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回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流经济学把经济转型当作一个仅靠宏观经济变量分析就能解决的技术程序，这种简单化和理想化的思路是无法面对经济转型这类复杂问题的，这一点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演变就很好反映出了人们目前对该问题的认识。
一、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
理论对转型研究的困惑
对经济转型的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渐流行开来，对转型和过渡经济方面最早开展系统研究的应该是在东欧和前苏联一些国家。由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赞助发行，1993年在苏格兰首版的《转型经济学》杂志算是主流经济学关于转型研究最早的一个阵地。当然，其他的主流经济学期刊如《美国经济评论》、《美国经济学家》、《比较经济学》、《经济问题》和《剑桥经济学》等也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刊登了一些关于转型方面的研究文章。另外，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如1996年的《从计划到市场》和1997年的《经济转型中的政府作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都对世界范围的转型问题给予了积极的研究和关注。这都充分说明，经济转型研究是近年来国外学者和主流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西方经济学派关于经济转型研究的主要观点和理论可以归为以下两种主要观点。一是占主流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转型观，该学派主要以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和弗莱堡学派等为代表，它们主张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希望能够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来促使经济体制的转型，该学派代表人物是萨克斯、墨非和弗里曼等人；第二种观点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转型观，该学派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干预才能有效运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其著作《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可以认为是其思想的代表。
从目前转型经济的研究进程来看，新古典自由主义转型观由于“休克疗法”的失败而正逐步受到人们的鄙弃。“休克疗法”式的激进转型方式的后果也让人对新古典自由主义转型观重新反思。正如科勒德克认为：“波兰的成功主要来自于从只有‘休克’而无疗法的所谓‘休克疗法’转向一种没有‘休克’的政策。”①针对有人认为在“休克疗法”的过程中，经济衰退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提，科勒德克给予了积极的回击，“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对将来的某种‘投资’，而只是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②罗兰也认为，向市场体制的转型是一个有机的、互相联系的演进过程，它的演进是受演化惯性和路径依赖影响的，任何超越自然规律的“拔苗助长”式的激进过渡和主观构思的“美好蓝图”式的理性设计都是无法取得良好效果的。
从转型经济研究的进展来看，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对新古典自由主义转型观提出了批评，如斯蒂格利茨就对新古典自由主义转型观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由于新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对发展中转型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认识严重失误，且把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于狭隘的工具上，这是导致“华盛顿共识”失效的主要原因。斯蒂格利茨还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的概念，他在一系列重要论著与演讲中批评不顾社会不满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号召超越“华盛顿共识”走向“后华盛顿共识”。虽然“后华盛顿共识”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全面批评，也给出了转型国家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忠告。但处于发展中的转型国家如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后华盛顿共识”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
从目前来看，西方主流学者对转型经济的研究仍没有形成一个普遍认同和逻辑一致的研究范式和结论，如罗兰总结到：“政策建议无论多么详尽，都不是可能在真空中做出的。”③所以，转型经济研究必须以经济转型实际过程研究作为研究起点。罗兰认为，通过对经济转型中的政府作用、转型起点和转型方式的研究对更深入地认识转型非常有益。他还分析到，过去主流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经济转型看成是可以用宏观经济变量来衡量的技术性增长过程，这是有问题的。罗兰明确提出，现在主流经济学关于转型经济的研究从经济转型的进程来看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在《转型与经济学》序言中强调指出，“或许制度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和结论更具价值”。④
其实，经济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它是一场深度的经济体制变革，而不仅是一个仅靠宏观经济变量分析就能解决的技术程序。主流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经济转型问题仅从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着手是远远不够的，当然，从经济转型实际进程和转型结果来看，它也是不能胜任的。从目前来看，转型经济研究从仅重视纯经济因素的新古典逻辑演绎视角转向注重多因素、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是大势所趋。
二、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经济转型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政治经济学源远流长，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它以跨越经济、政治、历史与伦理的多重视角来看待经济发展和社会演变，它最早发展于重商学派（英国传统）和重农学派（法国传统），而在古典经济学阶段达到了其发展的高潮。政治经济学不仅考虑经济视角，而且还关注国家权力、社会制度和经济活动的关系。无论是沿着配第、斯密、李嘉图、凯尔恩斯和马尔萨斯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还是沿着法国杜尔哥、魁奈、西斯蒙第、萨伊的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政治经济学关注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视角和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规范一直都是其鲜明特色。
但自1870年后，传统政治经济学开始逐渐让位于实证经济学，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喜欢研究“循于逻辑演绎的纯经济学问题”，偏爱用“经济科学”和“经济学”来代替政治经济学。1875年英国学者麦克劳德终于提议改“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为“经济学”，并把它定义为“探讨支配可交换物品数量关系的规律的科学”。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第一部使用“经济学”作为标题的主要著作，当然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取代古典经济学的标志。自此以后，政治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家的视线中消失了。虽然经济学取代了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没有消失。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人还继续坚持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方法，因为他们认为，作为一门研究生产、交换与分配活动的科学不可能不涉及经济因素之外的问题，因此，经济学并不能取代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地位。
马克思经济学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他所有研究的出发点都可以归结在揭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内在机理方面。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与之相对应。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认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⑤在马克思看来，完整的社会制度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组成的。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社会制度演化的过程中，人们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和首要基础，这也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⑥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政治经济学在揭示和研究转型问题时，取得了很多有益的成绩和效果，如对经济转型中“摸着石头过河”式渐进改革的研究、对“双轨制”和“过渡经济”的研究、对“成本最小化改革”和“增益性改革”的研究、对“中国模式”的揭示和对转型效率、秩序和次序的研究等。另外，中国学者在斯蒂格利茨⑦首先提出要重视经济转型中的政府作用的基础上，根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对该问题做了更深入的探究，如周振华对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详细的论证，杨瑞龙、黄少安等人总结的中国渐进式转型模式等。
另外，很多学者也把对转型经济的研究作为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的一个线索。如南开大学的谷书堂教授就多次提出，中国经济理论研究迫切需要一本“转型经济学”(2004,2005)，而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也多次提出转型经济学研究是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突破点(2006)，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宇教授和南开大学的周冰教授也认为对中国过渡经济和转型经济的研究是中国理论经济学面临的前沿问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王振中教授、胡家勇教授也把转型研究作为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他们的视角都是把传统政治经济学和经济转型问题结合以求得研究的突破。
三、经济转型研究难题的政治经济学解答
从目前经济转型的研究来看，有三大问题仍然困扰着许多从事经济转型研究的学者和主流经济学家：一是宪政改革与经济转型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二是渐进转型与激进转型的选择与逻辑关系是什么？三是对“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理论解释？
这些问题都是经济转型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也是长期以来主流学者非常关注但却无法用主流的经济理论给出逻辑一致回答的研究难题，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做出科学的揭示和说明。
1.宪政改革与经济转型的内在逻辑关系。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三位教授共同撰写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是一篇研究宪政改革与经济转型内在关系的代表作。⑧在这篇论文中他们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革。只有完成了宪政转轨，才能顺利完成经济转型。科尔内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2000年冬季号的长篇论文《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变化意味着什么》中提出了“体制的特殊品性”⑨概念，认为只有社会制度（政治方面）变革成功才会实现和完成经济体制方面的转轨，否则经济转型不可能有好的结果。⑩他强调，“体制的特殊品性”是判定经济社会制度的标准，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会有不同的“体制的特殊品性”。
按照上述观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中国没有发生宪政变革。而从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来看，中国保持长达近30年的高速发展，已基本完成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并且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已得到了大多数国内外学者的认可，关于这一点，主流经济学家一直无法给出逻辑一致的回答。其实，这里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国家在宪法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是不是一定不会发生经济体制的转型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虽然一个国家的宪法秩序和经济体制有紧密的相关关系，但宪法秩序和经济体制之间并不存在如萨克斯教授等人提出的那种内在逻辑。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不同的经济体制是可以和不同的国家和政体，即可以和不同的宪法秩序相结合，如资本主义可以和市场体制相结合，也可以和某种程度的计划体制相结合（如印度的中央计划体制等）；而社会主义也是既可以搞计划体制（如目前的朝鲜、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搞市场体制（如中国和越南目前所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而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等新兴市场地区和国家在经济起飞和经济快速发展时，其国家和政体也不是西方学者所倡导的典型的政治民主和自由化市场体制相结合的理想范例，它们也不是先宪政改革后有快速的经济发展，而恰恰相反，他们正是在经济起飞的基础上才逐步开展和推行政治民主和宪政改革的步伐，他们和西方学者归纳的宪政改革与经济转型内在关系表现的正相反。
其实，一个国家的政体和宪法制度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那种认为只要宪法制度和政体没有变化，就不能达到经济体制的转型，也不可能保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是一种僵化的和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生产力发展观中，马克思清晰地表述和说明了在生产力发展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马克思也清晰表述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秩序。那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先改变与之不适应的生产关系，然后才会逐步变化到上层建筑方面。这也就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所强调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所以，经济转型是宪政改革的前提和基础，而并不是相反。许多国家发展和改革的历程和实践中也清晰表明了马克思的理论和学说是非常正确和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2.渐进转型与激进转型的选择与逻辑关系。在主流经济学对经济转型的研究中，转型国家采取激进策略还是渐进策略，哪个策略的优劣是他们长期争论的焦点。其实，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原计划体制内矛盾积累程度是导致不同国家采取不同转型方式的决定因素。
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中，激进式改革策略和渐进式改革策略是在不同的转型时机下，由于不同转型国家转型总成本的态势和变化趋势的差异而应采取的不同形式。二者由于是不同转型时机和阶段下采取的不同策略，所以，二者并没有可比性。总的来看，激进式策略是在转型时机已处于最后阶段，由于矛盾积累尖锐而延误成本又非常大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此时较为有利和可行的转型策略。当然，如果能抓住时机，在此阶段以前完全可以选择更为有利的渐进式转型策略。中国1986～1989年的平均增长率为8.7%，而俄罗斯、捷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平均增长率都不足3%，这也说明在这些国家原有制度的矛盾已到了激化的程度，而中国持续的高增长也说明了中国原有制度的矛盾不突出，也就没有采取相对激进转型策略的内在要求和必要。1989年随着波兰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商品短缺，通货膨胀严重，国内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之时，在西方市场国家利诱和鼓动下，波兰马上就采取了激进向市场体制转型的策略。此后，1991年，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也采取了激进的转型方法（这些国家在采取激进转型时经济增长已为负数，如捷克1990年经济增长率为－3.0%，保加利亚为－11.6%）。1992年俄罗斯也选择了休克疗法（俄罗斯1990年经济增长率为－2.0%，1991年为－9.0%）。这些国家之所以采取激进转型策略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国内矛盾激化，而改革的延误成本非常大，这个时候渐进改革带来的好处不足以补偿改革延误带来的社会弊端的增加，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国家采取相对激进的转型策略也是这个时候的一种选择。用实施转型发生时的转型总成本反映社会矛盾的积累程度和原有体制的不适应程度，转型发生时的总成本变化（即社会矛盾的积累程度）和转型强（深）度之间存在某种相关关系。一些学者和作者前期的研究也都验证了这一结论。(11)
3.对“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理论解读。中国的经济转型之路给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改革开放以来长达近30年的高速转型式增长不断吸引着主流经济学家的眼球，这么长时间内接近两位数的增长数字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在这些事实面前，主流经济学家也不得不对中国模式表示关注和认可。
2004年5月初，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兼中国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Jashua Cooper Ramo)的一篇“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提出当代经济发展的“北京共识”概念。论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是可效仿的成功榜样。此后，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正面肯定，就成了国际主流媒体的一个引人关注的动向。如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在2004年5月20日刊登的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英国《卫报》在2004年5月27日刊登题为《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而墨西哥《每日报》在2004年5月24日刊登的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更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斯蒂格利茨也在很多场合对“中国模式”大加赞可。2006年在中国举行的“中非论坛”则被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中国模式”走出国门的又一标志。
从对“中国模式”的怀疑到提出“北京共识”，西方主流学者肯定“中国模式”，并认为“中国模式”具有广泛借鉴意义的现实，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国走有自己特色路子是正确的。“中国模式”没有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指导，而是依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国的奇迹”。在试验中学习，在摸索中前进的中国转型之路看起来没有什么特色，也缺乏理论的支撑，但中国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哲学却是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唯物历史观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中国模式”的成功和“北京共识”被世人接受是不令人吃惊的。其实，中国的转型之路并不是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的，用马克思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可以很好说明中国的转型进程。
经济转型是为了经济增长，如果忽视了转型的增长取向而把关注点仅集中到狭隘的转型本身，那么必然会造成舍本逐末的结果，而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在转型问题上的所犯的错误正是如此。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演变就很好反映出了人们目前对经济转型的认识。“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模式，是寻求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不断持续推进的有效模式，当然，这种模式也是符合马克思“生产力发展观”的社会发展模式。
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转型说明了追求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是改革和转型的根本目的，改革的进程和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同步的，这绝不是巧合。其实，任何经济改革的原因都与经济因素有关，计划体制之所以向市场体制转型，其主要目标还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增长指标和更快的发展，这是说明了经济转型的目的还是为了释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相得益彰的成功模式就是因为协调好了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调整之间的内在关系，那种任意割裂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调整的做法必定是要失败的。那种不考虑生产力发展只关注生产关系调整的做法在转型进程中也是必定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经济转型的根本目标是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们的社会福利水平。任何为了转型而推动转型的想法，和任何不切合实际的拔苗助长的想法都是错误和有害的。科尔奈曾经经典地表述到：“转轨不是赛马，成功的主要标志不是谁最先冲过了终点线。”(12)政治经济学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角度给我们阐释了为什么中国这种增长式转型会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政治经济学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和解读，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其理论价值和深刻内涵。
四、结束语
经济研究既需要借助逻辑演绎的新古典研究范式，也需要遵循历史，兼顾社会、文化、政治、法律、伦理等方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这两者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可以互为补充。前者的分析方法适合分析静态和准静态的经济活动问题，而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更适合分析复杂的经济演化问题和动态的人类社会发展问题。
经济转型问题由于涉及的因素多，不确定性大，研究该类问题用简单的新古典逻辑演绎范式是不合适的，用兼顾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要合理和有效的多。
注释：
①②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84、129页。
③④G.Roland(2000),p.6.preface.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1～142、3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斯蒂格利茨认为，地方政府存在的理由首先是它比中央政府更加接近民众，也就是说比中央政府更加了解所管辖的民众的需求和效用。其次，一个国家内部地区的人有权对不同种类的公共服务进行不同的选择，而地方政府就是实现不同地区不同选择的机制。
⑧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0年4月号、5月号和6月号分三期连载。
⑨“体制的特殊品性”具体表现是指：(1)政治力量特征；(2)产权的分配特征；(3)协调机制特征；(4)经济行为者的典型特征；(5)经济运行特征。它们之间的顺序决定关系为(1)→(2)→(3)→(4)→(5)。
⑩参见J.Kornai(2000)。
(11)胡震 宋海荣 胡君旸：《过渡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176页。
(12)科尔奈：《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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