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亲繁殖”影响产出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亲繁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05(2016)03-0050-09 在大学排名影响下，研究生产力成为衡量大学学术表现的主要测度之一，也是计算大学排名的核心指标。由于高产出的教师被视为大学应对竞争的战略资源，而如何识别有学术潜力的教师以及加强对教师学术产出的考核则成为高校人事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影响教师学术产出的诸多因素中，学缘关系引起研究和实践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学术市场中普遍存在“近亲繁殖”现象，“而且越是重点大学，近亲繁殖现象越严重”，[1]近亲繁殖被认为不利于学术创新，降低了教师学术产出绩效。 另一方面，大学招聘中对学缘关系极为重视，偏好“985”学校毕业生甚至成为普遍的潜规则，这一矛盾表明对学缘关系影响的研究仍然不足。以往研究以定性为主，尚缺乏更有力的实证支持。在变量解释上，主要是基于毕业留校这一单一学缘关系，忽视了多重学缘关系共同作用的效果，也未能考虑不同学术经验下学缘影响的差异性。由于学术产出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变量控制的差异(如机构因素是否固定)也会影响模型估计结果。因此，本文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前提下，研究多重学缘关系的结构性影响及其微观机制。这一研究对高校人事管理的意义在于，通过识别显著影响学术产出的学缘及相关因素，可以避免用人上的“出身论”或单一化考核模式，从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教师筛选和学术评价机制。 本文的问题是，“近亲繁殖”影响教师学术绩效吗?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学缘结构上的差异?学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影响模式是否相同?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学术产出是否存在差异? 一、文献综述 (一)学缘关系 哈佛大学校长Eliot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就对大学近亲繁殖现象提出批评，[2]尽管近亲繁殖现象此后仍然普遍，但有关其影响的研究存在不同的结论。 Soler对欧洲14个国家51所大学的分析表明，总的科技产出与近亲繁殖呈负的相关性(r=-0.60，p=0.02)。[3]近亲繁殖严重影响科技产出和效率，非近亲繁殖者h指数平均比近亲繁殖者高35%。[4]其原因之一是近亲繁殖者更偏向内部的、狭窄的学术信息交流，从而降低了学术产出。McGee的发现则相反，近亲繁殖者出版更多的书籍和文章，学术表现更好。[5]Long对239位生化学家的研究表明，生产率和学缘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6] 另外，近亲繁殖通常被定义为在获得最终学位的学校任教。[7]这一定义过于狭窄，正如Eells指出的，近亲繁殖一直被看作单一特性，事实上有不同类型的近亲繁殖，除了博士毕业留校外，还有硕士、本科的学缘关系存在。例如，仅拥有雇佣机构本科学位的，近亲繁殖程度相对较为温和。[8]当考虑不同层次的学缘关系时，近亲繁殖的影响有不同的发现。王军辉等对国内16所经济学院教师产出的分析表明，本科是否毕业于“211”或“985”高校对科研绩效并无积极影响，毕业留校对产出有较大的负面影响。[9]钟云华认为本科、硕士与博士同缘的教师学术职业发展可能性最大，硕士学缘的教师学术职业发展可能性最小，这一个案研究代表性不足。[10] 总体看，文献对不同层次学缘影响的研究较少，学术职业始于硕士阶段，如果只研究最终学缘，则难以全面了解学缘影响的复杂性，特别是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中，硕士、博士入学方式和竞争程度有很大的差异，“考博士生比考硕士生容易”。[11]我们尚不清楚这种差异是否对日后的学术发展带来影响，因此，Horta认为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仍然是一个需要研究的维度。[12] (二)其他个人因素 影响学术产出的既有个体因素如性别、年龄、经验、个性等，也有环境因素如教育训练质量、系或学校的声誉等。[13] 性别。由于女性花费更多时间承担家庭责任，一般认为其产出低于男性。[14]也有研究认为，在控制学缘和专业领域等因素后，女性产出并没有显著低于男性。[15]甚至有研究发现，女性平均而言有更好的研究绩效。[16] 职称。职称被认为是学术产出的预测因素，Bellas等发现教师职称越高产出也越多[17]。Abramo等对意大利大学理工类专业教师2004-2008年间研究产出的分析发现，基于发表数量和影响力，教授比副教授、助理教授表现更好。[18]或者在控制其他因素后，职称影响并不显著。[19]职称是学术积累的结果，与时间有关，也能用于测量学术经验。[20] 专业。根据Webber对美国高校教师产出的实证研究，学科之间存在差异。[21]Shin认为，学术产出主要取决于个人因素，不同学科的影响不尽相同。他对韩国的实证研究表明，学科差异是教师研究产出差异的一个主要来源，这是由于学科之间在认识论、方法论和研究发表类型等方面的差异引起的。[22] (三)机构因素 以往的研究很少考虑学术机构的特征对教师产出的影响，而同一机构的研究者之间通常有集聚效应，相互并不独立，忽视数据的层次性会导致估计偏差。[23]关于机构影响，Porter等在分析时考虑了机构规模等组织特点，以控制组织因素产生的变异。[24]Jordan等认为系的规模和发表之间存在积极的关系。[25]此外，机构声誉也影响教师产出，排序更高的系能挑选更好的学者，反过来又进一步提升学术产出。[26]夏纪军对国内24所经济学院教师产出的研究发现，在控制机构声誉后，学缘关系对教师产出无显著影响。[27]根据这些研究，控制机构因素有助于提高估计精度。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 本文以公共管理学科为样本，该学科具有典型的跨学科、应用性特点。作者从参与2012年全国公共管理一级学科评估的60所院校中，按评估排序确定样本学校，剔除无独立公共管理学科办学实体或未提供教师个人信息的学校，共选取35所公共管理学院，占当年参与评估学校的58%。采取定额抽样方式，每所学院按职称比例抽取25名教师，共抽取875个教师样本。 (二)变量设计 如表1所示，性别、职称和机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学缘关系和最终学历专业背景作为解释变量。本文以研究生产率作为因变量，采用期刊发表来近似代表总的研究产出。[28]引用率可以用于近似衡量科技发展的影响，[29]鉴于引用情况是一个更好的质量指标，本文以论文引用数作为学术产出的主要被解释变量，并与论文数进行比较。
教师个人简历和教师规模数据通过受访学院主页获取，论文数据通过中国知网获取，检索截止时间为2015年1月30日。 (三)分析方法 教师学术产出既受个人因素影响，也与机构特点有关，考虑到数据的分层特点，可采用普通多层线性模型来解释具有嵌套特点的资料。同时，对论文数和引用率等具有计数特点的变量，采用log(N+1)变换，经过log变换后的模型更匹配。[30]本文运用SPSS18.0软件，对评估分数、教师规模两个变量进行标准化转换，并对因变量进行log(N+1)变换，采用线性混合模型进行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描述统计 描述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样本中，女性占比接近38%。从职称构成看，副教授占比40%，教授和讲师各占30%。从最终学历看，有博士学位的占比85%，而有博士学缘关系的约占28%。从硕士和本科学位看，有学缘关系的占比分别接近29%和23%。同时，部分教师简历不完整，主要是缺本科和硕士层次的教育信息，本文把学缘关系不明的归类为“未知”，分别占22%和15%。从最终学历专业看，经济管理类和政治社会法律类分别占47%、28%，而其他专业占比相对较低。 此外，表2也给出了机构变量和因变量统计值。其中，评估分数和教师规模两个机构变量的变异性相对较小，引用率较论文数变异更大。
(二)基准模型 首先建立基本模型，不加入任何解释变量，只考虑不同院校教师产出是否有差异，结果如表3所示。
固定效应表明，常数项不为0，即拒绝不同院校的教师产出平均水平为0的假设。而随机效应表明，代表学校差异的常数项估计值分别为0.05和0.013，且统计上显著(p＜0.01)。即，不同院校教师产出确有差异，在院校水平上存在聚集性，且引用率的变差要大于论文数变差。不过，总体上来看，学校层次能够解释的变差并不多。 (三)分析模型 先建立基于引用率的分析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从-2受约束的对数似然值看，分析模型较基准模型有较大减少，根据越小越好的原则，加入解释变量后模型的分析能力提高了。显然，分析模型较基准模型更好，而模型3拟合情况也优于模型1和模型2。
在模型1和模型2中，分别只加入本科学缘和博士学缘，影响均不显著，但无博士学位者产出显著较低(p＜0.01)。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硕士学缘后，博士学缘对教师产出具有弱的负面影响(p＜0.1)，而硕士学缘则影响积极(p＜0.01)。考虑到无博士学位这一因素的影响，在模型4中剔除无博士学位者，学缘关系的影响模式仍然存在，即硕士学缘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博士学缘则具有中度的消极影响(p＜0.05)。 从专业背景看，经济管理类产出在四个模型中均显著高于人文专业(p＜0.01)，政治社会法律类也显著高于人文专业(p＜0.05)，其他社科专业具有中等或弱的正面影响，除模型4外，自然科学类专业也有弱的积极影响。 从控制变量看，教授和副教授均比讲师引用率高，而性别影响不显著；机构规模因素不显著，但代表学科声誉的评估分数则具有显著积极的影响(p＜0.01)。 为便于比较，本文同时以论文数作为因变量建立分析模型，结果如表5所示。学缘关系的影响与引用率模型基本相似，只是模型3中，博士学缘由弱的消极影响变成不显著，但方向仍一致。与引用率模型明显不同的是，专业背景的影响均不显著，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与引用率模型大体相似。可见，与论文数变量相比，引用率是区分教师产出更好的指标。①
(四)不同职称的产出影响分析 前文估计了学缘关系与专业因素的一般性影响，这一影响是常态的，还是蕴含着结构性差异，即是否与教师的学术职业发展阶段有关?为此，分别以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为子样本建模，分析二者对学术产出的影响是否存在职称上的差异，结果如表6所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不同职称教师的产出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从学缘关系看，博士学缘对讲师的产出有一定积极影响，但硕士学缘无影响；博士学缘对副教授的产出有显著的消极影响(p＜0.01)，而硕士学缘对副教授的引用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对论文数有弱的正面影响；学缘关系对教授的学术产出没有影响。
从专业影响看，对于教授，经济管理类专业对引用率有积极影响(p＜0.05)，政治社会法律类专业不仅对引用率有正影响(p＜0.01)，且对论文数也有积极影响(p＜0.05)，自然科学类专业影响较弱；对副教授，仅经济管理类专业有显著积极影响，其他专业的影响不显著或较弱；对于讲师，虽然其他社科类专业有中等程度的积极影响，但专业变量的整体影响并不显著。此外，性别的影响仅限于讲师，女性引用率高于男性，但论文数没有差异。 实证研究表明，近亲繁殖对教师产出的影响是复杂的或混合的，与学缘结构有关。博士学缘的影响是消极的或不显著，本科学缘没有影响，这与已有研究发现是一致的。相反，硕士学缘则有着积极的影响，这一新的发现值得讨论。一般而言，本科为通识教育，距离学生的职业选择尚较遥远，因此，本科教育对学术道路很难有直接的影响。而硕士教育意味着学术职业的起点，虽然只是博士教育的中间产品，但在我国属于相对独立的学位层次，其筛选机制和更早展露的学术志趣也提供了重要的质量驱动力，影响毕业生未来的学术道路。对于高校人事管理而言，如果只关注单一学缘，就会忽视其他学缘的影响，甚至导致用人误判，因此既要避免本科非“985”不录的潜规则，也要对仅有单一博士学缘的毕业生留校保持警惕，今后应关注硕士学缘乃至硕博同缘对学术产出的影响。② 专业背景对论文引用率有显著影响，但对论文数量无影响。相对于人文类专业，经济管理类和政治社会法律类论文引用率更高。其他研究也发现，应用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对产出有积极的影响。[31]客观地讲，不同学科产出方式存在差异，相对社科类专业，人文类专业更偏好书籍等产出方式，且不同学科期刊的影响因子有差异，从而导致后者的学术产出影响处于不利地位。大学在考核教师产出或评价学科绩效时应考虑专业本身的差异，避免论文等单一指标对不同学科背景造成的不公平。 学缘关系和专业背景对不同职称的教师影响模式不同。对于讲师，毕业留校会提高产出，基于人的社会化理论，本校毕业生在知识、信念和行为上的同化作用更突出，[32]这有助于适应环境、促进合作继而带来短期学术利益；对于副教授，博士学缘影响为负，而硕士学缘影响为正；对于教授，学缘关系不再具有显著效应，而专业背景则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不同职称大体上对应教师学术职业的不同阶段，在学术生涯的前期，学缘关系会产生一定影响，随着学术经验的积累，不同层次学缘的影响趋于消失，而专业背景的“累积优势”明显，体现出更大的学术影响力。 作为控制变量，性别和规模因素对教师产出无影响，但评估分数对产出有积极影响，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学术发展离不开合适的组织和政策环境。显然，在人事招聘和绩效评价中，现有证据并不支持基于性别因素的歧视性做法。学科声誉影响教师产出，这表明机构环境影响的重要性，如学术氛围、资源和组织文化也会促进教师产出水平的提升。[33] 受条件所限，本研究的局限性在所难免。其一，本文是基于公共管理学科样本，结论是否可以外推以及是否反映长期趋势尚需更多实证研究。其二，研究生产率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更综合的分析还应考虑国际发表和专著等产出形式以及公共服务、教学等因素。其三，本文没有考虑教师偏好、内在激励以及年龄等因素的影响。 ①正式分析时，本文还估计了不同变量的交互作用和本科学校层次(分“985”，“211”和“其他”三类)的影响，结果均不显著，因篇幅原因在文中未报告。 ②本文的数据表明，同时具有博士、硕士学缘的教师，论文数和引用数分别为4.6、30.9；仅有硕士学缘的，论文数和引用数分别为3.9、27.3；单一博士学缘的，论文数和引用数分别为3.1、20.7。这意味着博硕同缘并留校的教师，经过长期的学术筛选机制，往往学术产出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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