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帖救世的处方——关于伽塔里的《重建社会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实践论文,处方论文,伽塔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5文献标识码：B
F.伽塔里(Felix Guattari 1930-1992)，是法国上个世纪的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是德勒兹的挚友，推心置腹的学术搭档。他们两人合作发表了《反俄狄浦斯》(1975)、《根茎》(1976)、《千高原》(1979)、《什么是哲学？》(1991)等著作。他独立发表的著作有《分子革命》(1977)、《机械无意识》(1979)和《三种生态学》 (1989)。上述著作在欧美思想界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重建社会实践》是伽塔里应《交往世界》杂志的稿约所写的一篇文章，也是作者临终前留给人类的最后一个礼物。这篇文章于1993年即思想家逝世后的第二年刊登在《交往世界》第19期上。
欧洲是盛产灯塔式思想家的地方。法国是近代以来全球性思想家的摇篮。伽塔里就是法国20世纪的一颗思想之星。他与德勒兹、列维纳、利奥塔、布德里亚尔等思想家齐名。不论是他与德勒兹合写的著作，还是他独立完成的篇章，都是大气磅礴的作品。其思想焦点集中于人类精神、世纪焦虑、未来发展等重大问题上。《重建社会实践》就是一篇直切人类生存大旨的重要文献。
一、寻找定向的罗盘——走出浑浑噩噩的社会状态
一个人最怕的就是没有危机意识。一个时代最怕的就是浑浑噩噩。伽塔里在其文章的开端就向人们发出了重要的警示：“日常生活方式和传媒表现的世俗性，把我们裹进什么都无关紧要的平安气氛中。人们遮上了眼睛；不让自己思考旋风般流逝的时光，它很快就把我们最熟悉的刚才远远抛在后面，抹去了我们记忆犹新的生存方式，将我们的未来紧贴在云遮雾障的晦暗的天际。”①思想家的提醒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谁都无法否认20世纪是多灾多难的世纪。从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到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争斗和杀戮无日不继续。长达40多年的冷战使全世界人民心神憔悴，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并未消除冷战阴影，美国称霸世界的行径于今更烈。
在伽塔里看来，世界进入了重新洗牌的混乱局面。“东欧国家陷入了看不到出路的灾难之中。正如人们在洛杉矶所看到的那样，美国也没有躲过剧烈的文明震荡。第三世界国家也未走出不景气的状况，尤其是非洲进入了凶险的死胡同。生态灾难、饥荒、失业、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猖獗，诸如此类的威胁困扰着本千年之末。”世纪末的阴影岂止文化、政治和种族方面，科技“断头”和生态问题也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其副作用和人为滥用也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用伽塔里的话说，是“身首运转失调”或“掉了脑袋”。科学和技术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演变，给人类潜在地提供了解决所有物质问题需要的钥匙。但是人类却无法掌握它们，而且面对种种挑战显得迟钝无能，眼睁睁地看着日益严重的水源和空气污染，森林被毁，气候反常，许多物种灭绝，生物圈资源枯竭，自然景观被破坏，城市膨胀，文化价值和人类团结友爱品德被逐渐抛弃。伽氏概称之为“现代综合症”。
人类生存遇到了大麻烦。社会学上所讲的“现代综合症”，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混乱状态，西方有些思想家甚至称之为“文化的苟延残喘”。《交往世界》第19期就以《苟延残喘的文化》为主题。在人类内外交困以至手足无措之际，伽塔里没有陷入“世界末日”悲观。他努力进行的是唤起人类对困境的思索，即“怎样才能找到一种定向的罗盘呢？”他告诫人们，要重新审视科学主义的偏见和急功近利，尤其要抛弃科学主义的压缩性态度。伽氏引导人们“进入后媒体时代的视角”，“因为当代所有大的震荡，不论其意义积极还是消极，都是经由大众传媒业筛选过的信息的准绳来评判的，大众传媒业只考虑对事态结局进行叙述的一面，从来不对其赌注有所怀疑。”
后媒体视角和反对唯科学主义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唯科学主义的神话是现当代传媒灌输给当代人的，科学主义神话反过来又为媒体的科学性、透明性、公正性和天然合理性充当着强有力的“支撑”。伽塔里的“后媒体时代视角”包括其反对唯科学主义的观点当然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不论人们对后现代主义持何种看法，也不论人们对现当代媒体的正义性、科学性、独立性、民众性、透明性抱有多少幻想，有一点是谁都无法否认的，那就是媒体本身具有的功利性、操作性、魔术性和麻醉性特点，首先而且最大的获益者是现代化的国家体制，是宰制性意识形态，是资本实力集团。因而，伽塔里《重建社会实践》的第一句就是对传媒裹胁、麻醉和蒙蔽民众的揭露，全文上下，始终贯穿着突破日常媒体迷障的深刻寓意。其中《大众传媒的变节》、《从无所事事到消遣》两个章节，直接是对现代传媒的剖析和批判。
《重建社会实践》八个部分，论域涉及当今世界的许多重要方面，诸如，个人主义与神经官能症，传媒机制批判，科技与人类，技术与等级制，智能机械（机器人）与人类未来，环境保护与生态伦理，尊敬他者与开放心态。在每一部分都有深入浅出的分说，字里行间表现出作者对世界局面的忡忡忧虑，对人类命运的殷殷关爱。面对杂乱无章的世界局势，作者对上述重大问题做出的诊断和提出的疗救想法，环环紧扣其主题——“重建社会实践”。其中关于国际社会制度和文化多元化的思想，关于“差异伦理学”的动议，关于个性—共性“复调音乐”的设计，关于建设“祥和”社会的理念，关于“建立一种‘生态智慧学’，以便把环境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以及精神生态学结合起来”的呼吁，都是弥足珍贵的见解，至今振聋发聩。这便是他“定向的罗盘”。其目标非常明显，那就是建设一个祥和的人类社会。对伽塔里的论断，读者自可见仁见智，但是从这个大方向来看，应该说他的罗盘指向大致不谬。
二、一次世纪末的诊断——六大病症剖析
细读《重建社会实践》，作者对“现代综合症”的剖析是全文的主要脉络。因此，我们有必要就文本中的“现代综合症候群”集中做一些探讨。
《重建社会实践》在本质上是一次对现当代社会或现当代文化的全方位诊断。思想家、心理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伽塔里在这里如同“主任医师”，其“出诊的时间”是1992年。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他的文本看作是一次世纪末的诊断，而且可以说这是一次千年之交的诊断。在这一篇幅不长的文章中，作者涉及到了人类社会的许多方面，他的每一段话都让人震撼。从总体上梳理，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病症”需要人们正视。
第一是“个体霉心”。伽塔里认为，在现当代社会，“微型法西斯主义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我们社会的毛孔中繁殖，通过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原教旨主义、军国主义和欺压妇女的行为表现出来。”坏心眼有如霉心病，不仅会对一个家庭和社区造成不幸，而且会对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乃至全世界酿成祸胎。“纳粹就在每个人的心里”。这是伽塔里和他的合作伙伴德勒兹反复提醒世人的一句箴言。
第二是“政治宰制”。宰制是人性固有的心理倾向，也是社会历史形成的痼疾。伽塔里对一切形式的专制统治深恶痛绝。他对高压制度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为此他宁愿“走向一种民主的混乱”。从管理的层面而言，他对任何范围的认同模式都非常警惕，即便是合情合理认同或同一化机制，也必须充分健全大小环境。伽氏“生态智慧学”尊重“被众多人群采纳的看法”，但是其“内部始终包含着一个不确定的内核。事实上这就是其最珍贵的资源所在。正是从这里开始，真正倾听他人意见的状况才能形成”。
第三是“科技硬体”。科技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进步和希望，但是其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一方面，唯科学主义的观念和机械主义的器物崇拜促使工具理性泛滥；另一方面，科技工业在生活各领域的渗透使人类的身心功能萎缩，甚至低能化和器械化。伽塔里维护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也强调工具理性必须服从于实质理性，要防止科技主义造成硬体症。他主张身首合一，生物生理人与机电信息人合一，健康的思想人与科技的智慧人合一。
第四是“传媒风痹”。传媒有其可供善用的一面，也有其充当淫媒的一面。强权政治极力控制的两种工具即媒体和暴力。金钱势力最下工夫的地方也有媒体。媒体风痹就是指上述各种势力对现代信息网络的操纵和侵蚀。媒体在“变节”，在麻痹。它自身麻痹，同时它也使受体染疾，即让广大的人民群众麻痹。伽塔里把媒体的健康运作视为重建社会实践的重要方面。他期盼的是“后媒体”的人性生态化，虽然他未能展开讨论如何治疗媒体风痹的问题。
第五是财富偏分。合理分配是重建社会实践的大难题。伽塔里认为，“人类手中掌握的手段能养活百亿地球人，而所缺乏的是生产并有财富合理分配动因的制度。”“当前贫与富、强与弱之间类似摩尼教式的两极分化在无限制地加剧，接受这种状况，既不道德，也不实际。”他呼吁人类世界“致力于发展物质和精神福利以及精神和社会生态学，这些方面应该与尖端领域或金融投资方面的研究一样受到重视。”他对国际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同阶层的资源及财富分配均有思考，尽管作者的良好愿望很难付诸实施。
第六是资源崩漏。在伽塔里看来，人类在任意挥霍资源。自然资源受到极大的浪费和破坏。人力资源也受到大量的浪费和破坏。文化和思想资源同样受到浪费和破坏。在《三种生态学》中，他对此类问题有深沉的忧虑和若干补救的想法。从《重建社会实践》这份纲要式的文本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所披露的相关危机。资源浪费之严重已经达到崩漏的地步。各类急功近利的制度是根源，人类的无底欲望是根源，世界秩序的盲点是根源，从根源处设法救治，是伽塔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非常关切的问题之一。
现代综合症不止以上各个方面，然而本文所举六大症候群却都属于威胁人类生存的要害问题。《重建社会实践》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作者感同身受的诊断，而且在于各种切中肯綮的评点。伽塔里虽然没有长篇大论地展开自己的观点，但是其治疗现代综合症的方略已经跃然纸上。
三、千古文章未尽才——良心、良知、良责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笔者和栾栋先生一起聆听过伽塔里关于《三种生态学》的讲座。在一次讲座后的讨论中，栾栋先生曾用三个概念阐述自己对听讲的体会：良心，良知，良责。回顾一下栾栋与伽塔里先生的一段交流，对于理解《重建社会实践》不无裨益。
栾栋先生所说的良心是指先天之能善。比如说，伽塔里先生为人类的和谐发展用心良苦。读其文，听其言，观其行，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知识分子的良心。良心是社会实践或重建社会实践的前提之一。心为人之内在的根器灵窍。伽塔里先生根器纯正，宅心仁厚，其救世的命意出于心灵的善基，即康德所说的“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中国的原始儒家所谓“为仁由己”，“吾欲仁，斯仁至也”，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对人与环境以及教育之间的关系有过辩证论述，当然有其道理。但是环境不是遁词，教育也不万能，不少人的好坏与其根器有关。因此，强调克服心底的“微型法西斯”，注重“吾日三省吾身”，的确非常重要。伽塔里先生对此深表赞同。
良知是指后天习得之正识。《孟子·尽心上》将良知称作“不虑而知”的“天赋”是片面的解释。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倡导德识修养，比孟子进了一步。今人通常把良知当作好的意识或知性，也有一定道理。概而言之，将良知理解为后天习得之正确的认知似乎更为合适。一个人的良知包括健康的悟性，所学到的优秀传统道德，正确的社会规范和文化科技知识。伽塔里的三种生态理论得益于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思想的启迪，发轫于他和德勒兹合作的《反俄狄浦斯》、《千高原》，是在现代性社会矛盾中的良知追求，是在全球化冲击状态下的生存和发展设计。伽塔里先生基本上同意这个解释。他说“致良知”的思想“先得吾心”，中国的“中庸之道”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古代思想精华。
良责是先后天心理的融会和内外在德行的契合。这是栾栋先生对伽塔里思想的第三点概括。栾栋先生认为，对先天禀赋而言，良责是善根的生发；对后天的承担来说，良责是道义的守护；对内在的修养而言，良责是劣根的剔除；对外在的磨合来说，良责是克己的奉献；对既成往事来讲，良责是悔过；对行动预设而论，良责是倾听；对社会暴力来说，良责是舍身；对人间无奈而言，良责是不俗。栾栋先生对伽塔里的良责表示赞赏，但也对良责的局限，比如面对暴力、专制、强权、腐败、狡诈、无赖、愚昧、顽劣等社会现实，良责者通常只能被侮辱，被损害，被压抑，被禁锢，被封杀，尤其是被误解和曲解。伽塔里先生对栾栋的分说深表赞同，他很欣赏悔过、倾听、舍身和不俗的说法。在他看来，悔过和倾听不易，奉献和舍身更难，不俗也是非常复杂的人格修养。
记得他们还提到了《三种生态学》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栾栋先生很欣赏伽塔里先生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同时也对“后……”系列说提出修补：与其执着“后”向度，不如提倡“解蔽”或“圆通”。后现代思潮的启蒙者和先驱人物海德格尔有一个术语很有意义——“解谛”（Aletheia，也有人译为“解蔽”）。解俗谛、伪谛、虚谛、妄谛而求真谛，这个“解”不是一个“后”的向度，而是与古希腊哲学的“敞亮”说冥会，与中国古代智慧的“解蔽”说暗合，也与佛学的“觉悟”说圆通。圆通之解蔽，是指良心良知良责向前后左右上下内外的全方位敞亮。从思维方法上讲，中国古人讲的解蔽和圆通，以及佛学所说的觉悟，都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伽塔里说“后现代”之类的提法属于不得已，在与“现代性”交接的思想“卡口”，不“后”难以革新。但是他也认为“圆通’’很有意义，那是下一个段落的“责任”。
回头再看《重建社会实践》，伽塔里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显然又上了一个台阶。在这个文本中，个体—共体、身体—心灵、科技—人类、生产—分配、消费—节约、民主—集中、现在—未来……，一系列的设计都让人看到心理哲学家敏锐的眼光和深刻的思想，尤其是那样一种博大的胸怀和救世的努力，不容置疑地感动着我们。他对现代综合症的诊断和相应的治疗方案，固然有粗疏和大略之处，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观点也可圈可点，但是这些不足，丝毫无损他的光辉，丝毫不影响我们将《重建社会实践》称作伟大的历史文献。伽塔里先生是一个真正称得上有良心良知良责的思想大师。栾栋先生对伽塔里品格的“三良”概括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三良”集中体现了伽塔里先生的“医德”，“心境”和“思理”，三良是重建社会实践的前提，是对实践进行两弊取轻的条件和制衡。实践是充满陷阱的，是需要负责任的，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三良”说是限定实践可行性的主体尺度。
伽塔里先生于1992年去世。这样一个伟大的思想家62岁离开人间，实在令人惋惜。历史上经常出现这样的痛心事情，一颗伟大的心灵过早地逝世。天妒其才，世遗其才，千古文章未尽才。然而，他永远活着，他的良心良知良责及其睿智的著作，将不朽的思想和精神常留人间。当人类为建设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之时，伽塔里先生永远是一盏闪亮的明灯。
注释：
①文章中所引伽塔里的话，均见《重建社会实践》一文。
标签：社会实践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