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罗到万隆：战后东亚秩序的缘起(1943-195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罗论文,万隆论文,东亚论文,战后论文,缘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叙述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缘起过程，揭示导致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演化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原因。本文涉及的时间跨越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那个时代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背景包括两个：其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其二是冷战的兴起及其向东亚的大规模蔓延。在这一接续出现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一系列塑造战后东亚秩序的重大事件，如从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开始到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从而最终确定了随后持续将近20年的东亚秩序。这个秩序的核心部分固然包括反映了美苏冷战对抗的中苏同盟与美日同盟(以及包括其他一些美国的双边与多边同盟体系)的两大体系，以及它们之间持续变动的力量对比，但是，只要从冷战时代40余年的全过程看，都必须面对和解读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一方面是处于美苏对抗中心地带的欧洲两大军事集团之间没有发生战争，美苏之间也没有发生战争；另一方面，东亚在地缘政治层面从来不是美苏竞争的中心地区，但在二战结束后，这里持续不断地爆发了大规模的热战，包括中国持续了4年的国共大规模内战、持续3年的朝鲜战争、持续8年多的法越战争、两年多相继发生了荷兰印度尼西亚战争以及持续10年的美越战争。可以说东亚地区的战争规模在其他地区是罕见的，两个超级大国几乎每次都有不同程度的介入，尽管苏联从没有像美国那样在朝鲜和越南的战争中担当过主角。战后东亚秩序形成受到大规模军事冲突的严重影响，甚至可以说冲突与战争就是这个秩序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之一。 问题恰恰在于，在二战后期，如同为欧洲规划战后秩序一样，美英苏也同时为东亚的战后秩序做出了安排，冷战向东亚蔓延时也在这里形成了两个对抗性的军事同盟体系。但是，大国的外交协调和军事同盟体系等两个在欧洲能阻止大规模战争的重大因素，却没有在东亚产生同样的效果。这就非常有必要从东亚独特的地区性中寻找原因，尤其是要分析东亚国家与欧洲国家在这个时期不同的国际与国内政治议程。近年来冷战史研究的新成果及其对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要重视超级大国之外的“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和其他一些特殊国家(如古巴)等对世界政治进程施加的有时是巨大的影响。①这些研究对重新构建战后东亚地区秩序的图景是非常有启发的，它们提醒人们更加注重并有必要重新审视，东亚地区特性对东亚秩序形成到底产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而以往在冷战架构中的分析很可能低估了东亚地区角色在历史中的真实作用。 二战结束后，东亚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战争期间日本统治的所谓“大东亚”秩序被摧毁了，随之出现了一大批新兴国家，它们处于不同的发展状态，面临不同的挑战和问题，包括完成彻底结束殖民主义以及之后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性任务，这是该地区所有政治集团做出重大决策的决定性动力。二战期间，美国与苏联曾经为战后东亚秩序做出过妥协，从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到波茨坦会议，它们达成了一系列有关的协议。战后初期，美英苏等曾经试图协调它们在东亚的政策，不久即爆发的冷战导致列强从战时的盟友变为对手，这严重地加剧了东亚国家内部本已经很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在这个意义上，大国在战时的纵横捭阖和战后不久的冷战爆发等，不过是使东亚新兴国家应对的历史性挑战变得更为复杂而已。可以说，美苏从同盟到冷战对手的演变过程与东亚国家为完成其建国的历史使命而展开的内部与外部斗争等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东亚国际政治的特殊进程。显然，仅仅理解美苏之间的对抗及其在东亚的表现，不足以解释战后东亚冷战的进程及其建构的地区国际秩序。只有将大国之间的权势斗争同东亚本地区的特殊情势结合在一起，特别是深入分析东亚地区各种政治力量的兴衰及其政策特征，尤其是揭示它们在塑造东亚秩序中的主动性和发挥的真实而且很可能被大大低估的影响等，才能系统展示一个更真实的战后东亚秩序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从而更有助于理解今日有关国家的地区认同和有关认知的来龙去脉。国内学界对本文涉及的诸多具体问题已经做了深入研究并有丰富的成果。本文从战后初期东亚秩序形成的视角，对诸多重大事件及其意义的阐述等等，很多是奠基于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总结与概括，在此不对那些成果及其奉献者和他们的贡献做专门的详细介绍。②这里顺便解释，日本也是东亚国家，但它作为战败国和由美国占领，加之本文着重分析东亚新兴国家的地区角色，所以对日本的分析有限，只在旧金山和约部分略有涉及。当然，这绝不表明要否定研究此时期日本各方面发展的重要性。 一、从开罗到雅尔塔 有关二战前后国际关系历史的论著差不多都是从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召开的峰会作为起点，他们正是在那次会议上，共同为战后国际政治格局描绘了最基本的蓝图。不过本文既然将东亚地区的战后国际关系作为视角，就必须从1943年11月下旬美英中三国首脑的开罗峰会作为起点，因为中国是从这次会议开始参与到塑造东亚战后国际秩序的进程之中，尤其是这也是中国唯一的一次机会。进一步说，从东亚地区的视角，开罗会议是战时唯一一次有非西方国家首脑参加讨论战后东亚问题的盟国峰会，这更凸显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与中国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在开罗会谈对理解战后东亚国际史的特殊含义，即由于日本战败而出现的战后东亚秩序重组，或迟或早必定要有中国的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过去列强以东亚国家日本为重心、主要通过与日本协调政策构建东亚秩序的局面，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既是因为日本的失败，也是因为东亚新国家的兴起，而中国正是这个发展趋势的象征。 历史学家已足够充分地分析了开罗会议的关键背景，即二战在1943年出现决定性转折，轴心国彻底失败已成定局，盟国的主要领袖们越来越关注战后世界政治前景，因为他们已意识道，“现在必须把目光透过1943年的军事胜利而看到将来战后世界的真正事态”。③在他们看来，旧世界必定要被摧毁，而未来却并不因此就一片光明。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亚的变化更复杂也更深刻。一方面是历经数百年的殖民体系分崩离析，而日本人靠战争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顷刻土崩瓦解。另一方面则是有三支重要的力量在迅速崛起。其一是军事力量遍及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其二是横跨欧亚的苏联，它依靠辉煌的军事胜利而迅速成为世界一流军事大国；第三则是东亚新兴的民族解放运动，正迅速汇聚成难以阻遏的浪潮。④正是基于对战后东亚局势的理解和担忧，罗斯福政府在1943年春提出一项新的对华政策：“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China be a Great Power)”。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相对单纯，简而言之就是“使中国打下去(keep China in the War)”，以便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使盟国得以集中力量先在欧洲打败德国，然后再挥师亚太打败日本。1943年的转折大大增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美国领导人开始从战后东亚的战略格局审视中美关系，使中美战时同盟除了共同打败日本侵略，增加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包括影响战后东亚必将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防范苏联。正如罗斯福本人所说的，“中国既不会侵略，也不会成为帝国主义”，“承认中国居于四强的地位，将足以阻塞白人控制世界的攻讦的口实”，以及“一个稳定的中国，对苏俄在远东的野心，将形成一道屏障，也可以当作一种最有价值的向心力，以限制亚洲革命暴乱的影响”。⑤ 美国政府的确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罗斯福本人在一次美国军政首脑会议上甚至强调，盟国间签署任何有关战后的协议必须“包括中国”。1943年春，罗斯福的助理霍普金斯告诉访美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尽可与美方正式商谈远东各种实际问题，及中国对世界集团之意见”。⑥3月间，罗斯福对到访的英国外交部长艾登说，中国将与美英苏等共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特殊作用，并对英国首相丘吉尔不肯接受他的建议“表示遗憾”，后者认为美国这样是为了“瓦解不列颠的海外帝国”。⑦在10月召开的美英苏莫斯科外长会议期间，赫尔不断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施加压力，希望中苏“能以友好的方式”解决分歧。他甚至暗示如果苏联不接受美国的建议，“目前对俄国的援助，其中某些部分可能拨给蒋”。⑧苏联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不希望表现出同中国建立密切的关系，但迫于美国的压力，斯大林最终同意中国成为外长会议宣言的签字国，三国会议发表了“四国外长会议宣言”。⑨就是在这次会议结束的晚宴上，斯大林第一次明确告诉赫尔，苏联将在打败德国后对日宣战。他选择这个时机的目的显然包括了降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以及提高苏联的战略地位，从而增强未来讨价还价的地位。 11月22日-26日，美英中在开罗召开三国首脑会议。在23日的双边会晤中，罗斯福告诉蒋介石：“中国应该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并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制订该机构的一切决定”，而且美中在战后应互相合作反对“外来侵略”，美国将在太平洋地区保持足够的军队。他们一致同意，日本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领土，战后必须归还中国，“辽东半岛及其两个港口，即旅顺和大连必须包括在内”。蒋介石则表示希望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以及战后允许美国使用旅顺港。此外，罗斯福和蒋介石还就美国援华、中苏关系和东亚相关国家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都认为朝鲜应该独立，印度支那也不应恢复法国的殖民统治，而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托管后独立。⑩三国会议结束时发表了《开罗宣言》，宣布剥夺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占领的一切太平洋岛屿，将从中国所窃取的领土归还中国，以及“使朝鲜自由独立”。(11) 开罗会议及其发表的宣言是同盟国第一次就战后东亚秩序做出原则性的规划。它表明了美英中决心彻底摧毁日本的“大东亚新秩序”，这对于反法西斯战争尤其是东亚的对日战争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不过那些安排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是在斯大林已经表明苏联将参加对日战争的情况下，任何有关战后东亚的安排都需要获得苏联的认可才行得通。其次是丘吉尔在开罗会议期间明确表示，英国将不会放弃在东亚(包括中国香港)的殖民地，这也给战后东亚的政治前景带来混乱。(12)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得以成立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民族自决权，在有中国这类国家参加的峰会上，英国尚不肯就战后结束其在东亚的殖民统治做出承诺，由此可见战后东亚地区将面临的复杂局面，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仍然羸弱。 在中美双边层次上，开罗会议确定了美国与国民政府在东亚——包括战时和战后——的战略同盟关系，这被证明对战后东亚格局产生了相当长远的影响。如上所述，美国的新对华政策对中国得以进入盟国战略决策体系起了重要作用，也是美中战略关系得以确立的一个基本的动力。如果转换视角，就有必要强调，中国地位的提升在根本上是中国军民长期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结果，中国战场在对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是盟国领导人一切战略考虑的基本条件。此外也应看到，中国当时在东亚反日战争中也的确有一些独特的影响力，包括朝鲜抵抗运动中的一部分人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流亡政府、国民政府同印度支那反日统一战线组织越盟也保持着一些联系、中国远征军是盟国在缅甸作战的主力，以及国民政府同印度反殖民主义领导人保持着相对密切的联系，等等。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积极寻求美国的合作，全力争取与美国结盟，也起了重要的作用。1939年夏秋之际，国民政府的外交重心就转向了美国，蒋介石称美国开始对日采取强硬政策等，是关系中国“抗战前途最大的一件事”。他在同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的一次会谈中表示：“中日问题之解决，实有赖于美国。中国惟美国马首是瞻。”(13)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都是《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起国，也是反法西斯大同盟的主要国家。12月23日，中美英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决定建立中缅印战区(包括泰国和印度支那)联合统帅部。经罗斯福提议，蒋介石担任了该战区统帅。战时同盟的形成标志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美结盟的基础是战时形成的共同对日的战略关系，但国民政府联美政策的动力大大超出了对日作战的需要，包括在战后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以及为解决国内的国共矛盾创造条件。即使在对日作战中，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设想也与美国相去甚远，以致中美双方在缅甸战役、对华租借物资的管理与分配、中国代表参加盟国军事会议、中国战场的军事战略等等大量问题上一再发生矛盾。1943年1月到8月，美英军事领导人持续召开会议讨论对日作战，决定尽早实施第二次缅甸战役对于西南太平洋的作战“是极端重要的”。(14)这一战略设想遭到国民政府的持续抵制，蒋介石希望美国加强在华空军力量，而不是让中国军队在缅甸北部单独与日军交战。军事战略的分歧后来愈演愈烈，在1944年夏季发展到美军是否拥有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之争，其结果是担任盟军中印缅战区司令的美国将军史迪威被解除职务，以及中印缅战区被解构，中国被列为盟军一个单独的中国战区。这一重大人事变化和盟军战争机构的调整等，与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突飞猛进结合在一起，标志着中国战场的地位在美国的军事战略中大幅下降，并强化了蒋介石在罗斯福政府中的负面形象。(15) 国民政府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国内的国共矛盾。蒋介石向来认为，国共之争才是真正的“心腹之害”，美国则是可以被利用的外部力量。1943年夏季，恰逢罗斯福下决心“使中国成为伟大强国”之际，国共又爆发了新的危机。起因是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以及国民政府正利用苏联集中力量于欧洲战场之际，恢复对新疆的控制，包括动用西北地区的中国军队施加压力，迫使新疆的盛世才政权放弃亲苏政策。就中国理所当然的立场观之，国民政府收复新疆的控制权无疑是辛亥革命后的一次历史性胜利。当然，这一进程难免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舆论从1943年夏季的国共危机开始公开力挺中共，就是明确的信号。 无论具体原因为何，这场国共危机不仅严重干扰了美国拟议中的第二次缅甸战役，而且引起苏联方面的关注，而中共中央亦将此次危机导向战后建国的争论。这使美国方面意识到，国共矛盾甚至有可能成为在战后引发大国冲突的导火索。时任副国务卿的韦尔斯后来写道，1943年9月，罗斯福对国民政府的确深表不满，不过他尤为担心的是战后“中国又燃起内战战火”，“危险在于苏联将插手支持共产党，西方世界也将被引诱或被迫支持”国民政府，总之“战后中国是最可能造成麻烦的地方”。(16) 在1943年的最后一天，美国驻华使馆二秘戴维斯在给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蒋介石也许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中国人，他使多数美国人误认为他就是中国。”(17)这的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国新政策面对的中国现实，那里除了国民政府，还有另一支后来被证明是决定性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这时也在以独立的姿态展开外交活动。1943年夏季的国共危机结束之后，中共中央逐步形成了一项“联美”的政策。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和中共华北各根据地均积极展开与驻华美军和政界人士的联络工作，其影响显而易见，尤其是促成了罗斯福政府在1944年夏季向延安派遣了一个官方机构“美军观察组”。中共中央在一份党内文件中说，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标志着中共独立外交的开始。(18) 当年10月，中共中央开始向华东沪杭甬地区派遣军队，与有可能在该地区登陆作战的美军合作，并在大城市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等等。总之就是要“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19)二战是一场将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的战争，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生存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同世界政治挂钩。尽管中共中央当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在中国面临的问题，但他们毕竟就是通过处理同美国的关系，开始介入到东亚国际政治之中。 国共矛盾的尖锐化以及国共双方的对美政策等，推动罗斯福政府从1944年秋季开始深度介入国共斗争，他任命新的驻华大使赫尔利直接调处国共谈判。后者的确十分努力，但最终未能如愿。国共矛盾继续发展，在战争临近结束时双方已经剑拔弩张，美国则被中共中央视为危险的敌人。(20)实际上，战争后期美国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同列强战后将在东亚面临的问题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结局也相差不多。 除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外，苏联东亚政策的迅速发展尤为重要，其核心内容是苏联承诺参加对日战争，以及因此而大幅提升了对东亚战后安排的影响力，这直接导致了盟国处理战后东亚问题的决策权力体系的巨变，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大幅下滑，这为战后东亚的动荡埋下伏笔。 1943年11月27日，在开罗会议结束的第二天，罗斯福和丘吉尔直飞德黑兰与斯大林举行美英苏三国峰会。28日，罗斯福与斯大林举行双边会晤，向后者介绍了美国新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以及同蒋介石就东亚问题达成的共识。斯大林则立即表示中国人对日作战不力，这实际上是在贬低国民政府的重要性。在后来的会谈中，斯大林还一再对罗斯福的美英苏中“四强”支配战后世界的设想表示怀疑，明确不希望中国介入欧洲事务。11月30日，丘吉尔在午宴上询问斯大林对《开罗宣言》的看法，并主动提出苏联可以获得一个不冻港。罗斯福随即附和说，中国大连战后可以作为有国际保证下的自由港。斯大林表示赞成《开罗宣言》的主要内容，至于苏联的看法要到参加对日战争时再谈比较好。(21)罗斯福和丘吉尔这是在打算用给予中国东北的利权来换取斯大林承诺参加对日战争。此外，丘吉尔还在会议期间异常明确地声明，英国战后绝不放弃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斯大林的确承诺苏联将对日作战，但肯定是要有回报的，包括获得中国的大连港。 美英苏在德黑兰会议上就东亚问题做出的初步的安排，包括苏联必须接受《开罗宣言》的原则内容、苏联将在欧洲战争结束后对日作战以及作为回报它将在东亚获得令其满意战略利益、朝鲜和印度支那应经过一段时间后独立、英国将恢复其在东亚地区原有的殖民地、对日本在亚太地区占领的一些地区实行托管，等等。会议的突出特点是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参与，以及美英宁愿用中国东北的利权换取苏联的合作。其中涉及战后的安排得以实现，首先取决于三国维持其合作；其次是东亚国家予以接受，而中国首先就面临着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德黑兰会议的某些安排等于是立即否定了开罗会议的部分价值，欧洲列强的首脑们打算在战后继续将东亚置于他们的支配之下。 在随后的整个1944年，美英苏之间频繁就战后问题交换看法，而国民政府则被排除在外。中国战场军事形势因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而严重恶化，中苏关系因为新疆局势持续紧张，苏军暗中支持新疆的独立叛乱势力，同时国共关系毫无改善，国民政府与美国的关系因史迪威事件陷入低谷。这一切导致国民政府在外交领域几乎无所作为，在美英苏最终敲定战后东亚蓝图的至关重要的时刻除了等待，完全无法施加必要的影响。这突出地反映在1945年2月4-11日，美英苏在雅尔塔召开首脑会议时，将涉及中国的重要内容对国民政府保密。 雅尔塔会议对战后世界政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它不仅巩固了美英苏在战争中的团结，确定了盟国在欧洲战争结束后将共同彻底打败日本的目标，而且就战后世界政治前途达成了重要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项文件成为战后大国处理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基本依据。雅尔塔会议有关战后部分的讨论内容实际上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在欧洲划分“东和西”；另一个则是在东亚及西太平洋划分势力范围。吊诡的是前者最终演变成欧洲的“雅尔塔体制”，并在很长时间里被基本遵循；后者体现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包括了外蒙古以“维持现状”为名从中国独立出去、苏联将获得1904年以来在东亚丢失给日本的岛屿和权益(主要是中国东北的港口和铁路等)。(22)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对朝鲜、印度支那地区实行托管后使其独立、对日本在西太平洋占领的地区实行托管、以及英国将维持其在东亚的殖民地，等等。至关重要的是，所有根据这次会议为战后东亚做出的安排都很快就被摧毁了，有些根本就没有实现过，例如在朝鲜、印度支那和其他一些地区的托管，等等。列强显然希望或是习惯于他们能继续支配东亚的前途，但那样的时代后来被证明的确已经基本结束了。 中国无疑是东亚第一个不得不面对雅尔塔会议结果的国家。罗斯福和斯大林都承诺，在欧洲战争结束前对蒋介石保密，但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提前获悉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大致内容，问题是他们由于国内外种种原因而无力回天。1945年6月30日，宋子文在莫斯科同他的苏联对手就签订一项中苏条约展开谈判。苏联的目标是要使雅尔塔会议的秘密交易合法化；宋子文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使中国的损失最小化。谈判持续到7月14日，宋子文返回重庆，斯大林则赶去参加战争期间美英苏的最后一次峰会，即7月17日至8月2日召开的波茨坦会议。 在中苏谈判开始之前，国民政府已经在努力争取美国的帮助以抗拒苏联的压力，但杜鲁门政府为确保苏联参加对日战争，一直态度暧昧。波茨坦会议召开前夕，美国政府内部对苏联的不信任气氛迅速上升，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强化了美国的立场。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报”，其中重申了“开罗宣言”的重要性，其“条件必将实施”。(23)在中苏问题上，美国军政阁员们几乎都倾向于向斯大林施加压力，以免国民政府迫于苏联压力做过多让步。会议期间，杜鲁门告诉斯大林，不要妨碍东北的“门户开放”。(24)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也在莫斯科奉命转告苏方，必须理解确保“门户开放”对于美国的重要性。(25) 美国和国民政府此刻的外交努力都已经太迟。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苏军同时从东北的东、北、西等三个方向发动进攻，以每天100公里的速度冲向长春和沈阳，并挥师进入朝鲜半岛。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两天后发布命令，指示晋察冀根据地的中共吕正操部向东北挺进，配合苏军对日军作战。(26)这就是8月7日开始的中苏第二阶段谈判的主要背景，斯大林则毫不掩饰地利用东亚急剧变化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在8月10日的谈判中，他直率地提醒宋子文、王世杰等人，“如果不尽快达成协议，中共军队将进入东北”。(27)国民政府实际上已经别无选择了。 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当天，莫洛托夫和王世杰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条约上签字。苏联基本上达到了目的，它通过控制东北铁路和主要港口等，保持了在东北的军事优势，并实际上控制了东北地区的经济生活，加之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苏联的东方安全防波堤终于合龙。此外，苏联因苏军在朝鲜半岛的巨大优势而获得无可置疑的发言权。国民政府在谈判中得到的承诺是苏联在战后将支持中国在国民政府之下的统一，以及战后将东北行政权移交给国民政府，并且不支持新疆的独立势力。 总而言之，中苏条约的签订使从开罗到雅尔塔期间围绕对战后东亚秩序的一系列外交折冲终于在日本战败的时刻有了一个各方尚能接受的结局。不过，这些纸上的格局能否转变为东亚的现实，仍属未定之秋。毕竟，战争后期为东亚做出的安排既取决于大国的折冲，也非常依赖东亚国家内部整合的结果，中国就是一个典型，而且影响巨大。后来的发展证明，其他国家也几乎无一例外。 二、东亚冷战与热战(之一)：东亚大陆 如果以美苏冷战为界线，所谓的“战后时期”就很短了。到1946年“冷战”这个概念流行起来的时候，东亚已经是烽火遍地了。美苏战略竞争的重心是在欧洲，但东亚呈现的复杂局面和冲突的烈度即使不超过欧洲，也是毫不逊色的。如果以热战为标准，东亚则是独一无二的。不论是列强在二战后期基于外交协调的各种安排，还是战争结束时基于军事占领的现实造成的局面，都没有阻止一个个东亚国家由于内部矛盾采取行动和发生战争，其中包括内战(中国)、反殖民主义战争与冲突(越南与法国、印度尼西亚与荷兰)直至大国之间的大规模地区战争(朝鲜战争)、也有新兴国家之间规模不大的冲突。以往的论著都将这些事件同美苏爆发冷战紧密联系，以致忽视甚至无视东亚地区内的各种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这并不符合历史进程的真实情况，至少在东亚陆地部分的主要地区是这样，在那里美苏也可以说是被各种当地力量加以利用的外部因素。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前一天，杜鲁门政府将准备发给日本政府的《总命令第一号》通知各主要盟国，其内容主要是划定各国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根据这份命令，中国和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由中国战区总司令受降；中国东北、北纬38度以北的朝鲜和库页岛等地区，由远东苏军司令部受降；日本、北纬38度以南的朝鲜和菲律宾等地，由太平洋美军司令部受降；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由英军指挥的东南亚统帅部受降。(28)这个大致反映了盟军军事力量分布和政治考虑的文件基本被执行，也展现了之后不久东亚地区冲突骤起的基本画面以及介入其中的各种复杂的势力的分布。以下将按此版图展开叙述，实际上战后东亚的大变动也首先表现为中国的国共内战。 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主要是在美国推动、但也包括苏联的协助之下，毛泽东本人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达43天的谈判。自1927年国共破裂以后，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国共最高领导人面对面谈判解决中国的前途。会谈后双方签订了《双十会谈纪要》，宣布共同遵循团结建国、避免内战的总方针，以及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重庆谈判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事件，它虽然发生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如果追根溯源，应该说它是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产物，也是美苏战时协调对华政策的结果，是列强在东亚确立雅尔塔体系的重要步骤。结果证明，这次会谈既是列强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构建战后东亚秩序的终点，也是这个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格局崩溃的开端。 由于受降权、军队整编和中共控制区的政权等实质性问题在重庆谈判中未获解决，《双十会谈纪要》难免成为一纸空文。谈判还未结束，国共在华北地区便爆发了大规模军事冲突，其复杂性还在于驻华北的美军也被卷入其中，尽管尚不严重。由于中国战区一直有美军参与，美军于9月在华北地区登陆，参加那里的受降和遣返日军，其人数最多时达10万之众。随着国共爆发内战，美军实际上是起了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占和守护战略要地和交通线的作用。这严重损害了中共军队的战略部署，导致双方在胶济线、秦皇岛-山海关和烟台等地区发生对峙甚至小规模的冲突。这可以说是战后中共与美国发生战略对抗的先兆。(29)与此同时，东北地区出现美国政府最担心的局面，即中共军队抢先进入东北，他们得到当地苏军的同情和支持。 改变东北战略态势的主动方一开始并不是苏联，而是中共中央，指出这一点对理解本文的核心观点至关重要。早在1945年5月的中共七大期间，战后争取控制东北在中共领导人心中已经是战略性的考虑了。他们认为，战后如能控制东北地区，就能根本改变中共长期被包围的态势。(30)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之前，中共中央已经确定向北收缩，并随即开始向东北调兵遣将。(31)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一度提出控制华北、夺取整个东北的战略方针。(32)相比之下，苏联最初对中共既不关注、也谈不上是热情的。斯大林主要是通过与美国和国民政府协调政策来实现它在东北的目标，苏军统帅部制订在东北地区对日作战计划时，也没有考虑是否以及如何与控制着大片华北与东北接壤地区的中共军队展开合作。 9月14日，东北苏军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奉命前往延安，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苏军统帅部的口头通知。这是一个相当费解的举动，因为如果莫斯科有意支持中共，完全可以通过在延安的苏联人员与中共领导人交涉，他们一直保持着通讯联络。例如，斯大林希望毛泽东去重庆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这次则交由东北苏军当局去处理，显然他至少不希望影响到正在重庆展开的蒋、毛会谈。 刘少奇、朱德等同贝鲁诺索夫经过谈判，还是达成了一些默契，包括苏军允许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并在乡村而不是城市开展工作，以及中共可控制由冀热辽进入东北的通道。(33)此次会谈十分重要，贝鲁诺索夫传达的信息对促使中共中央形成最终的战略判断和下定最后决心等，起了关键的作用。9月17日，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经过讨论后，向在重庆的毛泽东发出了一份电报，提出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电报说为了苏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需要在冀东、热河一带屯兵“十万至十五万军队”，“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34)19日，中共重庆代表团即复电表示同意。 此后不久，苏联开始调整它在东北的政策，苏军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不主动、不积极的态度逐步开始发生变化。9月11日召开的伦敦外长会议未就对日管制问题达成协议，苏联几乎完全失去了参与管制日本的机会。美军也开始在华北港口登陆，并大规模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加之美国政府不断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35)这些均增加了苏联对美国意图的怀疑，东北苏军遂转向支持中共军队控制东北。 10月初，中共中央接获东北局报告，说东北苏军已经“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苏军将从日军那里缴获的大量装备都移交给中共军队。受到苏军的鼓舞，东北局遂向中共中央建议，可抽调30万主力进入东北。(36)10月下旬，苏军代表进一步鼓励东北局“应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迅速派人“接收工业中心及城市工业”，苏军并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而且中共最好将“党的中心移到此间”。(37)这相当于是鼓励中共在那里建立一个地方的亲苏联的政权，就如同苏军正在其他一些地区的做法一样。在此背景之下，中共中央在10月下旬提出要“竭尽全力，霸占东北”，并准备在南满和热河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一次战略性决战。(38)中共中央进一步向苏军提出，最好推迟撤出东北、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港口登陆和接收，等等。(39)苏军实际上照办了，并向中共军队移交了一批武器装备，使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获得步枪十一二万，机枪4000多挺，数目不详的各种火炮和大量弹药，大批通讯器材，小型运输机6架和两列火车。(40) 这一时期中共与东北苏军关系的发展对双方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苏联为了巩固它在东北的地位，除了支持中共争夺东北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中共中央要实现夺取东北的计划，没有苏联的认可和支持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战略关系成为在东北联结中共与苏联的关键因素。此后尽管苏联一再调整其东北政策，但中共与苏联在那里进行战略合作的本质从未根本改变。 中国华北的内战和中共与苏联在东北的合作等，导致杜鲁门政府决定再次调停国共冲突。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美国的政策是国共立即停止军事冲突，召开各党派的协商会议解决目前的纠纷；美国不会军事干涉中国内政，而苏联也有义务将东北归还中国。(41)苏联为避免与美国的对抗，否认曾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东北苏军则要求中共军队退出所有大、中城市，并沿铁路两侧后撤50公里。(42)在12月下旬召开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重申了以往的有关承诺，即承认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以及东北苏军将按时撤出等等。(43)12月27日，美英苏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以及他们“将不干涉中国内政”，美苏在尽快从中国撤军的问题上“彼此意见完全一致”。(44)会议结束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赴华，开始第二轮调处国共冲突的努力。 在调处开始后的两个月，马歇尔似乎看到了和平的希望，但迅速恶化的美苏关系导致他前功尽弃。4月下旬，国共军队在东北再次爆发冲突，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蔓延到华北和华中地区，全面内战终于在6月爆发。中国内战固然同美苏冷战有显而易见的关联，不过从中国外交的角度看，国共两党持续不断的战略选择固然受到美苏政策的巨大影响，但是它们在每个阶段上都试图尽可能地利用美苏的矛盾，两党领导人在处理各自的对美对苏政策时往往非常现实。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不是这里探讨的重点。中共的外交行为更值得关注，毕竟是他们决定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未来。 在东北爆发的战争最终摧毁了部分中共领导人对美国人的最后一点信任，对毛泽东来说则是证明了他对美国人的一贯怀疑和警惕是正确的，尽管他们也还是可以利用的。(45)另一方面，中共的政策明显受到苏联影响，尤其在东北的和与战问题上，不能不考虑苏联的态度，但苏联政策的反复无常也加深了中共决策层对苏联的疑虑。当中共领导人决定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时，他们实际上也是下定决心，不再受苏联外交战略的约束。历史的有趣之处是，由于中共中央决定自行其是时恰逢冷战爆发，苏联这时也已不打算像抗战刚结束时那样约束中共了，后来在支持中共方面甚至走得更远。 这个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明确提出了并在实践中几乎是尽其所能地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在马歇尔来华调处之初，中共领导人一度认为，利用美苏矛盾向马歇尔施加压力是可取的。中共中央在一份电报中如此直截了当地谈到中国传统的“驭夷”之道：“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相互牵制来保持独立，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46)理解他们这种认知特点显然是有意义的，这有助于理解东亚地区诸多本土力量在应付两个甚至几个大国同时介入的局面的外交思维。 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真正决定中国对外关系的关键事件是中共在内战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到1947年底，当中共领导人制定了尽快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战略时，毛泽东认为密切与苏联的关系对新的中国政权至关重要，所以他主动表示希望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直接讨论有关问题。(47)从1948年春开始，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明显增加。11月初，解放军占领东北后，斯大林认为已经有必要认真了解中共党内的状况以及中共中央在各个领域的政策，他从此才开始亲自处理对华政策。尽管如此，斯大林的某些政策遭到中共领导人的坚决抵制。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举行国共和平谈判。即使不是有意为之，斯大林建议的谈判有可能导致中国出现南北分治的分裂局面。毛泽东断然拒绝了斯大林的提议，后者则不得不收回他的主张。(48)这表明中共领导人在事关战略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并不会顺从，而斯大林则需要更认真地考虑与中共的关系。 从1949年初到夏季，苏共和中共进行秘密的高层互访。1月31日，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他随后连续三天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举行了内容广泛的会谈。6月下旬，刘少奇率领一个中共高级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这些高层互访基本完成了中共与苏联结盟的准备工作，尚未确定的是如何对待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条约。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他在第一次会谈中立即提出了需要修改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条约。斯大林则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他直截了当地表示，那个条约是基于与美英的谅解，目前不宜修改，所以应在形式上维持不变，有关旅顺驻军和中长铁路的具体条款等，可按中方意愿做实际修改并发表专项声明，不过任何大幅修订都应在两年后。(49) 由于毛泽东的顽强坚持和东亚局势的某些变化，直到1950年1月2日，苏联方面才做出让步。(50)20日，周恩来专为谈判条约抵达莫斯科。两天后，毛泽东与他同斯大林一起确定了有关新条约的主要内容，随后通过一系列艰苦的谈判，苏联最终同意了中方的大部分建议。不过斯大林坚持签署一个“补充协议”，以阻止其他国家进入东北和新疆，他最终如愿以偿。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正式结成军事同盟。苏联开始大规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经济、财政和军事援助，并像在东欧国家所做的那样，派遣大批各领域的顾问，以帮助中共建国。总之，中苏结盟极大地改变了建立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之上的战后东亚秩序，而且中国通过与苏联结盟，在冷战中与苏联并肩而立，站到同美国对抗的前沿。 1946年冬季，几乎与中国全面内战同时，在印度支那爆发了胡志明领导的反法战争。印支地区在二战前是法属殖民地，法国殖民当局在战争期间维持着同日本的关系，日军甚至可以利用那里的空军基地轰炸中国后方的城市。1945年3月，日军突然将法军缴械，法国殖民统治事实上被结束了。8月15日，在日本投降的当天，越南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越南共产党中央宣布发动“总起义”，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由于英军将他们的占领区移交给法国人，后者很快成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要对手。胡志明最初靠着在中法之间纵横捭阖，使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得到某种认可。不过，在中国军队撤出后不久，进入北越的法国人很快就将胡志明政权从河内驱赶到山林之中。1946年12月20日，胡志明号召全民奋起展开武装斗争，越南抗法战争从此开始。 越共的反抗运动最初并未引起重视，后来变得令人瞩目是因为中国的军事介入，包括派遣军事顾问团和提供使越共足以打败法军的军事援助。从中越关系的源头看，两党领导人的核心认同是中共与越共都是苏联、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国际共运中两个东亚共产党之间的同志关系，胡志明冠以“同志加兄弟”是十分贴切的，他因此在向中共求援时从没有什么犹豫。中共领导人则感到中国有一种天然的义务帮助越共的抗法斗争。中苏结盟的确提升了中共领导人“援越抗法”的热情，不过就如同毛泽东是中苏结盟的发起者一样，胡志明无疑是建立中越战略关系的发起者，中国则给予了积极的回应。苏联先是漠不关心，后来表示支持但将援助越共的责任推给了中国。印度支那毕竟与苏联的安全战略无关，斯大林也不希望因援助越共而破坏与法国的关系，后者是苏联在欧洲事务中唯一可利用的对象。所以，“援越抗法”在本质上是中国的事业，而非苏联东亚政策的产物，明白这一点对理解东亚国家在地区政治中的影响更有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越共中央于10月派遣李班、阮德瑞秘密使华，恢复中越两党高层联系并争取军事援助。中共中央从这时开始考虑援越问题，但双方关系的实质性转变发生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12月24日，刘少奇向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报告了越共代表提出的两项要求，包括提供军事援助和给予胡志明的共和国以外交承认。刘少奇认为，在军事援助方面应保持谨慎，给予外交承认则属“利多害少”。(51)毛泽东在莫斯科对援越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指示刘少奇“必须尽可能给越盟人员及越南人民以便利和帮助”，越方所需弹药、粮食等“应尽力帮助”，特别是要将越共“看成自己的同志一样”，等等。他还要求转告越共，“派一个政治上负责任的代表团来”公开访华，北京也要“予以公开欢迎”。(52) 胡志明显然已经看到中国政策很有可能向他希望的方向演变，故决定亲赴北京。1月25日，胡志明步行17天后到达武汉。刘少奇这时才从中共中南局的电报中获知，酝酿中访华的“负责任的”越共代表竟然是胡志明本人。他一面指示中南局只在党内表示秘密欢迎，“周密护送来京”；一面立即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复电要求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聂荣臻等应去车站迎接，有关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并希望胡志明能等他和周恩来回京后面谈。 1月30日，胡志明到达北京。刘少奇没有到火车站公开热烈欢迎，只派杨尚昆到车站接人和在中南海设宴招待。然后他立即打电报向毛泽东汇报有关情况，包括胡志明以革命工作繁忙为由，不愿在京久候到毛泽东回国。毛泽东立即回电力邀胡志明访问莫斯科，并告已经直接给斯大林打电话促使后者也表示同意。刘少奇遂与胡志明协商，后者毅然决定三天后即启程前往莫斯科。这时毛泽东又从莫斯科发来一封贺电表示问候，并告知“苏联已承(认)越南”，苏联阵营各国在中国的推动下“亦可能承认”。为使胡志明顺利成行，毛泽东在莫斯科继续做了一些努力，促使斯大林决定派飞机接他。(53) 胡志明于2月6日抵达莫斯科。此前斯大林已经告诉毛泽东，中国应承担援助越共之重任，苏联则提供一些物资从旁协助。他在会见胡志明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胡志明与毛泽东一同踏上归途，他们在途中商定，中国将向越南派遣一个军事顾问团。3月4日，毛泽东等从莫斯科回到北京。10天后，刘少奇即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有关支援东亚革命的党内指示，称“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54)这表明中共中央决定在东亚地区革命运动中承担重任。 中国从4月开始向越共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并有大批越南军人进入中国接受军事训练。4月17日，中央军委向各野战军下达抽调干部组建顾问团的命令，并于5月中旬完成组建工作。顾问团从兵团级干部到工作人员共281人，他们于9月开赴越南。第一次印支战争从此兼具反殖民、大国对抗(中法)和冷战(两个阵营)等复杂的属性。 在东亚最不确定和具破坏性的地区当属朝鲜半岛。根据美英苏中的战时协商，他们将在战后对朝鲜实行暂时性的托管。8月10日，苏联宣布参加对日作战后，杜鲁门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将北纬38度线作为美苏分别对朝鲜实行军事占领的临时分界线，后获苏方同意。9月8日，美军开始在仁川和釜山登陆，已经占领三八线以南的苏军陆续退到三八线以北，那里形成立美苏以三八线为界分别占领的局面。 同东亚其他地区一样，朝鲜局势从此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美苏是否能根据战时达成的谅解，协调它们的政策；第二是朝鲜各派政治力量是否接受大国为他们的命运做出的安排。事实表明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在急剧变化。 首先是美苏最终未能协调他们的朝鲜政策，双方的矛盾在12月莫斯科会议上暴露出来。美方主张设立由美苏占领军司令部组成的统一的军事和行政机构，作为对朝鲜全境进行管理的暂行办法。苏方则强调，应为尽早组成朝鲜政府做准备，托管期明确限制在5年。苏方显然更有自信，认为他们在朝鲜的影响要比美国更强大，实际情况也差不多如此。毕竟朝鲜抵抗力量的主要军队长期在苏联驻扎，美国最初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势力。从中国回去的金九和从美国回去的李承晚当时都还没有证明他们之中谁更有影响力。美苏最终还是签署了《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协议》，同意将托管时间限制在5年。(55)斯大林和杜鲁门都对此表示满意。 莫斯科协议表明，美苏都不愿意在朝鲜长时间承担过于繁重而又不受当地人民欢迎的管理责任，实际情况是莫斯科协议一出台，立即遭到南北各地的朝鲜人的反对。当然，更重要的是两国都不希望使对方有机会单独掌控朝鲜。美国的政策是防止一个大国即苏联独占朝鲜，同时又不打算承担太多责任。会议结束后，美国在与苏联保持协调的同时，试图尽可能在朝鲜组建一个非共产党掌权的亲美政府。苏联则正相反，积极扶持朝鲜共产党并支持后者依靠“统一战线”，在包括三八线以南的美军占领区扩大影响。但是，斯大林也不想为朝鲜耗费太多资源，如果能同美国协调也未尝不可。(56) 1946年3月，美苏占领军司令部在汉城召开联合委员会，讨论协调对朝鲜的管理和安排建立朝鲜人的政府。此后联委会又开了20多次，结果还是不欢而散。直到1947年10月18日，该委员会终止工作。第二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南朝鲜单方面举行选举，并于8月15日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激进的右翼民族主义者李承晚当选总统，这标志着他终于在南方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胜出。在美国的推动下，第三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承认大韩民国为合法政府。在此之前，苏军占领区已经搞过选举。现在作为对美国的反击，苏军于1948年9月，在北朝鲜建立了金日成为首脑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苏联在占领区的政策亦经历复杂过程，同多种势力保持积极的关系或给予支持，直到最终选择了战争期间在苏联接受训练的金日成，后者被证明可能有比南方的李承晚更为激进的统一朝鲜的诉求。(57)1948年底，苏军从北朝鲜撤出全部军队。美国政府随后决定撤军，美军于1949年6月全部撤出。 南北朝鲜出现两个政府标志着朝鲜半岛分裂，这种局面对于三八线两边的朝鲜人都是不可接受的。尤其是他们都表现出武力统一的强烈愿望，这导致美苏撤军后，北南双方沿三八线不断发生军事冲突，地区紧张局势明显加剧。双方领导人似乎都很清楚，朝鲜近代历史的基本经验就是大国博弈会严重影响这个半岛的前途。列强之间如果能够协调行动，朝鲜的政治力量能发挥的空间将受到限制。反之，他们就能有所作为。所以，冷战爆发在北南双方领导人看来，都是难得的战略机遇，他们大可以玩弄“尾巴摇狗”的策略，利用大国之间的对抗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金日成在建国后很快就展开外交活动，争取得到苏联和中共的赞成与支持，他实际上正在成为改变朝鲜半岛现状的主要推动者。 美国在5、6月相继从中国和南朝鲜撤军，标志着杜鲁门政府在东亚大陆完成立了以收缩力量为特征的战略调整。这一事态与中共革命的胜利等因素一起，极大地诱发了金日成武力统一的欲望。金日成的代表金一于5月秘密访华时，便同毛泽东谈过此事，毛泽东当时要求北朝鲜打消主动发起进攻的念头。(58)他在6月间电告斯大林，只要没有外敌入侵，内战告一段落后，中共就转入“和平建设阶段”。(59)10月21日，他又打电报给斯大林，要求后者说服金日成打消武力统一朝鲜的想法。斯大林回电称，会“依照这种精神向朝鲜朋友提出我们的劝告”。(60) 12月26日，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第一次面见斯大林，苏方的记录显示，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61)毛泽东这样说是有的放矢的，但他没有料到的是，1月30日，也就是在他同斯大林讨论援助越共的同时，斯大林电告金日成，愿意在莫斯科接待后者，在了解局势后将向北朝鲜提供必要的援助。(62) 斯大林态度急剧转变的原因很复杂，其中至关重要的是金日成在中苏之间耍手腕儿，以便影响这两个大国盟友的政策。例如1月17日，金日成在一次午宴上当着苏联大使什特科夫的面声称，如果斯大林不肯在莫斯科接见他，他就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进攻南方和成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等问题，因为他在那里会得到必要的支持。(63)6天前，中共中央军委刚决定让四野的朝鲜族部队返回北朝鲜。(64)中央军委做出决定的时机的确敏感，他们是基于国内裁军的单纯目的，并不了解苏联和朝鲜之间的矛盾。苏方对此举动则疑虑重重，立即要了解北朝鲜使用这些部队的意向。金日成则故弄玄虚，表示要“请教怎样答复中方”。(65) 无论如何，斯大林1月30日的电报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4月10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秘密会见金日成，双方就北朝鲜武力统一计划达成一致意见。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向中国领导人报告莫斯科会谈的决定。周恩来当天紧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要求确认斯大林本人的决定。(66)第二天，斯大林回电称，金日成代表了他的意见，不过“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67) 毛泽东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并没有否决苏朝的计划，最直接的原因是金日成和斯大林都有必胜的把握，特别是金日成表示，北朝鲜并不需要中国的援助。(68)他这样说就是要使中方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6月25日，北朝鲜沿三八线发动进攻，朝鲜战争爆发。东亚战后秩序由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北朝鲜的武力统一政策的确是始作俑者。 三、东亚冷战与热战(之二)：日本与东南亚 同一时期的日本和东南亚的形势同样不稳定。首先是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军占领，美国的政策在那里是决定性的，日本国内力量的影响在最初阶段的确不大。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杜鲁门政府就明确了美军单独占领的原则，目的之一就是要将苏联排除在外，而英国和中国本来就对占领兴趣缺缺。8月18日，经杜鲁门批准的一项文件非常明确地指出：在日本，“美国在决定政策时应有至高无上的发言权”，占领当局的第一、二把手则必须是美国人。(69)只是为了照顾盟国的感受，杜鲁门政府提出建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其权限是提出各种建议而已。各有关国家于9月开过一次会议，即不欢而散。后来在12月的莫斯科会议上，美英苏通过了《关于建立远东委员会及盟国对日委员会的决议》。不过这除了反映出列强还勉强愿意表达协调对日政策的愿望外，只能算是个纸上谈兵的东西。机构相继设立了，麦克阿瑟的占领军司令部从没将它放在眼里，美国单独统治日本已经是既成事实。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也算是列强之一的日本因为战败，这时是东亚地区唯一一个不可能自主操弄列强政策的国家。 战后最初的阶段，美国占领政策的重点在“惩罚”、“削弱”和“改造”日本，包括清除日本军国主义使之非军事化，以及在各领域推行民主改革。这种政策大致延续了战争时期确定的指导思想，即根本消除日本的战争能力，以及中国将成为亚太战略的重心。随着冷战爆发、东亚大陆形势因中国全面内战和国民政府败像日益明显以及日军的遣返和全部解除武装工作基本完成，美国的对日政策随之发生了战略性的和影响深远的转变，其核心是通过扶植和重新武装日本，使其取代中国，成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支柱。 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主要不是日本国内势力影响的结果，它同欧洲冷战的尖锐化和东亚大陆地区形势巨变之间，存在十分明显的互动。1947年间，凯南被任命主持国务院对日政策的研究。他刚刚为遏制战略的出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不可能不影响到他对日本问题的思考，其关键性的内容就是改变对战时政策的沿袭，将重点放到转变了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加以检讨。这首先涉及的是日本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他认为应放弃罗斯福对战后亚太秩序的不切实际的构想，将亚太战略的重心从中国转到日本。如他所言，“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和一个有名无实的敌对的中国，美国会感到相当安全”，“但一个有名无实的友好的中国和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对我们的威胁，已为太平洋战争所证实”；当然，中日同时都是美国的敌人则完全不可取。他建议停止对“中国承担不合理的义务”，将日本和菲律宾建成“足以保卫美国利益的太平洋安全体系的基石”。(70) 1948年3月23日，凯南等经过反复研究并与相关部门商讨，提出一份政策文件，比较详细地制定了从各个方面扶植日本的各项计划，也包括了推迟对日媾和的设想。(71)后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这项文件的内容成为指导性政策。10月9日，杜鲁门正式予以批准，美国终于完成战后对日政策的战略性转变，“民主化”和“非军事化”被解决日本的经济政治稳定所取代，成为政策的首要问题。美国对日政策的这一转变是战后东亚秩序形成过程的一次巨震，其影响之长远一直持续到当今。 从战略角度，新对日政策从一开始就包括需要解决的三个重要问题，即确定战后日本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美国同日本的关系以及是否重新武装日本。美国决策层这时根本改变对日政策首先同欧洲局势有关，1949年4月，北约已经成立了；另一方面，更直接地同中国革命进程联系在一起。中共越是接近全国胜利，日本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就越高，而且两者演变的速度都是成正比的。杜鲁门本人在1948年12月就说过，“中国革命的进展同日本重要性的增长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72)1948年10月获批准的《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建议》(PPS/28)中，日本将成为美国亚洲战略的“基石”是起草者凯南设计各项政策的前提这一点，在文字上并不明确，杜鲁门政府内部也争议颇多。有关重新武装日本的问题并没有包括其中，凯南只是在一份解释性备忘录中提到此一设想。(7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连续制订和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NSC1/48和NSC2/48，基于对中国巨变后的东亚格局的全面评估，非常明确地定义了日本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文件将“遏制”作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在美国的战略考虑中，日本由于其特殊的国家禀赋而居各有关国家之首；美国的政策是确保日本绝对不能参加到苏联阵营，而且还要在美国亚太军事战略中占据中心地位。为了配合这一战略，美国将在日本保持军事基地和部署军队，允许日本建设一支新军队，采取措施使日本的经济“复兴”，以及使日本在政治上不“极端化”。(74) 对日政策转变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导致了“单独对日媾和”的设想，并最终被付诸行动。1947年3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拟定了对日媾和方案的初稿，即史称“博顿草案”。该草案大致沿袭了战时美国亚太政策的设想，一出台即遭美国政府内部各方的谴责，认为它的思路过于陈旧，既没有反映战后世界尤其是亚太局势已经出现的重大变化，更没有重视至关重要的美国在日本的支配地位。(75)之后不久，凯南领导的国务院政策计划署开始研拟相关政策，他们在报告中提出一项推迟对日媾和的设想，通过“化整为零”实现所谓“事实上的和平”，其实质则是获得足够时间改造日本，确保“媾和”不打乱使日本成为美国亚太战略支点的部署。(76)这个建议立即得到杜鲁门政府中各方面的赞成，推迟媾和以实现“事实上的和平”成为这个时期的指导原则。 7月11日，美国副国务卿建议一个月后召开远东委员会，共同草拟对日和约。该建议遭到苏联代表反对，他们认为应按照莫斯科会议的协议，首先召开美英苏中四国外长会议。(77)国民政府的立场则是模棱两可的。不过，杜鲁门政府事前已经公开宣布过，即使各国意见“不能一致，美国也要立即采取行动”帮助日本“复兴”。(78)对日媾和就这样拖延下来。 随着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局面日益明朗，英国等转向明确支持美国的媾和政策。1949年9月，英国派代表先后前往东京和华盛顿，就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与日本单独媾和等，同美国达成共识，英国同意签订对日和约后，美国可以同日本签订双边安全协议，以及英国将说服英联邦国家予以支持。(79)后来召开的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肯定这些原则。 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国内政局演变产生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1947年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伴随着处理日本内部问题的各项措施的改变，包括了压制战后兴起的日本左翼运动和各种社会运动，打击日本共产党、镇压工人罢工等等。这导致日本亲美政治力量的扩大和上升成为日本政治潮流的主导力量。1949年2月，日本领导人吉田茂再次组阁，该政府从美国获得安全保障的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为解决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提供了可行的途径。4月25日，日本大藏相池田勇人访美，向美国政府转达了吉田茂的绝密口信，即缔结和约后美军可继续驻扎日本，而这一点可由吉田政府主动提出，以解决杜鲁门政府在国内面临的难题。(80)6月1日，吉田政府发表一项“白皮书”，宣布愿与任何承认日本独立的国家缔结和约。美日双方迅速就此问题达成一致，这加快了杜鲁门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 1950年6月，接管对日和约规划工作的杜勒斯和军方领导人分率国务院和军方代表团前往东京。23日，他们与麦克阿瑟共同最后敲定了一份备忘录，其核心是在签订和约的同时缔结美日安全条约。该条约的指导原则包括日本给予美国驻军和保留基地的权利，而且整个日本都被视为美国潜在的基地，美国有在那里无限制使用军事力量的自由，以及日本也应为自卫尽其所能。(81)两天后，朝鲜战争爆发，这有助于杜鲁门政府内部将意见统一到提早媾和之上，以使“化整为零的媾和”在国际上合法化，以及美日同盟得以确立。9月间，美国安会通过了NSC60/1号文件，最终确定了对日媾和的原则，即确保美国在日本的“排他性战略支配权”。(82) 1951年9月4日，对日和会在旧金山召开。有51个国家与会，48个国家同日本签约。签字仪式结束5个小时后，美日两国签订了“安全保障条约”，美日同盟从此建立，并在后来很长时间里成为东亚秩序的组成部分和支配性战略力量之一，也对日本国内政局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左翼政治力量受到外部的严重挤压而失去了扩展空间。 战后初期，划归英国领导的东南亚统帅部受降的东南亚国家局势十分复杂。首先，那里的发展趋势同盟国的占领政策密切相关，不久后爆发的冷战并没有立即产生直接的影响。由于被划归给顽固坚持恢复殖民统治的英军受降并实施占领，共产党组织及其他激进的反日抵抗组织通常难以得到有力的外部支持，这与中国、朝鲜和越南等的情况非常不同。除此之外，那里局势的复杂性并不亚于东亚其他地方，各种矛盾和冲突持续了很长时间，包括欧洲殖民地宗主国与当地民族主义运动的矛盾、在地区日益取得主导地位的美国同欧洲宗主国之间围绕民族自决权展开的斗争、那里殖民地国家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直至内战、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相互之间的问题如领土纠纷，等等。 印度尼西亚是这类国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这部分是因为印尼在日本占领时期已经形成了强有力并有保守倾向的本土政治集团，当然也有其他成分复杂的抵抗力量；部分的是因为英国和荷兰都奉行已经过时的政策，企图恢复战前的殖民统治，这根本无法适应印尼已经形成的政治局面。随着日本崩溃和欧洲殖民者的重返，那里立刻爆发了反殖民主义斗争甚至战争。 日本投降后，印尼苏加诺、哈达和其他抵抗组织等举行集会，通过“印度尼西亚独立宣言”，宣告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英军在雅加达登陆后即遭到反对，甚至发生了一些无组织的武装抵抗，当地各方政治力量尤其坚决反对荷兰恢复对印尼的殖民统治。英国秉持其维护殖民主义的一贯政策，像在印支一样，试图将占领区移交给荷兰，而后者拒绝同印尼共和国打交道。由于英国与荷兰之间就印尼占领区的私相授受没有给当地人带来稳定和他们期待的独立，随着英军在1946年完成遣返任务后开始撤军和荷兰军队的进驻，荷兰同印尼共和国的冲突迅速升级。1946年11月15日，在英国人斡旋下，荷兰与印尼共和国代表草签了《林芽椰蒂协定》。但是，在英军全部撤出后，荷兰政府试图加强对印尼的控制，双方矛盾立刻升级。 1947年春，荷兰曾经寻求美国的支持。美国的东亚政策如前述，正处在大调整过程之中，美国国务院遂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明确表达对东南亚地区“极为关切”，尤为重要的是深入分析了东南亚民族主义力量的特征和可能造成的影响。与荷兰不同的是，备忘录凸显出对当地政治力量的重视，提出争取同本土民族主义力量中的温和派合作“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是十分重要的”。备忘录建议，应劝告荷兰做出妥协，寻求同印尼民族主义力量中的温和派展开合作。(83)与此同时，美国开始直接与印尼共和国建立联系。美国的行动招致荷兰的反对，后者在提出抗议的同时也警告美方，苏联支持的印尼共产党的影响在增强，那里有可能成为苏联的“桥头堡”。杜鲁门政府对此甚不以为然，坚持认为，同印尼共和国合作有利于消除“共产党得以渗透的各种条件”。(84) 实际情况是苏联确实在支持印尼共产党，但既不得力，也不积极。斯大林更看重中共，并希望后者取得政权后，能在支持东南亚革命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85)这期间，印尼各派内部爆发了冲突，主要是在苏加诺领导的力量同印尼共产党之间。1948年8月，印尼共产党领导人穆梭从苏联回国。在他主持下，印尼共产党很快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决议要实现印尼的“完全独立”，驱逐荷兰军队，建立一个党派的联合政府。哈达内阁立即决定进行武力镇压，印尼共产党在军事冲突中遭到惨败，其成员被大批杀害，党组织领导核心被破坏，达哈政府从此成为印尼国内的主要力量。 1947年7月20日，荷兰军队向印尼共和国发动进攻，荷印尼战争爆发。1948年12月，荷兰军队利用印尼的内部冲突又一次发动战争，并逮捕了苏加诺等印尼领导人。印尼共和国军队随即展开猛烈反击，加之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荷兰恢复期殖民统治的努力最终失败。1949年8月，荷兰与印尼共和国在海牙举行圆桌会议，确定荷兰与12月30日之前向印尼方面移交主权，以及之后荷兰与印尼之间的各种安排。 荷兰在印尼的失败标志着殖民统治在东南亚这类地区的终结难以避免，本土存在强大而保守的民族主义力量更愿意寻找自己独立的认同，并凸显其在本土的主导作用。在同一时期，该地区相继独立的还有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等。它们作为自主的地区国际行为体，共同成为1950年代兴起的中立运动的重要力量。这些国家的领袖人物同样有着那个时代革命者的宏大抱负，他们痛恨殖民主义统治，反对强权为私利操弄他们的命运，对新兴国家在世界政治中影响怀抱巨大的期待，并宁愿为之身体力行。这些构成了他们独特的身份认同，也是后来他们能共同采取行动的思想基础。 四、从日内瓦到万隆 战后初期的东亚局势演变趋势有些像地壳板块的移动，经过剧烈的碰撞挤压后，最终形成了新的地貌。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包括内战和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和各种矛盾冲突，沿东亚大陆的边缘逐步形成了一条对峙的战线，站在两边的是两个对峙着的军事集团。一个是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约结成军事同盟。这一事件同朝鲜战争一起，成为导致冷战向东亚大规模蔓延的重要原因。中朝和中越也是事实上的军事盟友，中国在向两个国家提供各种军事援助并同它们保持联合的军事行动，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东亚社会主义国家军事同盟体系。站在对立面的是1951年建立的美日同盟，以及随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美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同盟、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的军事同盟。 东亚秩序可以说被连接到全球冷战体系之中，不过远不能因此就断定那是东亚秩序的全貌。到1950年代中期，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潮流，由亚洲新兴国家(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发起和主导的中立运动迅速兴起。这个运动就是酝酿于前述东亚反殖民主义浪潮之中，它反映了一大批新兴国家寻求独立的认同和捍卫自己的利益，以及希望在世界政治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当时的重要发起国家如印尼、缅甸、锡兰、也包括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等，标榜在两大阵营的斗争中保持中立。它们同两大阵营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都自认有着与两个超级大国和欧洲殖民主义者完全不同的身份和诉求，实际上这些国家也处在非常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都面临着“建国”的共同任务。不仅如此，那些国家的领导人例如缅甸总理吴努、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也包括表现尤为突出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等等，他们的关注都超出了自己的国家，包含着改变东亚命运的伟大抱负。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东亚的中立运动对中国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最终通过万隆会议将中国这个属于苏联阵营的国家融合到蓬勃兴起的新兴力量运动之中。当然，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对东亚秩序发挥影响，同中国展开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过去那种脱离地区潮流、仅仅将中国对外政策演变作为叙事中心的研究肯定是狭隘的。东亚兴起的中立运动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构成了理解东亚秩序尤其是安全形势的另一条重要的线索。从这个角度，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既是东亚国家试图团结起来影响世界政治的一次尝试，也是战后东亚秩序大致定格的标志。 从1950年2月中苏结盟到1951年9月美日同盟的出现，欧洲两大阵营的对抗向东亚蔓延的局面大致形成。这期间发生的朝鲜战争深刻地反映了两个阵营的力量在东亚的剧烈碰撞，战争的发生如前述是由北朝鲜首先发动的，但最终结束则取决于美苏冷战结构的内部变化，中国作为主要参战的一方甚至都难以根本支配停战的进程。 1951年春，朝鲜战场陷入僵持。从7月开始的停战谈判并没能立即结束战争，“谈谈打打”的局面持续了一年多。直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病逝。苏联的东亚政策随即发生重大变化，苏联新领导人决定尽快结束朝鲜战争。(86)3月8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吊唁斯大林。这期间，苏联领导人直接向周恩来通报了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决定，他们同时也向平壤传达了相同的决定。(87)3月19日，苏联新领导人又分别向毛泽东和金日成发函，说明苏联就战俘遣返问题做出的决议，同时也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出指令，说明了中朝应如何恢复停战谈判具体步骤，以及恢复谈判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停战。(88)这表明苏联不打算再同盟友协商了。3月26日，周恩来返回北京，立即向毛泽东报告苏联政策的巨大变化。中国领导人随后改变了之前一直坚持的不主动恢复谈判的方针。3月28日，中朝发表声明希望恢复谈判，苏联随后宣布给予支持。(89)两天后，周恩来发表声明，就解决战俘问题提出了一项新建议。(90) 美国领导人这时基本上是心力交瘁了，十分愿意恢复谈判以早日结束战争。他们虽然很怀疑中朝突然改变政策的动机，还是决定接受对方的建议。新一轮谈判于4月26日恢复，随后的进展与之前相比可用迅速来形容，两个月后就达成交换战俘的协议。7月27日，交战各方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 朝鲜停战在本质上是冷战两个军事集团在东亚的战争的结束。相比较而言，一年后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则更多地反映了东亚地区力量为解决印支冲突展开的博弈。这首先是因为第一次印支战争严格地说是一场反殖民主义战争，从军事冲突的角度也可以定义是一场典型的地区冲突，尽管也受到冷战的影响。其次是作为谈判主角的东亚国家中国，对会议的结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而且中国的决策动力主要来自对东亚地区的诉求，也更多受到中国领导人对东亚局势的关切而非美苏关系的影响。 有关日内瓦会议的最初动议来自印度于1951年提出的一项解决亚洲问题的建议。中苏曾于1952年9月达成共识“支持这项建议”，以提升中国在东亚的地位。(91)1953年朝鲜停战后不久，苏联照会美英法三国，提出召开苏美英法中等五国外长的会议，解决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中国政府很快表示赞成，中国媒体则热情宣传了五国外长会议意义重大。(92)中国的热情不能被简单地视为配合苏联的外交，它是中国领导人准备参与大国博弈的舆论准备，其逻辑起点是确认中国有与其他亚洲国家和世界上很多国家不同的“身份”，包括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亚洲则是唯一的大国，并因此国际地位更重要且责任更重大。他们认识到而且特别愿意看到中国的东亚地位的巨大变化。通过参与国际事务树立东亚大国的威望等，是中国领导人强烈追求的目标之一，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约束着他们的相关言行。可以说，日内瓦会议的结果部分地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对东亚大国责任的理解和承担那种责任的意愿。 中国的特殊身份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人自己是否认可，从根本上说，它需要在同国际体系的互动过程中建构起来，必须得到亚洲新兴国家和其他大国的承认，否则就成为自娱自乐了。日内瓦会议恰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周恩来有机会同世界上除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之外的从美欧列强到东南亚的各类国家直接交往，展开谈判，解决地区冲突。这种经历是近代以来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也是之后近20年里的唯一一次。国际社会当时也普遍认为，通过朝鲜战争和援越抗法，中国奠定了东亚强国的地位，解决东亚冲突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合作。这是东亚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也是基本特点之一。 这时第一次印支战争正处在转折的关头。法国人对撤出犹豫不决，美国则跃跃欲试地企图军事介入，越南领导人矢志要赶走法国殖民主义者，实现国家统一以及建立在其领导下的大印支联邦。越共中央有不少人自信已经拥有彻底驱逐法国殖民者的军事能力，不过他们并没有重视面临的高风险，即美国随时可能迅速和大规模的军事介入。以往的研究忽略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反应，它们这时既不希望同美国结成军事同盟，更反对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但都希望印支能实现和平。中国已经大致了解到，科隆坡会议国家当时设想的解决办法大致上是越南的南北临时分治，甚至可以接受将包括河内在内的越南北部划归越南控制以及法国军队最终撤出印支。(93) 上述局面使中国面临选择：或者继续援越抗法，帮助越南实现独立统一，同时甘冒美国军事介入甚至再打一次朝鲜式战争的风险；或者选择尽快通过谈判结束冲突，这样既能阻止美国军事介入，也可以安定西南边疆，减轻财政负担，同时安抚一批东南亚邻国。后一种选择同中国决定在朝鲜停战的深层理由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这时中国领导人正制定塑造东亚秩序的新政策，包括在东亚建立“和平统一战线”和“和平中立地区”，争取同亚洲新兴国家缔结一项“亚洲和平公约”，以及阻止美国在东南亚建立包围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目的是“安定四邻”包括稳定东南亚局势，以便集中精力完成刚刚起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选择了后者。 日内瓦会议有关印支问题的谈判是从5月8日开始，主要的参与者除英法苏外，还有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中对立各方的代表。中国实际上在对手和盟友两个方面都面临难题。一方面，中国的谈判对手美英法同属一个阵营，但也存在相当明显的分歧。美国更多是基于冷战的战略考虑确定立场，而英法则是从维护殖民主义利益的立场出发。中国领导人需要在抵抗美国的遏制战略和反殖民主义两个战略层次，处理同美英法的关系。这是中国同其他相关东亚国家最大的不同。 另一方面，中国还面临自己盟友内部几乎同等复杂的纠葛，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说服越南。后者最初的目标是通过谈判加速完成国家统一，至少也要能很清楚地看到统一的前景。对于他们，能用和平方式达成目标当然更好，不过使用武力也未尝不可。 周恩来在会议期间殚精竭虑，为促成停战做出巨大努力。谈判涉及的领域极为繁杂，包括越南与老挝、柬埔寨停战分别处理、越军撤出老柬、越南和老挝是否分区停战、分区停战线的位置、以及停战后的全国选举，等等。会议几次陷入僵局，关键的转折出现在7月初休会期间。周恩来通过同英法代表会谈，确认了停战后老、柬将保持中立以及同法国新总理孟戴斯-弗朗斯直接会谈，确认法国决心结束战争。之后，他利用休会期返回中国柳州，与越共中央举行了三天秘密谈判，终于说服这个盟友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尽快停战的原则。越共中央在会后通过《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方案和谈判问题》的决议，并于7月5日电告在日内瓦的代表团。(94)周恩来第二天从柳州返回北京，当晚向毛泽东等汇报了全部情况。在7月7日专门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都明确支持周恩来的行动，会议提出了更加进取的方针：“主动、积极、迅速和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在不损害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做个别让步，以求达成协议”。(95)7月12日，周恩来返回日内瓦，当天即与越南代表范文同会谈，促使或者接受中越会谈决议，“要主动、积极、迅速地“解决问题”。(96) 中国政策的变化至关重要。在随后的谈判中，法、越双方在周恩来的推动下，终于同意以北纬17度线为界停战。7月21日，经过长达75天的讨论，各方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终于达成了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和三个停战协定，并发表了最后宣言。中国周边地区的又一场战火熄灭了，周恩来立即给予会议非常积极的评价：“缓和了紧张局势，并为进一步协商解决其他重大国际问题开辟了道路。”(97) 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使中国领导人决心更大幅度地调整对东亚的政策，实际上此时东亚国际关系也酝酿着重大变化。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后，冷战初期兴起的中立不结盟思潮在东南亚发展为一场地区性运动，这首先表现为美国建立东南亚军事联盟体系的政策遭到一些东南亚国家抵制。在3月6-8日召开的马尼拉会议上，只有菲律宾和泰国两个东南亚国家参加，美国试图拉拢的印尼、缅甸、柬埔寨等均予以拒绝。 其次是在1954年4月28日到5月2日，锡兰、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等五国总理召开科隆坡会议，讨论召开一次由亚非国家参加的会议。这一倡议最初是由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于1953年8月首次提出的，它反映了东南亚地区民族主义高涨，混合着反殖民主义运动和反对大国(包括美苏)干预和操纵地区事务的各种复杂的诉求。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个人抱负和看法也起了重要作用，他相信新独立的国家的团结合作对维护世界和平至关重要。(98)他本人在科隆坡会议上做出巨大努力，推动参会国家同意在公报中明确表达了“召开亚非国家会议的愿望”，以及“赞同印尼总理探寻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可能性”。(99)12月28-30日，上述五国领导人又召开了茂物会议，就召开亚非会议达成明确的共识。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公布了将邀请与会的25个国家的名单，其中包括中国。在会议期间，五国之间最大的争议就是是否邀请中国参加。发生这一争议固然有美国施加影响加以阻止的原因，中国有同苏联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也是客观事实。向中国发出邀请最终因缅甸总理吴努强有力的坚持而确定下来。他强调如果没有中国与会，缅甸将“不出席”。(100) 以1954年4月科隆坡五国会议为标志的亚洲新兴国家集团兴起，这一趋势同样牵扯中国政策的走向和日内瓦会议的结局。中国对中立不结盟运动的看法以及与此相关的五国的外交活动等，并非一开始就是积极肯定的。依据中共的传统理论，在已经形成了两大阵营的国际政治分野中，“中立主义”是危险的和有害的，任何国家都必须在两个对立的阵营中选边站，而且不站在苏联一边就是“反革命”。(101)朝鲜战争导致的安全形势恶化促使他们重新考虑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毕竟打破美国建立军事包围圈对于维护和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已成当务之急，而那些拒绝美国结盟要求的东南亚国家给中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6月25-29日，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闪电式地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北京的领导人同意周恩来这次访问的指导思想包含着对中立主义的看法和评价的重大转变，他们最初是意识到，在美国推行遏制政策和建立军事同盟体系的背景下，“若能保持东南亚一个中间集团”，对维护中国的安全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均有利”。(102)周恩来的设想更积极，他将访印的主要目的界定为“为缔结某种形式的亚洲和平公约做准备工作，以打击美国进行组织东南亚侵略集团的阴谋”。(103)由于这时中国正筹划组建自己主导的亚洲和平战线并签署“亚洲和平公约”，周恩来在访印、缅期间，对他们拟议中的亚非会议并不积极。 中国政策的转折点是前述7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阐述了他的“中间地带”思想，东南亚地区亦随之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104)随后印、缅等亚洲领导人相继到访，这也增强了中国领导人对东亚形势的自信。在此背景之下，12月1日，毛泽东亲自向到访的吴努表示，“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希望参加这个会议”。(105)在万隆会议召开之前不久，刘少奇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中立主义和万隆会议的新看法。他认为“对于中立国的作用要有充分的估计”，“特别是扩大和平区域和抵制美国组织侵略性军事集团的阴谋，中立国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中国需要“重视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立场必须坚定，策略必须灵活，态度必须友好”，从而坚定他们的“中立主义立场”。(106)中国政策的转变和积极支持亚非运动，有力地加强了东亚的中立主义力量，是万隆会议得以成功召开的重要原因之一。 1955年4月18-24日，万隆会议隆重召开。这是一次没有任何一个欧美国家参加的地区多边会议，议题则涵盖了亚非两个大洲的各项重大事务。如果综观近代以来的东亚历史，仅此一点就意义重大。 万隆会议之于东亚战后秩序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会议提倡并初步建构了亚洲“认同”。正如尼赫鲁所言，“几百年来，亚洲问题主要是在亚洲之外决定。这种倾向现在还存在。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后要忽视亚洲国家对它们自己或它们邻国的想法，将是不可能的”。(107) 其次是会议通过的决议确认，亚洲新兴国家将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以独特和中立的姿态处理国际安全、裁军和反殖民主义等战略问题。客观地看，亚非运动中的东亚国家没有一个认认真真地在设想过，要成为冷战体系中的第三方，尤其是东亚大国中国本身就因为与苏联结盟而是冷战中的一方。这些国家本身既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去构建一个冷战的第三方。但会议的影响的确是重大和深远的，包括对每个参与国的国家认同的长期影响、对界定和处理战略问题的原则达成的共识、以及这些国家间建立起来的各种多边双边的联系等等。会议的这些成果都深刻和有力地冲击了冷战体系及其在这个地区设置的国际议程和解决方式。因此，应该说以万隆会议为标志，战后东亚秩序基本形成。 纵观本文涉及的十年，东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时代。一方面是二战基本结束了日本靠军事扩张和侵略战争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但并没有根本结束列强对地区事务的干预和强大的影响力，它们之间的外交纵横捭阖和对抗、冲突等，是导致东亚在战后战争与冲突不断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东亚国家之间形成尖锐对抗和东亚各国内部出现剧烈政治与社会矛盾的重要推动力。殖民主义统治、帝国主义战争的遗产等等，给战后东亚秩序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个地区在战后初期还面临着清除战前和战争期间大国关系遗留物的历史性任务，不幸的是恰逢此时爆发了美苏冷战并向东亚地区大规模蔓延。 以欧洲为中心的冷战对抗向东亚蔓延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都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冷战向东亚蔓延是以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展开的，剧烈的军事冲突给东亚国家间留下了长期难以弥合的裂痕。由于冷战具有不同于以往帝国战争或殖民主义战争的特点，其中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和苏联都认为它们所倡导的思想是普世性的，认为那些在它们之间造成相互敌对的思想适用于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个人。可以这样说，美苏冷战的激烈程度很大部分是因为双方及其支持者所抱有的坚定信念，他们都认为自己代表着真正的现代性，也是人类最终和最伟大的希望。客观地看，美苏两国在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被历史所抛弃之后，向世界展示了尚有希望获得成功的两种模式和选择。它们给东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是在有些国家给政治集团夺取国家权力的进程造成了不同的影响，以及对每个新国家的建国模式都提供了不同的选择，造成一些国家的长期分裂和内部对立。另一方面是在东亚地区形成了对立的军事集团。 本文基于新冷战史成果和历史档案的分析也证明了，二战后东亚秩序中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和最重要的变革力量，是二战后出现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新兴国家。它们处于不同的发展状态，面临不同的挑战和问题，在推翻外来殖民统治之后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完成“建国”的任务。在东亚，一些政治集团被淘汰，一些政权被推翻，从根本上说是未能合理地完成“建国”。另一方面，冷战之所以在东亚蔓延迅速且规模巨大，同东亚这种特殊的历史进程有直接关系，毋宁说这是东亚国家选择的结果。他们是东亚秩序的直接缔造者，也因此决定性地约束着列强在东亚的作为。 1950年代初期，东亚国家已经普遍走上建设现代国家的道路，这是1955年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的主要背景。此后东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尽管小规模的冲突和一些国家的内战、动乱还在继续。不过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个阶段形成的秩序尚不足以带来根本的稳定和消弭战争，其原因很大部分是在新兴国家本身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选择的不确定性，一些国家内部问题未获得根本的解决，以及某些地区事务被“冷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到1955年万隆会议为止形成的东亚秩序仍属于转型期。显然，仅仅叙述传统结构的遗产、冷战和新兴力量的分合这三个基本要素的作用，对于理解东亚秩序的形成和发展是十分必要却远远不够的，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找到其中的机理，是需要进一步完成的任务。 ①参阅Melvyn P.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Cambridge:Cambridge Press,three volumes,2011; Odd Aren Westad,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Michael H.Hunt and Steven I.Levine,Arc of Empire,Americas Wars in Asia from the Philippines to Vietnam,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2012. ②参考著作：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修订版)，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潘亚玲译：《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美]梅尔文·P.莱弗勒著，孙闵欣译：《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赵学功：《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林利民：《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 ③[美]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25-326页。 ④参阅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New York:Macmillan Co.,1948,pp.1586-1587. ⑤[英]安东尼·艾登著，瞿同祖，赵曾玖译：《艾登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87页；Sumner Welles,Seven Times that Shaped History,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 Publisher,1951,p.186. 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1年版，第159-160页。 ⑦丘吉尔著，吴万沈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504页。 ⑧[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南京大学历史系和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64页。 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03页。 ⑩《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编译组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47-451页；The U.S.Department,ed.,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afterhere),Diplomatic Papers: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 Tehran,1943,D.C.:GPO,1961,pp.484-486. (11)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407页。 (12)参阅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376页。 (13)参阅牛军：《开罗会议与战时中美关系》，《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编：《1945-1995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近代史研究》杂志社1995年版，第359页。 (14)Cha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well Mission to China,Washington D.C.:GPO:1953,pp.328,331. (15)参阅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45-47页。 (16)Sumner Welles,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New York:Harper Press,1950,p.151. (17)John Paton Davies,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1972,p.299. (18)《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318页。 (19)《毛泽东、刘少奇关于我当与美军合作的方针问题给张云逸、饶漱石、曾山等的指示》，1944年9月9日，参阅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4页。《中央军委关于苏浙皖发展给华中局电》，1944年10月24日；毛泽东：《准备力量向苏浙地区发展》，1944年1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共中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33页。 (20)赫尔利调处国共矛盾的具体内容，参阅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第51-66页。 (21)FRUS,Diplomatic Papers: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1943,pp.565-568,869. (22)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8-9页。 (23)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45-1947)》，第78页。 (24)Feis Herbert,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p.328-329. (25)FRUS,1945,China,pp.969-970. (26)《延安总部命令第二号》，1945年8月11日，《解放日报》，1945年8月12日。 (27)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第101页。 (28)参阅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战后卷)》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29)可参阅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107页。 (30)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219页。 (31)《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7页。 (32)《中央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8日，第388-389页。 (33)《中央关于东北情况及与苏军代表谈判问题的通报》，1945年9月14日，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0页。 (34)《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电》，1945年9月1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8-2795页。 (35)"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Harriman)to President Truman an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4 August 1945;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Harriman)," August 22,1945-7 p.m.;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Harrima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24,1945,FRUS,1945,Vol.7,The Far East:China,pp.973-974,979-980,981. (36)《甲乙关于抽调主力卅万控制东北致丙丁电》，1945年10月5日，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09页。 (37)《东北局关于与苏军交涉经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5年10月8日；《辰兄态度积极关系皆好》，1945年10月25日。 (38)《中央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登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中央军委关于11月份作战部署的指示》，1945年11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64-365、394-396页。 (39)《要求苏联红军再留驻热河两个月》，1945年10月25日；《与国民党会谈方针及要求苏军缓撤》，1945年10月26日；参阅《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40)《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上卷，第312-313页。 (41)《杜鲁门总统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1945年12月15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628页。 (42)《满洲不许作战》，1945年11月20日。 (43)“美英苏三国外长间谈话备忘录”，1945年12月23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2-323页。 (44)“莫斯科会议的讨论”，《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85-186页。 (45)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65、668页；《中央关于东北局势及作战问题给林彪、彭真同志的指示》，1945年5月15日；《中央关于时局及对策的指示》，1946年5月15日；《中央关于发表纪念“七七”宣言后对美国及国民党斗争问题的指示》，1946年7月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61-163、230-231页。 (46)《中央关于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问题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日；《中央关于英国苏联参加国共谈判问题的指示》，1946年1月3日。 (47)毛泽东：《关于对外订立有借有还商业性协定问题》，1948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页。 (48)参阅牛军："The Origin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in Odd Arne 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Center,1998,pp.64-65. (49)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8页。 (50)《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50年1月2日、3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6、97页。 (51)刘少奇：《关于云南军情和援助越南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227页。 (52)刘少奇：《关于允许越南军队必要时到我国境内躲避等问题的电报》，1950年1月1日、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270-271页。 (53)刘少奇：《关于胡志明访问中国和苏联的电报》，1950年1月、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421-426页；《毛泽东、周恩来为问候胡志明给刘少奇的电报》，1950年2月1日，中共中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54页。 (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45页。 (55)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45-1947)》，第125页。 (56)FRUS,1946,Vol.Ⅶ,p.744. (57)苏联与北朝鲜关系的最新研究，可参阅沈志华：《苏联与北朝鲜政权的建构(1945-1949)》，《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3期。 (58)《科瓦廖夫关于毛泽东与金一会谈的情况致斯大林电》，1949年5月18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89-190页。 (59)《毛泽东通过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6月12日，存华东师大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资料室：NO.16525. (60)《葛罗米柯关于向毛泽东转交史达林的答复致科瓦廖夫电》，1949年11月5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第276页。 (61)《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中苏条约和台湾问题》，1949年12月16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9.3-1950.7》第二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175-178页。 (62)《斯大林关于同意会晤金日成讨论统一问题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月30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第336页。 (63)《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提出向南方发动进攻问题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1月11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第305页。 (64)刘少奇：《军委同意第四野战军中朝鲜官兵会朝鲜的报告》，1950年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19-321页。 (65)《什特科夫关于朝鲜同意接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朝鲜族人电》，1950年1月11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第281页。 (66)《罗申关于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谈情况的电报》，1950年5月13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第383页。 (67)《史达林关于同意朝鲜同志建议致毛泽东电》，1950年4月14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第384页。 (68)《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访华计划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5月12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第381-382页。 (69)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第142页。 (70)George Kennan,Memoirs,1925-1950,Boston:Atlantic-Little,Brown & Co.,1967,pp.374-5,381. (71)FRUS,1948,Vol.1,pp.523-525. (72)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49-1959)》第八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62页。 (73)参阅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第105-107页。 (74)NSC48-1，NSC48-2，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第119-120；参阅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第135-136页。 (75)参阅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第156-157页。 (76)FRUS,1947,Vol.Ⅵ,pp.485-487,537-543,700-702. (77)《对日和约问题史料》，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39-42页。 (78)参阅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战后卷)》上册，第171页。 (79)FRUS,1949,Vol.Ⅶ,Part 2,p.854. (80)宫泽喜一：《东京——华盛顿会谈秘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29-30页；FRUS,1949,Vol.Ⅶ,Part 2,pp.854,1195-1196. (81)FRUS,1949,Vol.Ⅶ,Part 2,pp.1227-1228. (82)FRUS,1949,Vol.Ⅶ,pp.1281-1282,1293-1296. (83)参阅《战后世界历史场边》编委会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篇(1947)》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0-201页。 (84)FRUS,1947,Vol.6,pp.917-918. (85)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第183页。 (86)参阅沈志华、李丹慧：After Leaning To One Side:China And Its Allies in The Cold War,Washington D.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98-99. (87)《苏联外交部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1966年8月9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罗斯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第1349页。 (88)《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给各方发出指示的决议》，1953年3月19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罗斯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第1295-1300页。 (89)《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将军致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函》，1953年3月28日，《人民日报》，1953年3月29日。 (90)《周恩来外长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1953年3月30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1113页。 (91)《史达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9月19日，沈志华主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第1129页。 (92)《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到底——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伟大决议》，《争取早日缔结和平公约》，《人民日报》，1951年2月28日，3月4日。 (93)《一周电报汇编第八十三期(关于亚洲五国总理会议问题)》，1954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102-00212-06。 (94)参阅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第406-407页。 (95)《毛泽东关于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方正针政策的讲话(节录)》，1954年7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页。 (9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7页。 (97)《周恩来离开日内瓦时发表的声明》，1954年7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第484页。 (98)王绳祖：《国际关系史(1949-1950)》第八卷，第237页。 (99)王绳祖：《国际关系史(1949-1950)》第八卷，第237页。 (100)王绳祖：《国际关系史(1949-1950)》第八卷，第240页。 (101)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民日报》，1948年11月7日。 (102)《告总理访印》，1954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藏：203-00005-02(1)。 (103)《总理访印目的及计划》，1954年6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馆藏：203-00005-02(1)。 (104)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第466-467页。 (105)毛泽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1954年1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186页。 (106)刘少奇：《在党的全国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3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七册，第129页。 (107)陆诒：《亚洲地区新形势》，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53页。标签：斯大林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军事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开罗会议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历史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苏联军事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开罗宣言论文; 蒋介石论文; 罗斯福论文; 世界现代史论文; 雅尔塔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一战论文; 苏联解体论文; 英国首相论文; 文明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