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政权交接问题和俄罗斯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政权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83.512.0 【文章标识】 A【文章编号】 1009—721X（2007）02—0017—（07）
历史上体制化程度比较低的国家，政权更迭常常是充满戏剧性的，可能导致国内震荡、外部力量进行干涉甚至入侵。[1]（p87—96）因为在这样的国家，一旦领导阶层发生改变则意味着政治体制的变更，从而影响到国内和国际稳定。俄罗斯也不例外。这在俄定于2008年3月举行总统选举的情况下变得尤其重要。届时普京很可能通过选举手段将其行政权移交给一位指定继任者，但不一定会移交其八年来建立的强大政治机器。考虑到普京任内卓越的贡献及其影响力，以及迄今行政权力仍需通过选举移交这样的事实，普京政权交接问题无论对俄国内还是外交政策都是极其重要的。
一、历史上俄国政权的更替与俄国政权的关系
首先来看历史上俄国领导人的政治任期和俄国的国际地位之间的关系。俄得以确立作为东斯拉夫、直至欧洲、乃至全世界大国的地位，通常都得利于领导人长时间的统治，两者时间常常重叠。莫斯科公国崛起以后开始了长达225年的统治，历经德米特里·顿斯基（1359—1389）、瓦西里一世和瓦西里二世（1389—1425，1425—1462）、伊凡三世（1462—1505）、瓦西里三世（1505—1533）和伊凡四世（1533/47—1584）。其间俄国统治者的平均执政时间是35年，且在位时间都超过28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俄国16世纪的政权更替危机导致了波兰的入侵以及莫斯科暂时被占领，即举世闻名的“混乱时期”。此后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者米哈伊尔三世长达32年（1613—1645）的统治过程中，俄国又得以重新崛起。
类似地，俄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进程也和其统治者长期在位时间相吻合。例如：彼得一世（1683—1725）、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和约瑟夫·斯大林（1926—1953）平均在位时间为32年，没有少于24年的。但这并不是说统治时间长短与外交政策和国内安定有必然联系。尼古拉二世（1894—1917）、勃列日涅夫（1964—1982）的长期统治就是反证。然而，只要统治者不是无能的，长期执政确实是消除国内混乱的一个主要因素。
在俄国历史上，由于继位分歧以及政权更替导致内部分裂、甚至是严重损害外交利益的例子不胜枚举。除上文提及的“混乱时期”（1606—1613）外，还有：
（一）1762年，沙皇彼得三世在其姨妈、伊丽莎白女皇（1741—1761）去世后即退出七年战争，结束对波兰的占领，奉行亲普鲁士政策。为此，彼得三世被迫退位，并于同年被谋害，参与者包括其妻子——后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
（二）叶卡捷琳娜二世去世后，其子保罗一世（1796—1801）即位，导致俄1798年加入了第二次反法同盟，并在1801年加入武装中立对抗英国。保罗一世最终像他的父亲彼得三世一样，被宫廷政变谋杀，权力移交给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一世。
（三）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1853—1856）的战败正好是主张改革的亚历山大二世继承尼古拉斯一世王位的时间。面临战败，亚历山大二世进行了深入的国内改革，其中包括废除农奴制度并且对欧洲大国采取比较谨慎的外交策略。
（四）俄国历史上最深刻的政权更替危机发生在1917年。当时尼古拉斯二世退位，继任者和临时政府风雨飘摇，共产党当年秋天便掌握了政权。此次变故导致的外交后果马上就体现出来，即俄德1918年3月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
（五）斯大林继位不久，便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进行了批判。1928—1933年间，斯大林对内实行革命政策，对外以意识形态重新划分敌友，甚至在1932年与德国纳粹达成妥协。
（六）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采取此前历代领导人一直尽力避免实施的外交政策，于1953至1955年间重新评估冷战形势，先结束朝鲜战争，后又从奥地利撤军，并于1955—1961年间推动裁军一半等举措。1956年11月镇压匈牙利革命后，苏联对美国的一系列的政策导致了1958—1961年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一度使世界走到核战争边缘。
（七）部分由于赫鲁晓夫在外交方面实行不计后果的“轻率计划”，从而威胁到国家安全，因此1964年苏联发生了一次非暴力的政变，迫使赫鲁晓夫下台。后来上台的勃列日涅夫尽管也有很多失误，但毕竟采取了更加全面的精英决策模式，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和西方世界的对抗。
（八）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采取了被看作是自从共产党决定退出一战以来最为激进的外交政策，使苏联的外交政策摆脱意识形态，彻底改变对美关系，并结束了冷战。由于这些举措，戈尔巴乔夫不情愿地面对苏联解体的现实，而他与西方领导人达成的很多重要共识，尤其是美、德政府有关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后北约不会继续扩张的诺言也烟消云散。此后，戈尔巴乔夫的继任者就一直面临俄实力衰落与北约实力扩张的一个基本事实。
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模式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戈尔巴乔夫所建立的俄西方伙伴关系框架继续主导着俄外交政策，尽管随着其程度不断在减弱。苏联解体以后，俄与西方国家间最主要的问题是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而不是这种合作是否应成为核心。俄政治精英都倾向于欢迎俄融入所谓的“由G7领导的世界”。然而，到了90年代晚期，北约东扩、俄国内经济改革失败以及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等事件阻碍了这一进程。尽管如此，俄外交的一个主要特点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免损及其与G7及美国的关系。[2]（pp3—31）
两个基本的前提似乎影响着普京对俄与世界发展前景的看法：一是俄国力虚弱，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虚弱将继续存在；二是俄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因此，俄必须避免与最强大的国家和国际体系中的地区大国发生直接冲突。如果冲突不可避免，俄应寻找盟友。
“9·1l”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普京坚定支持美的反恐政策。俄有18位高官在媒体上联名发表公开信，公开反对俄在外交上与美联合，并反对美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驻军，但普京对此置之不理，并在阿富汗战争中向美军提供基地权，开放领空权，加快向阿富汗北方联盟提供军需物资，证明俄是美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普京还有更多目的，他似乎已经推测出在美国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支持会推动俄美关系的改变，从更广意义上说是推动了俄西方关系的发展，从而避免因特殊的利益冲突而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
更引人注目的是，普京与美国联盟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反映了其实用主义政策，正如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所说的脆弱的俄罗斯不可以通过反对美国实现自己迫切而重要的利益，只有得到美国的积极支持才可以更有效的实现自身利益。显然，俄在反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恐怖主义过程中有自己的利益，俄没有能力缓解塔利班政权对其在中亚地区巨大的威胁。普京异常镇定地接受了这种现实情况，尽管俄在2001年秋给予了北部联盟大力支持，但还是美军完成了俄无法完成的任务。此外，普京在干预并允许美军跻身中亚的同时，也强调了俄在这个敏感的、资源丰富的地区有着特权和影响力。
迄今为止，对普京而言现实并不是那么鼓舞人心。俄对美军事行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但美却退出了《反导条约》，俄北约关系并未超出象征性范畴，俄西方经济关系未有实质进展，如1974年签署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仍未废除。普京总统期待其“9·11”事件后奉行的亲美政策会促进俄美关系的深化，但这并未变成现实。普京总统基于务实主义的政策，在权力政治面前，别无选择，只能继续稳定与美国的关系。与此同时，在俄国内，更广泛的对亲美倾向的政治支持业已消失。俄外交政策实际上就是普京个人的外交政策。如果其国内政治基础有所动摇，特别是2008俄政权交接过程出现艰难局面，那么俄外交政策可能被推向一种合作性更少的境地。
三、展望普京政权交接
如果能够确认普京将于2008年春天如期卸任，我们现在对于他在总统任期内所取得成就的评价及其政治遗产的认识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要知道，普京在国内一直享有高达70％—80％的支持率[3]（pp227—281），有2/3的俄罗斯人支持总统第二次连任，而且普京本人控制着俄立法机构，议会肯定能够让其第三任期合法化。因此，如果普京主动离职，放弃总统宝座，那他将成为一位政治遗产丰厚的领导人，不但扭转了俄国家濒临四分五裂的局面，为俄赢得良好的国际形象，而作为总统，他将为俄总统继任的制度化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普京总统对这一点心知肚明。
事实上，大部分俄精英不希望普京在结束第二个任期后就下台。在大众层面，人们也隐约觉得普京下台后的俄不会好到哪里去，甚至可能连普京时代的一半都不如。此外，在俄这样一个拥有世界最富庶的自然资源的国度，当前的政治体制的一大特色是“赢家通吃”。而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各路精英存在潜在的冲突。这些暗流涌动的精英集团包括：一是高度依赖出口的原材料领域商业精英。他们贡献了俄出口收益的70％、财政预算收入的1/3强及GDP的一半。其代表是德米特里·梅德维杰夫，作为俄第一副总理、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董事长，是热门的总统候选人之一。二是国家安全部门的精英，即接近国家军事和情报部门的一些人士，构成了普京领导班子的核心人物。代表人物是前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他于2007年2月被提拔为为负责军工部门的第一副总理，成为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普京接班人选。三是与军工产业没有多大瓜葛的商界企业，其中的80％在全球市场经济竞争中没有什么竞争力。这些商业巨头组成的精英群体，是普京总统融入俄罗斯个人化领导体系中的第三大力量。那么，是什么将这三股力量拧在一起的呢？普遍的观点是，普京能够在他们之中维持微妙的平衡，防止那种非常不利于稳定的混乱的权力斗争。俄精英也坚信，只要他们忠于普京的领导，被俄罗斯国民认为史上最大盗窃行为的私有化就不会被逆转。
目前，普京总统领导下的俄罗斯精英阶层获得的权力和财富，可以从下面这个惊人的事实中窥知一二：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40％正处于若干工业、贸易、金融网络掌控之下，而这些网络仅仅被梅德维杰夫等七人所拥有，他们无一例外地被纳入了普京总统的政权体系当中。[4] 从短期来看，这些精英们已经成功地成为由普京总统操控的政治机器的组成部件，并且成为了他的“权力技术员”。普京的政治机器已经遍布并应用于俄全国各地，主要有以下其特征：（一）行政权力集中并归口于总统办公厅。多达40000位官员直接向总统办公厅作报告，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平行政府，行使原先属于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管理职能；（二）议会被改造成行政部门实际上的延伸。俄罗斯两大政党——“统一俄罗斯”和“公正俄罗斯”，都是亲普京的政党，能从国家行政部门获得大量资金支持；（三）执行权力实际上控制着俄中央选举委员会；（四）执行权力机构，通过其拥有的财政权和管理权控制着电视、广播和部分的平面媒体；（五）执行权力机构充分利用其控制下的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以及其他国有或国家控股企业作为经济后盾，应对大量的政治挑战：如将资金用于补贴国内的天然气消费、保证政府持有大量的硬通货和稳定基金，甚至可以通过这些大公司贯彻外交任务。2006年1月俄切断了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和通过经波罗的海海底修建绕开乌克兰和波兰两国的北欧天然气管道拉近俄德关系等都是明证。（六）通过取消地方行政长官的直接选举权，增加总统对地方官员的罢免权，在全国范围内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自治权；（七）积极、灵活运用政府动员能力。如发动了车臣战争；打击和惩罚犹太籍的金融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别列佐夫斯；恢复沙俄和苏联时期的象征标志。
诚然，普京是位非常走运的总统。从1998年末开始，国际油价一路上扬，从每桶10美元涨到近两年来的每桶60—70美元。而戈尔巴乔夫则很背运，他执政期间正赶上油价暴跌。普京有能力利用俄的能源优势实施改革措施。在能源领域，普京总统将保持能源政策的连贯性，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坚定不移。年复一年地实行能源出口战略给俄政府带来了巨额的财政盈余。俄能源出口收入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外汇储备国，超过3000亿美元，仅次于中国和日本。俄效仿挪威设立的稳定基金约有1000亿美元。而且，俄政府已提前偿还全部外债。
上文提到的辉煌业绩，并不是对普京卓越才干的溢美之词。事实上，俄仍然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依然要完成艰巨的历史使命——恢复俄的传统大国地位。在此过程中，俄需面对很多挑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能源和原材料，产业结构有待调整；10％—12％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居民的工资和收入的增长率快于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率；投资滞后，仅仅是1991年投资的40％[5]（pp37—52）；居民收入和财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令人瞠目结舌。与欧盟24个成员国相比，俄罗斯联邦社会的贫富差距要大得多；俄谋杀率是美国的4—5倍，而外部因素导致的死亡率在187个国家当中排名第一；俄政府无力在全国范围内为公民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典型的例子是，俄政府于2005年月推行的提供社会补贴的改革受挫；此外，俄艾滋病感染比例出现危险的增长；无迹象表明该国将由人治转向法治。即便如此，普京在国家的正常运转即将停滞之际，接过了叶利钦时代的烂摊子，经过励精图治，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与叶利钦时期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普京给他的接班人将留下丰厚的“遗产”。那么，新一任总统将如何对待这笔丰厚的“遗产”呢？
2007年2月，俄原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已经为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有望成为总统候选人。“休克疗法”和北约东扩使俄自由主义者声名狼藉，务实民族主义政策在俄以某种形式获得了一致的赞成，伊万诺夫即为其代表。他始终尽心地关注本应属于总统关心的国家安全事务，如坚决地反对北约东扩但并不因此采取挑衅的行为[6]。第一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维杰夫，是另外一位引人注目的总统候选人。他主要负责国内问题，对俄经济有重要责任。一些观察家甚至设想了一种“共存”的结果，即由伊万诺夫担任总统，而梅德维杰夫出任总理一职。这样，能同时令国内安全精英（包括伊万诺夫在内）和能源领域（包括梅德韦杰夫在内）的有关人士都感到满意。在诸多事实面前可以完全肯定的是，在2008俄总统大选来临前，普京本人能够控制总统候选人的选择并敲定候选人。
很明显，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影响力同时也限制反对派力量集结的任何机会，普京极有可能在最后一刻才公布谁是他选定的接班人。两个主要的总统候选人很可能将从俄罗斯两个最大的政党中脱颖而出，即“统一俄罗斯”和“公正俄罗斯”。这样普京既可以从表面上自由的选举中获取声望，也可以确保选举结果体现其个人利益。更确切的一点是，普京不会选择一个超出他过去一直推行的实用民族主义政策框架的候选人作为其接班人，且任期结束后普京将竭力维持其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正如普京在2006年10月对俄罗斯公众发表的言论中所言：
“即使在我交出总统权力之后……我将一如既往地珍视你们对我的信任——公众的信任对于任何一位政治家而言，都是最重要和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拥有了公众的信任，就能够继续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确保国家继续发展，因此对俄罗斯的现在产生一定的影响。”[7]
四、精英结构与政治倾向
普京在2008年3月后将如何继续发挥其政治影响力，现在还不可知，或许连他本人也不甚清楚。这一不确定性正是俄罗斯脆弱政治体制未来发展谜团的一部分。有一点很明确，即普京的接班人将继续一方面把欧亚中部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着力点，另一方面努力保持与G7为代表的发达世界之间的和谐。总的原则是在国际舞台上不树立敌人。但要做到以上几点，新领导人必须像普京那样，保持俄这台敏感政治机器运转的连贯性。这是艰巨而充满未知的任务。无论接班人是谁，在推进俄国家利益的过程中，都将面临着一系列的结构性的制约和机遇。
这些结构性因素包括：
首先，俄与独联体国家及波罗的海三国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严重不对称。这往往被俄用来为自己在欧亚中部施加主导的地缘政治影响辩护。俄仍是独联体国家对外出口的首选国，但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加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芬兰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90％—100％依赖于俄，自俄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支撑着上述国家80％的工业生产。此外，乌克兰国防工业的80％依赖于俄罗斯的物资进口。
其次，俄不仅与独联体国家存在着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的不对称，与欧盟也是如此，只是双方位置互换。俄为法国、德国、意大利提供30％—40％的能源供应，在未来几年还要继续增长。相比之下，欧盟对俄出口额仅占欧盟出口总额的4％，而俄对欧盟成员国的出口占俄罗斯出口总额的2/3。同样地，中国与G7的贸易额远远超过了中俄双边贸易，中俄双边贸易额只占中国与G7的贸易额的10％，而中俄贸易额也只占俄罗斯与G7集团贸易额的10％。于是在莫斯科和北京的经济理性主义精英群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说法：随着俄与G7之间的经贸往来的发展，中俄之间的独特关系将被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所取代。
第三，虽然能源依然是俄经济支柱，也是普京政府及其外交的主要依靠，但还有其它一些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部门重要性在不断上升，它们代表了不同精英集团的利益及不同的对外政策目标。例如，俄罗斯的武器销售近年来有小幅回升，年销售额达到50亿美元或更多，在全球军火贸易中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同时俄民用核出口注定要在未来的20年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些产业代表了能源精英阶层以外的其它精英集团的利益。比如，军火出口将俄中联结起来，后者近年来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大量依靠从俄进口武器。核出口则成为俄伊朗关系的纽带，作为回报，后者对俄在车臣的战争采取了谨慎的中立态度。因此，俄将继续参与这些有利可图、并能使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复杂化的领域。
第四，据悉，普京在2007年2月召开的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及2007年的胜利日曾发表过反美言辞。他间接提及了第三帝国以及现今那些“对人类生命表现出同样蔑视并同样宣称自己例外、想要号令全世界”的国家。[8] 关于这一言论已经有很多说法。仔细体会，这样的言辞实际上表达了俄罗斯对现今世界美国权力强硬本质的不满，只是在程度上可能比近些年美许多盟友表达得更强烈一些。实际上，从叶利钦后期到普京时代，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都是在这样一种清醒认识的指导之下：即在面对美国强烈敌视的情况下，俄在国内外的任何主要目标都难以实现。在莫斯科看来，俄努力发展同欧盟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它们可以替代与华盛顿的关系，而只是为了尽可能减少俄在推进其经济安全利益时面临的外部障碍。无论是俄的当权者者还是未来的接班人，都从不幻想欧盟或中国会认为它们与俄罗斯的关系可以替代其与美国的关系，尽管普京的实用主义并未在俄反美主义政治精英身上体现出来。如何找到一种合理的方式来疏导这种情绪以避免其对俄美关系或者说俄罗斯自身的利益产生严重损害，将是普京继任者面临的主要挑战。
五、俄罗斯权力的结构性制约因素
尽管普京执政后俄国力和威望出现明显回升，莫斯科还是清醒地认识到，一些因素会继续对俄的力量构成制约。这些因素包括：
第一，对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更新所需的巨额投资。近年来俄能源产出的增长一直在放缓，半数以上的油田已基本枯竭；2/3以上的未开发油田位于人类难以进入的北冰洋和西伯利亚地区。按世界标准，在这些地区开采能源的成本非常高。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更新要求未来的20年内每年有100亿到2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
第二，尽管俄经济自1999年起开始复苏，但经济总量依然有限。以美元计算，俄经济规模与荷兰不相上下；俄的出口额在全球排名第13，而人口和GDP总量分别只占俄罗斯10％和50％的比利时的排名却是全球第10。
第三，严重的社会和人口问题在未来几十年将直接影响到俄国力的积累和力量的投放。俄人均寿命远远低于印度和中国，且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在未来几十年，俄罗斯会减少数百万的人口，其在业工人数量与退休人口将基本持平，从1995年的6∶1到2010年的2∶1，再到2025年的1∶1，这意味国家在履行社会义务时将面临巨大财政压力。
第四，俄军要转型为一支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武装力量，仍将继续面临诸多障碍：90％的俄适龄男性，想方设法逃避兵役；同时，据称有40％的现役军人因为有身体或精神上的残疾而不适合继续服役。
第五，“软实力”极为有限。俄精英阶层显然不相信可以通过单纯的亲善来赢得朋友，前华沙条约的卫星国争先恐后地加入北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在多数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那些从前苏联移民基本上都是反俄的。俄语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仅限于俄罗斯直接接壤的一些地区，包括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摩尔多瓦东部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以及哈萨克斯坦北部。[9]（pp1—7）
六、结论：关于政治认同的看法
国内政治两方面的现实将会冲击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外交路径：第一，俄国内居于支配性地位的政治、经济精英群体强烈抵制自由政治或自由经济的复兴（通常两者都反对），因而对美国或欧盟的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目标很难产生认同感；正如尼古拉·兹洛宾所评论的那样，“在俄罗斯国内，尚不存在一股强有力的政界或商界力量对提升俄美关系感兴趣。”[10] 第二，所有的俄政治精英，包括处于边缘地位的自由派精英，都一致认为俄必须要巩固其作为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地缘政治支点的地位。这一界定的最小范围是前苏联的边界。[11] 这代表了一种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门罗主义”，它完全可以与美国在西半球的历史势力范围相比，并因后者而自觉证明是合理的。
俄罗斯经济精英们的逻辑如以下所述：
第一，由于自身的特点，原材料部门特别是能源部门的精英们并不特别渴望进入国际市场，因为俄加入WTO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并不多。此外，俄欧之间的天然气贸易大部分都有长期供应合同的保障，因此在面临西方强硬措施如贸易制裁时，这些群体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同样，从能源出口获得的巨额利润也使得这些精英阶层以及财政严重依赖这一利润的国家不太愿意面对并接受来自国内的社会压力。如果俄经济相对更加平衡的话，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但近些年俄罗斯人已经意识到，能源贸易是沿着一条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政治和外交之外的道路前进的。如果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就是政治和外交是为俄罗斯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正如吸纳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出任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旗下北欧天然气管道财团董事长所表明的，能源产业的这种逻辑使俄罗斯对国外的自由主义经济和国内的自由政治缺乏兴趣。
第二，俄罗斯的大部分非军事基础工业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按照自由国际市场市场经济的标准，俄罗斯非矿业部门80％的生产和相似比例的就业都不具备竞争力，这种状况可能永远无法改观。如果人世意味着要严格执行自由贸易标准，俄加入世贸组织将会危及大部分就业岗位，很多人可能因此终身失业。由于这些原因，WTO标准在俄不会得到严格执行。在这种情况下，非自由主义经济符合多数俄罗斯人的中期利益，因为他们依靠国家的大量能源补贴而生存。在俄罗斯，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只有通过极度严苛的压制政策才能推行，这种全面的压制将让普京政府有选择的镇压相形见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届时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极有可能因违反自由贸易协定而受到西方的审查，但这种自由贸易协定却又受到俄罗斯民主大众的反对。
第三，俄国家安全部门的精英对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怀有强烈的愤恨。在他们看来，西方没有信守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和德国前总理科尔在1990年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的承诺。该承诺表示，如果德国得以迅速加入北约，后者将不再谋求进一步东扩。而如今先是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接着美国在波兰和捷克布置反导系统，而随后美国领导人又明确表示，不排除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最终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俄发现它不得不同北约在前苏联区域内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虽然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军队无法再发挥像前苏联军事机器那样的作用，但上世纪90年代前期存在的重构俄罗斯与西方战略关系的共识早已消失。俄军事和情报部门在普京政府权力最高层中影响力可观，他们的反西方情绪比政府中的大部分平民背景的政治精英更加强烈。[12]（pp243，257—58）
第四，俄的自由派由于“休克疗法”的原因力量被大大削弱。“休克疗法”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的积极鼓励、建议和支持下在俄罗斯实施的，它很快就造成了过度通货膨胀（1992年高达2600％，1993年为900％）和大萧条（GDP缩水50％）以及大多数民众的财产蒸发，许多人发现他们毕生的积蓄顷刻间化为乌有。[13]（pp51—61）北约的东扩使作为西方天然盟友的自由党派的信誉丧失殆尽[14]（pp654—659）。90年代中期，这些党派甚至不得不加入反对北约的阵营以求生存。在2007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这些党派（亚博卢集团和右翼联盟）能否达到新的得票数门槛（要获得7％以上的选票才能加入国家杜马）而生存下来都值得怀疑。
因此，当前俄国内的政治倾向是反美的，在一个冷战期间其民众极为亲美的国家，这的确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若是在一个政治体制高度民主且对民众负责的俄罗斯，政府和社会精英将比叶利钦和普京时代更加积极的反对美国。只有在行政权力高度集中于总统时，普京才得以推行纪律严明的现实主义政策，约束事先就倾向于反西方（北约和美国为甚）的政治力量。普京的继任者是否能够保持这种对内的控制力将成为未来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美国关系的主要决定因素。虽然逆转当前俄罗斯对外政策进程的条件还不存在——与七国集团维持工作关系以确保俄罗斯在独联体主导地位的计划并没有失败，也不存在一种在政治上连贯且有条理的对普京现实主义的替代性的选择，且俄罗斯当前的权力资源也决不允许其对现有国际秩序进行直接挑战——但如果将来的权力交接出现失控，不排除普京时代的外交进程中断的可能。如果失控的情况发生，无论对俄罗斯还是对外部世界，将一个仍然脆弱的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融入国际体系的代价将会更加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