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向“传奇”倾斜——关于嘉靖万历初书商系列小说演进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商论文,嘉靖论文,万历论文,传奇论文,系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6-0152-06
嘉靖万历初，随着《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刊行，“唐传”、“大宋中兴”、“南北宋”、“全汉”、“大明英武”、“列国”等故事在书商的作用下纷纷被结撰成书。（注：本文所参考的小说版本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嘉靖壬午（1522年）本；《李卓吾先生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明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本；《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八卷，万历丙午（1606年）年余氏三台馆重刊本；《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十二卷一百回，万历间余世腾刊本；《新刊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八卷九十回，嘉靖癸丑（1553年）杨氏清江堂本；《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二十卷一百回，建阳余氏三台馆刊本；《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八卷八十四回，嘉靖三十一年杨氏清白堂本；《新镌龙兴名世录皇明开运英武传》八卷六十回，万历辛卯（1591年）杨明峰刊本。）这些章回小说实际揉合了历史、传奇与神魔三种因素，所谓乱世英雄或多或少都被赋予了一定的魔怪化特征，从而共同书写了一部新兴市民试图重建历史（宇宙）秩序、并思考自我存在的乱世传奇。
然而，从具体文字来看，《三国》、《水浒》毕竟代表了小说的两种趋势：一个偏重历史，多取材于宋元“讲史”；一个偏重传奇，多取材于宋元“小说”。相应地，叙述语言的雅与俗、韵文数目的多与寡、说话人口气的强与弱、人物描写的现实与夸饰，都有了种种变化；更重要的是，历史、传奇、神魔因素在小说中所占的比重也因此发生了变化，最终影响了小说对乱世的表现。熊大木等人在仓促中模仿《三国》、《水浒》来编撰历史演义，并标举“按鉴演义、益以小说”，实际上在具体文字上强化了这一差异。当然，这并不是说熊大木诸书分别以《三国》、《水浒》为典范形成了两大类型，而是说大致形成一种由历史向传奇逐渐倾斜的趋势——这一变化在取材上是由史书逐渐向小说倾斜，在意蕴上则是由《三国》式逐渐向《水浒》式倾斜。
这种变化趋势，可表示如下：唐传——大宋——列国——英武——南宋——北宋——西汉——东汉（注：《列国志传》与《英武传》实际编撰时间可能较早，但刊行时间却比较晚。）
一、从“按鉴演义”到“益以小说”
熊大木等人在编撰小说时，以“按鉴演义、益以小说”为原则，不过，在具体操作上，是以演义为主，还是以小说为主，却有一定差异。从整体上来看，从《大宋》到《东汉》，这些小说的编撰存在着一个从“按鉴演义”到“益以小说”的变迁。
熊大木在《大宋中兴演义序》中，曾这样来描述自己是如何开始编撰小说的：“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于是不吝臆见，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同异者，两存之，以备参考。”
可见，熊大木在一开始是把《大宋演义》当作通俗历史来写的，小说的情节框架与《资治通鉴》基本一致，有一些几乎就是从通鉴中抄录下来、略加修改而成的。
在这部小说中，不时插入“按通鉴”、“按”、“论曰”等字样，对正文加以诠释或评论。有的是在正文旁边，用小字注的方式；有的字体大小与正文相似，但从语气的生硬来看，仍然属于旁注性质，不过混入了正文中而已。这一类文字可能是最初编撰时就具备的，但也可能是书商刊刻时加入的。这些文字后来可能以两种方式发展，一是进入正文，即成为正文中的解释与评论性文字，有着鲜明的叙述人语气；一是形成初兴期的评点，这一类评点并不批评文字，而只批评历史事实。从这种写作方法来看，编撰者的确是为通俗教育这一目的而写作的；当然，评点史事有时也难免是出于读书人的习惯。
从小说的章节裁分来看，熊大木很可能一开始是写成一部通俗历史长编，后来才划分章节。因为小说中很少插入韵语，章节与章节之间也几乎没有说话人的套语，而且节与节的划分非常随意。例如，卷二第一则最后一句说道：“纲即出札子奏陈，且听下回分解。”可是下一则“李纲力劾张邦昌”，一开始却没有任何过渡性话语，一上来就列出李纲奏折的条目，一是什么、二是什么，等等。卷三胡寅前后共献七策，这七策也是被分成两半，前二策搁置在第五则，而后五策搁置在第六则；上一则无卷末语，下一则也无卷首语，而是直接列举出胡寅第三策的内容来。
在编撰第一部小说时，熊大木更多地取材于史书，或者说主要以史笔来叙述，但到了小说的结尾部分，有关岳飞之死及阴魂不散、东窗事发诸事，却禁不住“取小说中语以实之”。这一部分开始插入了较多的诗词及说话人套语，故事也叙述得比较酣畅。但是，这些说话人格局究竟是在民间说话中就有的呢？还是后人（原有小说编撰者或熊大木）增饰的？今天却很难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来。不过，从文字上来看，这部分故事写得非常有意境，绝对不是纯粹的说话笔墨，尤其是小说的结尾，胡迪被邀请到阎罗殿上，判理岳飞、秦桧一案，熊氏是这样来结束全文的：
及（生）辞诸公而出，行十余里，天色渐明，朱衣指谓王曰：日出处即汝家也。生挽二吏衣，延归谢之。二吏坚辞不允。再三挽留，不觉失手而释，即展臂而寤，时漏下五鼓矣。
一部通俗小说，却收结得如此简洁，颇有文言小说的意境。冯梦龙《古今小说》收有《游酆都胡母迪吟诗》一种，写的也是胡生阴中判秦桧、岳飞一案。这部（拟）话本在结尾也有“生辞出”一段，文字也与《大宋》相似，但风格气韵却远不如《大宋》雅洁，而且后面还添上一段，续写胡生一生的结果，最后以诗结束。由此看来，熊大木即使在采摭小说时，也显示了更多的文人意趣。
一部《大宋演义》，岳飞的生前与死后，分别取材于说话与史书，尽管分开来看，各自的文笔都还可以，但从整体来看，两者的结合却显得有些生硬。当熊大木接下来再编撰《唐书志传》时，笔墨却圆熟多了。小说整体上都采取了史书笔法。郑振铎就曾这样叙述他对《唐传》的印象：“《唐传演义》写得事迹过多，时间过长，所以常不免多记述而少描写，很像历史的翻本，而不十分的像所谓历史小说，这是其不及《三国》处。”（注：郑振铎：《宋元明小说的演进》，《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藉出版社，1984年。）史书与小说在写法上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场景概述多，而细节描摹少。《唐传》的确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唐传》对史书中关于唐代开国的记载却改动了不少，可能不少故事都取材于说话，或者是熊大木自己的编撰；随着情节的变化，小说的意蕴在不知不觉中也起了变化。一些章节虽然有明显模仿《三国》的痕迹，但文字却更为简洁雅驯，即更接近于史书语言。总之，《唐传》的故事更多地趋于小说化，但却是以一种历史的笔法将小说与史书比较自然地糅合在一起；因此，从整体上来看，《唐传》较《大宋》反倒更接近《三国》，这也许是郑氏仍然认为《唐传》与《三国》风格基本一致的原因罢。
熊大木在编撰《大宋》、《唐传》时，有关英雄的出身传记往往用注释补出。成书于嘉靖年间、刊行于万历十九年的《英武传》，一开始也采取了这一写法。例如，明太祖的出身，主要是用“按《西樵野记》、《金献汇言》……”的方式写出，后面又有小字为注。刘基的出身也是这样补注出的。与《大宋》、《唐传》相比，《英武传》杂凑各种传记的痕迹更加明显。（这一点在万历后期的《英烈传》中就作了改动，后者同样是按照《天潢玉牒》、《琅琊漫抄》、《龙兴慈记》、《纪梦》、《剪胜野闻》等来写朱元璋出身，却已经将各种材料融成一片。）但《英武传》的文字，却不纯是《三国》似的演义笔墨，而颇有几分《水浒》的神韵。例如，卷三第六节诱救杨茂家属一事，与《水浒》中诱徐宁等故事风格相似。这一点可能和历史本身有关，因为朱元璋及其义军本来就起自于民间，他们种种的设谋定计、拔寨攻城，多带有“水浒”豪杰的行事作风。
作于嘉、隆年间的《列国志传》，就目前所见的版本来看，取材比较广泛，“大率以左传、史记为底本，而又采国语、国策、管、晏诸子、吴越春秋等书以补之”，（注：钱静方：《小说丛考》之“列国志考”，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同时又收入了不少宋元说话和戏曲故事，如元话本《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已佚《七国春秋前集》等都可能被参考过，但编撰者自行编撰的痕迹已比较明显。当然，这些自行编撰的情节常常可以看到《三国》的痕迹，例如，“管夷吾气死斗伯比”模仿“诸葛亮骂死王朗”，“郤谷遗计斩舟之侨”模仿“武侯遗计斩魏延”，“晋先轸三气子玉”模仿“诸葛亮三气周瑜”。《列国》以《三国》为典范，小说与史书的融合基本上还是比较自然的，虽然文字不如《三国》，但一些地方在书写英雄角逐时，还是写得虎虎有生气；另一些章节也逐渐沉淀出一种较为深邃的抒情意境来，如晋公子重耳出亡一段。
到刊行于万历初年的《南北宋志传》，传奇笔墨就越来越多了。这些传奇故事主要取自于民间，相应的，魔怪化的痕迹也比较浓厚。《南宋志传》中，赵匡胤未登基（发迹）前，纵酒好色、使气任性、以至屡屡滋生事端，这一形象与《水浒》前半部写穿梭于市井间的梁山英雄很相似，应该属于宋元“小说”的笔墨；所用语言也与万历二十年简本的《水浒》的语言比较相似，是一种较粗陋的白话语体。至于其他部分，不少可能采自于五代史平话，所用语言基本上是文白相杂的语体，大约介于《大宋》、《唐传》的雅驯与《全汉志传》的粗陋之间。
《北宋志传》应该是除《水浒》以外最为典型的一部英雄传奇作品。整部书只是为呼延赞列一小传、为杨家将列一大传，因此，小说的人物、情节、以及整体结构——主体人物由与宋对峙到降宋再到边廷立功——等都与《水浒》相似。小说的语言及其说话人格局也与简本《水浒》近似。
《全汉志传》用大量的笔墨书写了两汉开国的故事，这两部分都主要取材于民间说话，属于传奇的笔法，不过，西汉部分与东汉部分在具体写法上仍有较大差异。《西汉》在写开国故事时，只是用一种粗陋的文言将说话中的题材概括出来。例如，项羽的故事可能是一部非常生动的传奇，从少年时的举鼎，收服山寇余英，兼并季布、钟离昧，收服剪径贼英布，遇范增……这么多情节，可是在小说中所费文字不过数百字。语言风格整体上与“讲史”平话比较相似，“且看下回分解”一类的说书人套语还比较少。但个别章节却显现出宋元“小说”的风格来，有着明显的说话人口气，插入了诗赞，偶见骈文，语言虽然也粗陋，却以白话为主。如虞姬会项羽一节：
（虞太公）当时，叫出女子名唤虞姬者。籍见此女貌姿美色，唇红齿白，柳眉杏脸，千般袅娜，万般体态。当夜万种风流，有诗为证：
天配姻缘今日会，新降子弟尽皈依。万载千年誉项羽，三贞九烈说虞姬。
还有戚姬、薄姬、朱姬的出场，都是这样的纯宋元小说风格。（注：《全汉志传》到万历三十三年黄化宇校本就已经有了变化，语言变得更为雅驯，不再用话本语气来描写人物外貌。）
《东汉》开国故事的传奇性已经初具规模，语言虽然粗陋，但风格已比较统一，韵语出现较多，各卷各则首尾也大都出现了说书人套语或诗词。小说以二十八星宿下凡来写刘秀君臣的遇合，整体框架与《水浒》相似。其中严子陵既是吴用、诸葛亮一流的谋士，又是姜子牙、公孙胜一流的术士，还是僧道一流的预言者。他的每一次出场都标志着刘秀事业的一个转折。可以说，编撰者在设计严子陵这一人物时，已基本上有一定的结构意识。一些人物与场面，如刘秀长安闹事，岑超、马武校场比试等市井文字，写得很有几分生气。小说的民间气息，还主要在于它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神奇的战争，也就是说，《东汉志传》的开国故事，更象后半部的《水浒传》，说神说鬼、布阵斗法，显得比较荒诞离奇。
与其他小说不同的是，在写完开国故事后，这两部书都没有就此辍笔，而是继续敷衍后来的各朝故事。不过，编撰者对后来的故事好像兴趣又不大，只是以简略的笔墨抄录了一些史书情节，便匆匆结尾了。这样，两部小说在结构上显得极不匀称。《西汉志传》凡六卷六十一则，从第一卷第一则“公孙乾遇不韦”到第三卷第十一则“高皓羽翼太子”，共三十一则，写西汉开国故事，重心又集中于韩信之死；第三卷末到卷终，共三十则，写吕后以下诸朝的历史，至孝平帝即位为止。《东汉》接着就从平帝登基、王莽篡位写起，从卷一第一则到卷五第八则，共四十六则，集中写刘秀开国故事；此后十一则，匆匆写完了东汉历朝的事迹。小说结束于孝灵帝即位，末道：“且看后士（事）如何，看下回便见。”从这一结尾来看，小说似乎并没有写完。
由此可见，《全汉志传》的编撰者标榜为全汉作传，可能最初也是想写一部历史；然而，他同时又对两汉英雄在民间的传奇有着浓厚的兴趣，结果却在仓促中拼凑了一些说话与通俗历史故事。
从以上来看，《大宋》与《唐传》两书主要是以历史笔法融小说与历史为一体；从编撰方式来看，它们比《三国演义》还接近于史书。《英武》、《列国》两书，一个以《水浒》为张本、一个以《三国》为典范；一个以历史写传奇、一个以传奇写历史。这四部书，在以不同笔法融汇小说与历史时，已出现了某种个人润饰的成分，这一个人润饰主要是指脱离原有材料，而以模仿来编撰新情节。到《南宋》、《北宋》，小说编撰者以传奇笔法融小说与历史为一体，在采摭民间传奇题材时已不再遮遮掩掩。《西汉》与《东汉》的笔法，或近于宋元间小说、或近宋元间讲史，传奇笔墨已经比较突出，神魔气息也比较浓厚，但是这两部开国传奇都比较简陋，在融汇各种材料时，还显得比较生硬。这些小说从总体上来说，已开始由历史向传奇倾斜。
总之，关于书商小说系列的编撰，可以说存在着一个由“按鉴演义”到“益以小说”的变迁；但这不仅仅是指由取材史书到取材说话的变迁，更主要指由史书笔法到传奇笔法的变迁，其中，对史书与说话是相对生硬的拼凑，还是比较自然地融汇，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一编撰方式的变迁，直接影响了小说意蕴的表达。
二、从“庶民教育”到“梓者纷纷”
为什么书商小说系列的编撰会出现由“按鉴演义”到“益以小说”的变迁呢？这与书商编撰小说的目的有关。在嘉靖元年到万历二十年间，书商有两种身份，一种是侧重于书商之“书”，是读书人；另一种侧重于书商之“商”，是出版商。这样，围绕着以庶民为主体的市场，他们之所以纷纷投入小说的编撰与刊行，也有两个目的，一是庶民教育，二是争夺利润。其中，假借小说以推广庶民教育，更侧重于向庶民传播历史知识，让庶民了解历史之真义。这时，以小说来鼓吹传统伦理道德还不是主流，因而，在重撰历史时，书商由于读书人的习气，也多少融入了个人对历史的见解，也就是说，他们也有假小说以发愤的意思；因此，这时期小说的编撰，一开始侧重于“庶民教育”，到后来才逐渐突出对利润的追求。从“庶民教育”到“梓者纷纷”，这一编撰目的重心的变迁，直接影响了小说编撰方式的变迁，也最终影响了小说意蕴的变化。
当《唐传》与《大宋》更多地取材于史鉴时，或者更多地采用史书笔法时，这两部小说即使与《三国演义》之间，在整体结构上也很少有相似的地方。在这两部书中，英雄史诗的痕迹主要以淡化的形式出现，或者一、两笔带过，或者以某种变异的方式存在，天命思想比较淡，主要以谶纬的形式出现，市民的欲望表现得也不明显。但小说突出了乱世争雄的叛逆内涵，强调如何以一种理性的姿态来角逐功名。因此，在这两部书中，基本上把握到了天人相争与君臣矛盾的悲剧意蕴。《唐传》与《大宋》在初兴期书商类“演义”中是非常突出的两部作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熊大木作为“博洽士”，以小说教化民众、重新反思历史的一面来。从《列国》以后，小说更多地取材于说话。在一部书中，一般说话气息比较浓的情节，主要与乱世英雄的出身传奇有关，或者与乱世英雄的悲剧命运有关，保留了更多英雄史诗的母题。相应地，小说与小说之间相似的痕迹也更加明显，市民的欲望越来越突出，天命意识与神怪气息也越来越浓厚。同时，当小说在向宋元小说取材时，偶尔也点缀出几分勾栏瓦舍的市井风情来，如《南宋》。不过，尽管小说开始向传奇倾斜，但关于乱世传奇的意蕴，在《东西汉》中只是以十分粗陋的形式存在着，在《南北宋》中也只是初具规模。只有《英武传》与《列国志传》这两部书分别从整体上模仿《水浒》与《三国》，从不同的角度有意识地突出了乱世传奇的寓意。
有意味的是，这八部书中，《唐传》与《大宋》、《南宋》与《北宋》、《东汉》与《西汉》都是两两相对，后者是《水浒》精神的延续，主要书写的是君臣矛盾的悲剧，前者则是《三国》精神的延续，主要书写的是天人之争的矛盾。《列国》与《英武传》则混合了两种悲剧。不过，书商小说系列在书写功业有成却英雄己逝的悲哀时，却流露了更多对开国一统、边廷立功的向往与歌颂。
例如，《唐传志传》这部小说，虽然采取了史书的文字和史书的笔法，却违背了史书的精神，从意蕴来看，它更重视的是通俗传统。那么，它在通俗传统的影响下，究竟篡改了史书的什么精神，又是如何纂改的呢？举一个例子，关于唐太宗出征朝鲜一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都采取了保留的态度：一方面肯定了唐太宗一统天下的雄才伟略；另一方面，也认为唐太宗用兵太过，以至于劳民伤财，太宗本人也未免有好大喜功之嫌。这两种评价虽有参差，但基本上都体现了儒家积极入世、以民为本的理性精神。可是，在《唐传》中，小说一方面夸张地描述了大唐帝国远征高丽是如何“屡战屡捷，屡攻屡破，披对之余，令人神王”，（注：《新刊徐文长先生批评隋唐演义》第90节回末总批，该节即《唐传》第82节。）将士们又是如何纷纷卷入了对功名的追逐，“子侄随陛下者，皆愿图立功于当时，垂名于后世，何所虑耶”（77节）；另一方面，却在字里行间，以对家庭、对故乡的留恋表达了对乱世功名的厌倦和对太平的向往，又以韵文中的兴亡感叹最终消解了这一煌煌胜绩。一边是极力的歌颂，一边却是无尽的悲凉，产生了极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在《英武传》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它在叙述英雄的死亡时，充满了一种大丈夫马革裹尸的豪气，从而与《水浒》诸书的一味悲凉迥然有别；可是小说的回首诗，却几乎有三分之二都浸染着一种历史的空幻感，这一空幻感为正文中的英雄豪气注入了强烈的反讽意味。
这种反差的形成，很可能是由书商拼凑素材造成的。书商受时代的影响，对乱世传奇也存在着种种矛盾的心理，但在仓促中却未能将这些矛盾更好地融汇在一起，他们往往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原有的材料作极简单的联缀与辑补便推出市场，即使如熊大木也不例外，他在嘉靖三十一年推出《大宋中兴演义》后，次年又迅速推出《唐传志传》。这样的一种操作方式，无疑使小说质量整体下降。另外，由于书商越到后来越以一种商业化的眼光看待小说，热衷于刊行小说所带来的利润，致使他们在取材上也更多地侧重于民间说话，编撰过程因而也更为草率。
这一变化更可能与余象斗进入小说领域有关。关于余象斗在这时期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他刊刻的《列国志传》说起。在小说的封面上有题记云：“《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惟板一副，重刊数次，其版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断，以便海内君子一览。买者需认准双峰堂牌记。”余象斗在序中又道：“不彀深以为惴，于是旁搜列国之事实，载阅诸家之笔记，条之以理，演之以文，编之以序。”可见，余象斗在余邵鱼之后，对《列国志传》作了一次较大的修订。在小说的其他卷次中，各卷首都题为“余邵鱼编集”，而在余象斗的名号后署的却是“评林”、“校评”、“评梓”等字样。这样看来，余象斗首先是把自己放在评点位置上的，在重刊《列国志传》时，他主要加了一些自己的评语。这是一。卷一“子牙收服崇候虎”、“子牙收服洛阳城”及卷三“鱼村妇秉义全社稷”等都杂有余象斗的诗评，从这几回来看，留下余氏痕迹的恰恰都是一些来自于小说、民间色彩更为浓厚的故事，也就是说，可能余象斗增添了一些这一类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并不都是有关英雄传奇的，如“鱼村妇”一事。这是二。《列国志传》共八卷，“六卷以上演《左氏春秋》传记之义，其事则说五霸；七卷以下因吕氏（祖谦）《史记详节》之样校，其事则说七雄。”（注：第七卷卷首《叙列国志传》。）卷七、卷八以简略的笔墨概括七雄事迹，结尾显得十分匆忙，不过是对史书的一种抄录。同时，又间入吕不韦事、孙膑事，这两件事情无论就情节与语言来说，都走向了一种平话化，并附入了较多的静轩、丽泉诗。后二卷取材于通俗史书，所写七雄的故事与前六卷取材于先秦典籍的五霸故事比较起来，所谓群雄角逐的乱世气象写得要苍白得多。后二卷可能也更多地来自于余象斗的改笔。（注：徐朔方认为：“从种种迹象看来，后二卷出自余象斗的改笔明显地较前七卷为多。”见徐朔方《中国古代个人编撰的长篇小说的兴起》，《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刘修业则由此推测余氏编此书是分工合作的，前后部分由不同的人编撰。参见刘修业《坊刊本〈列国志传〉》，收入《古典小说戏曲丛考》，作家出版社，1958年。）这是三。从这三点来推测，当余象斗加入小说的编撰时，他的编撰原则与熊大木、余邵鱼已经有了区别。引入民间传说，添加所谓的评点，以简单粗陋的笔墨概述通俗历史故事，将乱世传奇扩充至全史、全传……这都体现出余氏作为书“商”，以追求利润为主的一面，从而导致小说通俗化、商业化，乱世传奇的意蕴也就进一步淡化了。
嘉靖元年到万历二十年间，由于特殊的思想环境，熊大木等人还保留了一种读书人的习气，他们首先以“庶民教育”为己任，所撰小说尚保留了一定乱世传奇的意蕴；然而，作为书坊中人，他们在编撰小说时不可能不考虑利润的因素，小说的通俗化与商业化也便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从《三国》到《水浒》，从历史向传奇倾斜，意味着写实主义笔墨的增加，作为个体的人日益突出；然而，在书商系列小说中，却在小说人物逐渐贴近世俗的同时，返回了民间传说的粗陋笔墨，作为个体的人及其与环境的冲突反而模糊了。总之，书商的编撰目的与编撰方式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力量，它逐步消解了乱世传奇的悲剧意味。这一消解方式随着余象斗在书商界地位的日渐上升而更加突出，这也成为小说史上万历二十年后最突出的一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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