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大萧条与次贷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萧条论文,经济结构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危机，尤其金融危机是经济文献中最为传统的主题之一①。自1788年爆发首次现代经济危机以来，危机规模不断扩大，至今影响较大的危机已经发生了近30次，而发生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与2007年以来的“次贷危机”则是历次危机中最为严重的两次。把两次危机联系起来分析，已经引起国内外业界与学术界的关注②，对它们的表象、成因、对策、影响等方面内容的异同做了探索，但从经济结构演进的视角进行分析，则鲜有人涉足。本文就以经济结构为切入点，对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两次危机加以比较，总结经验，以助于加深我们对金融危机演进历程的认识，和妥善应对当前的危机。
一、经济结构：从生产型到财富型
经济结构的内涵很广，也存在很多争议，但按马克思理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③经济结构是在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以此为依据，结合这一时期推动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往前扩展的核心力量，我们明显可以发现：在某一时期某一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很难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对既有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突破，由此构成了在某一特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经济结构特征。
由此，把一国经济结构的变迁放到动态化的全球视野下，我们则可以把大萧条与次贷危机之间主要受危机影响国家的经济结构界定为：大萧条时期的美、英等工业化完成后的国家已经由早期农业为核心的生存型转化为生产型结构，而次贷危机时期的美、英等发达国家则经过一般制造业的海外转移之后，经济结构也由生产型提升到财富型。自然，经济结构的差异，必然会在两次危机中表现出不同的传播路径、引爆原因和应对措施。
经济危机，尽管在1788年以来就曾频繁发生，但到1929年之前的危机基本集中在一国或经济关联度高的少数国家和地区，影响小、时间短，原因在于开始或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太少，产业结构同化的产品覆盖面无法包容整个世界，危机之后，仍可以通过对国内产业的市场调整和向外扩散来解决。大萧条则与之前的历次危机完全不同：西方各国到20世纪初相继完成工业化，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此时的危机，虽然在传统上把发生在1929年10月24日的股市暴跌看作是危机的起点，但事实上，在危机爆发之前，不管美国、还是欧洲内部都已经发生了生产性危机，而1929年10月美国爆发的华尔街风暴是国外投资机会缩减引致资金回流的结果④。自然，由生产性危机所引发的投资机会减少，进一步延伸到金融领域，由此加剧了市场容量萎缩，放大了危机的深度。故此次危机的实质是由实体经济危机导致信用危机，进而引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
详细来说，首先是实体经济遭遇重创。危机前，在慢性农业危机的打击下，欧美等国的工业生产已经出现分化。英法等欧洲国家的工业尚未从一战中复苏，便提前陷入生产萧条之中；日本亦在1927-1928年提前进入生产性危机；美国似乎独处工业生产的繁荣。欧美工业生产的不同格局，促成资本在欧美之间来回流动以寻找高利润的投资机会，投机风气高涨，导致资本首先从生产领域中流出，引致了工业生产的渐趋萧条。危机爆发之后，企业便大批破产，美国超过14万家企业倒闭，德国约6万家，法国5.7万家，英国达3.7万家。工人大量失业，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总失业人数曾经高达3000万人以上，加上半失业者共计4000～4500万人⑤。物价下跌，贸易萎缩。
其次是财富性资产暴跌。伴随实体经济的收缩，非生产性开支出现了持续大量的下降，继而美国股市急剧下跌。从危机前的最高点381.17降到危机时的最低点41.22，股市价值下跌幅度达到89.20％，而股市崩溃又迅速蔓延到其他金融领域。银行大量倒闭，1930-1933年，先后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银行倒闭风潮，银行倒闭超过了11000家，金融系统基本陷入瘫痪。银行大量倒闭带来信贷紧缩，“从1929年至1933年，总货币存量下降了超过1/3，商业银行存款规模下降了超过42％。”⑥信贷紧缩造成工业企业等实体经济的融资更加困难，企业破产进一步向纵深发展。银行体系瘫痪，违约和破产程度严重影响了除联邦政府之外的几乎所有借款人。此后三年的时间，股市虽然偶尔回升，但整体趋势是不断下跌的。
2007年以来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又与大萧条的内涵不同。大萧条之后，发达国家通过产业结构中重叠、成本较高的制造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经济结构已经逐渐由生产型向财富型提升。相应地，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也由生产型的投资主导向以财富型的消费主导转化。为此，美、英等国一方面在国内不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以及财富性收入，另一方面又利用手上的金融资源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制造危机，以控制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目的。然而，美国长期贸易、财政赤字却无法支撑过度消费的现状，自然引致了财富型结构内的一场大危机。这次危机不同于大萧条，不是直接发端于实体经济领域，而是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诱因，引起金融市场的激烈动荡，进而波及到实体经济领域。
具体来说，首先是财富性资产严重缩水。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全球股市都遭遇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跌势，美国股市年跌幅41％，至2008年9月29日收盘，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41％，创下“大萧条”以来的最大跌幅。2009年美国股市市值“蒸发”达创纪录的7.3万亿美元。英、法、德三大股市同期的跌幅都在四成左右。到2009年10月30日美国倒闭银行数量突破百家，是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同时，欧美、日本等国的大批银行、保险公司也不得不依靠政府的流动性资助才勉强生存。接着，财富性资产的大量缩水使人们对未来信心受挫，进而波及到实体经济。到2009年9月，美国失业率超过9％，欧洲则超过10％。至今为止，经济形势虽然得到了很大改观，但全球经济尚未从危机中完全复苏。
二、次贷危机实质上是经济结构危机
重大事件总有重大的起源，我们在关注表象的同时，更要探究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因素。有关大萧条的原因，国内外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⑦，而当前次贷危机的原因则还处在争论之中⑧。综观两者成因的争论，则明显停留在危机本身的表面现象中，而没有真正深入到危机爆发的源头——经济结构的差异上。
大萧条是西方各国相继完成工业化、出现产业结构同构化的背景下，受国外市场分割、国内工人运动激烈和工资增长缓慢等影响，政府没有顺应经济结构变化要求提升民众有效需求能力的结果。“工业化世界愈是扩大，加入无节制增长的竞争的国家愈多，未来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与危机也愈不可测。”⑨肇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很快就越出了英国范围，扩展到法、德、俄、日、美等广大国家。到20世纪初期，它们相继完成工业化，引致生产总值大幅增长。此时，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出现了产业结构趋同趋势，以前发生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内部的危机已经蔓延到了整个世界。危机的本质尽管仍然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危机是什么？是生产过剩，是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⑩，但完成工业化后的西方各国的生产过剩已经越出了单个国家或地区的边界，发展成为整个世界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样，在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内部，则出现了财富两极分化所引发的内需不足的问题。如1929年，美国社会占人口1％的富豪，竟占有国民财富总额的59％；而占人口87％的普通群众，却只享有国民财富的10％(11)。财富高度集中，导致产能与市场消费之间的严重不对称。据估计，1922-1929年初，工人实际工资只增加了6.1个百分点，总消费只增加了18个百分点，而同期工业产出却增加了大约1/3。这种差距在1928-1929年间扩展到最大化的程度：工业产值增长是消费增长的3倍。(12)工人在工厂大批生产，但生产出来的东西少数富人又消费不完。对人口中占大多数的穷人来说，收入极低、购买力有限，无力扩大市场容量，由此加剧了“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供需矛盾。而国外市场的扩大，自然成为完成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所首选的空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13)。
然而，自19世纪初以来，落后国家和地区逐渐被英、法、德、意等少数几个国家所分割，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地则基本被瓜分完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已经发展成为囊括一切地区的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14)。自然，对刚刚完成工业化的美、日等国的产品销售来说，面临一个更加严峻的市场问题。为此，日本在中国的东北等地展开了与俄等国的战争，以扩大自身的海外市场；新兴的美国，除了向英、法等国占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发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等政策外，从20世纪初开始还逐渐采用了新型的销售模式—推销员，特别是以按揭来挖掘自己的国内市场，即通过透支未来收入的方法来扩大产品消费。按揭，作为一种新兴的消费方式，与传统的信贷等方式相冲突，难以使一般民众、银行等接受，按揭所需的资金大多数来自汽车等耐用、高级消费品行业本身。长期的透支，虽然促进了汽车、洗衣机、冰箱等行业的发展，但加剧了它们内部资金的紧张，自然也无法完全实现持续加大内需的目的。在此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不断扩大的产能过剩，与全球市场承载能力日益萎缩的条件下，最终引爆了西方各国共同出现产业结构趋同下的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
2007年以来的次贷危机，则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生产型社会向财富型社会转化之后，出现的一次新的经济结构危机。此次危机的重要根源在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把国内一般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化之后，逐步改变了之前国际经贸关系的格局，开始出现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一般制造品，而发达国家则受制于专利保护、技术垄断等因素影响，没有顺势利用技术、服务等产品的出口以获取经常贸易账户平衡。由此，在与发展中国家经贸交往中的长期逆差，必然促成发达国家利用信用经济部分中金融衍生产品和工具的创新来增加自身的“财富性”收入。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的信用经济就有了巨大发展，信用创新层出不穷，以股市、债券、期货、楼市等为表现形式的信用经济总量逐渐超越了实体经济，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据着核心地位。这点，如果我们用资产的货币化程度来加以衡量的话，那么在次贷危机之前美国的资产货币化程度已经非常高，“2006年，金融票据与证券的总值达到129万亿美元，是GDP的9.7倍：相对于每1美元GDP，有近10美元的金融票据与证券在流通！”(15)伴随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居民收入中的财富性部分也大大超越了以工资为主的劳动性收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居民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1975年，居民财富与收入的比率为4.2；199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4.7……到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这一比例仍继续上升到了6.2倍。”(16)
自然，随着居民收入方式的变化，与收入相对称的消费部分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以财富性收入为主的透支消费替代了以实体性收入为主的消费，而透支消费的长期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信用经济的膨胀。购物，尤其是购买住房等高档商品，大多数美国人采用抵押贷款方式分期付款，由此导致信贷规模的迅速扩大。消费者把自己的房产、有价证券等资产抵押给银行，大量向银行贷款，致使美国信贷宽松，金融创新活跃，房地产和证券市场价格快速上扬，国家对信贷条件和限制措施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2001年年底，在外流通的CDS(债务抵押债券市场的简称)总额高达9200亿美元。到2007年年底，这一数字飙升至62万亿美元。同样，CDO(债务抵押证券的简称)市场总规模在2000年仅为2750亿美元，到2006年扩大至47000亿美元”(17)。信贷市场的一派繁荣景象，金融机构住房按揭贷款等方面的大量创新，直接推高了美国住房消费能力。而自2000年以来在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及“9.11”事件等影响下，美联储采取了长期低利率政策所引发的房地产价格上扬下，加剧了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局面。“金融市场并不必然走向均衡，如果只靠市场机制，它们就会走向狂热或是绝望的极端。”(18)在美国“财富性”收入部分出现迅速膨胀的条件下，具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自然把他们的偏见和错误观念渗入到事件的过程中，即“华尔街”狂热，由此增加了事件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而在此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并没有伴随生产型经济结构向财富型经济结构的转变，在监管体制等方面实现转型，以维护“财富性”收入与实体性收入增长比例之间的均衡性，由此出现了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的那些表面迹象，“有时小事件也同样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并且是存在连锁反应和累积作用的。”(19)在不断膨胀的“财富性”收入中，绝大部分属于对财富性价格上升预期部分的未来贴现，而不是真正通过所持有资产的变现来实现的。自然，以财富性价格上升贴现的收益仍然是资产持有者的债务，而债务是必须偿还的。偿还的基础正是实体性收入，为此，财富性收入增加的速度如果长期偏离实体性收入，那么必然会影响到债务的偿还能力。美国的实体性收入，如果以GDP的增长速度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率来衡量的话，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其年均GDP增长率为3％左右，人均实际收入则基本没有变化(20)。与此相反，美国的消费却呈现刚性增长，远远超出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在1994年到2007年的14年间，美国实际消费需求的趋势增长率按实值计算，每年高达3.5％。……虽然在这一时期，实际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3.2％。”(21)由此可见，美国的消费提升基本是以借债为基础的，即对财富性收入上涨的未来贴现来支撑的。即如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Stephen S.Roach所言的，“它们把住宅变成自动取款机(ATM)。最终，美国消费者心安理得地透支了他们的住宅财产这一未来储蓄的主要来源，来为今天的消费买单。当然，他们最终也不可避免地背上了创纪录的债务负担。截至2007年底，家庭部门的负债率飞涨至可支配个人收入的133％，较之于区区十年前还是90％的主流债务负担率，竟也上升了40多个百分点，……”(22)这样，以快速增长的资产货币化程度为核心的财富性收入与缓慢增长的实体性收入之间的长期失衡，必然会在某一时期引致两者关系的破裂，此即这次次贷危机的根本性原因。
三、经济结构差异决定应对策略
针对引发危机的因素差异，在两次危机爆发之后，各国所采取的对策也明显不同：一是经济结构差异所引发政府处理危机时合作程度不同。大萧条时期，由于西方各国完成工业化程度的差异，较早完成工业化的英、法等国凭借早期经济优势占有了广大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接踵而至的德、俄、意等国则依托后发优势也分得一杯羹，在产品销售上获取了一个缓冲市场，而日、美等国则面对市场日益萎缩的局面，不得不力图在英、法、德、俄等国抢占的领域中分得一些市场份额，以此缓和国内生产过剩问题。当然，西方列强分割市场的意图被一战所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苏维埃俄国脱离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战时和战后年代一些殖民地、附属国民族资本的一定发展，加上战后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重矛盾与混乱，使市场问题空前尖锐起来。”(23)大范围实现工业化后所引致的产能过剩与市场萎缩之间的矛盾更加突显出来。
大萧条之后，为消化日益严重的过剩产能，美国总统胡佛在1930年6月签订了《Smoot-Hawley 关税法案》，将应税商品的平均关税提高到前所未有的53.2％的水平。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迅速引爆了整个西方世界。他们纷纷效仿，采取报复性保护措施，形成一个全球贸易保护的浪潮。这样，各自为战、力图在有限的市场空间中获取最大份额的做法，自然在实践中难以构建一个合作机制。国际贸易上，“……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大大加剧，导致了激烈的关税战和贸易战，各国都力图加强对外倾销本国的商品，同时则一再提高进口税率，建立新的关税壁垒，用以限制或者禁止外国商品的进口。”(24)国际金融体系上，则“……缺乏一个国际性的最后贷款人”。(25)因此，危机发生之后，各国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独立寻找解救措施，由此，不但没有加快经济复苏，而且还使危机进一步深化。
2007年以来的次贷危机，则与此不同。西方各国经过上个世纪50年代国内一般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之后，它们相继进入金融型资本主义阶段。此时，它们依靠自身金融资源优势，在资金、技术、品牌、销售网络等方面渗入到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领域，使它们仍然能够维持国内的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之间的密切联系，后者还往往为前者所控制。企业上的渗透，保持了两者的互溶关系。这样，当发达国家陷入金融危机之际，它们国内的公司虽然深陷其中，但它们的业绩因有大量利润来自国外，而维持了稳定发展趋势。“1960年，来自国外的盈利占美国公司总利润的7％，到199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8.5％，到2000年达到24.8％，到2007年第四季度，来自国外的盈利占美国公司总利润的33.33％。”(26)与世界各国的广泛交往，必然会使发生在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渗入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此，出于自身利益和外围环境的考虑，必然会在危机发生后，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共同采取措施克服金融危机。“金融市场已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分割市场，而是真正国际化了的市场。在这种时候，如果一个市场因信息过多地不对称而引发信心危机，并全面崩盘的话，整个世界经济和社会将会产生前所未有的震荡，这涉及到太多的公众利益。”(27)如此背景就使这次危机发生之后，避免了大萧条那样各国各自为政的局面，而是很快就联合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国家财政注资或接管处于危机中的公司等手段恢复和刺激经济，并先后多次召开国际金融峰会，探讨对策。
二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国家能够较快地从危机中复苏。大萧条之前，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完成工业化，实现生存型向生产型结构转换。但随经济结构的转变，西方各国的政策并没有顺应时代的方向，“当社会达到成熟阶段时或达到成熟阶段之后，社会的主要注意力就从供给转到需求，从生产问题转到消费问题和最广义的福利问题。”但一个社会要从生产型向财富型的转化，通常存在三个目标对不断增加的社会资源的争夺：一是国家追求在国外的势力和影响，也就是把增加的资源用于军事和外交政策；二是用国家的力量来实现个人的和社会的目标；三是提高消费水平，使之越出衣食住等基本需要的范围，不仅使人们有更好的衣食住，而且要使人民大众能消费成熟经济所能提供的耐用消费品和服务(28)。大萧条之前的十年正是西方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由生产型向财富型转化的过渡时期，人们普遍对汽车、住房建筑、家庭耐用品、高档食品等充满期待。政府政策并没有顺应这种趋势，而是选择了深信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万能作用，对供需矛盾、财富两极分化等问题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干预和调节，由此引致了危机的大爆发。在此背景下，遭遇危机重创的西方各国逐步在国内的实践过程中采取了与之相背离的策略。德、日、意等国把产能过剩所带来的市场问题转向国外，加大国内工业结构向军事化转向；美国则从市场万能的神话中导向了政府的部分干预，加大国民的福利支出转化；英、法等国则加强了垄断和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结构性的转换，部分缓和了危机的危害，但它们并没有真正领悟到危机与否的关键是在经济结构提升后能否应用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在实践过程中所采取消除危机的措施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认识上，自然对危机的消除、经济的复苏很难起到实质性效果。正如J·K·加尔布雷斯所总结的那样：“30年代的大萧条永远没有结束。它仅仅到40年代的大动员中才消失。”(29)经济正常发展的步伐向战时经济的转化，虽然延缓了危机的破坏，但它并没有真正消除完成工业化国家内部产业结构日益严重的同构化状况。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大萧条所引致的社会性危机的消除应该是直到二战之后，伴随西方发达国家把一般制造业产业同构中成本较高、能源消耗较大、环境污染严重等部分的产业转向发展中国家，经济才逐步恢复发展起来，并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
次贷危机爆发之前，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通过国内产业结构的整合实现了由生产型向财富型结构的转化，国内企业大多出现了空洞化趋向。相应地，它们能够利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经济结构的特性展开全球性的经贸交流，以满足不同国家之间产品生产需求的差异。故在危机发生之后，一些国家逐渐意识到要从经济结构的差异出发，探索解决危机的方式。比如美国逐渐认识到了财富型经济结构中也要适度地调整财富性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比例关系。而中国则与美国相反，中国要在当前生产型经济结构中逐步实现在降低外贸依存度与拉大国内消费之间达成平衡，由生产型经济结构适时地向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转化，让生产真正服从于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多层次需求目标。如此对症的措施，如果能够持续顺应经济结构变动，则这次危机必然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复苏，我国的经济增长步伐才可以在前期高速增长基础上稳步推进。
四、结论
总的来看，大萧条与次贷危机的爆发虽然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两者所依存的经济结构是截然不同的。大萧条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传统农业为主的生存型经济结构向现代工业为主的生产型经济结构转化之后出现的一场全球性危机，本质上是广大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产业结构同构化后的市场容量问题；而次贷危机则是发达国家经过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一般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由生产型经济结构向服务业为主的财富型经济结构转化之后出现的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由于两次危机所处经济结构上的差异，自然在危机爆发后，深受危机危害的国家在对待危机的对策上也完全不同。大萧条时期，各国各自为战，消极对待，由此加重了危机的破坏程度。之后，尽管美、英、法、德、日、意等国都采取了应对危机的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本次危机尚未恢复，到1936年又爆发了新危机；而次贷危机之后，各国联合应对，共同采取促进经济复苏的财政、货币扩张政策，并连续召开国际性金融峰会以应对危机的发展。这次危机的应对措施虽然也存在一定的“综合悖论”特征，增加了治理危机的成本，但对于克服危机、恢复经济发展无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当然，正如熊彼特所言“没有一种疗法能够永久地阻止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过程，在此过程中，工商企业、各个人的地位、生活方式、文化的价值和理想等等，将以整个社会的规模下沉，并最终消失。……这一过程是对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的不断出世的必要补充，也是对所有社会阶层的不断增高的实际收入的必要补充”(30)。在经济发展与提升的过程中，我们虽然无法消除危机，但我们可以通过对危机的研究，提升对经济未来发展过程的预测能力，进而达到降低危机的损失。通过对历史上最大两次危机的比较，目的就是要从中吸取教训，以使我国经济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具体而言，就是要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保证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克服不必要的危机损失。就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来看，我们应该适应全国经济发展结构演化的差异，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采取有所区分的措施以保证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的趋势，即采取区域经济发展差别化策略，而不是“一刀切”的方式。具体来说，在东部省份完成工业化的地区要逐步促成其向财富性经济结构提升，加大对金融等服务性行业的民间开放程度，积极疏导民间资金向中西部投入，而中西部省份则要抓住时机实现其经济结构由生存型向生产型转化，在政策构建中改变地方保护主义的态势。
注释：
①[美]查理斯·P·金德尔伯格著，朱隽、叶翔译：《经济过热、经济恐慌及经济崩溃—金融危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②Chris Harman:"The Slump of the 1930s and the Crisis Today",International Socialism,2 January 09,Issue 121;何德旭、郑联盛：《美国金融危机与“大萧条”：比较与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年，第1期；谈儒勇、李猛：《从“大萧条”看中美两国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之策》，2008年第6期，等等。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④Chris Harman:"The Slump of the 1930s and the Crisis Today",International Socialism,2 January 09,Issue 121.
⑤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中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⑥[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著，巴曙松等译：《美国货币史(1867-196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9页。
⑦韩毅：《对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
⑧参见卫兴华、孙咏梅：《当前金融危机的特点与根源及应对思考》，《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5期；“美国财长保尔森称中国高储蓄率导致金融危机”，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90106/23005724060.shtml；等等。
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8页。
⑩《列宁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页。
(11)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中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12)Chris Harman:"The Slump of the 1930s and the Crisis Today",International Socialism,2 January 09,Issue 121.
(13)《列宁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1984年版，第545页。
(14)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15)(26)(27)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8、130、143页。
(16)雷达、赵勇：《虚拟需求时代的终结与美国金融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17)F.Salmon:"Recipe for Disaster:The Formula That Killed Wall Street",Wired，2009(2)。
(18)[美]乔治·索罗斯：《索罗斯带你走出金融危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
(19)[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著，巴曙松等译：《美国货币史(1867-196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6页。
(20)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杂志社编：《数字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增刊)，2008年，第236～237页。
(21)(22)斯蒂芬·罗奇(Stephen S.Roach)：《透析此次金融危机》，http://commentary.cnwallstreet.com/html/economy/global/2009/0421/3554.html。
(23)(24)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中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128页。
(25)[美]查理斯·P·金德尔伯格著，朱隽、叶翔译：《经济过热、经济恐慌及经济崩溃-金融危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28)[美]W·W·罗斯托著，郭熙保、王松茂译：《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77页。
(29)Chris Harman:"The Slump of the 1930s and the Crisis Today",International Socialism,2 January 09,Issue 121.
(30)[美]约瑟夫·熊彼特著，何畏、易家详、张军扩、胡和立、叶虎译：《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2～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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