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杂志》与白话文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话文论文,杂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2－0120－04
一
晚清以来的中国语言变革，从根本上来说有两个助推力：一是政治救亡和思想启蒙的需要；一是报纸杂志等现代传播媒体发展的需要。挽国家于危亡、救民族于水火，推进政治变革及普及现代文明知识尤为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而报刊的发行也需要更大的市场和阅读群体，所以政治与媒体联姻，共同推动了中国语言由传统古文向现代通俗文的转变。
从《东方杂志》刊载的文章来看，晚清以来讨论中国语言变革出现了两次高潮，一次是1904年前后，一次是民国初年。在这两场中国语言变革的潮流中，《东方杂志》不甘落后，在1905年选录了四篇讨论语言变革的文章，从报刊传播、普及教育等角度论述中国语言变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论中国书报不能发达之故》（第2卷第1号）一文较早谈到了以白话普及知识的问题：“吾谓今之书籍，除国文教科外，宜多用白话，而以科学书为尤要。盖我国人之知识，初不足以读专门之书，重以文言则索然寡味，欲求知识之普及，非以至浅之常言，说高深之原理，必不能达。”从报刊普及知识这个角度来看，白话确实比文言要方便许多，因为从语言的受众来说，白话更接近口语，更接近普通民众，所以白话比文言在普及知识、传播文明方面更有效。这也正是20世纪初新民文化思潮中启蒙先驱重视白话，提倡白话的原因之一。
但用书报普及知识也需要有一定的基础：一是要有报馆的支持；二是白话运用应该熟练；三是要有一定的熟知白话的受众。所以，在《论政府宜利用报馆并推行白话演说》（第2卷第8号）一文中，作者认为，报馆在“孕文明而促进化”方面，“功德诚不可思议矣”，“而在吾中国，今日文言致普及惟艰。社会中识字之人，通文者不过什一，则文言之报有时而穷。济报纸之穷，端有赖于白话焉，白话者报纸之先锋也”。作者在文中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步骤，即在政府的提倡下，先从练习白话演说开始，而随着白话的普及，“孕文明而促进化”的目标即可实现。
传播文明、普及知识的途径除了现代的报刊传媒以外，更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来实现的，所以《东方杂志》上许多谈语言变革的文章多是从教育角度来谈的，这些文章大部分是从其他报刊选录而来的，并放在了《教育》栏中，《东方杂志》编者的意图是将语言变革问题限定在讨论的范围，而且把它看成教育普及的关键所在。在《论教育普及宜注重初等小学及变通语言文字》（第2卷第3号）一文中，作者认为“救亡之道，莫急于教育国民，而教育国民莫急于初等小学”，“吾国当积弱之势而立于竞争之世界，苟非教育普及，必不足争自存”。另一篇《语言文字宜合为一说》（第2卷6号）提出：“故欲使吾国多数之人群能受教育，能读书，必自语言文字合一始。”作者预言：“窃谓不出数十年，其间必有起肩作者之任者，文极而以质代之，亦天演自然之理。”作者的这个预言很有先见之明，后来的白话文运动正是这个预言的见证。
民国初年，新政权初立，学者们围绕着在新政权下采用什么样的学制、使用什么样的教材、言文合一、统一国语等问题展开讨论，民国政府还成立了“读音统一会”，专门负责这些问题。博山的《全国初等小学均宜改用通俗文以统一国语议》（第8卷第3号）是民国成立前从教育角度谈语言改革最为重要的一篇文章，作者首先谈到了文字统一之于国家的重要性，它不仅“足以抑制种族风俗之不同”，更“足以增进国民情感之团结，促文化之进步，而使国家日臻于强盛”，但中国数千年来文字虽统一，然“使用之者，仅少数上流社会之人，而多数下流社会之人，不啻不能使用公共之语言”。因此作者提出教育普及与国语统一应同时进行，借助行政的力量，在全国初等小学中强迫推行，并批评过去的学校以古文教育学生，致使学生入学数年而徒劳无益，提出国语统一与教育普及应同时并进的六种办法：一是“全国初等小学国文科，宜正其名曰国语，其课本即用普通之官话演成，其他一切课本，亦莫不然”；二是“由学部编辑官话字典，用简字拼音，注官音于字旁”；三是“于京师及各省省会，设立国语专习所，招致文理明道略知科学之士，入校肄习国语”；四是“于全国府厅州县均设立初等师范学校，以国语为注重科目”；五是“检定教员，亦以国语为必要之科目”；六是“从前已经卒业之初等师范生及已经检定之教员，定于年月日补行国语检定”。如此，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教育普及之时，即国语统一之日矣”。此文对国语统一和教育普及问题做了深入而全面的分析研究，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切实有效的办法，如此系统的方案，确实难能可贵。邢岛的《改革文字之意见书》（第9卷第7号）主要是从技术层面详细提出文字改革的具体措施，如选择字母、表明字义、标识字音，订定方音等。
总之，这一时期的《东方杂志》虽不是倡导语言变革的主要阵地，但它作为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刊，尽了一己绵薄之力，为中国语言变革的探讨提供了舆论空间，为后来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作出了贡献。
二
《东方杂志》虽然在探讨中国语言变革方面尽了一定的努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五四时期《新青年》同人的语言观是一致的，相反这种差异还是很大的；虽然刊载了一些探讨语言变革的文章，但这只能说明该刊关注语言变革这一问题，并不能完全代表该杂志在语言变革上的立场。《东方杂志》作为一个刊物，它的文化立场和语言观念主要通过编辑者的编辑行为来体现。在语言变革这一问题上，最能够体现《东方杂志》的语言观念的有两篇文章：《中国文字之将来》（第8卷第1号）、《论通俗文》（第16卷第12号），作者杜亚泉是《东方杂志》主编，其观点代表了该刊的立场。
《中国文字之将来》是杜亚泉的一篇译文，原作者是日本的山木宪。杜亚泉有感于作者的许多见解与自己相合，故在译文前写了一个篇幅较长的“译者云”，全面阐发了对于中国语言变革的意见。
杜亚泉首先批驳了时人将中国文字言文不一归咎于象形构字法，主张用标音文字实现言文合一的主张。认为将通文识字者少归咎于教育才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大凡一国之文字，无论标音文字还是象形文字，如果教育不能普及，即使它再简单，也只能是少数人的特权，而与大多数民众不发生关系。杜亚泉以蒙藏文的例子非常有力地反击了这种将言文不一归咎于象形文字、以期用标音实现言文合一的错误主张。
其次，杜亚泉分析了中国文字言文不一带来的许多便利：一是言文不一使得文字不至于随语言而改变，使得一国乃至东亚各国仅通行一种文字，“性情风俗，不至绝然悬异”。二是由于言文不一，使得中国“历朝著述，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沧桑屡易，而文字则亘古如新”，而西方的标音文字“因时代而殊”，使得“研究古代之文字，为一种专门之学术”。他从中西文字的对比中肯定了中国文字言文不一对于学术及社会上的便利，不仅增强了国人对中国文字的信心，也从学理上辩明了言文不一并非如世人所说的“有百害而无一利”，作者从“利”的角度着眼，肯定了中国文字的优越性，保持着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理性心态，这种清醒在那个西化之声不绝于耳的年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再者，对于语言文字合一的问题，杜亚泉认为“不能强归一致”，因为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器官，且各有不同的作用，“至于文字语言，不能强归一致。语言发于口而感于耳，文字作于手而触于目，器官既异，作用自殊，强令一致，则便于口者不能便于手，利于耳者不利于目，无两全之道也。夫言语传以声音，过而不留，简短者易于忽略含浑；文字则有迹象可求，不虑其忽略含浑。惟冗长繁缛，则写作诵读，均为不便”。于是，作者提出：“理想之文字，必简略于语言，但能有一定之规则与语言相对照斯可矣。且欲语言与文字，有对照之规则，赤惟有改变言语以就文字，使言语渐归于统一，不能改变文字以就语言，致文字日即于纷歧。”
概括来看，杜亚泉在语言变革上的基本主张，一是反对以标音法实现言文合一；二是言文不一对社会及学术有很多便利，且言文各有其特点和作用，反对强行推进言文一致。他的这些主张相对于当时的激进之论来说显得比较保守。他不反对白话，但反对简单地以白话代替文言，反对片面强调言文一致和对中国文字丧失信心的做法。此文奠定了杜氏语言观的基础。
《论通俗文》一文发表在杜亚泉主编的最后一期《东方杂志》上，是对他的语言文字观的一个总结。杜亚泉首先反驳了当时所说的“新文学”，认为“近时流行之通俗文，人或称之为新文学……只可谓之新文体，不能谓之新文学”，因为“通俗文本为我国固有文体之一种”，所以称之为新文学“殊不适切于事实”。他将白话文与通俗文作了区分：白话文以白话为标准，乃白话而记之以求文字者；通俗文以普通文为标准，乃普通文而演之以语言者。以白话为标准者，其能事在确合语调，记某程度人之白话，则用某种程度之语调。若老人若青年若妇孺、若官吏若乡民若市侩若盗贼，其语调可一一随其人之程度而异。此种文体，可以为显示真相之记事文，可以为添加兴趣之美术文，用之于小说为宜。以普通文为标准者，所用名动状词及古典成语之类，既与普通文相同，惟改变其语助词，使合于语调，其不能变改者仍沿用之。此种文体，可以作新闻，可以为讲义，演之于口，则可谓之为高等之白话。说详言之，即通俗文者，不以一般人之白话为标准，而以新闻记者在报纸上演讲时事之白话，与学校教师在讲坛上讲授科学之白话为标准。此等白话，非一般的白话，除少数之记者、教师以外，现时殆无人应用此白话者。故与其谓标准于白话，毋宁谓其标准于普通文。其中，除一部分之语助词外，余实与普通文无异也。
这种区分应该是很有必要的，因为通俗文与白话文的适用标准、服务对象各不相同，就如同作者所说的，大学教授在课堂上所使用的白话显然与日常生活中乡民所使用的白话有着明显的区别。作者的这种精细的区分，既源于生活经验的观察，也是在学理层面上所作的科学分析，它体现出作者在热闹的白话新文学运动中保持着足够的清醒与冷静。可谓已十分敏感地意识到知识阶层所说的白话文与普通民众所使用的白话文之间的差异，并暗示出白话文运动表面上是贴近民众，实质上仍然是一场脱离民众的知识阶层的自救运动。对此，本杰明·史华慈指出：“如同梅尔·戈德曼所指出的，它的成就却是大成问题的。从现在的观点而不是从‘五四’前发展的观点来审视‘白话文’运动，我们必须说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语言与大众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没有解决。很快变得显而易见的是，白话文成了一种‘披着欧洲外衣’，负荷了过多的西方新词汇，甚至深受西方语言的句法和韵律影响的语言。它甚至可能是比传统的文言更远离大众的语言，就像鲁迅常常尖锐嘲讽的那样。”[1](P9)这种看法印证了杜亚泉对通俗文和白话文区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可惜他的意见在当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他的这篇文章亦保持着其一贯的沉稳风格，不急不躁，理性分析，从态度上看，与那些激进的倡导者相比，可能显得保守了些，但却是理性的、科学的。
三
五四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主流语言观念可以概括为：一是文言是死文字，白话是活文字，以白话代替文言是历史进化的必然趋势。二是应该用“二十世纪之活字”——白话，创造家喻户晓的“国语的文学”，进而可望普及“文学的国语”。至于“废文言而用白话”，新文学运动阵营内部的意见略有分歧，有人极端一些，如陈独秀、钱玄同都认为“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2]；刘半农则较为温和，他认为文言与白话“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处”，因此不能偏废，可“暂处于对待的地位”[3]。其实细究起来，陈独秀、胡适等人也并非是想完全废止文言，只是想用白话来代替文言的正宗地位，在这一点上，那是不容讨论和匡正的。钱玄同给胡适的信中曾说：“现在我们着力改革的初期应该尽量用白话去做才是。倘使稍怀顾忌，对于‘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么便不免存留旧污，于进行方面，很有阻碍。”[4]胡适听从了钱玄同的建议，在后来的新诗创作中就不再用文言了。钱玄同话中“尽量”二字，道出了玄机，即他们绝不是要废除文言，而是在白话文学中尽量不用文言，胡适等人正是通过这种自觉的倡导者自律行为，达到为白话新文学示范的目的。
综观杜亚泉与胡适等人的语言观，其核心的分歧在于，杜亚泉竭力想保住文言的正宗地位，维护古文的延续性，虽然他并不反对语言和文学的通俗化，但他的底线是文言的正宗地位不可动摇；而胡适等人则要将白话确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5]，其本意绝不是要完全废除文言，只是想确立白话的正宗地位。对于这两种的语言观的差异，蔡元培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曾有过论断：“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6](P10)以此来衡量，杜亚泉的语言观显然是属于前者，与后者较为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相比，杜氏的观念显然有些陈旧。
胡适对民初知识分子在语言变革上的矛盾心态曾做过深刻的分析，并指出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是被困在重重矛盾之中的：（1）明知汉字、汉文太繁杂，不配作教育的工具，可是他们总不敢说汉字、汉文应该废除。（2）明知白话文可以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可是他们自己总瞧不起白话文，总想白话文只可用于无知百姓，而不可用于上流社会。（3）明白音标文字是最有效的教育工具，可是他们总不信这种音标文字是应该用来替代汉字汉文的[7](P14)。
胡适所指出的这种矛盾心态也适用于杜亚泉。有人将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这二十余年间的知识分子分成了两代。认为“前代受传统的影响深而不能遽然摆脱；后代受了西方式教育，已不再为传统所范围”[8](P10—11)。杜亚泉作为与梁启超同时代的人，显然属于第一代知识分子，自然受传统的影响较深。另外，从年龄上，“知识分子发生决定性影响的年龄，是他们的青年时代（四十五岁之前），无论中西，似乎很少例外”，而且“愈是年轻，愈是有冒险犯难的精神。相反，年岁愈是增加，愈是趋于稳健，甚至退回保守”[8](P11)。杜亚泉出生于1873年，到1918年，已是四十五岁，按照以上的说法，他发生影响的时代也到了该结束之时了。作为一个全国性大刊《东方杂志》的主编，他当然很清楚一切当“随世运而俱进”的道理，清楚语言的通俗化对于普及知识和杂志生存的重要性。但由于受传统的影响较深，再加上年龄的限制，使得他在语言变革上的观念与“五四”时的主流相比，显得保守了很多。但需要说明的是，保守并不意味着错误，激进也并不一定正确，杜亚泉的语言观虽显保守，但从学理上说，他的有些主张却是站得住脚的，如在捍卫中国文字的优越性、对通俗文与白话文的区分上还是很有预见性的，而胡适等人较为激进的语言观，虽然推动了白话普及和白话文学的发展，但他们对待文言和古文的态度，从运动的角度来说虽无可厚非，但从学理上说却是值得推敲的。
总之，早期《东方杂志》登载了大量有关中国语言变革的文章，也赞成并在一定程序上推动了语言的通俗化，但它的基本立场还停留在维新时代的认识水平上，其语言观在“五四”时代就显得过于保守了。但也必须承认，正因为有了以《东方杂志》为代表的略显保守的语言观作为对立面，“五四”主流的白话语言观才得以在对比和论争中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白话也因了反对的声音而凸显自己的魅力，最终战胜文言，成为全国教育上的通用语言。从这个角度来说，保守正是激进前行的动力，杜亚泉和《东方杂志》保守的语言观从反向助推了白话的成功。当然，《东方杂志》保守却并不僵化，在新文学阵营的批评下，能够迅速改变立场，顺应时代潮流，于1920年经过改版加入到白话的行列，由反对者变为合作者。
［收稿日期］2011－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