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训》疑伪新证五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疑伪新证五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6月15日，我应邀参加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召开的《保训》释读会。参加会议的大约有五十多位学者。根据主办者的介绍及实际与会人员的构成来看，这是一个比较内部的会议。会上演示了《保训》的图版，并散发了《文物》2009年第6期《保训》释文的复印本等。两个月前，清华简整理小组在《光明日报》“国学”版陆续发表了研究《保训》的一组文章，从这一组研究文章所提供的释文看，其中一些内容不免引发人们对它真实性的怀疑。因此我随后在《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了两篇质疑文章，而直到那时，《保训》篇的图版还没有公布。会议主人大度地邀请了我，或许希望我看到图版和释文后能有所“释疑”：《保训》是用古文字写的，古文字的隶定和释读有时有较大的弹性，假如有些关键字并非如研究者最初的释读而可以另作新读的话，那你所质疑的问题就被消解了。但看了《保训》图版后，发现我所质疑的问题大多还存在，特别是那支残简，比我预想的问题还要突出和严重。所以在当天的发言中，我特别指出，这支残简非常有可能是人为设计做残，而不是自然的残断。在会上发表此一看法的目的，仍然是希望通过讨论辨明真相，当时并没有打算撰写新的质疑文章。但会后发现学术界对我的立场和观点有所误解(即认为我看了《保训》图版后改变了原来的观点)，所以续写如下质疑新证，请大家批评。
一、《保训》残简是否人为设计做残
《文物》2009年第6期发表的《保训》释文如下：
1.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恐述保训，戊子自潰，已丑昧
2.[爽]，……(缺10字)……[王]若曰：发，朕疾适甚，恐不女及
3.训，昔前代(？)传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冬，女以箸(书)
4.受之。钦才，勿泾。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鬲茅，恐救中，自诣厥志，
5.不讳于庶万姓之多欲，厥又施于上下远迩，迺易立迩诣，测
6.阴阳之勿，咸川不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惟
7.允，翼翼不解，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於乎！祗之
8.才！昔微矵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亡害，廼追中于河。
9.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康，祗备不解，用受大命。於乎！发，敬才！
10.朕闻兹不旧，命未有所次，今女祗备毋解，其有所由矣。不
11.及尔身受大命，敬才！勿泾。日不足，惟宿不详。
《保训》共有11支简，除1支残简外，其余10支简都很完整。残简所存部分为第2支简下半段。李学勤先生在6月15日的《保训》释读会上特别介绍说，这支残简的残断处是“旧茬”；其上半段在两千多支简中遍寻无获。那这上半段简是在什么时候残失，又是怎样残失的呢？笔者观察了图版，此残简不是全篇的首简或末简，其折断处也不在两边编绳处，而在整支简的中间。愚见以为，这种情况在全篇有编绳联结时通常是不会发生的。而既是“旧茬”，当然也不是现代盗掘者操作不当弄残的。总而言之，这种竹简残断方式及其原因，目前还是一个“谜”。
据释读者估计，第2支简残失处约缺12字。因为第1简末有“己丑昧”三字，故第2简残失处可补出第一字“爽”，第2简现存下半段头两字为“若曰”，故第2简残失处可补出末字“王”。凡读古书较多的人都不会对这样的补字持有异议。而这样一补，第1支简末句文义变得完整，第2支简现存下半段首句的文义也变得完整。而换到其他支简便不会轻易补出残失处的前后两字，也不会如此轻易地补足文义。第2简残失处前后补出两字后，中间尚缺10字，如果残失的上半段确曾有过，应是文王对太子发说话前的背景交代。因为这样的内容无足轻重，所以缺了就像没缺一样，全篇文义仍非常完整。若换了其他支简前半段残失12字，文义都不会像现在这样完整，甚至影响到对全篇文义的理解。为此我们设计了一个简便的理论分析模型，模型的原理是这样的：假定残失的不是第2支简的上半段12字，残失的是其他支简的上半段12字，我们可以看到那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现逐一分析：
一、如第1简缺前半段“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12字(其中“五十”二字为合文)，便少了故事的时间要素、人物要素和事件发生的原因要素。
二、如第3简缺前半段“训，昔前代(？)传保，必受之以詷。今”12字，便少了后面讲传“中”的前提和传“中”的共性理由，也就大大减少了舜“求中”、“得中”和微“矵中”、“追中”的意义。
三、如第4简缺前半段“受之。钦才，勿泾。昔舜旧作小人，亲”(其中“小人”二字为合文)12字，便不知文王所讲的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谁。
四、如第5简缺前半段“不讳于庶万姓之多欲，厥又施于”12字，便不会了解舜“求中”的全过程。
五、如第6简缺前半段“阴阳之勿，咸川不诰。舜既得中”12字，便不会了解舜“求中”的全过程，也不会知道舜有“得中”之事。
六、如第7简缺前半段“允，翼翼不解，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其中“翼翼”二字为重文)12字，便不知道舜因“得中”而受到帝尧的赏识，也不明这里的“用受厥绪”的实际意涵。
七、如第8简缺前半段“才！昔微矵中于河，以复有易，有”12字，便不知文王所讲的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谁，以及第二个故事的主要情节。
八、如第9简缺前半段“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康，祗”(其中“子孙”二字为合文)12字，便不知道上甲微“矵中”、“追中”的深远意义。
九、只有第10简与第11简缺其前半段12字，对全篇的主旨的理解似乎影响不大。但《保训》全篇现在的格局是自“王若曰”后，完完整整地保存了“周文王遗言”。若缺了第10简或第11简的前半段，“周文王遗言”都会变得残缺不完整。
经以上分析，在11支简中，只有缺第2支简的前半段，那《保训》的文义和主旨，或者说“周文王遗言”才是最完整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巧合”，《保训》残简是人为设计做残，还是自然残失？
二、从《保训》看文王对传说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
关于中国上古年代学，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于这一研究成果，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这很正常。这里，我不是对此研究成果做出学术评估，以我的学术素养也没有能力对它做出评估。我其实只是想根据上古年代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找出几个大致的时间参考坐标，可能它同其他史学著作所标的时间有所不同，甚至会差上几十年，或者我在此文中的推算方法如不甚讲究，只要年份相差无几，读者都不必过于认真。
第一个时间参考坐标，武王伐纣，“夏商周断代工程”定为公元前1046年。旧说这一年是武王十一年，由此前推十二年，为文王卒年，约公元前1058年。①
第二个时间参考坐标，汤灭夏，建立商朝，“夏商周断代工程”定为公元前1600年，由此前推汤六世祖上甲微，按每世30年粗略计算，约为公元前1780年。②
第三个时间参考坐标，“夏朝”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定为公元前2070年，第一位国君是禹，旧说舜在位有50年或61年诸说，今暂取50年之说，那舜作小民时约在公元前2120年之前。③
有了这三个时间参考坐标，我们再来看《保训》，周文王临终之年，约公元前1058年，他向太子发传述《保训》，讲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是舜的故事，这个故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120年之前，距周文王的时代大约一千一百多年，相当于我们今天讲唐末的故事。讲了些什么呢？讲舜曾长期做小民，因为“求中”、“得中”，“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即后来登了天子位。这里，我们不仅要问，周文王是历史学家吗？他讲一千多年前的舜的故事有什么文献凭据吗？周文王是小说家吗？为什么他对舜的心理活动刻画得如此细腻——“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而且还能“易位迩稽”，设身处地，就近考察，好像周文王曾亲眼看到过似的。由这样的描述手法，我们也不由得怀疑《保训》的真实性了。为什么？因为在先秦《书》类文献中，当某人叙述历史人物时，通常只叙述其言论行为，并不对其心理活动作刻画和描写。李学勤先生在《周文王遗言》中说《保训》“完全是《尚书》那种体裁”，从文字表面的“古朴性”看，似乎是这样的。但仔细一读便不同了。《保训》中的周文王竟然描述在他一千多年前的舜：能反省自己的内心追求(“自稽厥志”)，发现自己的许多欲求和大多数人是一样的(“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这种对传说中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致描写，便“完全”失掉了“《尚书》那种体裁”的特征了。
第二个是汤之六世祖上甲微的故事，上甲微并不是一个很出名的人物，关于他的故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780年左右，在周文王之前七百多年，相当于我们今天讲元朝初年的故事。看来周文王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学家”，在他那个时代就已发明“历史比较学”，他能从漫长的历史中找出两个传“中”的君王，把他们放到一起加以研究。并且也以小说家的笔触刻画“微志无忘”的情志活动！周文王作为一位历史上的伟大政治家，在临终之时，不对国家大事做必要安排和交代，而讲那谬悠无凭的上古故事。有这种可能吗？你能说这是历史实录吗？
三、由“帝”传“中”，还是由“中”而“帝”
《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是帝尧传位给舜的时候，对舜的一番告诫。按照《论语》的说法，“舜亦以命禹”，即帝舜传位给禹的时候，也讲了同样的告诫的话。分析其中的逻辑关系，是当帝尧或帝舜确定其接班人之后，才对其接班人做此一番“允执其中”的叮嘱。我们可以称此逻辑关系为由“帝”传“中”。
形式上，文王要传位给太子发，也在向太子发传“中”。但他所讲的具体内容，却表现为一种相反的逻辑关系，即它不是由“帝”传“中”，而是由“中”而“帝”。
在《保训》中周文王讲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讲长期做小民的舜由于“求中”、“得中”，最终“用受厥绪”，自己得了帝位。第二个故事讲上甲微由于“矵中”、“追中”，使他的后世子孙最终“用受大命”，得了帝位。
这个所谓的“周文王遗言”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得了“中”就可以最终得到天下！这个“中”可真是个宝贝。
从《保训》的迷思中跳出来，我们冷静理性地想一想，世间可真有“中”这样的宝贝——无论它是某种实物，或某种思想观念，或某种宗教象征物——得到它，便可以得到整个天下？不要说周文王未必有这样的“遗言”，即使有这样的“遗言”，那岂不是一种虚妄之言吗？其不合义理，是很明显的啊！
李学勤先生比较《保训》与《逸周书》的不同，指出：“从整篇内容来看，它(《保训》)又特别不像《逸周书》，《保训》是讲实际的事迹，一是尧舜的事，一是上甲微的事，而《逸周书》有关各篇基本上都是一套虚的议论。”(转引自6月29日《光明日报》“清华简《保训》座谈会纪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可谓先得我心。不过，我做了另外一种解读：《保训》所讲的舜和上甲微关于“中”的事，是否“实际的事迹”，很难证实，我们只能把它看作《保训》中周文王讲的“故事”(历史上的周文王未必真讲过这样的故事)。至于“《逸周书》有关各篇基本上都是一套虚的议论”，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理论”。现代造伪者要编造出三千年前有关“中”的理论，何其难也！于是避其难而就其易，把本该讲“理论”的文字换成了讲“故事”。于是这种“得了‘中’就可以得天下”的神奇“故事”就应运而生了。如果说，由“帝”传“中”的逻辑尚有其合理性的话，那由“中”而“帝”的逻辑就很难说有什么合理性了，充其量，这不过是现代造伪者自神其说罢了！我们之所以这样肯定，是因为这种由“中”而“帝”的思想，在先秦无论是官学或私学，乃至诸子百家都不曾有过；不仅在先秦不曾有过，就是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都不曾有过。
四、“日不足，惟宿不详”中“惟”字的使用
关于《保训》末句，《文物》2009年第6期发表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释读如下：“日不足，惟宿不详。”类似的表述在《逸周书》中也有。《逸周书·大开》文末：“戒后人其用汝谋，维宿不悉日不足。”《小开》文末：“后戒后戒，(维)宿不悉日不足。”对于“维宿不悉日不足”之句，后人有过许多解释，但并未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
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逸周书》至少有十篇有类似‘日不足’的文例”，这段时间，我反复琢磨《逸周书》此句的意思，现将一些思考提出来请大家指正。
第一，为什么《逸周书》中的《大开》和《小开》要将“维宿不悉日不足”作为最后一句，它有什么特殊含义？我以为，要理解此句，应联系前句一起看，前句中都特别强调“戒”字，则此句应是告诫叮嘱语。
第二，在传统文献中，“日不足”之句很常见，几乎成为成语，除《逸周书》关于“日不足”的文例外，《诗经·天保》：“降尔遐福，维日不足”，伪《古文尚书·泰誓中》：“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宿不悉”仅《逸周书》二见，“宿”字在《逸周书》中亦只六见，解释的空间相当有限。
经过各种综合的考虑，我认为，黄怀信等编《逸周书汇校集注》中所收丁宗洛的解释是稳妥可靠的。他说：“宿，夜也。二语犹曰日夜黾皇，常如不及也。”这就意是说：“维宿不悉，日不足”之句，“宿”(夜)对“日”而言，“悉”对“足”而言，翻译成现代语言，大概的意思是：为了既定目标(谋)而勤勉做事，夜恐不及，日恐不及。
在《逸周书·大开》中，这句话是“维宿不悉，日不足”，而《保训》写成“日不足，惟宿不详”。“详”与“悉”可以看作同义词。但问题的关键是：“维”(“惟”)字在这种并列句式(而非偏正句式)中是语首助词，如果调换句序，那也应该是“惟日不足，宿不详”，而不应该是“日不足，惟宿不详”。由此可见，现代造伪者误仿《逸周书·大开》等篇又暴露出一个破绽。
五、从文王、武王行事方式看《保训》之不可信
《保训》中记叙周文王遗言，两次讲到“受大命”，第一次讲成康(汤)“用受大命”。文王既然通晓虞舜和上甲微的故事，当然也知道成汤的故事。他应该知道成汤是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受大命”的。但《保训》含糊带过，只说“至于成康(汤)，祗备不解，用受大命”。文王第二次讲“受大命”是对太子发的期望，他似乎已经预见到太子发即位后不久就会成功取得帝位，所以不无遗憾地叹息“不及尔身受大命”。
文王关于“中”的告诫与自己的行事方式是不一致的。从现有史料看，文王自“受命”之年起，连年征战，伏胜《尚书大传》谓：“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尚书正义》卷九)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也说：“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
武王完全继承了文王这种行事作风，如果清华简《耆夜》是真简，那武王八年发动了伐耆的战争。三年之后又发动了灭商的战争。(清华简《保训》、《耆夜》两篇文献相互乖离，前讲文王传中，后讲武王伐耆。此亦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者。)
难道这连年的征战就是周文王所说的“中”，就是所谓“宝训”吗？我们知道，战争、革命皆属于政治的极端手段，如果这些都是“中和之道”，那还有什么不是“中和之道”呢？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如果我们相信《保训》的话，那会认为文王、武王都是传“中”的圣人，一生都是奉行“中和之道”的。但只要了解了他们的行事方式，就不会这样认为。以是，传统文献只歌颂汤、武的另一面，即“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革·彖传》)，而不讲他们如何之实行“中道”，所以传统文献中关于文王、武王的史料并无“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弊端。我以是知所谓《保训》必今之无知妄人附会“道统”而造伪，遗憾的是当今博学君子，置传世文献于不顾，而斤斤讨究于《保训》的“中”是什么，文王传“中”如何印证了韩愈、宋儒之“道统”说，岂非落入其伪作窠臼不能自拔吗？
注释：
①如据《古本竹书纪年》，推算武王伐纣之年为公元前1027年，由此前推12年，为文王卒年，为公元前1039年。
②如据《古本竹书纪年》，推算商始年为公元前1523年，由此前推汤六世祖上甲微，按每世30年粗略计算，约为公元前1703年。
③如据《古本竹书纪年》，推算夏朝始年为公元前1994年。《古本竹书纪年》不云舜在位年。旧说舜在位有50年或61年诸说。那舜作小民时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再往前遡数十年。
标签：周文王论文; 逸周书论文; 公元前2000年论文; 光明日报论文; 文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