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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十几位来自不同城市、操着不同口音的人集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还有一名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这些人中，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才19岁，平均年龄还不到28岁。就是这样十几个年轻人却干了一件开天辟地、让历史永远铭记的大事，那就是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岁月悠悠，斗转星移。86年前，李公馆中的13位代表，一起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他们可以说是有着相同的人生起点。但大浪淘沙，在血与火的磨难中，他们却走过不同的人生道路。
来自北京的刘仁静，是参加一大最年轻的代表。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带头火烧赵家楼，是五四运动中的“敢死队”成员。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成立，他是最早的成员和发起者之一。1920年夏，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接到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通知，要选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建党会议。于是他和张国焘被选为代表。
在刘仁静的生涯中，他走过了一条由革命——反共——复归的路。1948年，他投靠反共老手、时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的陶希圣，在其授意下写了4篇反共文章，不惜钻进国民党的战壕向共产党开火。中国革命胜利后，他走投无路，不得不负荆请罪，回到人民的怀抱。先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到人民出版社工作。
北京的另一位代表是张国焘。他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五四运动时，任北京学联主席，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成立时，他是重要成员。由于他能说会道，能言善辩，一大召开时，被推举为主持人。后被选为三人中央局任组织主任。1921年8月，张国焘与同仁一道，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揭开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1924年5月21日被捕入狱。出狱后他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居苏联3年。回国不久，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向党讨官要位，直至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非法另立中央。1938年初，他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黄帝陵祭祖之机，只身投靠到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1949年又逃往香港，同年定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12月3日，病死在异国他乡，终年82岁。
上海代表李汉俊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是当时党内不可多得的理论家。他在日本读书期间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中国进步青年，从此倾向马克思主义。1920年2月，他和陈独秀一起，负责与各地的党的早期组织联系，以帮助各地建立党组织。陈独秀去广州后，李汉俊成为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代理书记。在这期间，他与陈独秀在党的组织形式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并发生冲突，愤然辞去代理书记。由于他特立独行的个性和复杂的党内斗争，中共四大将其开除出党。李汉俊虽然从组织上离开了党，但仍战斗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战场上，于1927年12月在武汉被桂系军阀杀害。1952年8月，毛泽东为其家属签署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李达完全靠苦读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又放弃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一大结束后，李达在上海党的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之后便携家离沪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起湖南自修大学。李达离沪，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
毛泽东是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一大的。他从一个热血青年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期间虽几经风雨，但矢志不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他为我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何叔衡是参加一大最年长的代表。1920年与毛泽东等创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湖南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校长。1931年到江西中央苏区，历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兼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代理内务人民委员、最高法院院长。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闽西途中，在福建长汀附近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身负重伤。敌兵以为其已死，上前搜身时，他猛地奋力反抗，打死敌军两人，不幸自己又连中两枪而壮烈牺牲，时年59岁。
董必武和陈潭秋是武汉党组织参加一大的代表。董必武早年积极投身辛亥革命。1920年秋与陈潭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后，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省委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1932年回国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代主席。1945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5年4月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
陈潭秋是五四运动中游行的带头人。1920年秋，他和董必武在武昌抚院街寓所秘密创建共产主义小组。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他是组织者之一，事后遭通缉，转赴安源从事职工教育。1930年又到沈阳任满洲省委书记。一次，到哈尔滨布置工作时被捕，关押两年后获释。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被捕后，重庆派来的国民党特务和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打手连续数十天对他进行拷打，使用压杠子、灌辣椒水等酷刑，他却始终不屈。1943年9月，盛世才为献媚蒋介石，在夜间将他用棍棒打昏后勒死。从建党到牺牲，他始终站在党的工作前哨，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王尽美和邓恩铭是济南党组织的代表。王尽美在五四运动中积极带领同学们进行集会、游行、罢课，斗争中展露出组织和宣传才能。一大后，王尽美回到山东，发展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先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中共山东地委书记等职。领导山海关、秦皇岛和开滦煤矿的工人大罢工。1925年8月，因积劳成疾，在青岛医院病逝，年仅27岁，是第一个离开人世的中共一大代表。
邓恩铭比王尽美小3岁。1920年底，与王尽美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又与北京、上海等地党的早期组织加强联系，在李大钊、陈独秀等的帮助下，建立了山东党的早期组织。一大后，他回到山东，积极开展建党和工人运动。历任中共青岛支部书记、市委书记，山东区委、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12月，因叛徒告密被捕。1931年4月5日，在济南纬八路刑场，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倒在血泊中，留下了“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的壮烈诗句。时年30岁。
广州代表陈公博，于1920年与北大同窗好友谭平山、谭植棠共同协商并联络广州的进步人士阮啸仙等人创办了《广东群报》，建立了广州党的早期组织，在宣传新文化、传播社会主义学说及壮大党员队伍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于是被推举为一大代表。一大后，他支持陈炯明叛乱，和中央唱反调。为了挽救他，中共中央派张太雷到广州，要求陈公博立即去上海作出解释，他断然拒绝，并在写给陈独秀的长信中声明：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纪约束。后又在广州党组织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员义务。1923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回国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陈公博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在南京汉奸政府任立法院长，汪精卫死后，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第二号大汉奸。1946年6月在苏州监狱被处决。
在一大上，唯一的海外留学生代表是周佛海。1920年，他回国省亲，在上海见到陈独秀。当陈对周佛海谈了为什么要组织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周佛海十分赞成，并且积极参与筹建活动。他为何这么积极？一方面处于对当时中国黑暗的官僚军阀统治强烈不满，另一方面觉得参加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可以实现其“政治抱负”。暑假结束他回日本继续学习，从此积极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与列宁的著作，发表宣传社会主义的论文。为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革命领袖”，他每周组织演讲会，同学们都说他有演讲天赋。1923年，周佛海即将毕业，正当他苦于找不到适当的职业时，接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来函，邀他回国任中央宣传部秘书，月薪大洋200元。于是周佛海喜出望外，课程还没结束，便匆匆回国赴任。从此，他再不愿交纳党费和参加党的活动，还到处散布对共产党的不满情绪，并一意孤行，要求脱离党组织。观其表现，中共中央准其脱党。抗日战争时期，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在南京汉奸政府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为第三号大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无期徒刑。1948年病死于南京监狱。
包惠僧是代表陈独秀出席中共一大的。1920年初，陈独秀到武汉讲学，他以记者身份两次采访陈独秀，给陈留下深刻的印象。1921年5月中旬，李达、李汉俊派他去广州，与陈独秀商谈有关党务工作方面的问题。陈独秀便在广州党员会上，提名包惠僧出席党的一大。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白色恐怖，他脱离党投入反动政府怀抱，先后在国民党军队和政府部门任职。1948年离开国民党政府去澳门。解放后，从澳门回到北京，曾任国务院参事。包惠僧的一生，走了一条革命——消沉——歧路——复归的路。后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全面反思自己，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从而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79年7月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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