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种范型——读朱熹编纂的《伊洛渊源录》与《近思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熹论文,渊源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3)06-0058-07
考察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历史发展，应当深入地解析现代型形态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但也不宜忽略对古典形态的中国哲学史著述的考察。“五四”前后，一些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中曾有人认为，中国历史上，人们对于“道术”的探讨，实即是对于哲学的研究，而论及尧、舜、禹“执中之传”的《论语·尧曰篇》则为哲学史著述的滥觞。其后，中国学术史上曾形成多种哲学史研究成果。谢无量即持这样的观念。他说：“我国古有六艺，后有九流，大抵皆哲学范围所摄。至于哲学史之作，则在述自来哲学变迁之大势，因其世以论其人；掇学说之要删，考思想之同异，以史传之体裁，兼流略之义旨，溯厥前例，远自孔门。如《论语·尧舜》章述尧、舜、禹执中之传，而《系辞》载伏羲至尧舜之取于易道者，宜是哲学史之滥觞也。……至记述一学派之源流而为书者，莫精于朱晦庵之伊洛渊源录。统一代之学派而为书者，莫详于黄宗羲之《宋元学案》及《明儒学案》。此其体例皆近于今之所谓哲学史者也。”[1]2谢无量写作的《中国哲学史》，曾由于方法与学识方面的原因，受到过学术界的批评。但是，他肯定中国固有的传统哲学，也肯定中国历史上已经形成自己的哲学史著作；尤其是他肯定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乃中国历史上“记述一学派之源流”最具代表性的著述，其体例已经“近于今之所谓哲学史”，这种观念，值得我们重视。因为，从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作为一部理学史著作，实为古典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
一、哲学史视阈中的《伊洛渊源录》及《近思录》
朱熹(公元1130-1200年)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既涉及经学、易学、礼学、四书学等传统学术领域，也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美学、政治、经济等现代学科范围。就史学而言，朱熹不仅编纂《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等著作，融会多种史学方法，形成了自己“纲目体”的史书编纂方法，而且首开宋代理学史研究的端绪，以理学史的形式推进了古典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朱熹的理学史研究是以记载北宋道学早期代表人物的“行实文字”与辑录北宋道学早期代表人物的思想言论的形式进行的。前一种形式的研究，主要是考察北宋道学早期代表人物的学术活动、学术业绩与学术传承，后一种形式的研究主要是辑录北宋道学早期代表人物著作的精粹，归纳总结北宋道学早期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前一种形式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朱熹编纂的《伊洛渊源录》，后一种形式的研究成果，则可以朱熹与吕祖谦合作编纂的《近思录》一书作为其代表。按朱熹自己的说法，他编纂《伊洛渊源录》的目的，即是为了记载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的“行实文字”。朱熹并没有明确地将《近思录》置于理学史的成果范围。但是，《伊洛渊源录》的内容，涉及较多者实为有关周子、二程、张子的“行实”的文字，而《近思录》的内容则为辑录周子、二程、张子等人思想理论的文字。因此，《近思录》一书也是可以作为朱熹理学史研究的成果去进行考察与探究的。
据清人王懋竑《朱熹年谱》所记，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成于宋孝宗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时年朱熹44岁。朱熹曾将自己编纂《伊洛渊源录》的计划告诉吕祖谦：“刘博士墓志铭不曾收得，早录寄幸甚。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诸人事迹首末。因书士龙，告为托其搜访见寄也。”[2]1438朱熹在书信中讲到自己欲作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并托薛季宣代为收集相关文字。朱熹虽未更多地述及自己何以要编纂此书，但他将此书名之为《渊源录》，实可见其编纂此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以考察理学的演生发展，梳理理学的历史源流。书名《伊洛渊源录》也更加清晰地表明了朱熹考察理学演生、发展与历史传承的学术追求。
对于朱熹的这种学术追求，元代学者黄清老在其为《伊洛渊源录》所撰之《序》中曾有详尽地论述：“圣人之道，自孟子没，其学不传。历汉、晋、隋、唐，溺於异端邪说，一千五百有余年矣。濂溪周子始倡道于舂陵，子程子廓而大之，振纲挈维，发钥启键，曰致知，曰笃行，曰存养，曰省察，蔽之以一言，则曰敬。体用动静，本末上下，一以贯之。呜呼，至矣！昔在春秋，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不行，吾夫子作《六经》，天地赖以有立。迨及战国，杨、墨塞途，孟子辟之，人道由是不坠。子程子之生，去圣人远矣，乃能因遗经，继绝学，辩佛、老，斥百家，孔子之道得以复明于万世，孟子以后，一人而已。”[3]1114黄清老肯定周敦颐“倡道于舂陵，子程子廓而大之”，使“孔子之道得以复明于万世”，既肯定了周敦颐为宋代道学兴起的贡献，也肯定二程之学为理学之源。
程朱一系的学者，认定自己的学说承接了孟子之后的儒学道统，其思想基础是认定理学以“理”本的方式解决了性与天道问题，论释了道德之源，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上升到了本体的层面。明代学者卢谦曾说：“伊洛诸子揭出人心渊源原头，点出人心渊源本体，并指出人心渊源功夫。彼不屑习《伊洛渊源》之书者，何处是原头，何物是本体，何事是功夫，出于清渊，迷于浊水，遵何道以上窥伊洛、洙泗哉！”[3]1123所谓“人心渊源原头”、“人心渊源本体”、“人心渊源功夫”，历代儒家学者实都所有论及。但以“理”为“人心渊源原头”、“人心渊源本体”，探究“人心渊源功夫”者，确为“理学”一系的儒家。而朱熹编纂《伊洛渊源录》，正是要基于理学的立场，从学术渊源上肯定伊洛之学与洙泗之学之间的历史联结。同时，也是要表明自己的理学对于二程理学的继承与发展。明人宋端仪曾按照朱熹编纂《伊洛渊源录》的方法编撰《考亭渊源录》，后由薛应旂重修。其后，明代理学家“由《考亭》而溯《伊洛》，由《伊洛》而溯《洙泗》”[3]1121的观念更趋自觉。朱熹当年考释理学源流，编纂《伊洛渊源录》的思想前提，也在于其肯定伊洛之学继承儒学道统，乃儒学正宗。这样的思想观念，使得朱熹对于《伊洛渊源录》的编纂及其成书以后的修订，都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因为《伊洛渊源录》作为一部理学史著作，既涉及理学历史，又涉及理学人物。加之人们对于早期理学代表人物的历史定位存在歧异，这使得《伊洛渊源录》成书之后，仍在不断地修订之中。
但是，朱熹在世时，《伊洛渊源录》虽无定本，却已在世间流传。戴扬本先生校点《伊洛渊源录》，曾认为人们将非定稿的《伊洛渊源录》刻印，违背了朱熹的主观愿望。这种观点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朱熹在致吴斗南的书信中确曾说过：“裒集程门诸公行事，顷年亦尝为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谓《渊源录》者是也。当时编集未成，而为后生传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不知曾见之否？然此等功夫亦未须作。比来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门人恐未有承当得此衣钵者。”[4]2836朱熹因人们私自刊刻《伊洛渊源录》而“心甚恨之”，既表达了自己对于私印者的不满，也表明了他对于考察理学历史渊源的慎重。朱熹自己在世的时候，《伊洛渊源录》一书不仅曾被人们自行印行，且有人擅自增添书中内容。据记载，有学人询问朱熹，《伊洛渊源录》中为什么会收入邵雍的传，朱熹的回答是：“书坊自增耳。”①这种现象以另一种形式反映了《伊洛渊源录》作为一部理学史著作，在当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近思录》成书与朱熹对“伊洛渊源”的看重也是有联系的。朱熹研究理学史，除了考察理学源流，另一个重要的学术目的当是建构自己的理学系统。为了这样的学术目的，朱熹除了以考史的方式来论析理学的源流之外，另一途径是释论。即不断地诠释早期儒家经典以及北宋时期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道学先驱的学术论著。这种诠释，既涉及理学源流，同时也体现朱熹自己的理学思想。在这类活动中，朱熹尤重两部著作，即《四书章句集注》与《近思录》。《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对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作的校训注释。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目的是帮助人们通过阅读儒家的基本典籍，把握儒家的思想系统。朱熹曾认为了解儒学，最佳途径即是阅读“四书”。因为，人们通过阅读《大学》可以了解儒学基本的理论框架，阅读《论语》可以了解早期儒家学说的思想基础，读《孟子》可以了解儒家学说的发展，读《中庸》则可以了解高层面的儒学。在朱熹看来，人们通过阅读“四书”，进而深入研习“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典籍，即可系统地把握儒家理论，践行儒家学说。但是，帮助人们全面地把握儒家思想，只是朱熹撰写《四书章句集注》的目的之一。朱熹撰写《四书章句集注》的另一个目的，实为建构自己的理学。因为《四书章句集注》也是朱熹阐释自己的理学思想的重要著作之一。
《近思录》一书是朱熹与吕祖谦合作编纂的，目的则是要帮助人们阅读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的著作：“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其所入也。因共掇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一十二条，分十四卷。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以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也。”[5]3826～3827在朱熹看来，人们以阅读《近思录》为基础，系统阅读周子、二程、张子的著作，即能“致其博而反诸约”，得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深入地把握“四子”之学。这种观念曾使朱熹将《近思录》的作用与《四书》的作用相提并论：“《近思录》好看。四书，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6]3450朱熹编纂《近思录》，除了帮助人们了解“四子”之学，实际上也表明了自己对于理学源流的理解。朱熹44岁时编纂《伊洛渊源录》，“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两年之后编纂《近思录》，更为系统地辑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的著述文字。如果将这两部著作同时置于理学史的视阈之中，可以说朱熹编纂这两部著作的工作是有联系的。
《近思录》辑录周子、二程、张子的著述文字，同样既涉及对理学源流的考察与定位，也涉及朱熹对于理学自身的理解。这使得朱熹对于选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的著述文字也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论语·子张》篇中有“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的记述。《近思录》的书名即源于子夏的“切问而近思”之说。在朱熹看来，《近思录》集中了周子、二程、张子等道学早期代表人物思想学说中最为精粹的内容，应是人们了解理学源流，践行儒家学说的经典读物。朱熹言及《近思录》，曾有“修身大法，小学备矣，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6]3449的说法。《近思录》中所辑录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著作，朱熹还曾作具体解读。由此可见《近思录》一书在朱熹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朱熹对《近思录》一书的高度重视，使得《近思录》的编纂工作，历时数年之久，才基本成形。由于《近思录》一书的编纂也涉及对于理学历史源流的考察理解，朱熹与吕祖谦对于理学历史源流的理解存在差异，将《近思录》作为一部与理学史相关的著作来看，全书内容的选择、编排，所体现的当主要是朱熹对于理学源流的理解。总之，从理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朱熹编纂《伊洛渊源录》与《近思录》，都具有从历史的角度论释伊洛渊源，回应人们对于理学的非难，论释理学正统地位的目的，也具有通过考察、论析理学的历史发展，建构与完善自己理学思想的目的。
二、《伊洛渊源录》与《近思录》的编纂方法
从中国哲学史学史的角度考察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与《近思录》，所应特别关注的当是朱熹编纂《伊洛渊源录》与《近思录》的思想方法。朱熹考察“伊洛渊源”，或说考察理学的历史发展，是以一种强烈的学派意识作为其思想前提的。这种学派意识的内容，实即是他在认同与肯定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的基础上，自己所秉持的理学的观念、立场、情感与思想方法。在朱熹看来，在北宋儒学中，唯有理学乃真正的为道之学。自己毕生的学术追求也在于继承、完善和发展理学的思想系统。因此，可以说，学派意识或说理学意识实为朱熹关注“伊洛渊源”的深层次的思想原因。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对人物的选择，对不同人物“行实文字”的编纂的原则与方法，大体上都是以自己的理学观念为基础的。这样的思想基础，使得朱熹考察理学的历史，不仅着眼于理学的演生发展，注意区别理学演生发展过程中的源流，同时也兼顾到了对理学的发展有所助益的人物与思想理论。现存的《伊洛渊源录》共十四卷。前六卷分别编纂有关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邵康节、张横渠等北宋早期道学代表人物的“行实文字”。但是，在周、程、邵、张等五人中，记载邵雍的“行实文字”似非朱熹本意。因为，朱熹曾回答《伊洛渊源录》中何以有邵雍传的问题，明确表示其为“书坊自增耳”。如果从一般的儒学发展史来看，人们没有理由否认邵雍的学术活动对于北宋初年儒学复兴的学术贡献。但若就对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而言，邵雍的贡献则十分有限。朱熹思考“伊洛渊源”，不重邵雍之学，实无可非议。依照朱熹的理学观念，他考察“伊洛渊源”，所看重的当为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张横渠等人的思想学说。换言之，朱熹《伊洛渊源录》中，顺次编纂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张横渠等人的“行实文字”，正在于表明自己对于理学之源的理解。
《伊洛渊源录》后八卷涉及的人物，多在二程与张载的后学的范围。记载这些人物的“行实文字”，大体上表明了朱熹对于理学之流的理解。但是，就“伊洛渊源”而言，张载代表的“关学”与二程代表的“洛学”是存在差异的。在北宋道学中，张载的学术思想与二程兄弟的学术思想，有其同，也有其异。张载逝世以后，其入室弟子中有改投程门者。故张载后学中，其学术思想有在张、程之间者。朱熹对张载的学说肯定很多，但也有所批评。朱熹编纂《伊洛渊源录》，虽也注重记载张载的“行实文字”，但他以“濂”、“洛”之学为理学之源的观念是十分明晰的。这种观念的确立，同样以他对于理学的认同与理解为认识基础。如果将朱熹的这种观念纳入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范围，可以说朱熹是依据自己的哲学观念来确立自己的哲学史研究范围与对象的。就思想的逻辑而言，依照朱熹的理学观念，周子、二程、张子等人在理学演生发展中的地位与贡献实有所不同。只是因为《伊洛渊源录》属编纂之作，朱熹在书中未能多作具体地论述而已。因此，《伊洛渊源录》虽属朱熹的编纂之作，但朱熹基于自己的理学意识确立理学史研究对象与范围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不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是有借鉴价值的。
哲学观念的形成，有待于哲学家自己对于哲学问题的理性思考；哲学史观的形成则需要在确立自己哲学观念的基础上，顾及历史的实际。朱熹基于自己的理学观念来确立其考察理学源流的对象与范围。当这种考察对象与考察范围确立之后，他对于具体人物“行实文字”的编纂，则以尽可能地符合历史实际为原则。而以这种原则为基础的编纂方法，同样具有哲学史方法学层面的价值。朱熹编纂《伊洛渊源录》的这种原则和方法，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他对于“关学”与二程的“洛学”关系的理解与处理，以及他对于张载后学与二程后学中一些存有争议的人物的处理。关于张载的学说，在二程门人中有“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之说。朱熹所见的张载《行状》也有不同的版本。其中即有张载见二程之后“尽弃其学而学焉”的记述。朱熹虽尊“伊洛”之学，但仍认定张载之学自成一家。因此，在编纂有关张载的“行实文字”时，朱熹不仅选用了对张载“行实”记述较为平实的《行状》，而且选录了《程氏遗书》中程颐批评吕大临的文字：“吕与叔作横渠《行状》，有见二程‘尽弃其学’之语。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於无忌惮也。’”[3]1001～1002历史上，张载与二程之间，曾相互切磋学问，学术趣向确有相通之处。但张载之学是其“学古力行”、“稽天穷地之思”的结果。并非简单地学于二程。程颐对吕大临的批评是对“关学”与“洛学”关系实际的反映。朱熹编纂张载的“行实文字”，坚持求实的原则与方法。但朱熹并未回避人们对“关学”与“洛学”关系理解的歧异，而是在《横渠先生》一卷之后附加说明：“案行状今有两本，一云‘尽弃其学而学焉’，一云‘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其他不同处亦多，要皆后本为胜，疑与叔后尝删改如此，今特据以为定。然《龟山集》中有《跋横渠与伊川简》云：‘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故予录此简以示学者，使知横渠虽细务必资于二程，则其他固可知也。’案横渠有一简与伊川，问其叔父葬事，未有提耳恳激之言，疑龟山所跋，即此简也。然与伊川此言，盖退让不居之意，而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耳。”[3]1002朱熹虽也肯定二程之学对于张载思想的影响，但仍肯定张载之学“自成一家”，展现了其考史求实的思想原则。朱熹对张载后学与二程后学中一些存有争议的人物，以及对与二程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的人物的“行实文字”的编纂，也尽量采取这样的原则与方法。朱熹有《答吕伯恭论渊源录》，回应人们的存疑以及自己的处理方法。关中诸吕在学术上或与二程相关，或与张载相关。在考察“伊洛渊源”时，编入与其相关的“形实文字”，更有利于反映历史的真实。实际上，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对范祖禹、杨应之乃至于邢恕等人的处理大体上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即如实地反映伊洛之学的源流。不论具体人物的学术经历与学术趣向如何，只要其与伊洛之学存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即如实地记载这种历史渊源。应当说，朱熹这种既坚持自己的理学观念，又顾及历史实际的理学史研究原则与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在哲学史研究中借鉴的。
朱熹编纂《伊洛渊源录》，在考察理学源流的同时，实际上也注意以考察理学源流的方式，确立自己的理学观念，这样的理学史研究方法，同样极具哲学史方法学价值。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把对历史的考察与自己理论的建构结合起来，集中地体现于他对周敦颐在理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的理解。在《伊洛渊源录》中，朱熹将周子置于二程之前；在《近思录》中，朱熹将周敦颐的《太极图·易说》置于“道体”部分之首。其实，吕祖谦一类学者对周敦颐学说及其历史地位的理解是持有不同见解的。二程曾学于周子，这是历史的事实。从师承的角度以周敦颐之学为二程思想之源，也不能说完全无据。但是，如果从理学创立的角度来看，周敦颐之学与二程理学的关系是需要具体分析的。因为，作为理学基本观念的“理”范畴实际上是由二程兄弟提炼建构起来的。用程颢的话说，就是“‘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周敦颐在其《太极图·易说》中，纳入“无极”、“太极”观念，表明了他力图援道入儒的理论趣向。但是，在周子的著作中，“无极”与“太极”的概念还很难说即是对“理”范畴的不同层面的论释与规定。以“无极而太极”规定“理”范畴，实是朱熹自己的理解。
朱熹在《记濂溪传》中言及的“无极而太极”与“自无极而为太极”二说，即涉及文字的增减；朱熹与陆氏兄弟有关“无极而太极”说的辩难，则涉及义理方面的理解差异。朱熹与弟子之间有关周子“无极而太极”的讨论也很多。就朱熹对于理学的理论贡献而言，其最有特色且最具理论色彩者应属其以“无极而太极”说论释“理”范畴。这当是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与《近思录》中，坚持自己对有关周子之学历史定位的重要原因。《伊洛渊源录》与《近思录》均为编纂之作，朱熹不可能在书中具体论释周子之学的历史地位。但在朱熹的著作中，专论周子学术地位且评价奇高的文字很多。在《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中，朱熹肯定周子之学“其所以上接洙泗千岁之统，下启河、洛百世之传者，脉络分明而规模宏远矣”[5]3769。在《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中，则认定周子之学“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造化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5]3748。在《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中，朱熹更是认定周子之学为“天之所畀”[5]3740；在《邵州州学濂溪先生学记》中，朱熹言及学界对周敦颐“无极而太极”说的“妄议”，声称自己欲“正其失”，又感叹“其力有所不逮”[5]3804。在《袁州州学三先生祠记》中论及周子，也认定周敦颐的学说“深探圣贤之奥，疏观造化之原”[5]3743。在这些“祠记”和“书堂记”中，朱熹对周子之学评价之高，可说少有论者能出其右。朱熹论及周子的《通书》、《太极图·易说》，更是直接肯定其“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2]1306，但实际上周敦颐著作中很少有对理学核心概念“理”的理论性界定。朱熹看重周子的“无极而太极”说，实为利用周子“无极”、“太极”的观念，规定诠释自己理解的“理”范畴。这当是朱熹坚持自己对于周子学术地位的理解的重要原因。朱熹论及为学之方，曾主张“择善固执”。从朱熹在《伊洛渊源录》和《近思录》中对周子在理学史上的地位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朱熹对其为学之方的践行与坚持。同时也应肯定朱熹考史与立论统一的思想方法。这样的方法也当是一种重要的哲学史研究方法。
朱熹编纂《伊洛渊源录》和《近思录》在方法学上另一重要贡献，体现在其确立了理学史的编撰体例，以及其对历史人物学术理论编纂的分类。《伊洛渊源录》中，记述一个学者的“行实文字”，或收入“行状”，或收入“家传”，或收入“墓志铭”，或收入记载其“遗事”的文字。大体上都是先述其生平事迹与著述，再附加其他有与记述“行实文字”相关的文字。这样的内容，虽因对象不同而详略不同，但体例大体一贯，既有利于相关人物“行实文字”的记述，也可顾及文献选择的合理与编纂内容的真实。朱熹对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著述分类的思想方法，主要是通过《近思录》的编纂体现出来的。如前所述，朱熹编辑《近思录》，一方面是要使没有条件系统阅读周、程、张等人著作的学者“有入道之渐”，另一方面是要使人们通过阅读《近思录》，“推类旁通，以至其博”。由了解理学的历史渊源，进而服膺理学，致力于理学的拓展。这样的学术追求，表明《近思录》的编纂工作本身即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种重要形式。
《近思录》以十四卷成书。每一卷内容都“掇其要切者”，围绕一个主题。朱熹曾具体论及《近思录》的这种编纂方法：“《近思录》逐篇纲目：一、道体；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里；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6]3450《近思录》的这种编纂方法，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也是极具方法学意义的。《近思录》第一卷是所谓“道体”。“道体”所选辑的大都为关于阴阳变化、天人性命方面的文献。这样的“道体”，内容实为有关周子、二程、张子等人哲学思想中有关形上学部分的文献。吕祖谦曾经说过：“《近思录》既成，或疑首卷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大氐非始学者之事。祖谦窃尝与闻次缉之意：后进晚出，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7]165吕祖谦从读书的角度论及“道体”，但肯定“道体”内容为“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关涉“义理之本原”。这种讲法实际上也肯定了“道体”部分在《近思录》中与其他部分在思想层面、理论地位方面有所不同。“道体”应当是其他部分的理论基础。朱熹在《近思录》中，对周、程、张等人的著述从思想学术的角度进行归类，并以“道体”一卷为十四卷之首，表明了他自己对周、程、张等人著述中涉及形上学部分的重视，这对我们作中国哲学史研究，也有重要启发。因为，有关伦理、道德、境界等方面的问题虽也是哲学史研究的对象，但在哲学史研究中，解析一个哲学家的形上学，当是正确地解析一个哲学家有关其伦理、道德、境界等思想理论的前提与基础。
《近思录》在选编周敦颐等人的著述时，还有一种方法也值得注意。这就是在一个思想家的著作中，对同一个问题“有时前面恁地说，后面又不是恁地，这里说得如此，那里却又不如此”[6]3451。对这种看似矛盾的文献同时编入，使人们在辨析中了解前人的思想脉络，帮助人们获得“子细看来看去，却自中间有个路陌，推寻通得四五十条后，又却只是一个道理”[6]3451的读书效果。这实际上是主张通过对不同文献的比较，以求辨析历史人物的理论趣向，了解历史人物的思想真实。这种方法，同样可以转换成现实的研究中国哲学史方法。
总之，朱熹编纂《伊洛渊源录》与《近思录》，不仅开启了理学史研究的端绪，而且在编纂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方法的系统。换言之，朱熹在哲学的范围，建构了自己的理学系统；在哲学史的范围，考察理学的历史源流，形成了自己的理学史研究成果，也形成了自己的理学史研究方法。这种理学史研究方法，作为中国哲学史学古典形态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的积累与拓展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三、《伊洛渊源录》与《近思录》的历史影响与学术价值
朱熹编纂的《伊洛渊源录》与《近思录》，在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方式考察“伊洛渊源”，使理学史研究开始成为专门的学术领域，其历史影响与学术价值也可多视角地去总结与思考。清代学者莫伯骥论及《伊洛渊源录》，曾认为《伊洛渊源录》为我国“国学史”的前驱：“朱子之书，实为吾国学史之先道。明冯从吾之《元儒考略》、刘元卿之《诸儒学案》，则承其流风而兴起者也。”[3]1128在莫氏看来，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乃至于黄梨洲的《明儒学案》，在体例方法方面都曾受到《伊洛渊源录》的影响，皆可视为《伊洛渊源录》这种类型的“国学史”研究的继续。莫伯骥《伊洛渊源录》开我国“国学史”研究之先河的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朱熹理学史研究历史影响与学术价值的重要视角。
当代学者卢钟锋先生从学术史的角度概括总结《伊洛渊源录》的历史地位。卢先生认为，在中国学术史著作中，纪传体的学术史著作重在记行，禅宗的灯录体著作较重记言。朱熹编纂的《伊洛渊源录》兼具传记体与灯录体的特色。因此，卢先生认定《伊洛渊源录》“开创了学案体的先例。明清以来不少学术史著作都沿袭这一体裁。这是它对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8]123。卢先生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论析《伊洛渊源录》的历史影响与学术价值，同样能够带给我们思考与启发。
对于朱熹理学史研究的历史影响与学术价值，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史的角度去思考与总结。这种思考与总结有助于我们清理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创设过程中的历史缘由与内在线索。朱熹编纂的《伊洛渊源录》与《近思录》问世以后，对于明清时期学术史研究成为独立的学术门类确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大体上是沿着三个方向展开的。其一，推动了明清时期的理学史研究。这种研究基本上是对朱熹理学史研究的延伸或者拓展。明代学者谢铎《伊洛渊源录》的问世属于前一种类型，程瞳《新安学系录》与朱衡《道南源委》的问世则可归于后一种类型。谢铎的理学史研究，记述以朱熹为中心人物的理学发展。在内容方面可说是朱熹《伊洛渊源录》的延伸。程瞳的《新安学系录》是一部考察徽州理学发展史的著作。朱衡的《道南源委》则大体上为一部考察福建理学发展史的著作。两书的特点在于各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具体地区的理学史研究。这样的研究，可说都是对朱熹理学史研究的一种拓展。其二，引发并催生了心学史研究。心学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当数明代学者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在周汝登看来，中国学术自三皇五帝开始，皆以心传宗，时代相传，心学即是圣学。故《圣学宗传》表露出一种强烈的心学立场与心学意识。清代学者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先后问世，标志着明清时期学术史研究达到了一个高潮。《宋元学案》的编撰虽始于黄宗羲，但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最终成书。全书对宋元学术的考察，很难说是黄宗羲一人对于宋元学术发展的理解。《明儒学案》是黄宗羲的个人著述。全书虽注意全面考察明代学术的发展，对明代学术有所总结。但黄宗羲为阳明后学，其心学立场并未改变。《明儒学案》基本是也是一部心学史。冯友兰即曾认为：“《宋元学案》是一部正规的断代哲学史，《明儒学案》虽也有断代之名，但实际上是明代心学的发展史。”[9]297其三，推动了综合理学与心学的学术史研究。清代学者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即是以这种研究方法形成的学术成果。孙氏《理学宗传》对于入传人物的编排有主、辅之分。在其所列宋明时期主要的理学代表人物中，既包括程颢、程颐、朱熹，也包括陆九渊、王阳明。孙奇逢如此安排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其所理解的理学已是广义的理学。孙奇逢对理学的理解，表明了他在理论上调和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思想趣向。
明清时期，除谢铎、程曈、周汝登、孙奇逢、黄宗羲等学者的学术史研究成果之外，还形成过其他一些学术史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有的专门考察某一地区的学术源流，有的考察理学与心学之外的学术派别。前者如冯从吾的《关学编》，后者如戴望的《颜氏学记》。也有学者着眼于清代学术中的汉、宋之分以考察学术的发展，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与《国朝宋学渊源记》即是这样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方法、内容方面也各有一些特色。但是，这些著作，并非明清时期学术史研究的主流形式与主要成果。明清时期的学术史研究，就其主流形式与主要成果而言，可说大都在理学史、心学史，或调和理学与心学的学术史研究范围。这种历史现象表明，自朱熹编纂的《伊洛渊源录》与《近思录》传世以后，人们的学术史研究，不论方法、形式或理论追求皆深受其影响，朱熹的理学史研究实际上已经成为人们进行学术史研究的一种范型。从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朱熹的理学史实为一种古典的哲学史研究形态。因此，我们考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历史发展，也可以将朱熹的理学史研究视为一种古典哲学史研究的范型。这一范型影响了明清时期多种古典哲学史研究成果的形成，也促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现代转型。因为，当理学史、心学史或其他形式的学术史研究，无法对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予以新的解释，或有碍于客观公允地考察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时，人们借鉴西方的学术观念与学术方法，以哲学史的形式解释自己的文化传统，即是时代的要求与历史的必然。因此，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朱熹理学史研究成果的历史影响与学术价值。
①《朱子语类》卷六十：“问：‘《渊源录》中何故有康节传？’曰：‘书坊自增耳。’”见朱熹：《朱子全书》第16卷，第19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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