根据而不能令人信服的。”〔46〕
臧克家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但他在写诗歌的同时，也创作了不少短篇小说和散文，它们同样以独特的艺术个性而受到研究者的好评。
臧克家小说创作略晚于他的新诗创作。1933年10月《文学》月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猴子拴》。此后，他一直没有放弃“尝试之心”，断断续续发表了《债权人》、《义务打杂》、《悲哀的人物》等（1935年）。1946至1947年在重庆和上海的一段时间，是他小说创作的旺盛期。这两年，他写成短篇小说16篇，大部分发表在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月刊上，后来将其中的16篇结集成《挂红》和《拥抱》出版。加上集外的4篇和收在散文集里的1篇，总数在20余篇。
臧克家的小说创作多取材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普普通通的真实事件和人物故事。作品虽然一般不从正面直接描写重大的社会政治风云，但由于作家努力发掘和提炼的是现实生活中所熟悉的人物和故事，这类描写几乎都是在国统区的政治低压下演进的，因而透过这些作品，人们仍然看到了时代的风云，看到了城乡的社会相，尤其是下层社会的世态和人生。正是因为这样，研究者多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来论述这些小说的美学价值。翟耀认为，臧克家的小说主要反映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暴露国民党专制统治下旧中国政治的腐朽和黑暗，思想的窒息和愚昧，经济的穷困和萧条，文化的停滞和倒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立和冷漠，对造成社会衰败和人民痛苦的统治者压迫者寄寓了深切的憎恨和愤怒的抗议”，以《重庆热》、《“凤毛麟角”》、《严正清》等作为代表；“其二，描写国民党专制统治下人民生活的痛苦和不幸，对被压迫者被损害者倾注了深切的同情”，以《她俩拥抱在一起了》、《小兄弟》为代表：“其三，歌颂正义、友爱和献身精神、透露革命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光明终将战胜黑暗、正义终将取代邪恶和人民终将获得解放的信念”，以《小马灯》为代表。这三者互为一体，使臧克家的小说成为“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剪影”。〔47〕从同一角度展开论述的还有韩之友的《论臧克家的小说》，他说：“特别注重多方面地反映社会人生，从不同层次上剖析并揭示社会人生的意义”，确系臧克家小说的显著特色，不过，臧克家小说中“最富艺术感染力的部分”当是那些“描摹城乡社会的人情世态”的作品，它们“把大后方农村的闭塞落后和农民的善良本性勾画得绘声绘色，那村风民俗仿佛可以让人触摸到。”〔48〕
与内容表现的需要相适应，臧克家小说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注意刻划人物的复杂性格和命运的“二重性”。这种“多层次地表现”、“不仅显示了城乡世态人情的复杂性，而且更符合社会人生的真实性。在这里，生活的‘复杂性’与‘真实性’得到了较高的和谐统一。”〔49〕同时，由于臧克家的小说在描写城乡社会人生的过程中，触及大量旧思想、旧道德、旧习俗，讽刺便在这些地方发挥了威力。小说中的讽刺“一般来说不象政治讽刺诗那样通常运用艺术夸张和漫画化，而是靠真实的细节，真实的场面，结合作家鲜明的感情评价，形成讽刺的力量”，一些反映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还采取了“心理剖析”的讽刺方式。〔50〕
臧克家散文创作的成就更大。据粗略统计，从1925年9 月发表第一篇散文起，至今已产生了100多万字的文字， 从广义上说计有《津浦北线血战记》（通讯报告集，1938年出版），《乱莠集》（散文集，1939年出版），《随枣行》（通讯报告集，1939年出版），《我的诗生活》（散文集，1943年出版），《磨不掉的影象》（散文集，1947年出版），《杂花集》（杂著集，1958年出版），《怀人集》（散文集，1980年出版），《诗与生活》（散文集，1981年出版），《臧克家抒情散文选》（1988年出版），另外还有些散见在全国各报刊杂志上。
姜振昌在对他的散文和诗歌进行比较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臧克家诗歌创作确实存在过自己的黄金时代，产生在30年代的不少诗作，曾一度蜚声文坛，与艾青、田间、戴望舒等诸名家的各美其美，难以轩轾。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臧克家曾为诗作付出过艰辛的努力，但从40年代起，终究还是逐渐走了一条下坡的路，到建国后，几乎很难找出能与《老马》、《烙印》、《罪恶的黑手》等情文并茂的作品相媲美的了。而散文创作却恰恰相反，……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特别是建国以后，不管作者在主观上是否将创作重心向散文转移，散文是佳构层涌劳绩日显的，超过了同期诗歌的创作成就，曾选入中学课本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和《镜泊湖》就是其中的代表。”〔51〕刘增人和冯光廉也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解放后，他的散文创作的成就，是在他的诗歌创作之上的。”〔52〕林非则说：“他在这个领域内甚多佳篇”，“随着阅历的更为丰富，思想的更形深邃，臧克家的散文创作始终是呈直线上升的趋势，至今是诚如杜甫所说的‘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了。”〔53〕姜振昌认为，臧克家主要靠“精炼”、“抒情”、“文采”筑起了“散文艺术个性的大厦”，“不管臧克家散文会不会成为时代的林中响箭，会不会在‘五四’以来的文学史上有显赫的地位，其个性价值将闪烁着抹不掉的熠熠光辉。”〔54〕刘增人和冯光廉认为：“臧克家的散文，无论是叙事的，记人的，写景的，议论的，都贯注着真挚而又深切的感情。他的代表性的散文，独具匠心，注意以精巧的构思，严谨的结构，显示‘建筑的美’，以词藻的灵活搭配，色彩的浓淡交错，显示‘绘画的美’，以音律的跌宕回环，声调的顿挫抑扬，显示‘音乐的美’。当年闻一多对格律诗的创作要求，臧克家好象有意想在散文创作中有所尝试似的。就散文语言的丰富、含蓄、精美、富于韵味而言，在当代作家中，臧克家确是值得注意的一位。”〔55〕
注释：
〔1〕〔14〕〔25〕徐迟：《三十年——臧克家的诗歌》， 《文汇报》1962年8月25日。
〔2〕《烙印·序》。
〔3〕《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文学》第1卷第5期，19334年11月。
〔4〕《臧克家初期诗作的艺术特色》，《诗探索》1984年第11 期。
〔5〕封敏：《试评臧克家早期的诗》，《诗探索》1981年第1期。
〔6〕《臧克家诗歌的乡土味和诗味》，《诗刊》1994年第12期。
〔7〕《中国大陆新诗评析（1916—1979）》，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8〕秋杨：《读〈古树的花朵〉》，《新蜀报》1943年9月24日。
〔9〕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三）第53页。
〔10〕骆寒超：《论中国现代叙事诗》，《文学评论》 1985年第6期。
〔11〕柯英：《评〈古树的花朵〉——新作家印象记之一》，《华西晚报.文艺》第70期，1943年2月13日。
〔12〕《十年诗选.序》。
〔13〕孔休：《臧克家论》，《时与潮文艺》第3卷第1期，1944年3月15日。
〔15〕〔16〕契尔卡斯基：《战争年代的中国诗歌》，苏联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17〕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第207页。
〔18〕〔23〕〔46〕《臧克家简论》，《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19〕《评臧克家的〈泥土的歌〉》，《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1943年3月1日。
〔20〕《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0、11期合刊，1949年2月。
〔21〕劳辛：《〈马凡陀的山歌〉和臧克家的〈宝贝儿〉》，《文艺复兴》第3卷第4期，1947年6月1日。
〔22〕王彤：《试论臧克家和他的诗作》，《跃进文学研究丛刊》1959年第2辑。
〔24〕李白凤：《臧克家的〈宝贝儿〉》，《文萃》第15、16期合刊，1947年12月1日。
〔26〕《耿耿丹心，昭昭诗人——介绍臧克家和他的短诗〈有的人〉》，《语文教学研究》1980年第3、4期合刊。
〔27〕《忆向阳》诸诗初议——致臧克家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28〕指丁国成的《忆向阳》，《文艺报》第4期，1978年10月 15日：张章的《真实的心声——读臧克家的诗集〈忆向阳〉》，《北京日报》1978年11月5日；刘片的《说“传神”——〈忆向阳〉读后》， 《诗刊》1978年11月号。
〔29〕《上海文学》1979年第1期。
〔30〕王仲豪：《有话直说——读〈关于《忆向阳》诗集的意见〉有感》，《解放日报》1979年2月15日。
〔31〕正一：《文艺民主与粗暴批评——给姚雪垠同志的一封信》，《青海湖》1979年10月特大号。
〔32〕王昌定：《压迫不是批评——姚雪垠先生两封信读后感》，《北方文学》1979年10月号。
〔33〕见《山东作家与现代文学》一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下同。
〔34〕《臧克家：新诗文体建设的重镇》，《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
〔35〕论《臧克家的诗歌艺术观》，《山东作家与现代文学》。
〔36〕《中国现代作家审美意识论》第53页，武汉出版社993 年版。
〔37〕〔4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4期。
〔38〕《诗刊》1985年第11期。
〔39〕《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40〕《臧克家集外诗集·附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4 月版。
〔41〕《中国现代文学散论》，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4月版。
〔42〕《通向诗国的堂奥之路》，《诗探索》1982年第3期。
〔44〕《新诗和西方诗》，《诗探索》1981年第4期。
〔45〕《谈臧克家的〈烙印〉和〈罪恶的黑手〉》，《文苑纵横谈》（5），山东文艺出版社1982年11月版。
〔47〕《旧中国黑暗社会现实的剪影》，《山东作家与现代文学》。
〔48〕〔49〕〔50〕《论臧克家的小说》，《山东作家与现代文学》。
〔51〕〔54〕《精炼·抒情·文采——臧克家散文创作的艺术个性》，《山东作家与现代文学》。
〔52〕〔55〕《臧克家简论》，《山东作家与现代文学》。
〔53〕《老诗人臧克家的散文创作》，《文艺报》1988年10月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