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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学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它是有10个年级的一条龙多语种的外语专门学校，进行的教育是长大了做红色外交官。学校里有许多显赫子弟。本来父亲的职务已令我骄傲，这时我才第一次认识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虚荣之心因此变平和了许多。我们班在小学戴三道杠的同学，少说也有20位，正职就不下七八个，如今，僧多粥少，只分了我一名中队学习委员。不过我挺平静，多少年来过着管人的日子，现在被人所管，真是省心。上课不必喊起立，下课不必多做值日，有时也可扮个鬼脸耍个小脾气，比小学时众目睽睽之下以身作则的严谨日子自在多了。不过既然是做了学习委员，学习必得上游，这点自觉性我还是有的。于是便很努力。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那时的成绩单，所有的科目都是5分，惟有作文的期末考试是5。其实我的作文常做范文，只因那次老师在期末考试时闹出一个新花样，考场上不但发下了厚厚一沓卷子，还把平日的作文簿也发了下来。说此次考试搞个教改，不出新题目了，自己参照以前的作业，拣一篇写得不好的作文，重写一遍，老师将对照着判分，只要比前文有进步，就算及格。一时间同学们欢声雷动，考场里恐怖压抑的气氛一扫而光。我反正不怕作文，也就无所谓地打开簿子，不想一翻下来，很有些为难。我以前所有的作文都是5分，慌忙之中，真不知改写哪一篇为好。眼看着同学们刷刷动笔，只得慌乱地点一篇，重新写来。判卷子的老师后来对我说，写得还不错，但同以前那篇相比，并不见明显的进步，所以给我5。我心服口服，后来写的那一篇真是不怎么样。
“文化大革命”兴起，我家因在部队，没受到什么冲击。记得我听到“停课闹革命”的广播时，非常高兴。马上就要期末外语口试，将由外籍老师主考。听说是这样考法，他随心所欲，若看到你个子比较高，就会用外语冷不丁地问：你为什么这样高大？你得随机应变地用外语回答：因为我的父亲个子高。他穷追不舍：为什么你的父亲个子高？你回答：因为我爷爷长得高。他还不死心，接着问，为什么你爷爷高……你就得回答，因为我爷爷吃得多……外籍老师就觉得这个孩子反应机敏，对答如流，给个好分。面对这样的经验之谈，我愁肠百结。虽然外语尚好，但自觉难以应付这种考试，估计得败下阵来。现在课不上了，怎不喜出望外？
我出身不错，但不是一个坚定的红卫兵，因为我舍不得砸东西，也不忍心对别人那么狠，我一看到别人把好好的东西烧了毁了，就很心疼。有人就说我立场不坚定，出头露面的事就不让我干了。
久久地不上课，也是叫人感到无聊的事情。当外语口试的阴影过去之后，我开始怀念起教室。学校内建于20世纪初的古典楼房，雕花的栏杆和木制的楼梯，还有像水龙头开关一般复杂的黄铜窗户插销，都用一种久远渊博的宁静召唤着我们。学校图书馆闹革命，允许借“毒草”小说，条件是每看一本，必得写出一篇大批判文章。我在光线灰暗的书架中流连忘返，连借带偷，每次都来带着众多的书蹒跚走出，沉重得像个孕妇。偷的好处是可以白看书，不必交批判稿。写大批判稿是很苦的事情，你明明觉得大师的作品美轮美奂，却非得说它一无是处。除了训练人说假话以外，就是让人仇恨自己毫无气节。我只好一边写一边对着天空祷告：亲爱的大师们，对不起啊，为了能更多地读你们的书，我只好胡说八道了。你们既然写出了那么好的书，塑造了那么多性格复杂的人物，就一定能理解我，一定会原谅一个中国女孩的信口开河了……
我那时很实在，从来没有想到把任何一本偷来的书据为己有。每次看完以后，不但如约还回，连插入的位置都和取出时一模一样，生怕有什么闪失。这固然和我守规矩的天性有关，私心里也觉得，如果图书管理员发现了书总是无缘无故减少，突然决定不再开馆借书，我岂不因小失大，悔之莫及？
同学们抢着看我的书，但她们一不帮我写大批判文章，二来看得又慢，让我迟迟还不上书，急得我抓耳挠腮，也顾不得同学情谊，索性把她们看了一半的书劈手夺下，开始下一轮的夹带。大家不干，就罚我把没看完的部分讲出来。在1966年以后那些激烈“革命”的日子里，在北京城琉璃厂附近一所古老的楼房里，有一个女孩给一群女孩，悄声讲着大师笔下著名的故事——笑面人、安娜、悲惨世界……
我并不觉得年龄太小的时候，在没有名师指点的情形下阅读名著是什么值得推广的经验。我那时囫囵吞枣，对某些作品的理解，终身都处在一种儿童般的记忆之中。比如我不喜欢太晦涩太象征的作品，也许就因为那时比较弱智，无法咀嚼微言大义。我曾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对想听《罪与罚》的同学讲，它可真没有意思……至今惭愧不己。
无论多么艰难，读书都让我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热爱，这种热爱是那个非常岁月留给我的印痕，从少年起，伴随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