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御民粹主义诱惑（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斗争的僵局
2004年，以前以“隐喻分析家”著称的后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家乔治·雷可夫突然在民主党内声名大振，他提出了一项基本的、“简单明了的”对民主党政治错误的陈述，以及如何纠正错误来复兴民主党的动员力量的方案。他的方案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其中若干表面的特征与拉克劳的体系相一致：从政治作为对自我利益进行理性谋划的代理人的斗争转化到一种更“开放的”把政治斗争视为由无法消减的隐喻修辞所支撑的情感冲突。（对拉克劳而言，隐喻已烙印在意识形态、政治霸权的中心：霸权的根本运行方式是把某一个别内容上升为普遍性的直接体现，这种霸权运行方式实际导致了隐喻的短路。）
人们应该记得雷可夫是一个真正的反乔姆斯基者，他相信讲出一切事实，相信纯粹理性的力量。雷可夫选择了一个奇怪的反启蒙主义视角，该视角围绕所谓的“理性主义—唯物主义范式”进行观照：人民对自我利益不遵循理性分析的方式，他们以环绕核心隐喻组织起来的潜意识叙事框架进行思维，他们的信念由此类结构支撑，而不是由理性论证支撑……我们又回到了古老的神话与逻各斯的对立，修辞与推理的对立，隐喻与严格概念的对立。雷可夫的详细分析在关于日常修饰词语如何与未明说的想法相结合而产生的生动知识（如，在2004年，媒体通常把克里的住宅称为“地产”，而把布什的房子称为“牧场”）和较原始的伪弗洛伊德阐释之间摇摆。
雷可夫的结论是：不要站在理性论辩和抽象道德的立场上去恐惧激烈的隐喻性语言，左派应该接受这个领域的斗争，并学会提出更吸引人的观点。在《不要考虑大象》一书的结尾，雷可夫写道，保守派人士已经制定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准则和方向，并在过去的30年中将之充分有效地在公众心里表达出来，因而只需几个字的哲学即可将其唤起：强力防御、自由市场、低税率、小政府、家庭价值。雷可夫为自由派人士也提出了类似的哲学：“更强大的美国、广泛的繁荣、更美好的未来、有效的政府、相互的责任”。两种选择都具有的弱点也是明确的：保守派的表述提出我们的不二选择，要求我们采取强力的、分离的立场（强力防御以对抗裁军支持者；自由市场以对抗国家干预；降低税收以对抗收税，然后用于社会项目），而自由派的表述则包含了无人能反对的、普遍顺耳的词语（谁反对繁荣、更美好的未来、有效的政府？）。惟一发生的是，强烈、激昂的修辞被浅薄的、感情用事的修辞取代了。这里奇怪的是：作为一个精密的语言学家、语义学专家，雷可夫居然忽略了其观点中的明显弱点，这个弱点可以用拉克劳的方式来说明：它没有设计出一个有明确敌人的对立冲突，而这是每一个具备有效动员力的政治表述的必要条件。
所以我们远不是在暗示雷可夫提出的是“拉克劳式”的政治：恰恰相反，正是与拉克劳的参照使我们看到在表面的相似之下雷可夫的局限。据参议员杜宾（按民主党人的说法是雷可夫的支持者）的说法，他“不要求我们改变我们的观点或改变我们的哲学。他只是告诉我们必须重新对话”。共和党人通过“把旧思想重新包装”取得了胜利。因此，斗争被减缩为“纯粹的修辞”：思想（还有“真正的”政治）如旧，惟一的问题是如何包装思想，兜售思想（或者，用更“通情达理”的方式来说：建立更好的交流）。就赞同这样一种对其观点的解读而言，雷可夫并没有对他自己所强调的隐喻结构的力量予以足够的重视，而让其降为第二位的包装——这与拉克劳截然相反，拉克劳认为在建立霸权表述方面，修辞是在意识形态/政治过程的中心运作的，虽然有时拉克劳禁不住诱惑，把当今左派的困难缩减为“纯粹修辞方面的”失利。
所以左派的主要问题是它不能提出一个关于变革的充满激情的整体视野……问题真是那么简单吗？解决的办法不是左派放弃“纯道德的”理性主义话语，而是提出一种更实际的、针对政治意象的视角，一个能与新保守主义方案和过去的左派观点相竞争的视角。就其内容而言，具体地说，新的左派观点是什么呢？传统左派的衰落，它退入从来没能进入霸权游戏的道德理性主义话语，这是不是由过去数十年全球经济的巨变决定的？——那么，左派解决当前困境的更好的总体方案在哪里呢？无论抵制“第三条道路”的方案是什么，它至少是提出了一种把这些变革纳入考虑范围的视角。难怪当我们进行具体政治分析时，混乱开始成为主导性的——在最近一次采访中，拉克劳对我作出奇怪的指责，说我“认为美国的问题是美国行动上像一个世界大国，但意识上不像一个世界大国，只是从自己的利益来思考。因此解决之路是美国在行动和思想上都应像一个世界大国，扮演起警察的角色。对于像齐泽克这种出自黑格尔哲学传统的人，这意味着美国想成为普世阶级。……黑格尔归之于国家，马克思归之于无产阶级，现在齐泽克将之归于美帝国主义。这样想是没有根据的。我不认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进步的事业会以这种方式去思考”。
我引用这段话不是想详述他做的可笑的、恶意的、扭曲的解释：当然，我从来没有恳求美国成为普世阶级：当我说美国“全球行动，区域思考”时，我的观点是美国既应该在全球行动，也应该作全球思考。简单地说，普遍性和个别性的分隔是结构上的必要，这就是为什么从长远来讲美国是在自掘坟墓……顺便说一句，这里含有我的黑格尔主义：历史辩证过程的“原动力”恰恰就是“行动”和“思考”之间的分歧：人们所做不是其所想，思想在形式上是普遍的，而此类行动是“个别化”的。这就是为什么对黑格尔来说没有自明的历史主体，所有行动的社会主体总是而且从定义上说都受制于“理性的狡诈”，是通过完成预定任务的失败来完成他们的角色。结果是，我们这里所面对的差距不简单地就是思想的普遍形式和特定利益之间的差距，我们的行动由普遍思想授权并得到特定利益的支持。真正的黑格尔式见解是：与个别内容相对立并将之排斥的普遍形式使自身“个别化”，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没有必要去寻找污染纯粹普遍性的某种个别的“病态”内容。
我引用这段文字为的是准确说明普遍性的地位：这里我们碰到普遍性的两个对立的逻辑，而这是必须严格区分的。一方面，存在作为社会普世阶级的国家官僚阶层，作为整体秩序的直接代理人；另一方面，存在着“超数字的”普遍性，此普遍性体现在超出现存秩序的因素里，这些因素虽内在于该秩序，但在其中却没有恰当的位置。不仅两者不同，而且这个斗争最终是这两种普遍性之间的斗争，而不只是普遍性的个别因素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哪种特定内容将使普遍性的空洞形式“霸权化”，而是关于普遍性的两种排他性形式之间的斗争。
这就是为什么当拉克劳沿概念内容与激进命名的效果相对立的轴线去反对“工人阶级”和“人民”时，他说偏了：“工人阶级”指一个先于概念存在的社会群体，由其实质内容来表述。而人民则是通过命名才成为一种统一的力量，是诉求使他们在“人民”的名义下统一起来。然而，马克思对“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了区分：“工人阶级”实际上是一特定社会群体，而“无产阶级”指一种主体地位。
这使我们注意到拉克劳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持的基本批评：这实际上是一门“实体”科学，它给物质性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划出了界线，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换句话说，给予阶级斗争以特权）中解放政治学的任何直接实践都把政治变成实在的现实的附带现象……这种观点漏掉了德里达称之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幽灵”维度：远不只提出某确定社会领域的本体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显示该本体论总是受到“幽灵”的介入——马克思将之称为商品世界“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微妙”。此种奇怪的“幽灵/鬼魂”置身于经济现实的中心，这就是为什么，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批判的循环得以完结。
在早期著作中，马克思最初的论点是：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开始进行国家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最后着手对社会再生产的最基本机制给予了洞见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然而，在最后这一点，过程成为循环并回到了起点，即是说，在“实际的经济现实”的中心，我们发现的仍旧是神学范畴的东西。当马克思描述资本的疯狂的自我增殖流通，其唯我独尊的自我增殖在今天对期货的投机上达到了顶点，这决不是简单地说，这个走自己的路，不管任何人类和环境问题的自我生产的巨兽的幽灵只是意识形态的抽象；也不只是说，不要忘记在这种抽象后面，有真实的人和自然物体，他们的生产力和资源构成了资本流通的基础，在此之上资本被滋养成一个巨大的寄生虫。问题是这种“抽象”不仅存在于我们（金融投机家）对社会现实的误认上，在决定物质社会进程的结构方面，它又是“真实的”：所有人的命运，有时是整个国家的命运都能被资本的“唯我的”投机舞蹈所决定，因资本的逐利性，在其运行如何影响社会现实方面，资本表现出该死的冷漠。这里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根本的制度性暴力，比前资本主义时期直接的社会意识形态暴力更可怕：此暴力已不再能归结到具体的个人及其“邪恶”意图上，而纯粹是“客观的”、制度性的、匿名的。这里我们碰到了拉康式的关于现实和真实之间的区别：“现实”是指参与到互动和生产过程的具体的人之社会现实，而真实则指决定社会运作的资本的冷酷的、“抽象的”幽灵逻辑。
此外，我们不要忘记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术语的意义：经济本身就是政治的，所以，不能把政治斗争降为某种更“基本的”经济社会进程当中的附带现象或次要结果。这就是“阶级斗争”对于马克思的意义：政治存在于经济的中心。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手稿里直接讨论阶级斗争时，出现了断裂，前述观点说明为什么这个断裂是有意义的——这种断裂不是缺陷，不是失败的符号，而是标志着思想的路线又回到思想本身，回到一个一直存在的领域。“政治的”阶级斗争从一开始就渗入了全部的分析：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如，商品的“价值”、“劳动力”或利润率）并不是客观的社会经济数据，它总是显示着“政治”斗争的结果。
因此，“资本主义”不仅是用来描述一个实际社会空间的范畴，而是一个决定整个社会空间结构的形式的超验的母体——实际上是一种生产方式。它的力量置身于其弱点当中：它受驱动永远处于变化中，处于恒久的紧急状态，为的是回避其基本的对立物及其结构失衡。因此，它在本体意义上是“开放的”：它通过不断的自我克服来再生产自身；似乎它在向未来借钱，但总是推迟清偿的日子。
土耳其进行曲
虽然民粹主义的话题在今天的政治领域十分重要，但普遍的结论是它不能被用作解放性政治学更新的基础。要注意的第一点是，今天的民粹主义不同于传统的民粹主义——两者的区别在于其赖以动员人民的敌人上：后政治的兴起意味着把政治本身转变为对相互冲突的利益的理性治理，而且这个倾向还在发展。在高度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西欧，“民粹主义”至少是体制化后政治的固有的、模糊的替身，人们想说的是：它是德里达意义上的补充，它是一个不适应体制化空间的政治诉求得以表达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民粹主义有一个基本“困惑”：其基本姿态是拒绝面对局面的复杂性，而将之简化为一种与伪具体化的“敌人”的清楚的斗争（从“布鲁塞尔官僚”到非法移民）。因此，从定义上来讲，“民粹主义”是一种否定现象，一种建立在拒绝之上的现象，甚至是一种不明说的对无能为力的承认。我们都知道一个老笑话，说的是一个人在路灯下找他丢失的钥匙；当被问到在哪里丢了钥匙时，他承认说是在后面那个黑暗的角落里；可是，为什么他要到街灯下来找钥匙呢？因为这里比较亮……民粹主义当中就有这种把戏。所以，今天解放性的运动不仅不应投入到民粹主义当中，而且应更进一步提出今天解放政治的主要任务是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找到一种政治动员的形式，对（像民粹主义一样）体制化的政治保持批判态度，从而避免民粹主义的诱惑。
那么，欧洲的思想混乱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法国的选民没有明确的对等选择，因为选择项“是”被给予了特权：精英们向人民提供的选择根本就不是选择——人民被号召去赞同不可避免的命运。媒体和精英把这种选择当作知识与无知、专门知识和意识形态、后政治治理和旧的左右翼政治激情之间的选择。于是，“不”被当作一个不了解自身后果的短视反应被拒斥了：一种应对正在出现的后工业全球秩序的恐惧而产生的阴暗反应，一种坚持并维护福利国家传统的本能反应——一个缺乏任何实质性替代选择的拒绝姿态。难怪坚持“不”的否定立场的政党是站在政治谱系相反一极的政党，勒庞的国民阵线居右，法共和托派居左。
然而，即使这一切里面有真理的因素，关于“不”的这一事实，即“不”没有得到一种一致的替代性的政治图景的支撑，这可能是对政治精英和媒体精英最强烈的指责：他们无法表达人民的愿望和不满并将之转化为政治图景。相反，在他们对“不”的反应中，他们把人民当作因迟到而没有听到专家讲课的小学生：他们的自我批评是他们没有教育好他们的人民。这种“交流”观点的鼓吹者没有明白，从反面讲，这里的“不”是一个关于交流的完美例子，如拉康所言，在交流中，说话者从听者那里以颠倒的方式，即真实的方式得到自己的信息：有知识的欧洲官僚从选民那里以真实的方式得到关于他们自己浅薄的信息。被法国与荷兰拒绝的欧盟宪法草案代表着一种廉价的把戏，似乎通过把两个世界最优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欧洲就能自救并打败竞争者：通过保持文化传统，在科技现代化方面打败美国、中国和日本。这里要坚持的是，如果欧洲要自救，它应做好相反的准备，冒两方面失败的风险：消除对科技进步的迷恋，摆脱对欧洲文化传统优越性的依赖。
当评论家把“不”描写为混乱恐惧的信息时，他们错了。我们这里所说的主要恐惧是“不”在新欧洲政治精英当中激起的恐惧，那种害怕人民不再轻易购买其“后政治”图景时的恐惧。对于所有其他人来说，“不”是希望的信号，希望的表达；希望政治仍然活着，仍有可能；希望关于新欧洲将是什么样子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争论继续是开放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左派的角度看，应该拒绝自由派的轻蔑暗示，他们认为在我们的“不”中，我们会发现自己奇怪地与新法西斯主义者结成了同盟。新民粹主义右派和左派的惟一共同点是：意识到政治本身仍然活着。
在“不”中有过肯定性的选择：选择本身的选择。拒绝被新精英勒索，他们给我们提供的惟一选择是肯定他们的专业知识或是展示我们自己的“非理性”的不成熟。在关于什么样的欧洲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方面，“不”是启动恰当政治争论的积极的决定。欧盟宪法的混乱是否也说明这样一种困惑：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欧洲？在各种政治、文化和体育公共场合听到的欧盟的非正式盟歌是取自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最后一个乐章“欢乐颂”的旋律，这是一个能代表一切的真正的“空洞的能指”。在法国，它被罗曼·罗兰提高到讴歌全人类兄弟之情的人文主义颂歌的高度（“全人类的《马赛进行曲》”）；1938年，这个曲子作为“帝国音乐节”的高潮来演出，后来为希特勒的生日演出；在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国，在排斥欧洲经典艺术的氛围中，这首乐曲被当作进步阶级斗争的音乐；而在今天的日本，这首乐曲获得了被顶礼膜拜的地位，因其据称传递了“痛苦之后的欢乐”的信息而被纳入到社会的组织结构中；直到20世纪70年代，即西德和东德奥林匹克运动队必须作为一个德国队参赛时，为德国金牌得主演奏的国歌就是《欢乐颂》；同时，伊安·史密斯领导的罗得西亚白人至上主义政权，在60年代末为了维持种族隔离而宣告独立时也宣布这首曲子为它的国歌。甚至“光明之路”的领导人阿比马尔·古兹门（现已被监禁）被问到他喜欢什么音乐时，他也提到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第四乐章。因此，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想像一场虚构的演出，在演出中，所有不共戴天的敌人，一时忘记了他们之间的敌对，而在这一神奇的时刻参加到兄弟之情的狂欢当中。
然而，在我们把第四乐章当作因“社会应用而被毁掉”的乐章抛弃之前，让我们注意一下该乐章结构上的一些特点。在听完用管弦和声乐的三次变奏演奏的主旋律（欢乐的主题）后，在本乐章的中部的第一个高潮部分，某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而这个问题在自乐曲首演后的180年中一直困扰着批评家：在第331节，调子完全变了，不再是庄严的赞美诗般的行进，同一个“欢乐”主题却用“土耳其进行曲”（Marcia Turca）的风格来重复。该风格借自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演奏的军乐，是18世纪的欧洲军队取自土耳其近卫军的军乐——这里的调式是民众游行的狂热调子，一个有嘲弄意味的场景……在此之后，一切都错了，原本简单、肃穆的庄严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个“土耳其”部分之后，以一种与第一部分明显相反的方式行进，合唱似的音乐退避到深切的宗教式虔诚当中，试图呈现一个圣洁的意象：数百万人民跪下来，彼此相拥，怀着敬畏的心情注视着远处的天空，寻找那个一定置身在布满星辰的苍穹之上的像父亲般慈爱的上帝；然而，乐曲在此被困住了，先是低音部，然后由次中音部和中音部重复，最后是高音部重复，但表现出的是混乱，好像这个不断重复的恳求表达的是绝望的企图，要想使我们相信它所知道的不是真的，使得“慈爱的父亲一定住在……”的乐符变成了绝望的恳求，结果证明在天穹之外什么也没有，没有慈爱的父亲来保护我们及确保我们的兄弟之情。接下来，低八度的赋格曲引导乐曲回到一种更欢快的情绪，但其人为痕迹过重的华彩使之显得不适宜，一种拙劣的结合，一种想掩盖前一部分所显示出的因上帝缺失而造成的空洞的绝望企图，但乐章结束前的婉转歌唱最为奇怪，听起来一点不像贝多芬的作品，倒像是莫扎特的《后宫诱逃》结尾曲夸张的翻版，把“土耳其”因素和密集的洛可可场景结合在一起。于是结尾曲是一个东方主义和退回到18世纪古典主义的奇特结合，一次从历史此在的双重倒退，是对包容一切的兄弟之情纯幻想的欢乐之神的默认。如果曾有过“自我解构”的音乐作品的话，这就是一个例子。
因此，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充满了尼古拉斯所称的并非完美的象征：作品（或乐章的行进）有太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虽然还不清楚这些因素能引起什么样的附加意义。
如果我们把《欢乐颂》过于通俗化，如果我们过于习惯把它当作兄弟之情的象征，情形会怎么样呢？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抛弃其中的错误吗？今天许多的听众为《欢乐颂》里面的空洞浮华和矫饰感到吃惊，为其某种可笑的庄严吃惊——回忆一下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演出：肥胖、自鸣得意、穿着得体的歌唱家使足了劲，青筋暴露，伴着可笑的手臂挥舞，尽可能强烈地表现崇高的意义……如果这些听众是对的呢？如果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土耳其进行曲介入之前，而不是之后呢？如果我们转换全部的视角，把进行曲部分当作对减少荒唐矫饰的正常状态的回归，因此使我们回到现实中来，好像在说“你想庆祝人类的兄弟之情？这里就是真正的仁慈、博爱”。
今天的欧洲不也是同样的情形吗？贝多芬《欢乐颂》作为欧盟非正式国歌的讽刺之处是：欧盟今天之危机的主要原因恰恰就是土耳其：根据大多数的民意测验，最近法国、荷兰公民投票当中投反对票的民众的主要理由就是反对土耳其成为其成员国。“不”的基础可能是右翼民粹主义（针对土耳其对我们文化的威胁说不，针对土耳其廉价的移民劳动力说不），也可能是自由派文化多元主义（土耳其不应被接受为欧盟成员，因为它对待库尔德人的方式没有表现出对人权的足够尊重）。而相反的赞成的观点则犯了贝多芬结尾曲同样的错误……所以，到底是欧盟应该接纳土耳其，还是土耳其应该在欧盟之外偷偷哭泣？欧洲能够逃脱“土耳其进行曲”的境况吗？如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结尾所示，如果真正的问题不是土耳其进行曲，而是基本旋律——那首布鲁塞尔后政治技术精英给我们演奏的欧洲统一之歌——出了问题，那又怎么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主旋律，对欧洲的新的界定。土耳其的问题、欧盟因土耳其而产生的困扰并非是关于土耳其的问题，而是关于欧洲自身的混乱的问题。
那么，欧洲今天的困境是什么？欧洲处于以美国为一方，以中国为另一方的钳制中。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讲，美国和中国是一样的：都是对技术的无限制的狂热追求和热衷于把普通人组织起来。当地球最远端已被经济征服，能进行经济剥削；当你喜欢的任何事件，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能在任何时间迅速呈现在你面前；当通过电视的“现场直播”，你能同时“感受”伊拉克沙漠里的战斗和在北京的京剧演出；在因全球数字化网络，时间已变成速度、即时性和同时性时；当现场电视秀的优胜者被当作某个民族的伟大人物时，在所有这一切之上有一个如幽灵般迫近的问题在大喊：为了什么？——向哪里走？——接下来又会怎样？
如果对于所有人来说，正在出现的世界新秩序是没有异议的，那么欧洲就迷失了，所以欧洲惟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去冒险，打破这个命运的魔咒。在这个新原则下，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撼动的：无论是经济“现代化”的需要，还是最神圣的对自由民主的迷恋。
所以，虽然法国与荷兰的“不”的背后并没有一个清楚的、具体的替代性洞见作为支撑，但“不”至少清理出空间，打开了一个需要新的方案填入的真空——与赞成欧盟宪法的立场相反：该立场实际上排除了思考，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运作的既成事实。法国的“不”对所有关心欧洲的人透露的信息是：不，那些想用鲜艳的自由派文化多元主义包装把货物卖给我们的那些匿名专家们并不能阻止我们思考。欧洲的公民们应意识到我们必须就我们的需求作出恰当的政治决定，是时候了。没有什么知识精英会为我们做这项工作。
[查日新：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