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传统文学中的鬼灵复仇传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黑格尔在谈及远古英雄时代艺术美理想时，曾指出这一时代易于有个性的自由表现，一些有着特殊意志、杰出性格及作用的人，“正义的事就最足以见出他们的本性的决定”；也许是由于正义观念同复仇的切近相关，他又接着谈起惩罚与报复（即私自复仇）的区分，前者以普通的标准（法）来执行，而后者——“至于报复，它本身也可以有理由辩护，但是它要根据报复者的主体性，报复者对发生的事件感到切身利害关系，根据他自己在思想感情上所了解的正义，向犯罪者的不义行为进行报复，……”①这段论述对我们的课题颇有借鉴意义。无疑，原始心态持久绵延、血缘伦理浓郁的传统中国，有关魂灵复仇传说中的主体——复仇鬼灵，也是以个体的道德和正义行为，确证了自身的本性与价值，只不过后世类似传闻常常受到宗法制度与礼教的浸染。
复仇的核心组成成份是正义性，正义与公理相联系，这种公理并非“法”，却为人们沿用与认同。主持公理的天神上帝介入人世仇怨，使受害者一方在非现实世界里找到了人世无法伸张的正义，复仇才有基础与前提。广为流传的杜伯冤魂向周宣王复仇，就强调了行为的正义性。宣王妾欲通王臣杜伯，遭拒而诬之。杜伯被害后显形称冤，宣王又杀了帮凶司工锜；显形问罪，宣王又杀了出此计的祝，于是：
后三年，游于囿田，从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司工锜为左，祝为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执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②
所杀非罪的宣王深恐死者索命，一再为自己寻出替身来开脱，但横死者一旦化厉，在正义大旗下彼此间昔日的仇怨就不去计较，而联手对付不义之君。这真可谓孟子说过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③在君主专制未确立，国家施法主义未施行时，这种带有原如共产主义的平等观念是深入人心的。晏子即曾谏齐景公：“今君临民若寇仇，见善若避热，乱政而危贤，必逆于众，而诛虐于下，恐及于身。”④如果君主用行动将自己推到一个非正义的位置上，也会遭到臣民们正义的报复，自食恶果。这种议论若没有六国弑君的大量史实，是不敢对君主当面直言的。
从人类学的角度，拉法格曾指出正义思想的起源是报复的渴望和平等的感情。原始人“规定平分食物和财富的平等的本能创造了同等报复”。⑤这种报复起初是要防止流血复仇的毁灭性后果，后来则表现为“同态复仇”。对此，有名的《汉穆拉比法典》和《摩奴法典》中有较为具体的规定。如古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汉穆拉比法典》第196-197条规定，实行同态复仇法：“如果一个伤了贵族的眼睛，还伤其眼；如果一个人折了贵族的手足，还折其手足。”由于正义、平等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人们逐渐习惯了不是向氏族或全家复仇，而且这复仇限于严格的报复——以打击还打击，以死还死。”⑥从上面所举的杜伯等人的复仇事例看，即带有讲求公正报复的。尤其是杜伯与司工锜，他们被杀死后，都将复仇对象仅限于真正杀人元凶周宣王，而不去计较协从帮凶之罪。《墨子·明鬼下》还记载了燕简王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庄子仪乘其到祖泽祭祀时，半路上“苛朱杖而去之，殪之车上。当是时，燕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诸侯传而语之曰：‘凡杀不辜，其得不祥，鬼神之诛，若比憯（惨）速。’……”⑦从这类鬼灵复仇故事所展示的心理内容看，大概罕有比滥诛无辜、枉害人命更能证实某人的非正义了，鬼神诛伐不义，既速且验，给予时人的震撼如此之大，其原形辐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在先秦时代传颂的鬼灵复仇故事中，尚鲜有后世那样复仇扩大化的倾向。那种为泄愤平怨不惜广为株连亲友仆婢的现象是难以见到的。这多半是由于正义思想尚较纯粹，以及避免更大规模血族仇杀的抑制力之超现实折光。就连孟子的感慨，也可以作为当时复仇逻辑中对等性质及正义性的一个佐证：
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也，一间耳。⑧
杀害他人所得到的报复居然是这样沉重，其结果就仿佛是在杀自己的父兄。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这里不是说杀人遭报是自己害自己，而是强调亲族所受的连累，从中可见“族”的地位之一斑。在富有理性精神的黑格尔那里，谈及原始人报复，则表述为这复仇是侵犯者自己要求的，即报复者由于实行了报复，便“从为恢复自我而摧毁别人［报复］变成别人的自我摧毁［惩罚］了。”⑨一个是强调亲族受累，一个是申明自讨苦吃，中西方哲人对复仇后果表述上视点差异，也是文化上的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决定的。虽然报复是严格的，却不是毫无节制的滥用。当然，象赵襄子杀了仇人智伯后，“断其头以为觞”，⑩做得的确有些过分，但这除了家族间势力倾轧，亦为报复当年的灌酒之辱，仍可以看出同态复仇、公正报复的用意。
复仇的正义性，积极偿还的对等性质，孳生而又不断延续着复仇的道德伦理倾向及应然性企盼。鬼魂作为较低级的神欲进行复仇，实质上是借用了真正的神——高级的鬼灵那种超现实的能力，由于遭受冤抑不平而横死，鬼魂才具备这种并非所有死者之魂都具备的能力，这种能力又派生出许多可以随意增附的神秘力量。因而复仇鬼灵不是个别性的，其作为一个强大的冥世系统的分子，行使复仇使命所动用的是阴诛的系统功能，即使个别的冤厉一时达不到复仇的目的，或求助阳世力量，最终也能靠其正义的动机及系统的整体功能而取胜。
鬼灵复仇的方式，总体上体现了一种超时空的特征，具体可大略分为三种：
一是直接显形索命，如杜伯冤厉射杀宣王，又《述异记》载姚苌杀害苻坚后，“夜梦坚将天帝使者，勒兵驰入苌营，以矛刺苌，正中其阴。苌惊觉，阴肿痛，明日遂死。”《北梦琐言》载杨收被谮害后“乘白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马。谓之曰：今上帝许我仇杀杨玄价（仇人），我射中之，必死也。俄而杨中尉暴得疾死”。(11)这就好比杜伯冤魂复仇的翻版。这类故事渲染鬼灵的威力，也时或刻划其复仇智慧。这里举一则较少为人注意的鬼灵化装复仇的故事：唐华阳李尉因妻貌美被节度使张某借机深文周纳，刑后死于流放途中，霸占其妻后宠爱非常，但李尉妻和张某时常受到鬼灵的骚扰，李妻岁余卒，张在病中见李妻显灵，为报其恩宠，李妻戒告他不要降阶下堂，以免被已诉上帝的李尉魂厉索命，但是“一日黄昏时，堂下东厢有丛竹，张见一红衫子袖，于竹侧招己者，以其李妻之来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阶，奔往赴之，左右随后叫呼，止之不得。至则见李尉衣妇人衣，拽张于林下，殴击良久，云：‘此贼若不著红衫子招，肯下阶耶！’乃执之出门去。……”(12)看来复仇厉鬼早已暗中侦测许久，掌握了仇人的心理。复仇鬼灵虽不能冲到设符的阶堂之上，却智赚仇凶。即使不在梦中，冤厉显形一般也多是仇主本人或专门视鬼的人才能看见，颇能反映仇主做了伤天害理事后忧惧复仇的心理。有时连仇主本人也见不到。(13)这样更突出了鬼灵行事的神秘特征。
其二是间接申诉举报，通常表现为托梦或显灵诉冤，而后由他人或官府代为埋怨。《后汉书·王纯传》就曾写女鬼夜中陈冤，诉说亭长害其全家10余口，于是部令王纯代为理冤，收系主犯，“及同谋十余人悉伏辜”。(14)《搜神记》卷16还敷衍了《列异传》等的奇闻，(15)说交州刺史何敞暮宿鹄奔亭，有女鬼名苏娥诉冤，并告之凶犯为亭长龚寿，凶杀过程及尸体埋处也详陈无遗。唐传奇《谢小娥传》写其父夫被杀后，相诸县，而丘池令尹兴将其杀害，投入空井。于是，“曜见梦于光日：‘臣张掖郡小吏，案校诸县，而且池令尹兴赃状狼藉，惧臣言之，杀臣投于南亭空井中，臣衣报形状如是，’光寤而犹见，久之乃灭。遣使覆之如梦，光怒，杀兴。”被害的官吏冤魂在梦境中倾诉被害缘由还觉得不大放心，竟等到自己的申诉对象醒来后，仍显形不灭，以期加深印象，强调自己被害之冤的真实性。唐前史书与志怪对鬼灵诉冤传闻的关注，无疑为唐传奇及后来的文学作品中鬼灵提供破案线索，求官复仇的母题情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以及在冤厉通过超现实形式复仇雪怨的合理性想象，加进了一些现实生活根据。官员们根据鬼灵在梦中提供的线索破案显得更真切而近乎情理。复仇的曲折与难度增大反显得更真实。
唐传奇《谢小蛾传》写其父被杀后，相继托梦给小蛾，以析字的隐谜暗示仇凶的姓名。(16)由于委婉含蓄地点出仇人，不仅为最终的雪怨提供了方便，且更增添了鬼灵报冤的必然性与神秘性。《禅真逸史》第31回写薛举自称得异梦：“五更之初，梦进一树林，内有一大将，黑脸胡须，魁梧异众，生于两大木之中，双手揲蓍，身下跨着一人，那大将呼我之名，指道：‘此汝父之仇人也，吾儿何不报之？’……”暗示其杀父仇人樊武端。这种好似哈姆雷特复仇的形式，同样显示了“血诚复仇，天亦不夺，遂以梦寐之言，获悟于君子，与其仇者不同天”，(17)重要的还在于其并不回避、不掩饰冤鬼自身能力的有限，唯以复仇决心和智谋终于赢得了来自阳世亲朋、正义的援助；而这有限之中仍有其超越冥幕、超越时空的能力在。这类故事呈显出被害者本人与正义势力、冥间冤厉与阳世公理交融互补的特色。
其三是冤厉附于仇人身，使之精神惑乱、自寻祸事，最终落得可悲的下场。象唐传奇《霍小玉传》中的李益即然。清人写得新害旧的商人胡某，在自己患病时，也以“极凉之剂”服之致命。原来先前为除掉已厌弃的爱妾宝琴，正用此法；而他的新宠爱云，也若有冤厉所凭，“每怔忡忡，时有所见”，昏迷中叹气：“我病何得以寒凉之剂速我生命’”？(18)姜小玉被曾二郎始乱终弃后，父亦病亡，玉仰药卒。于是冤厉辗转来到曾府，附于二郎体上诉冤原委，使之陷入昏病中；又附于其帮凶大郎体上，使之侮辱盲女，做出种种丑行。后来二人虽脱法网，终因此病卒。(19)这类复仇故事更明显地带有果报色彩，且往往在果报过程中较为巧妙地通过恶人之口自诉恶行，颇具劝戒惩恶的意趣。有时这种托体复仇表现形式比较复杂，如《二拍》卷20写巢大郎借姐姐病死串通邻居发难，使姐夫被拘，其妾丁氏自缢，于是其姐姐的魂灵附在巢大郎妻子身上，责其超度，使之日夜不宁；而后于氏冤厉又附上大闹，扰得恶人恹恹得病而死。而《水浒》95回写张顺在水中遭暗算后，其魂竟能附在其兄张横身上，向方腊大太子方天定复仇，杀了方天定后又向宋江诉说原委。《三国演义》第77回写关羽被害后，魂厉借仇人吕蒙躯身出现在吴主孙权的庆功宴上，再显生前的雄风壮慨：
……吕蒙接酒欲饮，忽然掷杯于地，一手揪住孙权，厉声大骂：“碧眼小儿！紫髯鼠辈！还识我否？”众将大惊，急救时，蒙推倒孙权，大步前进，坐于孙权位上两眉倒立，双眼圆睁，大喝曰：“我自破黄巾以来，纵横天下三十余年，今被汝一旦以奸计图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当追吕贼之魂！——我乃汉寿亭侯关云长也。”权大惊，慌忙率大小将，皆下拜。只见吕蒙倒于地下，七窍流血而死。众将见之，无不恐惧。……
其实，以上述三种形式为主，其彼此又互相交叉参融，整个鬼灵复仇主题内部又何尝不是复杂多变、光怪陆离。诉诸冥法悄无声息地了结仇人性命的更不在话下。鬼厉既入阴籍，其不公正的横死就需要超现实的复仇来矫枉补偿，不管历时多久，冤魂厉鬼总要乘着某些机缘，用其认为最恰当的方式来向仇主讨还冤债。
复仇鬼灵并不全是所向无阻为所欲为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复仇鬼，尽管能力有限，仍要在有限能力中发挥主动的奋争精神，借助于活人的力量来为自己伸冤。
即便是借活人身躯来返阳诉冤，被托体者也往往能得到鬼灵相应的酬谢。尽管不少相关的传说异文里并没有交待被托体的某妇人得到酬谢，(20)但真正文学化了的作品却忘不了这一重怨的恩主时，展示了某些美好的性情品质。就其求助与酬报方式看，又大体分为两种形式。
其一，鬼灵复仇时求助于人，而后必以适当的方式酬谢。如《幽明录》曾记载，某人被妻子的奸夫杀害，其冤魂欲报仇而力不足，于是恳求李羡家奴协助，获许。“果见人来，鬼便捉头，奴唤‘与手！’即使倒地，半路便死。”尽管这位帮手并没有起什么大的作用，但事成后帮助铲除不平的义士还是得到了千钱、一匹青绞丝袍的馈赠。而细心的鬼灵还考虑到恩公享用这赠物的稳妥性：“属云：此袍是市西门丁与，许君自著，勿卖也。”可谓认真负责到家了。句道兴本《搜神记》载远行经商的侯光被弟弟侯周妒杀后，埋在郭欢地边。善良的郭欢为之安葬并时常祭奠，于是侯光鬼魂表示要报恩的母题。《初刻拍案惊奇》卷14“酒谋财于郊肆恶，鬼对案杨化借尸”，写杨化被谋害后，其魂灵附在于得水妻李氏身上，多次诉冤于官。冤情昭雪后，于得水梦见杨化之送一头走失的驴为谢，切不可小觑这一母题的出现，其直接影响作品的主题，使之不是在讲李氏的被托体与还魂的不易，而是冤死者能否伸张正义，为这正义伸张遭受辛苦付出代价的被托体者获得相应的补偿。所生不多所补有限，复仇与恩报同为鬼魂显灵，虽指向各异，但二者所体现的鬼灵神异功能、伦理观念则有类似之点，而故事的警世劝戒作用亦为之明确化了。
其二，受害者的冤魂先施予人以某种恩惠，而后再借助人力雪怨报仇。与前一点不同的是，其不是侧重于鬼灵的重情义不负恩公，而是侧重于鬼灵的豪爽慷慨，为了伸冤雪怨不惜倾其所有，投资给神圣的复仇大业。《夷坚丁志》卷十五写某女鬼先荐寝继赠金，使饱受自己恩惠的张客带着一同归里。原来张客的同乡杨生就是个始乱终弃、导致此女投井而死的负心人。女鬼借助张客找到仇凶后，使其“七窍流血而死”。复仇后冤魂就再也不见踪影了。明末清初小说《醉醒石》第13回中的娼女穆琼琼亦然。她因错认情郎，欲以终身相托，被负心的董文甫骗走积蓄饮恨而死。于是她的冤魂“精灵不昧”，先是假扮主人之妻借种，与客商卜少泉结下恩情，在情义难舍之际，很策略地吐露了被弃后含冤负郁而死的真相并厚赠卜五十两银。她深知即使有一定的恩义缔结，仍不足以托付助己寻仇大事，赠银之举是针对商人爱财特点，投其所好。其实女鬼所要求的，不过是让客商携带自己的灵牌一同还乡而已。以身相许再辅之以金钱，说明为了给成功复仇创造必备的条件，复仇冤魂宁愿用双重的酬报来增加取得最终胜利的把握。这就仿佛是一笔赌注，下这么大一笔赌注的目的无非是要赢个痛快。复仇的意志决心促使主体孤注一掷。又相传康熙时，商邱某富室寡妇被族人谋产陷害，赃官顾某受贿而冤终不白，无奈寡妇于堂上自杀明志以抗议，赃官为此被削职，回苏州老家。于是冤魂相追索命，请求过路商杨某带自己到顾某家，“但于君启行时，呼贤妇一声，及上船、过桥俱低声呼我。至苏日，以伞一柄，我藏于中，到顾某家，一掷其门斯可矣！”这在杨某来说，并非难事，酬答却颇可观，“有金珠一箧，值千金，藏于某处，即以报君也”(21)。于是杨某如约而行，“顾方与客燕饮欢笑，忽见一女鬼，手持匕首，鲜血淋漓于堂下。遂大呼：‘冤家到矣！’众客惊愕，无所见，是夜顾自缢死。”为了达到复仇目的，冤魂们是不惜代价的。但也有鬼魂为求助复仇并未仅靠倾己之蓄酬报，而是辅之以运用某种神异功能。刊行于咸丰七年的《鬼神终须报》第10回写何氏改嫁周六夷后，周骗银遁逃，致使遇人不淑的何氏气绝身亡。于是化厉图报的何氏与赌徒关某相约：鬼助人赌钱，人助鬼报仇，自此，关某每赌必赢，而关也携鬼厉寻访周六夷，终于使这个负心汉横遭索命，随后复仇鬼魂又撮合一女与关某婚配，并赠以生前藏银才算放心离去。
上述两类鬼灵求助活人报怨，求助的人都不是专门理诉平冤的官员，而是并无此专门职责的普通人，所以鬼灵要适当地酬报。这类故事不光突显了鬼灵生前含冤被难的委屈不平，还进一步证实了他（她）们饮恨而死往往正由于其善良率真，其品质人格有着不容忽视的某种连续性。不愿负于有恩者就是这善良品质的直接表现。他们往往是现实生活中平常的弱小者，因而死后复仇的能力也有限，不得不求助近前的人帮忙。从此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上的必然和文学表现上的内在有机联系：生前是弱者则死后复仇能力有限，因能力有限才求助于活人，又因人相助报了仇而不负恩助尽力酬谢；从而印证并强调了其善良纯朴的品性。这一切既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用恩报说明了复仇主体精神世界一系列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其所以要不惜代价决计复仇，以及尽力酬谢恩主的深在动因。
注释：
①《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235-236页。
②《墨子·明鬼》、《史记·周本纪》正义，《国语·周语》韦解等，而以颜之推《还冤记》（《冤魂志》）为最详，这里本此。
③⑧《孟子·离娄下》、《尽心下》
④《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十六》。
⑤⑥《思想起源论》第三章。
⑦李渔叔：《墨子今注今译》。
⑨《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107页。
⑩《吕氏春秋·义赏》。对此《韩非子·难三》、《淮南子·道应训》等记载不一，或“饮器”或“溺器”亦多异辞纷纭，参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卷14，学林出版社1984,789-790页。
(11)此情节为《魏书·羌姚苌传》、《恶书·姚苌载记》、《北史·僭为附庸传》采入，情节稍有变化。
(12)《逸史》，《太平广记》卷122,860-861页。
(13)《隋书·卫昭王爽传》载其重创突厥后，“寝疾，上使巫者薛荣宗视之，云众鬼为厉。爽令左右驱逐之。居数日，有鬼物来去荣宗，荣宗走下如阶而毙。”
(14)又见《华阳国志》卷10中，俱本于陈寿的《益都者早传》。
(15)又见《文选·江淹诣建平王上书》注引谢承《后汉书》。
(16)此本《搜神记》卷1“费孝先”，其以“一石谷捣得三斗米”暗示凶手姓名为糠（康）七。
(17)李复言：《续玄怪录·尼妙寂》。
(18)(19)宣鼎：《夜雨秋灯录》3集卷3，续录卷6。
(20)参见谭正璧编：《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653-657页。
(21)钱泳：《履园丛话》卷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