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政治在近代的调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近代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政治调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表现形态之一。近代中国，面临着全面的压力与全新的挑战，传统政治被迫加以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增强抗力，接受挑战，延续统治。尽管这种调适具有很大的被动性、消极性及其功能的脆弱性，但它却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关键词 近代；传统政治；社会转型；政治调适；近代化
一
所谓调适，即调整以求适应。政治学上的调适，指统治阶级调整传统的政治模式，以解决其所面临的矛盾，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同改革相比，在表现形态上，调适更带有惯常性色彩，不像改革具有间歇性；在手段上，调适具有缓进性，而改革则比较激进；在目的上，调适的目的性比较抽象、模糊，而改革则强调具体而明晰的近期功效。改革是调适的一种特殊的高级的表现形态，或者说是调适的激烈表现手段。
政治调适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表现形态之一。社会变化的绝对性，决定了政治调适的绝对性。从统治阶级的统治哲学上讲，统治者只有调适，才能长久统治。但调适有度的限定，无论如何调适，都绝不可能越过否定自我的力度。统治者的调适总是在维护自我统治，证明自我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这是统治者的本能。可见，调适的功能，首先在于保护传统，稳定秩序，加固统治，这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调适的功能还在于调整关系，转化矛盾，消除障碍，适应变化。政治调适就是认同传统、保护传统与修复传统、发展传统的统一。
反过来，政府的政策，是否具有调适性以及调适功能的体现程度，又要受到传统政治的制约。传统政治过于僵硬，政策的调适性就难以发挥；传统政治具有较大的弹性，政策的调适性就能得到较好的体现。当然，政治调适功能的发挥还具有主观性，即政府政策的变化主动与否，直接影响着政治调适功能的发挥。主动的政策，是对社会矛盾的及时捕捉，它不仅可以迅速有效地化解矛盾，甚至可以防微杜渐。被动的政策，则是对社会矛盾的迟钝反应，它是矛盾在淤积难消时的被迫之举，结果往往是调适不力，矛盾难解。一般说，在一个政权的前期中期，传统政治的惰性在统治者身上不甚明显，政府政策的调适性功能发挥得较好。在政权的后期，传统政治的惰性在统治者身上充分暴露出来，政府的政策不仅迟滞被动，而且都带有强暴性，即使是一些补救措施，也只能是剐肉补疮之举。
近代中国，仍然是传统的社会，但同时又处于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社会转型的时期，也是外敌不断入侵、国将不国的时期。这种时代特征，不可避免地给清政府的调适政策烙上特定的时代印痕。
（一）近代中国是传统的社会。近代中国是传统社会行将结束的时期，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积累得最为丰厚的历史阶段。中国古代发展极致的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的极度落后互为函数。传统政治中神圣化的权力意识、罗网般的社会结构、主义式的思想教条、像沉重的枷锁，锢禁着中国近代社会的进化。包裹在沉重的传统甲胄中的清政府，其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无可选择地要维护传统政治。当然，对于传统与进化的态度，清政府也并非一成不变。但这种态度的改变十分迟缓，是在外侵内乱的重重压力下的被迫调适。即便如此，清政府的政策也要在能否保持传统政治这一点上作出价值取舍。这便决定了清政府政治调适的消极性、被动性及其功能的脆弱性。
（二）晚清社会处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时期。晚清时期，传统政治的大厦动摇了。对于传统政治来说，近代化就是压力、挑战，也是传统政治获得新生的机遇。赫德曾警告清政府，中国传统制度中的缺点除非能及时改正，帝国政府将难以对应新形势的挑战。①尽管清政府固守着传统政治的阵地，但社会的发展迫使它撤出部分防线，以作为应付压力的缓冲地带。由于清政府对近代化持消极被动的态度，因此它的政策往往是应急的，带有强烈功利色彩的短期行为，以一时一事的协和，求得与外部世界的适应，在适应中再求传统的保全。
（三）近代中国是外敌不断入侵、国将不国的时期。在清政府看来，给中国带来耻辱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刚愎自用的清政府总算承认自己有不如人的地方。这是清政府政治调适的深刻的心理基础。赫德还曾说过，“如果政策改变了，中国可以成为各国的领袖；如果政策不改变，它将成为各国的奴仆。”②他的话当然不是善意的劝导，而是恫吓清政府扩大对西方的“开放”。但这句话对清政府来说，无疑是一种刺激，也可以说是一种启示。清政府是腐朽的，但对于沦为西方奴仆的地位，又是不甘愿的。它想自强，但已老迈无力，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慢慢调整自我，逐步适应近代化。这是无可奈何之奈何，别无选择之选择。
二
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像近代这样，上层建筑如此频繁地进行调适。从力度来看，传统政治在近代的调适可分为三个时期，即1840～1861年，调适的起步时期；1861～1895年，器物层面的调适时期；1895～1911年，体制层面的调适时期。
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政治的惰性和小农经济的顽愚有力地抵制着外部世界的挑战。但鸦片战争使“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③但纵观1840～1861年这21年，清政府这具“木乃伊”仍处于密闭之中。尽管鸦片战争已证明中外关系被纳入了不平等体系之中，但经过20年的体验，清政府才终于默认了这一点。这便有了以后清政府调适力度的加大。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真正的调适，是在1861～1911年的50年中。
1861～1895年是清政府全面调适时期。1861年是继1840年之后中国传统政治发生又一重大变化的年头。1.英法迫使清政府接受平等对待外国政府的要求，从根本上动摇了清帝君临天下的观念。2.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因镇压太平军而崛起的汉族地方军事政治集团，对清政府的权威形成上挤下压的格局。这些压力与挑战，迫使清政府放松传统体制的禁锢，而作全面的调适。
1895～1911年是清政府调适深化的时期，即由器物层面的调适到体制方面的调适。这个时期传统政治受到全面撼动。1.日本使中国蒙受了空前的耻辱，而日本由弱变强的道路又为中国提供了样板，走日本之路，成为中国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2.光绪、慈禧先后去世，帝制实际上有名无实，打着立宪旗号的汉族地方实力派更加尾大不掉。3.几十年政治调适的积累和近代化进程的加快，使传统政治大厦受到日益严重的创蚀。清政府别无选择，只能被历史推着向前挪动。
但近代中国日益急迫的危机，仅靠缓慢的、点滴的政治调适是挽救不了的。然而，每一次调适毕竟为大规模的改革蓄积了元气。调适每经过一段历程，必然出现上层的改革或下层的革命，清政府最终尚未在调适中完成近代化的使命，就寿终正寝了。
为了能够完整、系统地反映出1861～1911年中国传统政治的调适，我们把这50年的两个时期放在一起考察。
（一）调整中外关系，适应国际环境。过去，清政府对外专意用剿，1861年后，逐步转向协和。清政府认为，洋人“志在通商”，这对天朝无大妨。既然中外交涉无可避免，那么“遣使一节，本系必应举行之事”，一为适应国际环境，二为调整中外关系，三为减少交涉中中国的损失。于是，井底之蛙终于跳出了水面，以蠡测海，中外关系终于悄然调整了。1868年8月，大清龙旗首次在西方国家上空升起，这一年，清政府向西方首次派出外交使团。但第一个外交使团的任务主要是游历、考察，若非1874年清政府为阻止日本侵略台湾而付出赔款，还不会迅速向外正式遣使。李鸿章当时就说，假如中国向日本派驻使节的话，这次破费巨大的事件也许不会发生。④1876年中国正式向外遣使，中国外交使节在国外真正执行外交公务，则是在1877年。而外国公使从1861年起就常驻北京，外国在中国专设使馆区，则是在辛丑条约中被最终确定下来的。不平等条约终于强硬地把中国拖上近代国际关系的轨道。
（二）调整产业政策，适应近代化要求。中国传统的产业政策是压抑工商，一方面把工商视为政治集权体制的异物，另一方面尽力把工商业国有化、计划化，使之在独裁统治的狭小圈子里活动，结果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封闭性，产业目的的自给性，虽然到明代中叶以后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它始终逃不出专制政治的魔掌而长成独立的参天大树。西方先进的枪炮使清政府对近代的生产力始惊后惧再慕终习。清政府的这种意识流变是中国传统产业近代化的必备心理条件。清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首先从中央开始，奕倡办了一系列新式企业、学校和政府机构。尽管初始的洋务事业多为旗人所垄断，但旗人毕竟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且中央的口子一开，汉族地方官僚便纷起效尤。汉族地方官僚权大，易集资；他们处于战争前线，对洋务事业更有发言权；他们多与洋人有来往，洋务事业能得到洋人帮助。这些因素的综合，使洋务派能成为中国近代化第一个浪潮的领头雁。他们是身背传统包袱最重的人，也是“穷则变，变则通”思想的先行者，这其中隐含着传统政治的萌动。洋务企业从产业结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到企业管理都对中国传统产业进行了革新。由此而开创的风气，刺激了非官方的民间企业的大量出现。清政府对民办企业既不能控制过死，又不想放得太松，于是，企业管理中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出现了。这些形式反映了清政府既保守传统，又不得不对传统作有限调适的政策矛盾性。反过来，中国近代化的不断推进，又迫使清政府不断调整自相矛盾的政策，逐步适应近代化。戊戍变法时，光绪曾发布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上谕，变法失败后，这些上谕俱成废纸。但仅时隔数年，清政府又不得不制定章程，奖励工商，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了戊戍变法的历史地位。
（三）调整教育政策，适应近代教育发展。传统的教育制度是封建专制国家的软组织，学校成为连结国家政权与宗法关系的纽带。传统的教育思想强调德育，即培育学生明礼成仁，尽忠尽孝，然后才是智育，否认德育寓于智育之中，否认智育是教育的起源。传统教育下的人才模式不是追求革新进取，而是绵羊式的政治驯服工具、奴婢式的六经诠释机器。并且，通过科举制度把教育纳入官员选用的体制之中。
近代以降，传统教育面临严重的挑战：一是军事长官缺乏近代化军事训练，不适应近代化战争，中国屡屡失败；一是国门大开，洋物涌进，中国缺乏既懂外语又谙洋务的外交人才。这样，调整传统的教育政策，开办近代教育，就成为清政府整个政策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可见，中国近代教育的出现具有明显的应急性、功利性。1862年清政府创设同文馆，学生从穷苦的旗人中招收。同文馆第一期仅招10名旗籍少年。同文馆招生的情况反映了清政府既默认西方近代教育，又与传统教育相妥协。地方办近代教育，步子比中央大，上海、广东等地的广方言馆，虽参照同文馆的办学体制，但招收的学生是满汉少年。旗人多已汉化，清政府虽对汉人心存猜忌，但不能隔阻满汉合流的趋势。
清政府初办教育，只是应外语、制器、兵制之急，但这远满足不了近代化的要求，出国留学势成大局。1872年中国出现留学生，传统的单向教育被打破了。中国近代留学史由官派开始，其势一发难收，且自费出国者日渐占主导地位，这些人成为中国近代化的潮头人物。而留学风气之蔚然，又与像曾国藩、张之洞这样的一大批官僚的鼎力分不开，再进一步说，它也是清政府对传统教育体制调适的结果。
近代教育的前趋指向是对于传统教育制度的变革。上述只是传统教育内容、体制的适度松动，但它却为以后传统教育制度的变革铺设了路基。科举制度是传统教育制度的一大支柱，日益受到近代教育的冲击。作为妥协，清政府按照各级政府的建制设立各级学堂，以与科举考试相对应。新式学堂和私塾学生均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考试内容亦有所时新。但两种学制并存的调适办法却终难通行。一方面，旧式士子抱着科举不放，而私塾又受到教会学校、私立学校的猛烈冲击；另一方面，具有新思想的学生不愿把精力放在科举场上，废止科举的呼声日渐高涨。1895年康有为发起的全国举人“公车上书”，对八股制发起了集团军式的冲锋。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便是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三事。西太后迫于压力，被迫宣布从1902年起废八股文。1905年西太后正式诏废科举（武举则在1901年被废）。次年，作为管理新学的中央行政机构——学部成立。
（四）调整权力分配，适应满族汉化需要。封建专制制度的特征之一是皇族垄断权力。随着王朝的衰落，地方主义日渐抬头。清朝是满人坐主，又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央集权与地方主义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尤其是民族矛盾比任何一个王朝都要激烈。民族矛盾的主要表现是满族皇室力量与汉族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纷争。满族王朝要统治人多地广的汉族，仅靠强硬政治和武力征服显然是不够的，它的地位的稳固必须主要靠与汉族的协和。而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如强大的磁场，吸引满人不自觉地进入汉族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之中，满人逐渐被汉化了。1864年甚至出现满人汉文考试中状元（崇绮）的现象。汉文化的渗透，使清权力不断发生位移，这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差异问题，也不仅仅是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的问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央集权的松坍。
太平天国时期，内阁大学士、满人文庆就曾密陈破除满汉畛域之见，先后举荐曾国藩、袁甲三、骆秉璋等人率军镇压太平军，均被朝廷采纳。汉族地方主义也在镇压太平军中得一大发展。但直到1850年前后，满人仍占一半京官和2／3各省总督、1／3各省巡抚。⑤到60年代，满人在地方的势力便逐渐被汉人取代了。洋务运动时期是汉族地方主义急剧膨胀的时期。汉族总督、巡抚们不仅操有地方行政实权，且拥有左右政局的军队和数量很多的近代企业，不少满族官僚甚至也成了洋务派中的活跃分子。洋务派对中央态度的离合，直接牵系着清政权的稳固与否。但经过甲午战败的戊戌变法流产，汉族地方主义一度受到了抑制。但经过义和团运动后中央与地方的反复较量，西太后终于确认了汉族官僚的实力，她又亲手扶起了被打倒的地方实力派，西太后自己也走上了洋务之路。以后，虽然出现了“皇族内阁”，但遭到各省立宪派的猛烈冲击，清王朝日趋孤立。
（五）调整政治体制，适应民主化潮流。鸦片战争后，开放五口通商。为此清政府设置了五口通商大臣，它不是中央政府的行政官员，而是由两江总督（后为两广总督）兼充的办理外交，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该大臣的设置，反映出清政府机构开始在半殖民地轨道上运行。1861年五口通商大臣改称南洋通商大臣，与北洋通商大臣同列于总理衙门之下。天津条约签订后，外国公使驻北京。他们拒绝与固守传统礼仪的理藩院打交道，要求清政府在中央设一专门的外事机构。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取代了理藩院和五口通商大臣的地位。总理衙门的设立，是清政府机构的重大调适，而这种调适本身，是中国政治半殖民地化的产物。到1901年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权力更大。这是清政府为了适应买办化而作的又一次机构调适。
中国传统封建政治体制的第一次真正调适，为1898年的维新变法运动，这是一次激烈的调适方式，表现为大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而不是以前的那种政府组织机构的个别调整。这场自上而下、全国规模的变法，对以西太后为首的后党势力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她被迫暂退幕后。事实上，西太后并非是反对变法的死硬派。民族危机与朝野变法呼声使她不能不作政治上的妥协与调适。她看到光绪送去的康有为上书后，“亦为之动”，并令五大臣召见问话。西太后与光绪的斗争，不是要不要变法的斗争，而是调适的手段（缓进的或激进的）之争。庚子战争后，以西太后为首的中央集权近乎瓦解，再不变法，传统的权力体系将完全倾覆。一是下层反清暴动时时威胁着朝廷无法按旧有的统治方式统治下去了；一是以洋务派为首的地方督抚独立倾向严重，并打着变法的旗号离散中央的权威，他们与洋人联手，不保中央保外侨，反对太后建储，公开表示对光绪的亲恋。西太后被迫在流亡途中下诏变法，这实际上是对光绪变法的认同。所不同的是，两年前的变法是光绪领导的，这次是西太后自己领导的，目的在于既可调适与地方主义、洋人的关系，又能保住自己的权威。“新政”是清政府调整传统政治体制的一次实质性行动。它昭示着宪制已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必然趋势。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去世，清廷的强人政治结束了，“大一统”的权力象征中心倒下了，地方主义遂大加抬头，并同立宪主义纠合在一起。迫于压力，清政府不得不一步步调整与各派的冲突。1908年宣布9年预备立宪。1910年在立宪派请愿下，清政府再次让步，宣布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1911年颁布新的内阁官制，决定取消军机处与旧内阁，集权于新内阁，在议会监督下，新内阁作为君主立宪政体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但辛亥革命最终破灭了清政府君主立宪之梦。
三
传统政治在近代的调适，其过程是缓慢的，其结局是失败的。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西方列强的侵略。列强的侵略既刺激了传统政治的被迫调适，又是对传统政治调适的极大阻梗与破坏。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列强侵略“不仅分散了政府与现代化者的努力，而且蒙受了军事上的浪费与赔偿。其数量极为可观，不然都可以用于自强。”⑥也如毛泽东所说的，“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⑦
费正清认为，西方对中国的冲击是积极的，非帝国主义的，中国的落后在于自身“明显的惰性”，“对西方的挑战回应不力”。我们认为，1840年以前中国的长期迟滞不前，确实主要是内部的惰性所致，其政治上的表现是政府调适不力。1840年以后中国近代化的迟缓，主要是帝国主义造成的。1.资本主义伦理学，就是强权伦理学。强权与弱势相较量，吃亏的总是后者。2.从哲学上说，内因决定外因。当列强进入中国后，它就不仅仅是外因了，而且也是阻碍中国近代化的内因。不平等条约渗透到中国的一切领域，丧失主权的中国政府，其职能受到很大的限制，主动的调适功能难以正常发挥。近代化首先必须是民族独立，就这一点讲，帝国主义是导致中国政治调适不力的主要因素。与其说是中国“对西方的挑战回应不力”，不如说是西方强权导致了中国调适不力。3.正因为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回应（下层革命——主要的、政府调适），才使中国只成为半殖民地而非殖民地。
（二）从中国的内部看（仅从政治上），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调适缓慢乃至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表现在：1.被动调适。清政府对西方的挑战尽管回应，但确实不力，不是持主动、积极的态度，而是消极被动，并且带有应急性。列强打一下，下层人民革命促一下，政府就调一下。即使在调适过程中，也经常出现反复、倒退。2.政府中领导调适的力量缺乏近代化精神。他们或者是传统政治的既得利益者，或者背负着过于沉重的传统包袱，他们之所以调适，多是把维护传统、挽救传统危机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求得在传统内进行调适。西太后自不必说。袁世凯曾是变法、立宪的活跃分子，但同时也是一个权力狂、帝制狂。洋务派身上很难说有多少近代化素质，他们可以办很多的洋务事业，就是没有办一件超越传统政体的事情。尽管有的洋务派后来转向维新派，但这种转变更多地表现为地方主义膨胀，有的则是见风使舵，如张之洞。就是维新派领袖的身上也是传统性多于近代性。康有为变法的主导思想之一便是防止下层造反，维护帝制地位。变法失败后，他更是回归传统，组织保皇会，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翁同禾是力主变法的帝党骨干，同时他却反对维新派的民权平等学说，憎恶君主立宪主张。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甚至不惜改变初衷，出尔反尔，迎合守旧势力。即使是立宪派，相当多的人不是地方主义者，就是投机钻营分子，有的甚至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积极分子。3.指导思想保守。近代中国的危机，如果仅靠点滴的缓慢的调适去解救，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想作激进的调适——变法、新政时，机遇已经错过了。近代化就是变。变的观念确实是清政府政治调适的思想基础。这种来自于“易经”的变的观念，被洋务派、维新派接受为一种循环的思想，而不是向前发展的思想。他们所期望的，只是革除弊政，矫正败坏，恢复传统的秩序，所谓矫枉而不过正。近代中国政治调适的理论是“中体西用”。这是近代的传统主义，也是当时内外压力下不得已而提出的调适性思想。过激不行，顽固也不行；近代化要搞，传统也丢不得。保留“体”，顽固派能接受；承认“用”，洋人也欢迎。洋务派、维新派利用“中体西用说”可实现自己的理论，西太后利用它可制约各方，强化自身的权威。应该说，“中体西用”的调适是切合近代中国统治层内各派力量的最理想途径。从文化学上讲，“中体西用”思想是科学的、辩证的。但从近代的实践来看，这一思想的价值中心在于维护帝制之“体”，恰恰是“中体”妨碍了“西用”。从这一点上说，“中体西用”作为近代中国政治调适的理论是保守的、落后的。上述诸点，反映出传统政治文化堆压在近代的包袱过于沉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极度发达，统协性、整合性功能极强，它一方面导致了集权制度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造成了整个社会先天缺乏否定自我的心理机制。到了近代，虽然落后了，但是传统制度僵而未死。对于晚清政府的延宕机遇、调适不力，我们必须批判，但不可过激、偏执。几千年的政治文化岂可因鸦片战争而崩坍。否认这一点，便是对历史的无知。
晚清的政治调适尽管失败了，但它仍有其进步意义。1.它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内容。近代中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近代社会，只能算是处于近代化的过程之中。近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上层建筑的调适、变革是近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清政府对于传统政治的调适，自觉不自觉地把上层建筑纳入了近代化的轨道。2.它同时在客观上为加快中国近代化步伐创造了条件。传统政治在近代的调适，其根本动因是生产力的进步，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最终要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弹性运动。外国先进生产力以及中国内部新的经济因素，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变革。反过来，上层建筑的调适、变革，又为生产力的发展、近代化步伐的加快创造了条件。
本文于1994年12月5日收到。
注释：
①赫德：《局外旁观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第14～15页。
②④⑤费正清、赖肖尔著，陈仲丹等译：《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358、32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
⑥参见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0～381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