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的经世思想与爱国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主义论文,林则徐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纪念林则徐诞辰210周年
一、经世思想：对孔学精华的发扬
全国范围的人民起义及各地骚乱，对清王朝统治的打击是沉重的。1813年9月17日，嘉庆皇帝被迫下“罪己诏”，惊呼“突遭此变，实不可懈”。[①]这种“罪己”，当然是虚伪和空洞的。不过，这说明农民起义对于统治阶级，就像在一潭死水中投进石块，激起了阵阵浪花。一些地主阶级有识之士，在人民大起义的刺激下，则认真探讨“世变之亟”，寻找“治世”之方。他们不但看到农民起义的现实的威胁，而且也深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潜伏的隐忧。在历史上，每当这种局面出现，统治阶级内部总有一部分有识之士站出来为其本阶级呐喊，借以震聋发聩，甚至公开攻击本阶级的疮疤，昌言改革弊政。明末清初出现的经世派，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思想上主张“经世致用”，政治上主张“除弊兴利”。他们出身寒微，政治地位低下，与一般大官僚不同，敢于针砭时弊，敢于正视人民疾苦，主张对封建政治经济实行某些改革。这种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魏源、龚自珍等。这派人物的共同特点就是关心民瘼、面向实际，重视经济，务实求是，昌言改革时弊。魏源20岁入京师，正当天理教起义的时候。他开始从历史上“溯洄于国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本末”[②]，逐步形成变法思想。他说：“天下无数百年不蔽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魏源等人十分关心国计民生。他认为，统治阶级要巩固其统治。就必须重视经济与生产，“以足食足兵为治天下之具”。他反对“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可。国计边防之不问。”他指出，官吏如不注重经济，重视生产。则“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魏源的思想集中地代表了当时经世思想的再度崛起。是近代进步思想家对儒家的继承和发展。我们知道，理学发展到明末清初，已逐渐枯萎，日益丧失了儒学问政的精神。它把人的自我完善，个人的内心修养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成为统治者的官学，而丧失与社会相联系的生气。明末清初崛起的经世思潮，正是对儒学否定的否定：继承了儒学的基本精神而否定理学脱离现实的弊病。王夫之提出：“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顾炎武则认为：理学“内释而外吾儒之学”，认为偏离了孔孟之道，主张“务本原之学”，恢复孔子的真实面貌。这些议论，反映在了当时经世思想家在批制理学的基础上发扬了儒学的基本精神的，并形成新的学派——经世派。正是经世派继承改造了儒学，带进近代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发扬了爱国爱民的优良传统。这表明儒学具有的弹性的品格，通过继承和改造，可以在近现代社会继续起重要的作用。
道光年间经世思想的代表可推贺长龄、魏源、林则徐等。而作为经世思潮核心的“民本”思想则以林则徐最为鲜明。林则徐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的家庭。其父林宾日，是一位穷秀才，平时“讲授史书”，“必示以身体力行，近理着己之道。”这对林则徐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在对贫苦人民的态度上“癸未，江苏大水，田禾荡然，松江饥民，聚众生事。府君寄谕曰：今之救荒，第一策在招致客米，米多则价自平，不可强抑也；次则劝平粜，禁囤积；次则清查贫户，按图贴榜，使不得隐匿更改；次则官赈之外，分劝各图赈其邻里；次则漂流尸，暴露饿殍，速宜殓埋；次则收畜牛只，以备来岁耒耕；次则捐设医局，以防灾后大疫，又曰饥民生事，非平时之比，不可废法，尤不可穷治。”[③]这些议论，贯穿着一种同情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为林则徐所继承。重视国计民生，是经世派经济思想的特点。林则徐的“经世致用”思想，最早是来自老师郑光策。林则徐就学于鳌峰书院七年，当时的山长郑光策“留心经世之学”[④]，尤喜读经世有用之书[⑤]，他特别喜欢《通鉴》、《通考》以及陆贽、李纲、顾炎武等人的著作。他开设学校，“一课制举艺，一课古文论志，考辨诸体，期学者力经史之学。”[⑥]郑光策向学生灌输“爱民仁物”为“赴仕之的”的民本思想，强调“不已”的进取精神。他说：“不已者，造道之大业，学圣之极功。”[⑦]这种思想反映了当时部分下层知识分子勇于进取，积极问政的精神面貌。林则徐虽出生“累世业儒”之家，但已非纯儒。这从林则徐青年时期所读的书目可以看出。如《云左山房杂录》中，他研究的除儒家经典之外，还有诸子百家及《史记》，《汉书》等，而以读诸子百家为多。这种学风，几乎可以说是当时经世派的共同之处。如龚自珍，他就公开向儒学独尊提出挑战。当然，他不是反对读经，而是反对“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⑧]。研究经史，必须为了现实需要，这可以说是经世派治学的基本态度。出于治理国家的需要，林则徐广泛研究经史，后来发展到研究“夷务”，外国知识，这表明他崇儒又不独尊于儒。他受儒家教育，这没有疑问。但又力摆脱纯儒的一些传统，又是这批经世派的思想特点。他摘引“博闻为之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可以代表他的治学态度。“崇实行而不事虚名”，反映他的求实的作风。林则徐博览群学，在政治活动中博采众议，这两者不能说没有一定联系。但应当看到，儒家学说仍是他的基本思想支柱，如重民爱民，就来自儒家。可以说，林则徐是儒学为本，杂家为用。如农政思想，不少来自《农政全书》、徐建明的《潞水客说》、沈梦兰的《五省沟洫图说》、兰鼎元《论北直水利书》以及《汉书》、《魏书》、《隋书》、《唐书》、《梁史》、《元史》、《明史》、《畿辅通志》等。在治水方略这点上，他明显地师承贾让王景的经验。所以其幕僚刘存仁称林则徐“河务三篇师贾让”[⑨]，接受了黄河改道入海的大胆主张，并加以发展。林则徐进步的政治与经济思想，集中地吸收和发展经世派学者的理论与主张，而且也多方面吸收历史上各家的学说的精华，具有开放、外向的品格。
二、“民本”：经世思想的核心
经世派继承儒家的“务本原之学”，其基本内容就是“民本”。这正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仁”的发展。而经世派所重视的国计民生，无一不与“民本”相联系。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应当怎样统治才能长治久安？几千年来，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人民群众在革命和生产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和智慧，也不能不使他们比较客观地意识到人民和统治者应当有一个恰当的关系，这就产生了“重民”的进步思想。而古代的保民、富民、关心人民生活的进步主张，都是建立在“重民”的认识基础上的。
林则徐不但接受了传统的“重民”思想，而且也是实际生活的感受。因而，他的“重民”思想有着更为丰富的真实内容。（一）林则徐象历史上的思想家一样，把人民当做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他说：“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为邦本也”[⑩]。（二）重视舆论与民心向背。他强调为官“必须事事体民情”，“郡县以下尤无日不与民见，诚知民情向背，而顺乎之于所安，则平其阴阳之而为化民成俗之由”[(11)]。林则徐和历代进步思想家一样，把民心向背看作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三）重视民智。林则徐除“知民情向背”，要求“民隐尽达”之外，还期于“博采广咨”[(12)]。重视群众的意见与智慧。突出地表现在治河工程，不仅实地观察，还向有经验河工求教。
综上所述，表明“民本”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通过经世派在近代社会得到发扬光大，成为近代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改造社会，发展生产，以至反抗外来侵略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支柱。
三、林则徐的“民本”思想与爱国主义
“民本”思想成为近代进步思想家、政治家发展社会生产，改革腐朽政治的推动力，也是他们坚持反侵略，反对投降的一种思想力量，为反侵略战争增添信心。
林则徐的“民本”思想，是把民当作国家的基础的，而以“民力”作为国家“元气”。他认为“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要使国家富强，社会安定，必须“保民”、“恤民”、“足食安民”。所谓“足食安民”就是发展生产、兴修水利。
经世派重视国计民生，主张发展生产，“足食安民”，改革内政，正是建立在对“民本”认识的基础上。而在西方列强经济、政治入侵中国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内政改革发展生产，维护民族利益，都是具有爱国主义的意义的。
林则徐时代，中国金融市场最突出的矛盾就是银贵钱贱。如1838年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到1845年，刘马驹奏称：“窃维银价之昂未有甚于今日者，京中纹银每两，易制钱几及二千文，外省则每两易制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13)]由于银贵钱贱，“官民商贾胥受其累”[(14)]。
与此同时，洋钱的流入，也给中国社会造成种种灾害。林则徐认为必须采取谨慎的逐步解决的方针，尤其应当遵循交换过程中的规律。如：（一）“听从民便之中稍示限制”。他说“惟自洋钱通用以来，内地之纹银日耗，此时抑价固多窒碍，究宜设法以截其流，只得干听从民便之中稍示限制。嗣后商民日用洋钱，其易钱多寡数，虽不必官为定价，致涉纷更，而成色之高低，戥平之轻重，应合悉照纹银为准，不得以色低平短之洋钱反浮于足纹之上，如此则洋钱与纹银价值尚不致过于轩轾。”[(15)]（二）以经济手段逐渐淘汰洋钱的流通，这就是说必须找到一种与民方便的铸币代替洋钱。他说：“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轮廓肉好，悉照制钱之式，一面用清文铸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先于兵饷搭放，使民间流通使用，即照纹银时价兑换……盖推广制钱之式以为银钱，期于便民利用，……初行之时，洋钱并不必禁，俟试行数日，察看民间乐用此钱，再为斟酌定制。”[(16)]林则徐主张禁止洋钱在中国流行，维护我国法币地位，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但他与顽固派不同，初步认识到“银钱贵在流通”，重视货币在流通中的作用，适应币制从重量金属币向铸币发展的自然趋势，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第一次提出近代银铸币制代替旧的币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反映林则徐鲜明的维护我国币制独立，国家权益反对西方经济侵略的爱国主义。林则徐的改革，从主观上，是为了国计与民生。所谓民生，就是老百姓经济与生活。林则徐的一切改革，都是围绕这两方面进行的。当时的政治局面，可以说是国家财政枯竭，民生凋敝。“病漕、病鹾、病吏、民之患，前代未之闻焉。”[(17)]无一不表现他的“民本”思想。
林则徐改革派的改革，很少是政治领域方面的改革，主要是经济领域方面的兴利除弊。这与后来的洋务派甚为相似。林则徐本人的改革，概括地说，较多侧重在农业生产的改革以及一些经济部门经营与管理的改革，另外，就是重视生产技术的革新。这些改革、主要是围绕农政、漕政与盐政进行的。这些方面长期为清朝封建经济思想家所关心。这些部门弊病丛生，病国病民。他们的改革，也由此入手。
（一）漕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漕运关系京师粮食的供应。林则徐清楚地意识到漕政积弊丛集，“不独州县之浮勒，旗丁之刁难胥吏之侵渔，莠民之挟制均为法所不宥，即凡漕船经由处所，与一切干涉漕政衙门，在在皆有把持，几于无一可恕。”[(18)]
1824年，黄河高堰决口，自高邮、宝应至清江浦，河道淤塞，严重影响漕运，漕运粮米是清王朝的生命线。当时有人提出海运计划以替河运。可是主管漕运的魏元煜、颜检、张师诚因感阻力重重，“以窒碍难行入奏。”[(19)]可见反对势力之大。林则徐此时正任江苏布政司，面对反对势力，他仍力主海运。从五月初六至十三日间，林则徐多次与江督魏元煜磋谈明年实行海运的计划。林则徐认为，上海沙船多至千计，每年往来沪津，东北，航道熟悉，且每次北上，放空船，如由他们载米北上，利商利官。林则徐主张海运，是与他重视商人力量思想分不开的。魏元煜因此改变了主意，并由林则徐撰稿，奏请于明年实行海运。漕运作为此根本性的改革，是与他重视商人力量思想分不开的。漕运的改革，有利于革除漕弊，也有利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也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本”思想。
（二）改造黄河的宏伟理想和计划。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灾害之一，就是黄泛。据统计，1946年以前三四千年中，黄泛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清朝以后，“无一岁不治河”。从顺治至嘉庆年间，决口即达115次。由于河政之腐败，每年动用大量国库，而河泛依然。“病河病财”、“岁费五六百万，竭天下之财赋以事河”[(20)]。所以魏源指出：“夷烟者，民财之大漏厄，而河工者，国帑之大漏厄也”[(21)]，把鸦片走私白银外流与河工中饱相提并论，可见其管理制度腐败之严重。
林则徐受命治河有两次，一次在1824年，约三、四个月，另次在1831年底至1832年初，只有二、三个月。河泛一来，清王朝总是要拿主管河工大臣开刀。1824年11月，高堰十三堡决，江督孙玉庭及河督张文浩的获罪。清王朝派对河工不熟悉的林则徐督河工。对林则徐来说，不仅“忠君”需要他去承担风险之河工，并且是他为国展施抱负的机会。所以他仍然接受河工任务，并表示“力振因循、首在破除情面”[(22)]，首在革新。林则徐历代治河经验基础上，认真地实施。如加强料垛的管理，认真检查，保证质量。测量各湖水位，掌握水文资料革除不称职官吏。此外，他采取以石压埽的护提技术，而“众议互诅泥”。林则徐力排众议，行之有效。他留给后人的精神也是感人的。“朝夕咨访、豫东黄河多至十数厅，所储岁料数千垛，皆徒步抽验其虚实。”[(23)]工长万丈，盛暑烈日中，日必一周，与僚佐孜孜讲画无倦容，雨后徒步泥泞中。”[(24)]这种体身体行和务实行作，正是经世派的特点。
（三）卓有成效的水利设施。清代河患儿无年无之，儿无地无之，而以江浙为最严重。江苏的吴松江，黄埔江和娄江（刘河）总称三江经常淤塞成灾，“农不得耕”。林则徐亟力提倡疏刘河三江，“俾资宣泄，旱涝有备”刘河源出太湖东北，绕太仓经镇洋，嘉定入海，全长七八十里，白茆河在常熟境内长五六十里。同年年底，林则徐奏命署江苏布政司使。当时，“先相国总督两江，与江苏巡抚韩公，浙江巡抚帅公，会筹酾沈淡灾之策，议大兴水利。”[(25)]
水利的兴建，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林则徐在向道光帝汇报其成绩时谈：“臣舟舆所历，亲见遍地禾棉，皆已长发，弥望青葱，耰锄祓
之民，皋皋熙熙，共冀岁登大有，较前此数年景象迥乎不侔。”[(26)]宝山海塘竣工后，“绅士庶民，扶老携幼，香花载道，无不欢欣鼓舞”。在观看海塘竣工人群中，竟有近百岁及九十岁之“耆民”[(27)]参加。足见这工程是十分深得民心的，也反映了贫苦人民的期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作为一位封建官吏，林则徐虽然具有忠君思想的一面，然而，他所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思想文化熏染，使他努力从事兴利除弊，发展国计民生的活动。这些活动，也都是为了“本固邦宁”而进行的。他奏称：“窃维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与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筹国计。”他希望长使国计民生悉臻富裕，正是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的精华，是封建社会爱国主义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因此，我们认为，历史上有作为人物离开“民本”这一传统思想，就难称得起爱国主义，充其量只是一个狭隘的“忠君”的官吏而已。林则徐身上所体现的“民本”和改革思想，正是传统文化长期熏染的结果。
四、“民本”思想与近代反侵略战争
在阶级矛盾为基本矛盾的时期，林则徐的重民思想，表现为对民的同情，并把民看作国家发展的基础。而到了民族矛盾上升时期，林则徐的“重民”思想，从重视民心之向背而发展为“民心可用”，从民众的爱国热情中汲取信心和力量。他的“民本”思想便进一步与反侵略相联系，从而闪耀出更耀眼的光芒。
林则徐在外来入侵的战争中，首先想到的是“民心可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民力”、“民心”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并在一定范围里动员民众参加这场反侵略的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根据林则徐的命令，香山县张贴了一张动员民众杀敌的命令。指出：“查英夷再三顽抗，实属自蹈法网，吾民自应同仇敌忾，歼彼丑类。前所以未能同伸义愤，灭此朝食，实缘诸多约束。今者大事悬赏，深受激励。渔民、船户、兵勇、庶民，凡能将夷人斩首或击毙者均为忠义之士，凡能获夷船者均有大功。”显示了林则徐依靠群众反对外来侵略者的决心。之所以如此，是林则徐对人民潜在的力量有着敏锐的观察，有着深刻的体会。鸦片战争时期，广东、浙江沿海人民均表现出“犁锄棍棒，皆可为兵，妇女儿童，咸知杀贼”[(28)]的爱国热情。时身在其地的林则徐便向道光皇帝奏称：“臣等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士端人衔恨刺骨，即渔舟村店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彼见处处有备，自必不致停留”。他这时不但对人民力量的重视，而且初步意识到反侵略的战争必须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他曾向道光建议：“此时定海县城南被占据，即城中人户仓卒逃亡，而该县周围二百余里，各村居民总不下十余万众，夷匪既在岸上，要令人人得而诛之，不论军民人等，能杀夷人者，均按所献首级，给予极重赏格。似此风声一树，不瞬息间，可使靡有孑遗。”[(29)]这是充分表现了林则徐对民众力量的深刻认识。显然，这种认识，深深来源于传统的“民本”思想，是林则徐爱国主义与“民本”思想相结合的物。
林则徐有很鲜明的民本思想，正是这一思想，推动他不断地探索反侵略战争的道路。定海失陷，可以说是他战略思想转变的关键。他从这时开始，逐步形成了由战略上防御，战术上骚忧，转变为战略上进攻的思想。相应地，也把依靠群众的重点从依靠水勇转向全体居民，明确提出鼓励“定海民众诛灭敌军”的主张，“令人人得而诛之”。到战争结束时，他在兰州，已开始酝酿一个十分可贵的战略构想。他说：“此时江左军情，果能大得捷音，则如天之福。尚被久踞，则恢复之策，扼要首在荆襄，须连结秦蜀以为之。”[(30)]这一思想，可以说是林则徐企图依托我国大西北，长江腹部广大地区后方，与英侵略者持久作战的思想萌芽。持久战必须依靠民众进行。林则徐这里并没有正面阐述群众在这战略中的作用。可是，综上所述，林则徐也企图在更大范围内依托群众进行反侵略的战争，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人民的作用。这里，林则徐的“民本”思想，不但与改革内政相结合，兴利除弊，发展生产，足兵足食。而且也与反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相结合，传统的“民本”思想在林则徐身上，象红线一样，贯穿其反侵略斗争中及其一生，因而在近代社会继续放射出异彩。
注释：
①《东北续录》嘉庆朝，三六。
②魏源：《圣武记·叙》、《魏源集》第166页。
③林则徐：《先考旸谷公行状》。
④ ⑦梁章钜《师友集》卷一，第2页。
⑤《儒行·郑光策》、《福建通志》第40页。
⑥《鳌峰书院志》第5卷。
⑧龚自珍：《对策》。
⑨刘存仁：《圯云楼全集》第5卷。
⑩《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50页。
(11)林则徐：《三吴同官录序》、《云左山房文钞》第1卷。
(12)(30)《林则徐书简》第8；194页。
(13)黄爵滋：《严塞漏厄以培国本疏》。
(14)刘良驹：《请饬定银钱画一章程疏》、《皇朝经世文续编》第5卷。
(15)(16)(18)(21)(22)(26)(27)《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34—135；43；13；339；337页。
(17)魏源：《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魏源集》第165页。
(19)《清史稿》第3594页。
(20)魏源：《筹河篇》上，《魏源集》第365页。
(23)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第24卷。
(24)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引来新夏：《林则徐年谱》第80页。
(25)魏源：《江南水利全书叙》、《魏源集》，第393页。
(28)《鸦片战争》（三）第341页。
(29)《林则徐集·奏稿》中，第8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