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土著民族的历史命运与当代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著论文,远东论文,当代论文,命运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远东在民族学上不是统一的地区。在这里历史地形成了3个大的民族学区域，其中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由地理环境、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语言属性和相互关系所决定的。
根据《1979年全苏人口统计资料》，在包括马加丹州的堪察加州在内的极东北地区，居住着楚克奇人（自称恰夫楚人）——1.4万人，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1510人，科里亚克人（沿海的科里亚克人自称内梅兰人；养鹿的科里亚克人自称恰乌奇人）——7879人，伊捷尔缅人（所谓的堪察加人）——1370人，尤卡吉尔人（自称奥杜尔人）——835人，阿列乌特人（乌南甘人）——546人。从语言来看，这些民族属于古亚细亚语族和爱斯基摩－阿列乌特语族。
鄂霍次克海沿岸的泰加－冻土地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北部和马加丹州的某些地区）是埃文人（以前名为拉穆特人，自称埃文人、奥罗奇人）的居住地，有12253人。埃文克人（旧称通古斯人①）的小部分约5000人也居住在这里。这些民族所操的语言属通古斯语族。
第三个大的民族学区域包括阿穆尔河沿岸、滨海和萨哈林。这是下列民族的居住地区：那乃人②（自称那尼人，以前称戈尔德人）——10516人，乌利奇人（奥利奇人，有时称曼贡人）——2552人，乌德盖人（乌德人、乌德格人）——1551人，涅吉达尔人（自称埃利坎·贝埃宁人、阿姆贡·贝埃宁人，旧称奥罗琼人）——504人，奥罗奇人（那尼人）——1198人，奥罗克人（乌利特人、乌利奇人）——约450人，尼夫赫人（旧称吉利亚克人）——4397人。从语言来说，这些民族属通古斯－满语族。尼夫赫人除外，他们被认为是源于古亚细亚人的民族，尽管在文化上接近通古斯－满族人。
这些民族在其许多世纪的历史中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他们最早适应了远东的泰加森林和冻土带的自然条件，驯服了北方鹿，到达北冰洋和太平洋岸边并最早开始在远东诸海上航行。他们创造了最大限度地适应严酷的自然条件的住所，发明了狩猎、捕鱼、猎捕海兽的工具。作为独一无二的精神文化和实用艺术的创造者，他们为世界文化宝库做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极东北各民族的经济活动具有综合体的性质。爱斯基摩人和楚克奇人从事海兽猎捕业，也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业；沿海科里亚克人的主要经济部门是捕鱼业和猎捕海兽业；伊捷尔缅人的主要职业是捕鱼业，兼有块茎和草本植物采集业。
北方通古斯人——埃文克人和埃文人的远祖曾居住在贝加尔湖附近。突厥人、蒙古人、满人的部落先后从南面和东南面来到贝加尔湖畔。这些部落部分地与当地居民混杂在一起，显然，这为埃文克人和埃文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后来，他们向北、向东推进，分布在西起叶尼塞河、东至鄂霍次克海岸边的广大地区里。这些民族长久以来就从事养鹿业，并用鹿当坐骑。捕鱼和狩猎也是传统的行业。
根据考古资料来判断，新石器时期远东南部的居民过着定居的生活，捕鱼是他们的基本经济活动。铁器时代早期阿穆尔河中、上游居民已经转入农耕。农耕是和狩猎、可能也和养鹿业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时通古斯各部落已深入到阿穆尔河谷。
18世纪俄罗斯人来到楚克奇和堪察加、19世纪来到阿穆尔后，各民族的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基本上仍旧是半自然状态。商品－货币关系的出现促进了父系氏族制度的瓦解。
大概，远东土著居民从来不曾是人数众多的，但它永远具有民族和语言多样性的重要特点。他们远离发达文明的发源地，处于隔绝状态且人口稀少，这就严重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它的文化好像许多世纪都被装在罐头里，直到远东的领土并入俄罗斯为止。
生产力的进步很缓慢。甚至在18世纪中叶卓越的堪察加研究者、院士C·п·克拉舍宁尼科夫还在这里赶上了完全意义上的石器时代。他写道：“从前堪察加的‘金属’是骨头和石头。堪察加人用骨头和石头做斧、刀、矛、箭、双刃小刀和针。他们的斧头是用鹿骨和鲸鱼骨做的，也用碧石制作，像楔形物，用皮条将其平绑在弯曲的斧柄上……他们用斧头砍凿船、碗、洗衣槽等等，但如此费力和费时，以至做一条小船需要3年，做只大碗不少于1年。”③俄罗斯的工业和公职人员对远东地区的开发，对于土著居民的历史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土著居民乐意从俄罗斯人那里得到新的农作物，接受农业和畜牧业。把土著人的半自然状态的经济逐步吸引到全俄经济中去，这就使远东各民族走出原始的、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并最终为其创造了附属于俄罗斯文化的条件。在土著民族居住地区建立最简单的、尽管是封建主义俄国的法律和行政管理机构，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它减少了土著部落之间和氏族之间的流血冲突。
但是，远东地区并入俄罗斯也有某些消极的方面。沙皇制度的国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古代社会关系得以保存下来，必然使土著居民遭到残酷的剥削，陷入贫穷的境地。专制制度是不能保障民族文化的发展的。
无力缴纳的实物税、没有医疗帮助、不卫生的日常生活条件、经常性的饥荒，导致土著居民的大量死亡。1769～1770年的天花流行和饥荒给堪察加各民族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个别村子里的科里亚克人的数量减少了二分之一～三分之二。伊捷尔缅人总共只剩下2600人，根据1763～1767年第3次人口调查统计材料，那时他们共有6000人。④
阿穆尔河沿岸的土著居民的数量也减少了。例如，根据Л·И施伦克院士的材料，1850年在那里居住着5216名吉利亚克人（尼夫赫人），而1897年人口统计时，登记在册的只有4642人⑤。
土著居民如此严重的状况在20世纪初依然如故。戈尔德人（那乃人）的研究者И·A·洛帕京⑥写道：“戈尔德人迅速走向灭绝。如果状况不改变，那末几十年后戈尔德人将不复存在。”⑦他把土著居民的高死亡率和困难的实际生存条件、不卫生、天花和其他传染病、轻视妇女、极端贫困、来自俄国行政当局和中国商人方面的劫掠性剥削联系在一起。杰出的民族学家、方志学家、作家B·K·阿尔谢尼耶夫说出了阿穆尔边疆区异族人灭绝的更深刻的原因。伊姆佩拉托尔湾的奥罗奇人的死亡率长期居高不下，在震惊之余他指出：“说阿穆尔的异族人没有发展的能力是完全不对的。他们之所以没有发展，是由于他们被抛弃、被遗忘了。我还要说，他们在经济上受奴役！而众所周知，任何在精神上或经济上被奴役的民族都不仅不能进步，而且相反，会出现退步现象，并很快会灭绝……”⑧
由于当地经济极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范围，远东各民族在自身的发展中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只有毛皮具有商品意义，而养鹿业、捕鱼业、海兽猎捕业的产品只有一部分进入市场。然而在堪察加的极北地区已开始在河口处组织工业捕鱼，这一点不能不影响到土著居民的生存——在楚克奇人、科里亚克人和其他土著民族中财产的分化明显加剧。
第一次俄国革命后，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速度加快了。在堪察加出现了大型渔产品加工企业。日本渔民在邻近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海岸的俄国领海上加紧捕捞各种鲑鱼。美国的捕鲸者在楚克奇海岸附近进行紧张的作业。外国企业主掠夺性地捕捞鱼和海兽，对许多土著居民群体的生存造成了威胁。
在萨哈林和阿穆尔河下游，小民族积极加入资本主义生产。在这里雇用土著居民在鲑鱼渔季繁忙时加工鱼，一般以日常生活用品和粮食偿付尼夫赫人和奥罗克人的工资。短工开始发挥作用，越来越多的阿穆尔土著被卷了进来。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事件，小民族经济活动中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引起民族的本质变化，首先是氏族制度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基本生产资料，尤其是渔猎经营地的氏族集体所有制逐渐变成家庭－氏族集团所有制和大家庭所有制。商业渗透到土著分布地区，商人－经纪人从他们中间分化出来。经济上的不平等在发展，出现了富农上层分子。但直到伟大十月革命胜利前，在远东小民族那里存在的主要是不发达的、初级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被各种各样的氏族残余所掩盖的商业剥削和高利贷剥削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土著的经济中还没有占统治地位。土著民族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就像没有经历过封建主义阶段一样。研究者们有充足的理由把他们归入这种民族之列：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这些民族或者保存了父系氏族制度；或者远没有脱离半父系－半封建制度。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远东土著民族开辟了全面的、自由发展的道路，引导他们摆脱压迫和赤贫。
1917年11月15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的《俄罗斯各民族权利宣言》，宣布平等是苏维埃国家民族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是在使居住在俄罗斯领土上的小民族和民族学群体的平等和自由发展的原则合法化方面，却做得很不够。
需要一整套促使落后民族的经济和文化迅速高涨的措施，因为他们面临的任务是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向社会主义过渡。B·И·列宁论证了这种过渡的原则计划。他写道：“必须采取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这很难预先指出。实际经验会给我们启示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离我们最远的民族中，苏维埃思想对于全体劳动群众也是很亲切的。苏维埃这种组织一定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共产党应该立刻在全世界开发这方面的工作。”⑩
遵照列宁关于苏维埃应该适应落后民族的生活条件的指示，在远东建立了氏族苏维埃。诚然，氏族苏维埃是临时的、过渡的，它们一直存在到小民族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还保留着原始社会关系的时候。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设立了特殊的政府机构——以п·г·斯米多维奇为主席的北方边疆区民族促进委员会（北方委员会）。它的成员有A·C·叶努基泽、Е·M·雅罗斯拉夫斯基、A·B·卢那察尔斯基。著名学者、北方学家B·г·博戈拉兹－坦、C·A·布图尔林、C·B·克尔采利、п·Е·捷尔列茨基、я·п·阿尔科尔等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根据1925年2月批准的章程，北方委员会指示必须“有计划地在经济、行政、司法、文化和卫生方面安置好北方小民族”。(11)
为了在各地开展工作，曾建立了地方的北方委员会。其中之一是在1925年5月建立的，隶属于远东革命委员主席团，由я·б·加马尔尼克领导。远东的北方委员会由行政－法律、财政－税务、科学－研究、保健和教育委员会组成。1925年6月，委员会在哈巴罗夫斯克召开了远东边疆区第一届土著人代表大会，来自阿穆尔河沿岸各民族的3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同一年在鄂霍次克召开了第一届通古斯人代表大会；1926年召开了堪察加各土著民族代表大会；1927年召开了楚克奇各民族代表大会。
根据北方委员会的决定，在远东地区建立了土著人的区执行委员会和土著人的苏维埃（第一批是按民族特征建立的；第二批是按地区－民族特征建立的）。这些临时机构吸引当地居民参加社会和文化生活，解释和实行苏维埃国家对土著人的政策，帮助公正地解决民族地区的边界调整问题。
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小民族逐渐由游牧转入定居的生活方式，使有可能在远东建立民族州和民族区作为更高的民族国家组织形式。
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主席团1930年12月10日的决议建立了科里亚克、楚克奇、鄂霍次克－埃文民族州。每一个民族州都包括一个或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相近的几个民族的人们所居住的地区。
民族州的划分在远东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并使土著居民对集体化基础上的经济进行根本的社会－技术改造从组织上做了准备。
小民族的集体农庄建设独具特点，它是逐步的、循序渐进的，几乎不曾有过加速的期限。执行采购－供应、信贷、文化－习俗职能的所谓一体化合作社奠定了集体农庄建设的基础，它完全符合土著经济的综合性。一体化合作社联社既满足了居民的消费需要，也满足了居民的生产需要，表现出对北方人的真正关心——运来了渔、猎人最需要的商品。下述事实证明了一体化合作社的成就：到1930年，在远东约有85%的土著农户入了社，入股的资本超过了53万卢布。(12)
在远东各民族中建立了集体经济，以便在捕鱼、狩猎时共同使用能经营的地、各种用具和其他生产工具。这种初级形式的集体农庄对土著居民是完全适合的。但是在进一步的集体化进程中发生了严重的过火冒进：提倡劳动组合，甚至提倡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公社；粗暴地破坏了自愿原则；容许用镇压手段对待富裕的渔民和猎人、大鹿群主、甚至萨满。未能成功地避免所谓的“大转变”，虽然这里的“大转变”要比国家其他地区晚发生几年，不是在1929年，而是在1933年。在同一年，以唯意志论的决定撤销了一体化合作社。不久北方委员会也不复存在，它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如Б·з·彼得里、я·п·阿尔科尔、В·я·格涅罗佐夫，都落入了被镇压者之列，并悲惨地死去。
在远东，集体化是在不同的期间实行的：在阿穆尔和萨哈林北部集体化是在30年代中期实际完成的；在科里亚克和楚克奇民族州直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所有的生产联合体都改为执行农业劳动组合的章程时才完成。
尽管存在着困难和严重的错误，小民族的集体农庄建设仍基本上伴随着其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巩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资的增长。
民族文化发展的事实是十月革命给远东各民族带来进步变化的最有表现力和最显而易见的证据。
在沙皇制度下，远东没有一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字。1922年8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少数民族部向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提交了关于为北方所有小民族制订文字的建议，关于创造符合当地语言特点的字母的建议。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这些建议呢？要知道，由于许多世纪的落后性，土著人没有自己的能够创造文字的知识分子。并且在俄罗斯人中也几乎没有精通北方民族语言的学者－语言学家。
为了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1925年在列宁格勒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设立了北方班，第一批录取了20名北方人。1928年在工农速成中学北方分校的基础上建立了附属于列宁格勒东方学院的北方系，200多名北方人在那里就学。1930年这个系改建成独立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北方民族学院，同时在列宁格勒A·И·赫尔岑师范学院开设了北方分院。1932年已经有可能对培训工作做出总结。第一届北方民族语言和文字发展全俄会议通过了为14个民族创造文字的方案。
到40年代初远东小民族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教师、集体农庄生产的专业人才、党和苏维埃的工作者、作家、画家。战争前夕有400名教师在极东北工作，其中42人大学毕业或肄业，291人受过中等教育，107人未完成中学学业或受过7年制教育。(13)
为了就地培养民族干部，开始建设学校网。阿穆尔－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北方民族中等师范学校在这方面起了显著作用。1936年有246人（男196人，女50人）在这里学习，学校的17名教师、教导员中有10人受过高等教育，5人受过中等教育。(14)
20～30年代北方委员会的文化基地是对土著居民进行文化教育工作的独特方式。这种基地集所有服务形式——文化－教育、医疗、组织－经济、兽医服务于一身。在文化基地里产生了特殊的俱乐部机构——红色帐逢。这些流动机构的工作人员从一个游牧地转移到另一个游牧地，从事医疗，放映电影，给游牧养鹿者教授卫生知识。文化基地还有力地促进了北方人的业余文艺活动的开展。
战争开始后，小民族没有置身于保卫祖国的斗争之外，而是在后方忘我劳动，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各条战线的战役中都有北方人的战士参加。仅在第17步兵兵团中就有约1400名小民族的代表在作战，他们是步兵、侦察兵、狙击兵、机枪手、炮兵瞄准手、通信兵、无线电兵、工兵、装甲兵、迫击炮手、政治工作者。有2000多名北方人因在前线立功而获勋章或奖章。那乃人亚历山大·帕萨尔成为苏联英雄。
从50年代中期起，由于远东工业的迅猛发展，小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城市和大规模的村镇在这里发展起来了，成为吸引农村居民、尤其是青年人的特殊“磁铁”。移民过程也席卷了土著居民。在村庄和捕鱼的集体农庄合并扩充后，建立起了大型的经济单位，在那里渔民和猎人的劳动不再是主要的和有威望的。让土著人从小块游牧地和小村庄向大村镇迁移，这种未经周密思考的做法导致他们脱离了传统的劳动形式。《1979年全苏人口统计资料》表明，10516名那乃人中有1200多人、2552名乌利奇人中有300人居住在自己的民族村境外。
70年代，居民、主要是俄罗斯人大量涌入楚克奇，这加速了族际一体化过程。如果说1939年在楚克奇有居民2.14万人，主要是楚克奇人和爱斯基摩人，那末，1979年在13.3万居民总数中，土著人明显占少数。
1980年2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北方民族居住地区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措施”的决议。决议责成各部和各主管部门、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于1980～1990年间在加速发展工业的同时，实行综合发展极东北经济的措施，保障进一步完善养鹿－渔猎经济。各工业企业和主管部门应该参加农村居民点的建设。
遗憾的是，像停滞时期通过的其他决定一样，这个好决议的许多规定都没有实行。言行不一导致民族问题被忽略并产生族际关系方面的许多消极现象，这些消极现象逐步积累起来，渐渐地成了70～80年代特别瞩目的问题。在文化、教育和总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出现了民族失常的严重征兆：在地区土著居民中，出生率急剧下降，死亡率上升。根据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生物学问题研究所社会－经济监测站的研究，在最近20年间，楚克奇的死亡率指数比俄罗斯联邦的平均指数高1倍，而婴儿死亡率指数竟高出2～3倍。结果是，大多数民族的自然增长率都急剧下降。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如此消极的现象呢？
第一、酗酒，已成为今天远东和极北土著人的主要民族病态现象。我们首先从行政命令支配下的不妥当安排、沉重的负担和生活取向的丧失中看到了酗酒的深刻根源。早些时候通过的一项给北方人特殊优待的法律，被不加周密思考地、死板地运用，有时甚至对人们有害。一位猎人。假如他交售毛皮而得到所需要的商品，他会高兴的，就像在一体化合作社时期所实行的那样。然而提供给他的却不是他所需要的商品，而是一箱伏特加酒。渔民或养鹿人到商店去买他所需要的东西，而在那里他看到的却是容荡荡的货架。
第二，许多世纪以来的代与代之间的传统联系被断绝，这是由于考虑不周地、强制地把妇女和儿童从养鹿队迁到中心庄园，并且把儿童寄养在学生宿舍里，也就是说，是由于实际上把他们与家庭隔离。如果说以前土著人认为抛弃孩子是耻辱的话，那末今天在北方民族地区已开设了37个保育院和11个接收孤儿和失去父母抚养的儿童的寄宿学校。独身母亲的数量增加了，在堪察加州已达3400人；在马加丹州有4700人。(15)
第三，不加考虑地把土著人从所谓“没有前途”的（对于主管部门来说）小村庄和小块经营地迁往大村镇，撤销捕鱼集体农庄，把世袭的渔民和猎人转入国营工业单位，其后果是丧失了许多代人形成的传统的捕鱼、狩猎和养鹿的技能。
第四，近年来泰加森林、冻土带、河流和海洋的生态“健康”急剧恶化。受了轻伤的北方自然界已经受不住强大机械设备的压力——土壤被破坏，植物消失。大量危及生态的工业企业舍不得出钱建立净化装置，而使阿穆尔河及其支流和近海水域受到污染。不加思考地乱砍滥伐林木，把泰加森林变成了沙漠，这导致鹿的头数锐减，导致鲑鱼和其他鱼种的大量灭绝，而归根结底是导致土著居民食物结构的改变，这种改变对健康是十分有害的。
最后，还应指出远东小民族生活中产生消极现象的一个原因，这就是国家民族政策实施中的扭曲现象。30年代中期建立起来的行政－命令官僚主义管理体制，压抑了并继续压抑着小民族的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1934年4月北方委员会的撤销是一项过早的、甚至是有害的措施，因为它减少了对土著居民经济和习俗进行合理改造的注意力。人道的态度从民族关系实践中被逐渐排斥。停滞时期满怀热情地给小民族带来文化和知识的功臣л·я·施滕贝格、в·г·博戈拉兹、Е·Р·施奈德、С·Н·斯捷布尼茨基、г·И·梅利尼科夫、Н·Б施纳肯堡、·Е·А·克赖诺维奇、Е·п·奥尔洛瓦娅、г·М·瓦西列维奇、В·И·钦齐乌斯的事业被忘却了。为小民族语言创制文字的计划没有贯彻到底。今天阿列乌特人、涅吉达尔人、乌利奇人、奥罗奇人、伊捷尔缅人、奥罗克人、乌德盖人还没有文字。仅埃文克人有1～8年级的母语教科书，其余的民族有低年级母语教科书。没有教授母语的大学教师。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极北系有85%的大学生不懂得母语。(16)实际上远东各民族没有现代的用母语出版的民族书籍。
现代的工艺化、经济管理上的技术统治原则在土著人中扼杀了全部人道的东西。昨天男人还充满自尊：他是挣钱谋生者、供养者，同时还是工匠；他亲手给孩子制作有教育意义的、美观的、独一无二的玩具；凭他的手艺做出的雪撬坚固耐用，做出的小船既好看又行得快。今天他却感觉不到自己是主人，因为同自然、同亲属的古老的联系变得薄弱了。
远东的民族学家们在考察中碰到了非常令人沮丧、令人愤慨的事实。例如，г·А·奥塔伊娜查明，有几年萨哈林的儿童死亡率达到80%，而北方人的肺结核病的发病率比全州高5倍。根据А·ф·斯塔尔采夫的材料，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大约有十二分之一的当地土著人在集体农庄里工作；在乌利奇人地区的合作养兽场里没有一个乌利奇猎人。随考察队到过阿姆贡河的М·М·哈萨诺娃发现，全苏联范围的粮食困难在这里因一系列情况而加重了。由于阿穆尔河水位低，有时食品不能运到，自然，人们企图打鱼充饥。可是渔业检查机构把历来食鱼的涅吉达尔人和尼夫赫人同偷捕者一样看待，禁止他们为养家糊口而捕鱼。
为了拯救少数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把他们作为民族共同体保存下来，究竟需要什么呢？
首先需要正常的条件，不是简单地为了生存和适应科学技术进步，而是为了充分自由地利用千百年来有益的传统。小民族应该吃他们习惯吃的东西：极圈以内和泰加森林地带的小民族吃肉；阿穆尔河流域、堪察加和萨哈林、沿海地区的小民族吃鱼。应该允许他们住在他们喜欢的地方，即他们的祖先居住的地方。强制迁移，甚至让他们迁入在主管部门看来是最舒适的村庄里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是犯罪的。小民族特别需要清洁的水和空气，需要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只有这样，渔民、猎人、养鹿人这些独特的古老的群体才能保存下来。
今天远东各民族必须实行自治，以使消灭“没有前途的”村庄那样的历史不再重演，当时按照上级的指示彻底消灭了爱斯基摩人的村庄恰普利诺和纳乌坎，伊捷尔缅人的村庄托尔巴奇克、乌什基、哈尔奇诺、沙皮诺、奥博卢科维诺，科里亚克人的村庄帕连和库埃尔，以及土著民族的其他许许多多的村庄。
大概，应该恢复下阿穆尔州，使其成为自治州，把那乃人、乌利奇人、奥罗奇人、涅吉达尔人、尼夫赫人的民族区划入该州。这些地区应该由小民族自己管理，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民族干部，包括具有经济和法律知识修养的干部。在东北部，埃文人、阿列乌特人、爱斯基摩人、伊捷尔缅人、尤卡吉尔人的地区也应该获得同样的自治。
制订关于小民族居住地区生态保护的考虑周密的措施的时间已经到了。显然，各部和各主管部门对此事不太感兴趣，因为他们至今仍在准备粗放地开发这些地区。在这里发现了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黄金和其他稀有金属的产地；还有珍贵木材的储备；有非常适于建设新的大功率发电站的地点。今天国家靠开采和加工这些资源每年获利润数十亿卢布。但是各部和各主管部门不愿意和该地区合法的主人分享这一利润。专家们认为，哪怕只拨出这个数额的1%真正用于小民族的社会需要，就可以解决许多当前的问题。(17)
远东的土著人积累了与自然保持和谐的许多宝贵经验。要知道，传统的狩猎捕鱼、猎捕海兽和养鹿业，是利用自然资源的很明智的方式。从生态学上来说，也是纯净的和高效的方式。在制订远东经济发展战略时，这些应被优先仔细研究和考察。
在苏维埃社会中开始的革命改革，使有希望克服小民族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消极现象，恢复他们的民族文化。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这一点，需要给各民族以自治权。我认为，走向自治和真正的经济核算的第一步应该召开远东各民族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以及村会和村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决议，能够而且应该最终成为最高的权威。应该永远牢记В·И·列宁的话：“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才能消除互不信任。”(2）h]
（原载《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通报》，1990年，第3期）
注释：
①苏联埃文克人的总数为2.73万人。约2万埃文克人（即中国的鄂温克族——译者）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泰加－西北地区居住着哈姆尼甘人（2000人），在文献中称作“养马通古斯人”。显然，他们是业已蒙古化、从养鹿业过渡到了游牧养畜业的埃文克人。
②那乃人的小部分——赫哲族（2000人）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之间的地区。
③с·п·克拉舍宁尼科夫：《堪察加地方志》，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第380页。
④И·С·古尔维奇：《西伯利亚东北部民族史》，莫斯科，1966年，第101页。
⑤Л·И·施伦克：《关于阿穆尔边疆区的异族人》，第1卷，圣彼得堡，1983年（原文如此，似有误——译者）。
⑥原文如此。注解中为H·A·洛帕京。——译者
⑦H·A·洛帕京：《阿穆尔河、乌苏里江、松花江的戈尔德人》，载于《民族学研究的经验》，海参崴，1922年，第37页。
⑧B·K·阿尔谢尼耶夫：《被遗忘的讲演》，载于《北方大地》，1988年，第1期，第29～30页。
⑨H·M·塔克萨米：《尼夫赫人民族学和历史学的基本问题》，列宁格勒，1975年，第86页。
⑩《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14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1)M·A·谢尔盖耶夫：《北方小民族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莫斯科－列宁格勒，1955年，第224～225页。
(12)《17～20世纪远东各民族：历史－民族学纲要》，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50页。
(13)俄罗斯联邦远东国家中央档案馆，全宗P-289，目录1，案卷108，第7～8页。
(14)г·ф·谢维利加耶夫：《远东小民族教育史纲》，列宁格勒，1972年，第293～294页。
(15)《北方大地》，1988年，第3期，第24页。
(16)《北方大地》，198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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