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食与当代乡民礼俗——关于鲁西刘庆洪村茶食礼俗的调查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茶食论文,礼俗论文,乡民论文,调查报告论文,鲁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类食品的名称， “茶食”一词的出现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大金国志·婚姻》记载：“婿纳币，皆先期拜门，亲属偕行，以酒馔往，酒三行，进大软脂小软脂，如中国寒具，次进蜜糕，人各一盘，日茶食。[1]” 《北辕录》中亦云：“金国宴南使，未行酒，先设茶筵，进茶一盏，谓之茶食。[2]” 从这里看，所谓茶食，最初应是指佐茶的点心。女真人是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非常喜欢消食除腻的茶。而金人所处的北地并不产茶，茶被看作是贵重的饮料，为客人敬茶成为一种基本的待客礼俗，因此，如资料所显示的一样，佐茶用的茶食也随之进入了重要的礼仪场景。
后来金国的茶食与宋朝的糕点在制作上相互影响和渗透，及至明清以来，所谓茶食、糕点、点心等文词、性质、用途渐已混淆，茶食也并非只是用来佐茶用，但是关于茶食的礼俗更加盛行，尤其是在中国的北方。明代时期，鲁西一带亲友之间互赠茶食称之为“送茶”、“送茶盒”。《金瓶梅》第七十七回中提到：“初八日，打听何干户行李，都搬过夏家房子内去了，西门庆送了四盒细茶食、五钱折帕贺仪过去。[3]”李瓶儿死后一百天时，西门庆请了玉皇庙的道众在家里给李瓶儿做法事，念百日经，当天“大吹大打，各亲朋都来送茶……[4]”。有时来不及送茶食，或者路远不方便，就要送一些表示让主人自己买茶食的银子，《金瓶梅》第三十九回提到“不一时，应伯爵、谢希大来到。唱毕诺，每人封了一星折茶银子，说道：‘实告要送些茶儿来，路远。这些微意，权为一茶之需。’”[5] 小说中的茶食种类与当代茶食中的品种非常相像，如其中所说的“顶皮酥”、“松花饼”、“白糖万寿糕”、“蒸酥茶食”等。由于广义上的茶食包含种类众多，也包括一些干果、炒货和一些小吃点心，本文中所指的茶食仅为狭义所指，它只指在我国北方流行的传统糕点。
鲁西地区的茶食礼俗历来颇盛，当地各县志记载明清以来茶食糕点铺众多。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型食品种类不断涌现，城市里的茶食礼俗已经渐去渐远。而在鲁西地区的乡村，茶食却与当代乡民的礼俗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独特的茶食礼俗。本文记述的是在鲁西地区的一个村庄——刘庆洪村的调查情况。
一、刘庆洪村概况
刘庆洪村地处鲁西平原，向西距聊城市（原东吕府）约十五公里，属于历史上大运河在山东流经地区。刘庆洪村属于山东省茌平县南端的乐平铺镇。乐平铺镇原名三十里铺，是指位于县城以南三十里之意，它北邻赵官屯乡，西北与西南方向分别是广平乡和韩集乡，东边和南边都与东阿县搭界。刘庆洪村位于乐平镇的南部边缘，东邻南大吴村，西北是常海子，北邻李庄，西边是石海子，西南是丁庄，南边是韩集乡的赵庄。刘庆洪是一个自然村也是一个行政村，村内设村民委员会，有三个生产小队，130户，共488人。村中有刘、崔、贾三个姓，刘姓人口最多，贾姓人数最少。据明代天启五年镌刻的刘氏家族的族谱碑，此村创始人刘庆、刘洪兄弟二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从山西洪洞县移民到此，算起来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当地村民质朴本分，世代以农耕为主业。全村耕地1191亩，人均不到2亩半，因此种地都是精耕细作，主要农作物是小麦、玉米和大豆。此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属于鲁西棉区，近些年来村里不少人家种植大棚菜来提高收入。除了耕作土地以外，村里还有人从事木匠、泥瓦匠、裁缝、酿酒、茶食糕点制作等民间手艺。鉴于本文所论述的重点，以下将对本村的茶食铺作一个概述。
本村茶食铺商号为大兴斋，于清末民初创建，为百年老号。现在大兴斋商号的主人姓贾，而大兴斋的原址在聊城鼓楼（光岳楼）附近，原主人姓王，是贾家茶食铺第一代主人贾阳忠的姑夫。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创业，贾家茶食铺沿用大兴斋的商号至今，传承到了第五代人，并繁衍出四家铺子。大兴斋由于它的历史渊源，至今保持着传统的制作方法，再加上传人手艺上乘，在当地颇具盛名。大兴斋常做的茶食种类有十几种，如白皮、到口酥（桃酥）、宝酥、立酥、盘酥、雪花饼、三刀、金棍儿、捶糕（白糕）、百子糕、金钱饼、蜜金棍、炒糖等。
大兴斋的经营曾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停止，一直到八十年代，中间停业有将近三十年的时间。贾阳忠已经在四十年代末去世。在停业期间贾阳忠的长子贾立德先后在周围乡镇供销社加工房为公家从事茶食制作。从1981年，大兴斋重新营业。贾立德以三十元资金起家，带领孙子贾元臣重新开起了自己的茶食铺。随着农村生活条件的好转，茶食很快成为村民常用的礼物。而大兴斋茶食铺也很快红火起来，几年后贾立德的二弟贾立诚也开始自己营业，所卖茶食商号也是大兴斋。贾立德的三弟贾立府的两个儿子在贾立德的铺子里帮忙，学会后也都自己单独开业，也称大兴斋。这样四家大兴斋同用一个版本的商签，在集市上给顾客造成了很大混淆。贾立德这一支的第四代传人贾元臣在2006年春节前自动放弃老字号，将自己的字号改为“大明发”，以示与另外三家大兴斋的区别。
在大兴斋经营的第一个阶段，即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茶食与村民的生活有一定的距离。按贾家第三代人贾乾坤的话说：“那时卖的很少，一个集能卖二十斤就算不错了。那时都是有钱的人买点心，穷人都舍不得。”[6] 而第二个经营阶段，大兴斋茶食铺已经与村民的生活密切结合在一起，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村民们热切地将茶食纳入了自己的礼俗生活。
二、茶食与村民的礼俗生活
茶食在当地村民中俗称“果子”，也叫“茶肴”。乡民对这种食品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对其极其喜爱，又无比看重。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茶食频繁地参与了乡民的礼俗生活，似乎成为村民礼俗活动中不可代替的东西。
（一）茶食与节日礼俗
首先，在现代当地村民生活中，茶食是一种节令食品。茶食所应的节令最主要的是中秋和春节这两个传统大节。每到这两个节日的前夕，村民家家户户都购买茶食过节。
据现在大明发茶食铺的掌柜贾元臣回忆，这种节日礼俗大约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流行。当地从1981年开始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农民生活开始好转。在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最初十年里，村民所分到的土地由棉田和口粮田组成。种棉花是当时村民致富的途径，他们通过向国家棉站、棉厂缴售自己辛勤劳动而收获的棉花，可以收到相当的现金。通过在自己的口粮田里种植小麦、玉米等，使自己摆脱了口粮不足的阴影，而且能够经常吃到细粮了。按照贾元臣的话说就是：“分田到户后，家家户户就都能吃上麦子了。”
与当地村民生活的转变相一致的是，本村贾家大兴斋茶食铺也于1981年恢复生产营业。贾家大兴斋第二代传人贾立德以三十元起家，刚开始的几年里销售量不算很大，但是非常热销，而且后来产量年年攀升。到2000年以前，每年销售量已经达到七千多斤。自2000年以后，每年生产至少一万多斤。适应一年的岁时节令，茶食的生产销售有淡旺季之分。对应中秋节和春节，一年有两个生产旺季。第一个生产旺季是农历八月十五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第二生产旺季是春节前两个月的时间。2006年的第一个生产旺季从农历七月初十就开始雇工，春节生产期是从农历十一月初四开始雇工。2005年中秋节期间销售了一万多斤，年关售出二万斤。2006年中秋节售出一万五千斤，春节售出三万斤。贾元臣估计他2006年春节期间缺货最少要五千斤，年前不少顾客没有买到他家的茶食果子，而且年前他有两个集没有赶。他对他的茶食铺前景充满信心，决心继续增加生产量。
刘庆洪村的村民们每到这两个节庆必然要到贾家去购买他们所谓的“果子”，这一行为在全村是普遍性的。一般中秋节买的数量较少，而春节则必须将年前购买茶食果子当作正式的大事来办，谁家过年绝对不能少了茶食果子。春节时期各家购买的数量也比中秋要多很多，根据家庭生活条件，有青壮年成员的家庭，过节所购买数量从八九斤到几十斤不等。有些独居的老人在过节时就买一二斤自己吃，因为他们有儿女向自己孝敬。村民在购买茶食时，一般不在乎其种类，通常是将铺子里所做出来的各种品种都放上一些，但是中秋节和年节购买的茶食一定要传统正式的包装，即将茶食用黄色草纸包成长方的形状，附上贾家茶食铺的商签，再用黑棉线捆扎好。
当地在节日期间购买茶食，第一个用途是充当敬神祭祖的供品。贾元臣说：“果子（茶食）是敬天的东西。”当地中秋节是一个合家团聚的日子，中秋节之夜有在庭院里摆上供桌祭祀月神的习俗。供桌上有时令瓜果，在桌子的一头往往还放上一小捆青色的带豆荚的大豆棵。而茶食及月饼则是供桌上必不可少的供品。祭祀月神时不用荤腥的东西，村民们认为月饼和茶食是最适宜的祭品。在祭祀月神完毕后，全家围坐在一起，分吃月饼、茶食果子。在春节时，村民用茶食摆供祭祖。当地在大年三十下午要到祖坟上请列祖列宗回家过年。届时家里的堂屋里挂起家堂，在正中的八仙桌上为祖宗们准备供品。供品当中除了炸货、方肉、豆腐、水果之类，重要的还有茶食，通常是打开一封放在盘里。也往往有的人家不破封，直接将一封包装完好的茶食放在供桌上，以便年后还可用来走亲戚。
走亲戚是村民们在这两个节日购买茶食数量巨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中秋节乡民一般会买茶食和月饼两种，但是数量较少。因为在中秋节一般只是出嫁的女儿走娘家，并不走别的亲戚。如果出嫁的女儿多，有三四个女儿的人家，女儿带的茶食果子就比较少，一般是每个女儿给父母送来二斤，也有每人一斤的。回娘家有的在八月十五前，有的在八月十五以后。女儿送给娘家的茶食果子只是给父母享用，父母不用再拿去走亲戚。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当地村民过中秋节依然认为茶食是最重要的节日食品，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月饼的话， “茶食也可以当月饼的事”，意思却茶食可以代替月饼过中秋节。春节过后，刘庆洪村的村民们与中国各地一样，要走亲访友，俗谓“走亲戚”。这个时候，人们春节前夕购买的茶食果子就大大地派上了用场。春节后去走亲戚的人家多，因此春节前各家购买的茶食数量也要比中秋节多。
春节过后走亲戚，有时必须带茶食，有时则不带，这在当地有很大的讲究。以男方为表述主线，以茶食为礼物走亲戚的情况如下表显示。
另外，关系要好的朋友在当地通常要当作重要的亲戚来走动，所带的礼品中最少要有四斤茶食果子，有的甚至带六斤，亲戚探访结束后，茶食果子要留下一半。如果对方的父母均已不健在，茶食果子就不会被留下了。
根据调查，村中一位刘姓村民在春节后的亲友往来情况如下：
男主人战友：在互访时，双方所带礼品都是四斤茶食果子和二斤酒。以往每年会留下其战友的二斤果子和一斤酒。今年男主人的父亲去世了，而母亲多年前已经亡故，因此，被调查人推测，明年战友来可能不带茶食果子作礼品了，就算是带了，他也不能留了，因为他的父母均已不在。
女主人的老乡：与女主人一起从外地嫁入此地，成为关系很好的朋友。年后互访双方都是带六斤茶食果子和二斤酒。
男主人的舅表兄弟：男主人到其舅表兄弟家走访意为看望自己的舅父，带四斤茶食果子。而对方来刘庆洪村意为看望自己的姑母，所带的茶食果子也是四斤。
男主人的姑表姐妹：男主人有两个姑姑，均出嫁到外村，相距刘庆洪村分别有六里和三里的距离。大姑只有一个女儿，小姑则有五个女儿，都没有儿子。男主人去看望姑母时都是带四斤茶食果子，对方留下二斤。姑表姐妹来刘庆洪村意为看望自己的娘舅，所带礼品为四斤茶食果子和二斤酒，通常留下一斤果子和一斤酒。
男主人的姨表兄弟：男主人娘姨的儿子，共四人。四个表兄弟来此村意为看望自己的姨母和姨父。这四个姨表兄弟生活富裕，其中一个自己在南方开工厂。这四个表兄弟中有三个所带礼品均是四斤茶食果子和二斤酒，而在南方开工厂的表弟每年都是一箱牛奶和二斤酒。
接受调查的几个老年妇女提到拿果子走亲戚这件事，每人都有自己的体验。
史宪英老人，76岁，有两个儿子四个女儿。07年过春节老人自己买了二斤茶食果子。四个女儿正月初二回娘家时每人给她送来四斤果子，还有鸡、猪肉、酒。女儿都是在别处买的果子，史宪英老人认为闺女带来的其他东西可以全留下，但是果子不能全留下，要回一半。她说春节时她几个女儿带来的鸡、肉都留下了，但是每人的四斤果子只留下了二斤。
刘玉振妻，育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她说过春节自己不用买点心。第一是因为女儿年后回娘家时都会送来，其二是因为自己需要用果子走的亲戚已经很少了。她还有一个姑姑需要每年年后去看望，届时姑姑会留她二斤果子。回娘家时带上二斤果子，但是父母已经不在了，她又是排行老大，她的弟弟不会留下她的果子。而且她娘家的侄子来看她也会给她带果子来。
徐莲英老人，74岁，有三个闺女两个儿子。过年自己不买果子，因为自己已经不走亲戚了，如果想自己吃的话，到时闺女儿子都会送。闺女也都是在集市上买刘庆洪村茶食铺的果子。年后同娘家时闺女都是送二斤果子、二斤肉，儿子也都一样。八月十五，闺女给一斤果子，二斤肉。徐莲英老人说早先闺女刚出嫁时，同娘家拿个提包，里面放上二斤点心，再衬上点儿别的东西，但是她那时从来不留闺女的东西。徐莲英老人说，主要是因为那时闺女不当家，所以就不留她的东西，女儿在婆家上有老下有少的，留她的东西不好。后来闺女分家后自己做主了，就开始留她的东西了。她说现在儿女们生活好了，平时也送些鸡蛋、饼干、肉之类的，但是，平时不送果子。
吴远荣老人，74岁，育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生活在城里，两个女儿生活在乡下。平时自己生活，过年时就与儿子在一起。过年时儿子就不给买东西了，因为闺女送的东西都吃不了。生活在城里的闺女回来时不送果子，都是送鸡鱼、牛奶等。在邻村吴庄生活的两个闺女中秋春节给买果子，都是在集上买刘庆洪村贾家的。这两年闺女都不给买果子了，都觉得本村就有上好的茶食房，给她点钱，愿吃就自己去买。过年时儿子去看舅、姨都是带二斤点心、二斤酒。吴远荣老人说现在走亲戚有的开始使用方便袋装礼物，这种情况下，一般表示客人带来的礼物将会都留下，没有带回去的打算。使用方便袋装礼物走的亲戚一般就是娘家或其他重要的亲戚。有一些仅仅为了表示礼节而去走的亲戚通常用提包（在农村很流行的皮革制的手提包）装礼物，像这种情况一般主人都不会留下客人带来的礼物，老人说“东西装在提包里，谁还好意思往外掏哇”。
本村的妇女主任大约四十岁左右，应该是当代中青年村民的代表。她说她家每年春节购买茶食果子都不会低于二十多斤。去年春节买了二十斤，今年（2007年）春节买了30斤，其中送给妹妹20斤，因为妹妹平时对自己很照顾，给她别的东西她都不新鲜。送给她20斤是为了让她去茌平县城送人的，因为刘庆洪大兴斋茶食铺的果子很有名气。她今年走娘家时，给母亲带的是六斤点心，2斤酒，2只白条（褪毛宰洗干净的整鸡），其他的姐妹除了点心外，还分别带了白条、鱼、鸡蛋。
（二）茶食与人生礼俗
在当地村民中，茶食伴随着他们人生中各重要阶段的转变，从幼儿时期父母对其人生未来的预测，尤其是到婚姻的缔结，再到最后离开这个世界，茶食在这些场景中成为人们传达愿望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我国很多地方在孩子过周岁时有抓周的习俗。这种习俗在民间流传已久，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育子》及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育子》中都有记述。《东京梦华录》中记载：“至来岁生日，谓之‘周啐’，罗列盘盏于地，盛果木、饮食、官诰、笔砚、算称等经卷针线应用之物，观其所先拈者，以为征召，谓之‘试啐’。”同时，书中还说“此小儿之盛礼也[7]”。这种抓周习俗在清末民初的各地依然十分盛行。据接受采访的几个老人说，当地传统在小孩一周岁时举行抓周仪式。这种习俗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前很时兴，后来（大约是从六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三十多年中）就不兴了。过去抓周仪式在孩子周岁的那天午饭前进行。届时，来庆贺的客人们都到齐了，主人就在桌子上摆上书本、算盘、茶食果子之类的东西让孩子去抓。然后根据孩子抓到的东西来预测其未来，认为抓到书本会读书能做官，抓到算盘会盘算会做生意能挣钱，而抓到茶食果子则被认为将来好吃懒做，是个“吃材”。从这个仪式上可以看出茶食果子曾被当作饮食里的最尊者，参与对孩子一生未来的预测。最近几年来，当地抓周这种习俗又开始悄然兴起。但是现在抓周已经不一定非要用茶食果子来作饮食类的代表。现在孩子过周岁时，孩子的姥姥带烧饼油条来看望，通常就用烧饼油条来代替，而且现在小儿的零食品种如饼干、糖果之类众多，孩子的父母也常拿来充数。究其原因，大概现在的年轻父母并不一定相信孩子所抓到的东西就能代表其未来。举行此仪式虽说是对孩子的未来给予了一定的希望，更是亲戚相聚庆贺的一个意趣，因此对于仪式的要求并不严谨。现在的农村抓周仪式上，决小会出现像《红楼梦》中冷子兴所提到的贾宝玉抓周时的那种景象：“那年周岁时，政老爹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政老爹便大怒了，说‘将来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大喜悦。[8]”
在当地村民的婚姻缔结中，茶食果子被村民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交往之礼。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前，男女订婚时男方给女方打制一些银器，也不送什么茶食。从订婚后直至结婚，双方家庭没有什么来往。在婚礼筵席上，酒宴正式开始之前要上茶食，村民称其为“果碟”，也称“茶肴”，以此显示筵席的正式和隆重。在当地农村其他的筵席是没有上茶食这种待遇的。这种习俗一直传承至今，接受采访的崔玉代老人是崔氏家族红白喜事的掌柜人，他说自古婚礼宴席上都要上茶食（茶肴），数量一般都是一斤，里面必须有金棍儿（金贵）和百子糕。在刘庆洪村，也许是因为村里有茶食铺的缘故，婚礼所有的席面上都上果碟，不分来客的身份，而周围一些村中只是女方来宾的席上才有茶食，以凸现新妇娘家的尊贵身份。过去新婚后新娘回门讲究“三天接六天送”，在婚后三天娘家兄弟来接，第六天再将新娘送回，而新婿并不同去。新娘回门也不给娘家带什么贵重礼物。现存时兴新娘婚后三天回门，当天回来；新婿一同去，而且去时要给岳父母带上六斤或四斤茶食。新娘的娘家有时象征性地来人接，有的干脆是新婚夫妇直接前去。当地传统上称女婿为“贵客”，在岳父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女婿头三年春节后拜访岳父家，岳父母要给女婿置办酒席，席上先上茶肴。届时女婿坐在最上位，岳父只能坐旁边作陪。这种风俗现在依然延续着，只是不那么严格了，而且一些在外工作的女婿常常谦让岳父，不好意思在老人面前坐上座了。
大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当地村民中间兴起在结婚程序上大量使用茶食的习俗，而且颇有没有茶食成不了婚的趋势。
现在当地订婚有三个程序：提亲、小见面、大见面。经过媒人提亲双方没有异议后，男女双方就进行小见面，小见面的地点是在女方家里或女方邻居家里，也有很多由媒人领着到集市上见面。小见面时男方带的礼物只是烟、花糖[9]、瓜子等。如果小见面后男女双方没有意见，就定下大见面的日子，大见面实际上就是举行订婚仪式。大见面在女方家里进行，男方要带隆重的聘礼。聘礼包括礼金、四桌菜肴、六封茶食、花糖茶叶之类。礼金根据各家的家庭条件多少不一，有的是四千元，有的是六千元，多的也有出八千元、一万元的，据说是“万里挑一”。根据调查的一个案例，大见面时男方拿出的聘礼是：
礼金 四千元
四桌席 每桌席上准备了十六个菜，四桌席的菜肴一样，每个菜肴是四份的量（一般还要多余一些）。这十六个菜是（猪）心、（猪）肝、（猪）舌条、（猪）耳朵、（猪）脸子、牛肉、花生米、豆腐皮、木耳、银耳、鸡蛋、火腿、藕、蒜薹、鱼六条、鸡六只。其中（猪）心只能带一个，面且在女家不能吃掉，男方回来时要带回，意思是讲究一心一意。
茶食 六封，男方一般要送刘庆洪贾家茶食铺的果子，尤其是“大明发”茶食铺的。
其他 花糖十二斤、瓜子十斤、烟六条、茶叶二斤、香油一斤、酒四箱。
各家订婚菜肴及其他物什也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六封茶食都是一样的，必须都是六封，据说这个数多少比较适宜，而且“六”这个数字吉利。
订婚以后，每逢过节，男方就要给女方家里送节礼，而茶食成为节礼中的重要内容。据贾元臣说男女订婚后要送节礼，这种风俗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有，那时，过年节前送一次，后来到八十年代在中秋节和春节两个大节前都必须送。近几年来端午节也开始送起来了。一年送三次，直至结婚。送节礼一般要花四五百块钱，由准新郎去。若准新郎不在家，就由准婆婆或者小姑子大姑子去，这时要有男方的媒人陪着，如果媒人是男的，就让媒人的妻子陪着去。一般情况下公公不送礼。如果两家是要好的故交，公公可能出面。第一趟送礼，必须由男方媒人陪同前往，而且男方要给媒人准备点礼物，礼物是二斤茶食或外加二斤酒。以后再送礼，媒人就可以不去了。
现在送节礼所带的茶食为六封。在2007年的端午节前，笔者在贾家茶食铺作调查，遇有一个四十多岁的村民来买茶食果子。他说是为了给儿子没过门的丈人家送节礼来购买茶食，必须要包装好的六封。这位村民说这里订婚后男方给女方要送节礼，他说：“送节礼时，果子（茶食）是首先要送的，不能不送，不买果子（茶食）绝对不行，其他的东西代替不了这个。肉和鸡鱼都得买，但是这些东西再多也不能代替果子（茶食）。”问到为什么订婚要送果子时，他说“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咱只是跟着做，不是咱自己兴起来的。”因为儿子在外打工，不得不让家里人替他去。这位村民说第二天（五月初二）去送礼，订婚后的送礼必须是双日子。他说这一趟送礼得花五六百块钱：六封茶食果子，六斤肉，两只鸡两条鱼，一箱酒，六个菜（最少也得四个菜），分别是猪耳朵、猪脸子、猪肚、猪肝、猪舌头、肘子，另外还有两百块的衣裳钱。村民说他是第一次为儿子准备送节礼的礼品。贾元臣的茶食铺在当地很有名气，因为当地都时兴送茶食果子，买贾元臣的茶食送礼就显得好看，有面子。据说当地曾经有因为没有带贾家的茶食做节礼而使亲事告吹的例子，所以现在谁也不愿为儿女的亲事冒险，村里的村民订婚后送节礼一律使用本村贾家大兴斋（现在多是大明发）的茶食。
丧礼是亲友为死者送行的一个仪式，其中包含的意义和功能非常复杂。在丧礼中祭品和祭礼是主要的部分，茶食作为祭品出现在村内所有成年死者的葬礼上。
据当地老人说，茶食作为葬礼上的祭品自古以来就如此，只不过茶食作为祭品的等级发生了变化。关于葬礼上的祭品有死者的儿孙自己摆设的祭桌，还有亲友送来的祭品。在当地乡村，老人去世后，子孙就要在灵堂内摆上供桌，桌子上面有老人十六寸的画像，旁边有一个竖折，上写“先考（或先妣）某府君 ××之神位”。在供桌上摆上祭品，一般是四碗菜，里面是豆腐、粉条、白菜等，上面盖着煎的鸡蛋皮，另外再放一些水果和一把酒壶、三个酒盅，供桌两边要放上两包茶食。
亲友送来的祭品在当地村民中简称“祭”，献“祭”的亲友一般是死者的晚辈。按亲友与死者的亲疏关系，来吊唁时带的“祭”有三个等级：馍馍祭、祭与花祭（或叫花供）。三个等级中“祭”是最贵重的，“馍馍祭”是最具有抚慰性质的。送“祭”的亲友身份为女婿、孙女婿、外甥、儿子的知己朋友，儿子的朋友通常被当作死者的干儿子来对待。如果死者为女性，送“馍馍祭”的亲友就是死者的娘家人，一般是娘家侄子；如果死者为男性，送“馍馍祭”的就是死者岳父母家的人，一般是内侄。送“花祭”的亲友则为死者的侄女婿和外甥女婿，关系较为疏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所说的“祭”就是六封茶食，那时茶食被认为是最贵重的祭品。“馍馍祭”指六个或八个馍馍；“花祭”通常是四盘毛菜，如白菜、豆芽、芹菜、菠菜之类，每个菜顶面盖上一个煎蛋或一片豆腐皮。亲戚送祭来时，孝子要出门接祭。程序是这样的：丧局（现在又叫治丧委员会）安排两个人在街口放置一个祭桌，亲戚带祭来了后，由这两个人将祭品摆放在桌子上，亲戚随祭品带来的还有一挂鞭炮。掌管接祭的人将鞭炮点燃，意在通知在家里照应的人来客了。里柜的人听到鞭炮声，便带领孝子出来接祭，前面有吹手开路。来到街口的祭桌前，孝子孝孙们边哭边磕头迎接，随后回转，照应祭桌的两个人便抬起桌子进家，客人们随后跟随。丧家大门口旁有一个打信鼓的人，看见有客人进来应该打鼓通知灵堂和灵棚里的人，但是要打鼓人打信鼓是需要出钱的，一般来客要送给打鼓人一些零钱，如一元、两元，多有五元十元的，少的也有给五毛的，打鼓人通常向女婿尤其是新婿要钱要得最多，一些老亲戚则给多少随意。如果来客不给钱或打鼓人嫌其给的少，就不打鼓通报，或者故意传递错误信息，因为丧局有规定，来客若是男性就打三声鼓，如果是女客就打鼓两声。丧局对男女来客的招呼方式不一样，如果信鼓传错了信息，就会出笑话。祭品被抬人家后，就被放到灵堂里的供桌上，放不下的就放在供桌两边。孝子第一个接的祭必须是馍馍祭，即死者的娘家人或岳父母家的人送来的，其次就是死者女婿的茶食祭，其他的亲友就不分先后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除了馍馍祭外，关于“祭”与“花祭”发生了一些变化。“祭”的敬献者在过去是女婿、孙女婿、外甥及死者儿子要好的朋友，由茶食果子来充当。但是从八十年代起“祭”的敬献者开始渐渐分化为两个等级：女婿敬献的“祭”现在被称为“三鲜祭”，也有的村民说是“三牲”，祭品内容是一刀猪肉、一只全身为白毛的活鸡、一条鱼；死者的孙女婿按照家里的不同情况分两种，如果死者只有一个孙女，孙女婿也与女婿一样，献“三鲜祭”，如果死者孙女众多，那么这些孙女婿一般还是献六封茶食；死者儿子的朋友、外甥所带的祭品没有变化，依然是传统的六封茶食。死者侄女婿、外甥女婿原来敬献花祭的内容是四盘毛菜，现在都改成敬献六封茶食，也有的外甥女婿送六包饼干。如果孙子已经成年，孙子要好的同学朋友属于敬献花祭的等级。但是根据调查，孙子的同学有的是敬献六条饼干，有的则是六封茶食，甚至有的同学在外打工无法回来，就请自己的父母代替前来敬献茶食。茶食铺的贾元臣说：“现在茶食果子成了花祭了。”实际上这样说也不是很确切，只能说原来敬献花祭的亲友现在有的用茶食充当祭品，而有的则用饼干。根据茶食与饼干不同的贵重程度，饼干属于花祭是肯定无疑的。
当地称负责主家丧礼事务的组织为“柜上”。亲友们奔丧时带来的祭礼和祭品全由“柜上”处置安排让账。负责记账的为“礼柜”。花圈之类的就摆放在院子里，所带来的幛子礼柜在上面写上来客姓名及与死者关系后挂在灵堂周围。亲友送的礼金、幛子及祭品都记入账内，但是能吃的祭品丧主家不能过问，除了三鲜祭外，茶食、饼干之类都由柜上自由处置，有的收到后可以当场打开食用。食用祭品在丧家礼账上被显示出来的只是“神食”，而没有具体内容。比如死者儿子的至交朋友上的礼通常是这样写的：“×××礼 壹佰元 挽联一架 神食一桌”。“柜上”是丧礼上的最高权威，所有的人包括丧主一律要听从“柜上”安排。
在抬死者灵柩去下葬时，负责接祭的那两个人要抬上原先放置在灵堂里的供桌，走在灵柩前面。路途中间送葬队伍一般停下三次，各孝子孝孙与来宾亲友（均为男性）要向死者行告别礼，如果有的乡亲想向死者表达自己的惜别之意，也可在各亲友告别完毕后向前行告别礼。这在当地叫“奠”，有的地方叫“路祭”。最后一次告别仪式在墓地举行，完毕后，供桌上的祭品被围观的乡亲一抢而光，这叫“抓祭”，抓的一般是馍馍、茶食、饼干和水果。抢来的这些祭品都是送给孩子吃，大意是说孩子吃了身体好。
三、相关思考
首先，由以上调查总结的情况来看，在当地村民社会生活中，茶食不仅仅是一种食品，更是一种民俗符号。关于民俗符号，乌丙安曾做过详细的论述： “任何一种或一个民俗事物和现象，都是经由人们用相应的表现体构成的。这些表现体，正是各式各样民俗元素的象征符号。……传送着民俗特有的知识、经验、概念等多种信息。红双喜、红对联、大红毡、大红轿、新红礼服、红盖头……大红请帖都在传送着中国传统婚俗的喜庆信息……灯会与汤圆传元宵，五彩丝、雄黄酒、米粽传端午，月饼传中秋等等。这都是民俗事象的表现体，也就都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民俗象征符号。”[10] 而且，根据其形态及其在乡民生活中的应用，茶食应属于乌丙安所提到的“视觉的实物指符[11]”。它本是俗民生活中的实物，是俗民喜爱的一种美食，却具有传送民俗信息的符号功能。而同时这种实物必须进入一定的民俗场景，与民俗仪式相结合，才能凸现它的符号功能。比如茶食被做好传统的一封封的礼包，才能在聘礼中出现，在聘礼中出现的茶食才能表达男方缔结婚姻的愿望，才能表达对未来岳父母的敬意，并且茶食的数量和质量也传递着男方对婚事的满意程度及其经济实力。
其次，茶食作为一种民俗符号，主要在乡民的礼俗生活中应用。那么茶食的使用规则也就直接体现了乡民的礼俗规则。这在结婚礼俗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当代乡民生活中，男女一旦订婚，男方家庭就要向女方家庭表现出高度的殷勤和尊重，而聘礼及婚前节礼中的茶食就成了传递这一态度的工具。女方总是能从对方赠送的茶食上感觉到对方对自己的尊重程度。针对对方没有赠送茶食或显然是故意以质量低劣者充之的行为，女方甚至会做出退婚的决定。这是因为不送茶食做聘礼，就违背了茶食礼俗的规则。这时女方会感觉到世俗的压力，感觉在亲友与乡邻中间丢失了脸面。为此，女方为了维护自己在村落社会中的声誉和地位，必须向男方施加压力，直至最后退婚。这类事件在村民的实际生活中出现过，对其他村民也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使他们不得不遵守这种礼俗，甚至出现了在茶食旺销季节，买不到茶食做节礼的小伙子在茶食铺的庭院里当众大哭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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