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分析方法_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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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体方法

在传统科学方法论中居支配地位的是还原论,相信整体的性质可以而且必须还原为部分的性质去认识,相应的方法是分析—累加的方法。这种方法在科学中统治了300多年,直到本世纪中叶, 才由贝塔朗菲(Bertalanffy)第一次提出了明确而系统的批评,创立了系统学, 从此整体论方法日益受到科学的重视,并对社会科学方法产生了一定影响。正如英国一位著名物理学家所说:“物理学家的看法甚至在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当中也获得了同情,特别同情物理学家的是那些主张对问题要作整体论研究的人”。[1]混沌是强非线性、 强不可积系统的典型行为,是一种根本的非加和性。一切混沌运动从本质上无法还原为部分特性去认识的整体特性,必须用系统观点和方法处理。确定性系统的内在随机性、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等,都是系统的整体特性;同宿点、奇怪吸引子、分岔序列、周期窗口等都是刻划系统整体特征的概念。但是,混沌理论并不孤立地使用整体方法,而是与局部描述方法相结合,是整体与部分的统一。

受自然科学方法的影响,古典经济学采用“隔离”方法,排除一切干扰因素,把个人从社会中抽象出来,得到所谓的“经济人”。奥地利学派甚至把个人看成是孤立于世的不属于社会的“原子”,是生活在孤岛上与世隔绝的“鲁宾逊”。这种还原方法经常使经济学出现“合成推理的谬误”,并不断受着经济人行为悖论、偏好系统悖论等的困扰。[2]

瑞典学派虽然没有完全克服传统经济学的缺陷,但在经济分析中开始采用整体方法论建立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形成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独树一帜的斯德哥尔摩学派。其整体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采用总量分析方法,建立宏观经济理论体系。 总量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国民收入的总量变量的分析方法、国民收入组成的衡量和规定采用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的分析方法以及国民收入的决定和波动取决于总投资与总储蓄的均衡或失衡的分析方法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维克赛尔(Wicksell Knut )在他的货币均衡和经济周期论中就是以总储蓄和总投资的均衡失衡来考察国民收入与一般利息率水平和一般价格水平的稳定与波动的关系。缪尔达尔(Myrdal K G)、 林达尔(Lindahl E R)、 俄林(Lhlin B G)和伦德堡(Lindbeck Assar )等人也用总投资与总储蓄或总投资与总消费的均衡与否考察国民总收入的决定和波动,并且企图在考察总量的基础上找到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和其它经济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内容。

1.2 采用瓦尔拉斯(Walras L)一般均衡分析法, 分析国民收入等总量。把只用于研究个别厂商、个别商品的价格决定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发展成总量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如维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不仅考察了产品市场的均衡,而且考察了资产市场的均衡。甚至瑞典学派还用总量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开放经济中的总量变量及其关系。卡塞尔(Cassel K G)的相互依存理论认为,国际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是以不同国家各自的平均价格水平之间的数量关系为基础的。俄林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以及商品的价格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决定的,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以及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决定的。而且,商品的价格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依存和决定关系。

1.3 重视制度分析。从整体的观点来看, 经济学决不只仅仅涉及到有关经济的领域,它还涉及社会中各种制度。缪尔达尔认为经济制度是发展着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而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中,社会的各因素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某一社会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社会因素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由此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说”,他认为所有“非经济”因素——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结构、制度和态度,及所有人与人的关系——必须包括在分析之中。瑞典学派的经济制度分析方法拓展了经济制度分析方法的领域,反映了当代世界经济制度分析的一些实际变动趋势。

瑞典学派的整体方法论开创了经济分析的新方法,对凯恩斯的经济分析方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缪尔达尔就曾不无自豪地说:“……维克赛尔理论的存在使我们有可能稍先于我们的英美同僚们提出新的理论和制定政策的指导方针。”[2] 整体方法论是建立非线性模型的方法论基础,是研究混沌理论的出发点,而非线性又是混沌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经济学中采用整体方法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继续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就有可能建立非线性经济模型,发现经济中的混沌现象。但是由于瑞典学派强调整体方法论时,并没有把经济体系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更没有考虑到经济内部各部分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所以在建立经济模型时没有引进非线性项,也就不能从中发现经济的混沌现象。

2 不确定性方法

传统科学偏重于对世界确定性的描述。牛顿纲领把决定论和还原论结合起来,认为我们只要掌握了某个物质系统的力学状态,我们就能说明这个物质系统的一切性质。拉普拉斯则把力学中的决定论运用于整个宇宙,并把它与机械还原论自然观结合起来,排除任何偶然性,这样世界便成为一个神秘的东西。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和统计力学中的涨落理论,打破了自牛顿以来的决定论占据统治地位的状况,说明了偶然性在科学上并非是无足轻重的东西。混沌理论又给我们提供了新范例。由于伸缩和折迭操作,混沌吸引子起着一种“泵”的作用,把微小的涨落迅速提高到宏观尺度上表现出来,在临界点附近,这种微小的涨落是推动事物演化的关键因素。这就是“蝴蝶效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随机性有两种:一是确定性系统的内在随机性,即没有外部随机作用,没有随机系数,初始条件也是确定性的,但系统自身内在地产生出随机性;二是外部的随机性。混沌理论更偏重于前一种在事物演化中的决定性作用。

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分析过程中,为了建立优美的模型和简单明了的方程式,排除了诸如信息费用、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等次要因素,认为只要将复杂的经济行为简化为一个线性方程,然后求出帕累托最优解,则经济学从此就可以一劳永逸。 这种经济决定论思想在马歇尔(Marshall Alfred)的连续原理和克拉克(Clark J B)的自然法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3]然而, 现代经济的波动和股票市场的崩溃都不能用经济决定论来解释。

瑞典学派在经济分析中注意到了不确定性因素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的作用,并引进了预期(expectation)分析方法。按照他们的看法, 预期在经济活动中起着重大作用,预期是人们开始经济活动的根据,人们的经济活动都离不开预期。而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受人们对于过去事件的看法的影响,因而预期成为连结前后不同时期经济活动的环节。由于将来的情况不仅不是目前情况的重演,而且是变化无常的,同时由于个人对未来的看法带有或然性判断的性质,所以制定的计划总是带有风险的因素,人们的预期带有不确定性。因此,在动态的货币经济研究中必须把不确定性的因素考虑在内。缪尔达尔在批评凯恩斯(Keynes J M)和哈耶克(Von Havek E A)时指出, 他们的最大弊病是理论体系中没有不确定因素和预期的地位。他认为凯恩斯的“投资”和“储蓄”观念之所以模糊和矛盾以及他的全部均衡体系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是因为“在这个观念体系中,显然没有风险和预期的地位,没有资本增益和资本损失的地位,也没有实际资本价值的预期增加或预期减少的有用表述的地位”。[4] 他认为哈耶克的优点在于对迂回生产过程有较深刻的分析,但是哈耶克的分析只是静态的或是半静态的,“不能看出在他的体系中他如何能安排风险和不确定的因素,因为他的体系受到十分抽象的假设的束缚,而这些假设又不是可以轻易去除的”。[4]为此, 缪尔达尔提出了“事前”(ex-ante)和“事后”(ex-post)两个概念,进一步发展了预期分析方法,推动了瑞典学派形成完整系统的宏观动态的均衡分析方法论。

但是瑞典学派只注意到了经济现象中的外在不确定性,而没有发现确定性经济系统中的内在随机性。但是瑞典学派的分析方法却为以后各派经济理论分析提供了一种思路。如后来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产生机制的理解就产生了两派:一派以凯恩斯学派为代表,认为宏观经济运动不稳定机制是内在的;另一派以货币主义为代表,认为市场经济本身是稳定的,波动主要由经济以外的冲击引起。为此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法国经济学家格兰德蒙特(Grandomet )建立了一个最简单的一维宏观经济模型,并在此模型中发现了混沌,得到的结论是,宏观经济不规则的涨落是经济系统内在的机制而非外界的冲击。[5]

3 动态方法

经典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科学,强调世界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其研究方针是把全力集中在用决定性的、时间可逆的规律来描述世界,否定时间的方向性,在分析事物时采取静态分析方法。然而我们现在知道,时间之箭在非平衡结构的形成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熵的意义,使我们更能体会到我们是居住在一个二重的宇宙里面,即牵涉到规律,也牵涉到事件即时间。时间也是形成自组织的关键因素之一,非线性动力学和非平衡态热力学所取得的成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混沌科学是演化的科学,强调时间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其时间是不可逆的,过去、现在、将来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必须要加以区别。[6] 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逝者如斯”。只有采取动态方法,才能发现自组织和混沌。

从亚当·斯密起,大多数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采用了静态方法,他们用静态把一个不变的经济过程中所能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分离出来,用静态方法建立模型,把消费品的流动和生产看成是同步的,因而在这一过程的进行中,社会仿佛是依赖当前的生产而存在的。[3] 由于这种方法没有考虑经济联系中的“时间差”、“惯性”以及“过程”,因此,难以揭示现实之中的各种复杂而广泛的动态联系。

为此,维克赛尔提出动态分析方法,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由于他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处理动态问题,结果未能如愿以偿。尔后,缪尔达尔提出了“时点”(timeless point)与“时期”(period)两个概念,解决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发展为动态均衡分析方法的难题。林达尔指出,传统经济学在讨论变动问题时由于围绕着一个均衡点展开,不能建立起动态理论。要讨论变动问题,不能只限于传统的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方法,而应当分析“过程”,分析一定时期内的均衡位置的变动。林达尔的动态分析方法是,把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分为若干短的时期,挑选某些典型时期加以分析,再从这些典型时期的分析结果中断定这些时期经济活动的趋向,然后,推想中间多个时期经济活动的性质。这样,就把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事件的发展情况描述出来了。为了科学地探讨经济过程,林达尔将一个经济过程的每个时期划分得非常短暂,以便符合每个时期内经济决策不发生变动这一条件的要求。这样,林达尔通过选择一个经济过程中的若干典型时期来探讨每个时期的整个经济变动过程的发展趋势,就有了可靠的依据。伦德堡指出,由于经济事件包含的经济数据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因此用微观静态的均衡分析方法阐明基本数据资料的变化是不适用的,经济分析不能略去时间的变化,如果不引入时间因素,对于变化的适应和根据变化进行调整便都成了无法想象的事情。伦德堡提出了“序列分析”(sequence analysis)方法, 对经济活动从一个时点向另一个时点的移动过程进行依次分析,把经济活动看成是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相互联系,任何一个时期的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要视前一时期的情况而定。

瑞典学派的动态分析方法比凯恩斯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更进一步,为动态经济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动态分析方法已被广泛应用,如熊彼特(Schumpeter J A)的“创新理论”、罗斯托(Rostow W 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等都是一种动态分析,而哈罗德(Harod R F )的《动态经济学导论》标志着动态经济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瑞典学派对时间的区分,虽然很难说直接导致了动态经济学的产生,但是对分析方法的产生却是不容忽视的。动态分析方法又是发现经济现象中的自组织、经济的不可逆、经济的非均衡和经济混沌的重要方法之一,所以瑞典学派的动态分析方法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改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 非均衡方法

经典动力学模型是以稳定轨道为特征的系统,虽然也考察事物的变化,但关心的是事物的运动,几乎不涉及发展问题。这种对稳定性的偏爱,与决定论世界观是一致的。但是随着各种自组织理论的兴起,人们认识到了不稳定性的普遍性。混沌动力学也发现,稳定系统是稀少的特例,绝大多数系统都可能出现不稳定轨道。不稳定性不仅只有消极作用。自组织理论发现,在新结构取代旧结构的过程中,不稳定性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对于混沌系统,稳定性与不稳定性的相互转化具有基本的重要性。所谓周期倍化过程,是较小的周期失稳并为稳定的较大的周期取代的过程。这种转化走向极限,一切周期轨道失稳后,系统行为就发生质的改变,进入混沌运动。无论哪条道路,没有周期轨道失稳,就没有混沌运动。由混沌态向周期态的转化,也必须以混沌态的失去稳定性为前提。因此非均衡分析便成为混沌理论的重要方法之一。

经济学中的均衡分析方法产生于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认为在经济活动中,每个人、每家厂商都力求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因而在自由交易过程中,供需双方都千方百计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价格和数量,所有生产资料都会被最有效地利用,从而使经济达到最优境界。以马歇尔和瓦尔拉斯为代表的经济学,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均衡经济分析。在他们看来,经济生活中只有围绕着均衡点的上下波动,而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的向前发展,市场不均衡只是暂时现象。而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均衡才是少见的现象。[3]

瑞典学派采用动态分析方法,区分了时期和时点,所以在他们看来,在任何一定时点上的均衡都是暂时的静态的均衡,从这一时点到另一时点的过程内,情况处于不断变动之中。这就是说,一定时点上的均衡将不断被打破,而在另一时点上重新建立均衡。例如,从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的某一时点开始,如果需求增加,就引起价格调整,价格调整又影响供给,供给增加后,价格再调整,价格调整再次影响需求,如此连续不断。这样,从时期的角度看,每一时点上的均衡便是暂时的、瞬时的,从一个时点上的均衡到另一时点上的均衡的移动则是长期的、接连不断的。伦德堡的序列分析特别重视不均衡状态的分析。他认为,在经济活动序列中的任何一个阶段上,引起变化的动力总是由于达不到状态而产生的,不均衡状态中存在着一种永恒的作用力,始终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伦德堡的序列分析进一步表明了瑞典学派把均衡始终看成是一定时点上存在的特殊现象,而把不均衡看成是一般现象。伦德堡还以他的不均衡动态分析思想来评价其他经济理论。例如,他认为,凯恩斯把乘数看成是一个常数并且用于经济分析存在明显的缺陷,因为乘数不是一个表示比较静态均衡的常量,而是一个反映动态经济过程的需要加以分析的经济变量。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要说明象乘数这样的经济变量的数值是如何变化的。然而,凯恩斯的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忽略了这一实际情况,没有完成分析。

值得指出的是,从总体上看,瑞典学派的分析方法仍然是一种总量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但是瑞典学派对非均衡分析的尝试对后来的非均衡分析产生较大的影响。 从50 年代起,

非均衡研究经过帕廷金(Cuddington J T)、罗伯特·克罗威尔(Clower R W)、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 A)、巴罗(Barro R J)和格罗斯曼(Grossman H I )等人的努力,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70年代后,又形成了非均衡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波茨(Boorch K )、 科尔奈(KornalJanos)、贝纳西(Benassy J P)等人。混沌经济学创立后,非均衡分析便成为建立混沌经济学模型的主要方法之一。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瑞典学派虽然没有在经济中直接运用混沌理论,但却不自觉地运用了混沌理论的方法,这在经济分析中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当然,瑞典学派运用混沌方法是比较粗浅的,更没有形成混沌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框架,所以不可能从瑞典学派的理论体系中发现经济中的混沌现象。

收稿日期:1998—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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