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对西方国家智库的研究及交流的思考
马刚 李小鹿 沈志雄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北京 100091
摘要 ：［目的／意义 ]智库被称为政府的外脑。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智库对社会和政治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我国智库对外交流和加大自身影响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加强对西方智库的研究和与西方国家智库的交流，对我国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稳定我国与西方主要大国的关系，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 本文以美国智库为例阐释了西方智库的分类及地位作用，并结合当前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国智库建设面临的一些新的困难和挑战。[结果/结论] 从内部来看，我国智库自身实力不足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是制约我国智库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从外部来看，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蚀，美国等西方国家智库对我国戒心大幅提升，增加了我国智库与西方国家智库进行交流的难度。我国在加强自身智库建设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智库的交流，我国应加强对西方智库的研究和与西方智库的交流，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求同存异，增进我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加深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减少相互猜疑。
关键词： 智库 二轨外交 话语权 软实力
作为政府的外脑，智库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刻影响着各国政府的战略决策，是塑造国家对外政策、引导国际舆论的重要力量。同样，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智库在我国探索一条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中，在提供智力支撑、提升国家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防范力度不断加大。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出具体部署。中国应借鉴学习美国等西方国家智库建设的有益经验，进一步加快自身发展，同时改进方法和手段，加强与西方国家智库的交流。
1 西方国家智库的地位作用
总体而言，美国的智库在当今世界智库中是最有影响力的。现以美国智库为例，阐释西方国家智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
2016 El festival internacional de RUSSAFART 2016，Valencia，·西班牙
在100 多年的发展、演变中，美国智库通过多种手段和渠道，在政府政策的制定和美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巨大的舆论影响力。它们是决策者政策理念的主要来源、政策制定过程中专业知识的提供者、公共政策的评论者、高级官员和专家的人才库和蓄水池、美国新闻公共政策信息的权威来源[1]。
美国智库以下4 方面的功能特别值得注意，即设置政策议程、进行政策教育、高级官员和专家的人才库和蓄水池、推进“第二轨道”外交（简称“二轨”外交）。设置政策议程，主要包括确定政策议程和提出政策建议等。进行政策教育是指，西方国家智库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社会精英和大众进行政策教育，且不限于本国，还面向国际社会。美国第一代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等，曾一度被称为“没有学生的大学”，这反映了美国智库的教育功能。智库也是高级官员和专家的人才库和蓄水池。美国政府存在“旋转门”机制，即学者、商界人士等都可以进入政府，成为政府官员。这种政府官员的轮换经常伴随着不同总统的上任进行，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由于这种机制，美国智库是“储存”政治学者的人才库和蓄水池，既为政府培养了人才，使得“在野”者未来有“入朝”的途径，也为前任政府官员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再次入朝的平台，从而使得智库的观点很容易成为政府的决策。
但在当今国际话语体系中，“西强我弱”仍是现实，我国大部分智库研究都缺乏真正的全球思维、世界眼光，这导致我国智库在国际社会上发出的声音很微弱，国际影响力有限，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甚至中国顶级智库对政府与社会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其发言权和影响力远不如西方国家顶级智库，与其他金砖国家中的一些顶级智库也还存在差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麦甘教授领导的全球智库研究是国际智库研究领域的权威，他认为“中国智库最大的问题是它们的孤立性——很多中国智库的运营像黑洞（没有网站、联系方式，也没有学者的个人档案）。这些阻碍着中国学者和智库之间的交流互动。中国智库也很少跟其他亚洲国家的智库交流”[9]。我国应加强高质量智库建设，加大与国际智库的交流力度，并改进对相关政策的国际宣传。
综上可见，为了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专业成长，除去“理论的实践性解读”，也应高度重视“教学实践的理论性反思”．
“二轨”外交的概念是1982 年美国外交官约瑟夫·蒙特威尔（Joseph Montville）首次提出的，指在有冲突或争端的组织或者国家之间进行非官方、非正式的接触，目的是寻找方法、影响舆论、组织人力和物力资源来解决冲突。现在，由于国际交往和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国际上的一些紧迫问题和某些国际事务需要借助跨国组织才能解决。智库人员主要为学者和退休官员，其交流活动属于民间活动，相对于政府间的“第一轨道”外交而言，智库之间的交往比较低调，方式灵活，常能起到“一轨”外交难以起到的作用，影响国内外的官方决策。所以，智库是“二轨”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很多智库凭借非官方身份及与官方决策的特殊关系，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独特而不可或缺的“二轨”外交作用。
笔者认为，在我国智库加强与西方智库交流方面，有4 点需要特别注意。
通过推行“二轨”外交，美国智库从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政策研究机构，成为对国内外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权力机构。不单是美国，西方智库往往有进行“二轨”外交的巨大能力，能促进缺乏沟通的国家之间、易发生冲突的地区和遭受战争破坏的社会增进了解。智库既补充了这些国家政府的努力，也是官方无法介入时的替代者。
在自身建设方面，我国智库实力不足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是制约我国智库国际影响力及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智库交流的重要因素。根据2018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8》，全球智库最多的国家仍是美国，其拥有1,871 家智库，第2 名是印度，拥有509 家智库，中国的智库数量位列第3，有507 家智库，在数量上和美国相去甚远；从影响力上看，中国智库的影响力远不如西方国家智库，中国共有7 家智库进入了全球智库百强，但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智库在全球仅排第30 位，而全球排名前10 位的智库基本都是西方智库，其中美国智库占了一半，英国2 家、法国1 家、比利时1 家，还有巴西1 家。由此可见，我国智库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国际社会影响力上，仍与西方智库有很大差距。我国也早有学者指出，中国智库在产业规模、运营机制、机构影响方面都远不能与美国智库相比[3]。
中国现代智库的发展主要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也有40 多年的历史了。当前，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外部看，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某些国家仍秉持零和博弈及霸权思维，掀起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从内部看，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各种矛盾交织叠加。这些变化孕育着机会，也带来了挑战，我国在积极发展硬实力的同时，也迫切需要提升国家软实力。
影响中国智库发展的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问题集中于体制机制、绩效管理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如，朱旭峰指出，中国的智库建设存在着政策研究质量需要提高的问题，包括智库行业发展不均衡、智库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活跃有序的政策分析市场有待完善等[3]。对中国综合性智库的发展，荆林波指出，中国综合性智库发展存在着体制机制改革滞后于智库发展要求、照搬西方智库评价标准和运作模式、绩效管理存在错位、人才队伍结构成分单一等问题[4]。对大学智库存在的问题，王莉丽指出，我国的民间智库数量少，大学智库数量多，大学智库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大学内以智库为导向的研究机构数量多，但资源分散、研究水平良莠不齐；在人员方面，大学教师承担教学、科研、学生服务、社会服务四重任务，缺乏在政策研究上的时间与精力；在制度建设和激励机制方面，大学的科研考核体系以学术研究、基础研究为重，对智库的政策研究和战略研究缺乏科学的考核机制等问题[5]。对中国新型智库发展的潜在风险，《2016 年中国智库报告》指出，要警惕大资本驱动下的智库异化与利益代言，同时关注智政关系中的豢养模式与利益循环问题[6]。
2 我国智库与西方国家智库交流面临新的困难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美国智库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帮助某些政治利益集团进行政策游说与宣讲。很多时候，美国的智库产业是美式政党政治的前台代言人，是一些资本利益集团的名利场。有时，美国智库甚至为了资本利益不惜绑架国家利益，损害社会利益[2]”。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应该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根据201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指“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应体现在中华文明和当代中国价值观，体现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在多方合作和机构共建；“新”则要反映出全面改革的新形势、经济新常态，以及紧盯世界智库发展态势和新的运作模式。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特别是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智库交流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以各国(地区)股票市场指数日收益率作为研究对象，收益率的计算采用对数形式，为了减小计算过程中出现的误差，这里将计算结果扩大100倍，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总之，在西方政治决策过程中，智库是政府决策部门的“外脑”，其观点和建议也是媒体的观点源，是舆论的引导者。西方国家的智库虽然在组织形态和分类上有所不同，但在各自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基本上都是相同的。了解西方智库的研究内容和观点，可以给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提供重要信息和参考。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智库的交流也可以促进这些智库对中国的了解，对其观点产生一定影响。
新时代中国智库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需要提高资政能力、多解民生之策、夯实人才队伍、加强智媒融合、引领国际话语权[7]。2019 年3 月26 日，习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倡导各国“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并指出：“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当前，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蚀。我们要把互尊互信挺在前头，把对话协商利用起来，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要加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让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互信互敬。[8]”
智库交流作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对有效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促进国际社会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促进各国间的相互理解、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起到重要作用。中国的崛起不仅需要硬实力的支撑，也需要软实力的辅助。软实力的关键在于赢得人心。加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智库的交流能够帮助我们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让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国际认可，稳定我国与西方主要大国的关系。
1.4.4 定容体积 V的不确定度 urel（V） 检定规程JJG196－2006［16］规定，50 mL B 级容量瓶的允许误差为0.1 mL，取三角分布，其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应为：
从外部大环境来看，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智库对我国戒心大幅提升。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挑起大国战略竞争、对我国战略疑虑加深，西方国家智库对我国的防范和戒心也大幅提升，最为明显的是美国，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躲”，美国等西方国家智库越来越把我国智库尤其是有官方背景的智库的访问和交流活动，看作是对它们发动的舆论宣传和“政治攻势”，担心可能对它们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选择尽量减少甚至回绝我方提出的访问和交流提议。例如，我军方某智库代表团赴美交流时，感觉到美方对与我方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防范意识显著增强。二是“防”，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防范心理明显加重，为防范我国“窥探”其秘密，座谈交流时多有保留，大部分都依据官方表态表达观点，除此之外不愿再多作陈述，不仅如此，还在行动上加大了对我国的防范。我国某智库赴美进行学术交流时，美方指派专门工作人员“全程陪同”。三是“诓”，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一些智库在与美方进行智库对话和交流的过程中，明显感到美方发言“实”少“虚”多，不愿意进行深入交流，不愿充分表达真实观点和想法，有的发言甚至还夹杂着虚假和误导性信息。
通过“课程网站”建设、“成绩分析报告(包括标准差分析、试卷信度分析、试卷难度分析)”,以改进课堂教学质量;通过“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度的棒图分析”“毕业设计评分表分析法”以及“毕业设计对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评分表分析”,以促进学生对毕业设计环节支撑的各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通过对用人单位、毕业生的反馈意见,积极采取措施,促进专业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和全面提高。
3 对加强与西方国家智库交流及我国智库建设的思考
对我国智库的发展和建设，已经有不少学者建言献策，比如指出我国需要为智库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要完善有序、高效、开放的政策咨询体系，支持智库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为智库发展构建多元化可持续资金保障机制，加强智库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大力鼓励智库提升国际影响力等[4]。
比如，这些智库通过组织关于敏感问题的对话和为冲突方提供第三方调停担任积极的“二轨”外交角色。以西藏问题为例，中国政府与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集团之间的对话曾多年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而国际社会很关注达赖集团在海外的活动。在此情况下，自2005 年至2007 年，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组织专家学者多次与达赖及其“流亡政府”的主要成员进行沟通和对话。与此同时，布鲁金斯学会还组织专家学者与中国的智库——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和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学者们就西藏问题进行交流，提出政策建议。2007年10 月，在美国前总统布什授予达赖国会勋章前夕，布鲁金斯学会在华盛顿组织专家学者再次与达赖及其代表进行交流、对话。此次会谈之后，布鲁金斯学会把政策建议和会谈内容呈交中国政府相关机构和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官方难以进行对话的情况下，布鲁金斯学会以非官方身份介入西藏问题，在中美政府间发挥了沟通渠道的作用，也以其积极作为成了中国政府和达赖流亡集团之间相互了解的渠道。
（1）在与西方智库的交流中，我国智库应以思想创新为突破，主动塑造中国标志性国际形象，积极抢占国际舆论的制高点。价值观上的吸引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西方国家标榜“民主、自由、人权”，一直努力将西式民主打造成为“人人向往的普世价值”，以此作为其政权形式合法性的基础，这也是他们吸引非西方国家、攻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武器。为此，中国智库在对外交流中需高度重视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标志性国际形象，积极抢占国际舆论的制高点。一方面，我国智库的对外交流需要系统性地利用西方话语体系，塑造我国标志性国家形象，以便在意识形态和舆论领域占据道义制高点。我国的对外宣介长期存在着“自说自话”的现象，以我们的逻辑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不是以西方价值观的逻辑、针对外方的关切去进行阐释，结果往往达不到增信释疑的效果，这种外宣方式还被西方认为是“自大”。比如，西方经常诋毁我国有“民主自由人权”问题，在智库交流中，美国等西方国家智库也常肆意诬蔑我国“新疆地区的反恐侵犯人权”“中国媒体没有自由”等等。对此，我国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法治、公正、平等、文明”作为对外推广的标志性普世价值观，并将“法治”作为核心——中国政府依法治国，各种政策都有法律依据，公正地保障公民平等和文明地生活。法治强国是我国建设的目标，我国也应该以此作为（智库）外宣中的纲领，回击西方对我国的各种诋毁。新加坡的例子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该国不被西方认为是“民主”国家，却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同，甚至被奉为有效治理的典范，原因之一是新加坡重视法治，符合西方政治中“依法治国”的传统。所以，我国智库应注意培养并吸纳了解外国政治文化的人才，在与外国智库交流的过程中，需要从传统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确定可利用的价值观，以西方的逻辑进行换位思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西方听得懂的语言去进行交流。
另一方面，我国智库也要注意用创新理论阐释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习惯用传统的权力政治观来看待世界，从而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其主要威胁和挑战，对此，我国在高举和平发展大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还需使用中国政治和文化传统，以有说服力的理论解读中国的和平崛起。
(2)真空低温烹饪。将腌制好的鸡翅放入真空包装袋，进行真空包装，放在烤架上，再放入烤箱中间层，选择蒸汽低温烹调模式，调节温度、时间，然后开始低温烹饪。
In this reason, we reviewed the present statu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f peritoneal lavage for the detection of intraperitoneal free cancer cells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Figure 1).
（2）重视发挥智库“第二轨道”外交功能，拓展和巩固智库国际交流机制，使其成为联通中外的高效平台。当前中美战略博弈进入关键时期，我国应重视发挥中美两国智库的作用，特别是智库“二轨”外交功能，将其作为维持中美关系稳定，防止美国与我国“脱钩”“断桥”，避免两国提前战略摊牌的重要手段。为此，需加强我国官方智库与美国一些比较中立的智库就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敏感问题或新出现问题进行座谈和对话；要注意维持并巩固我国官方及非官方智库与美方各类智库之间的定期与不定期交流和会晤机制。机制化是高质量国际交流的基础和保障。智库国际交流不但是我国外宣的重要渠道，也是我国研究人员调查、了解外国政情、军情、社情的必要渠道和研究国际形势、做出正确预判的基础。我国智库与外国研究机构之间的国际交流应该尽量实现机制化。只有通过定期、经常性交流才能建立并巩固与外方智库的人脉网络，逐步增进互信。我国可以设计多种智库国际交流机制，除定期召开各种规格和议题的国际会议外，还可以邀请外国智库来我国就彼此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考察，以加深外方对我国的了解，消除其历史和文化偏见，影响其对某些热点问题的看法，使智库国际交流成为联通中外的高效平台。
（3）提高智库国际交流质量，使其成为我国对外投射软实力的有效手段。扩大智库国际交流必须谨防不顾交流质量、盲目增加交流频次。我国应该加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顶尖智库建设。首先，我国对所有智库国际交流，应有专门部门负责，规划好各种交流的目的和活动内容，确保交流深入扎实。其次，应完善智库意见表达机制，保证下情上达；允许智库研究人员以个人身份参与政府决策咨询，将智库思想融入政府的政策设计。第三，智库的水平是交流质量的保障。强化智库国际交流的前提是智库的研究水平和成果达到国际水准。“决定影响力的最核心要素是智库产品，因此，对智库而言，一切努力都应围绕提升咨政建言能力，贡献前瞻性、战略性、指导性的咨询报告、调研报告、对策建议等产品而展开。为达此目标，为国奉献的价值追求、服务发展的研究指向、自身体制机制改革、人才队伍的培养建设、国际发声的平台搭建……都需要以改革勇气勉力为之，不断谋求进步”[10]。中国智库、特别是顶级智库应进一步扎实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避免闭门造车，提升科研能力和研究成果水平，以实现对政府政策更广泛的影响，增强国内外公信力。第四，为提升国际影响力，中国智库特别是具有国家背景的几个重要智库应积极抢占国际话语权。中国智库应学习和研究西方智库的经验，通过积极、主动、权威的发声来打破西方智库和媒体对国际话语权的垄断，加强对国际舆论的引导。可以积极参与、承办国际会议或国际学术研讨会，加强与国际智库间的合作，提升自身的国际化水平，充分发挥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以更多元化的语言向国际社会发布研究成果，不断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第五，应促进媒体型智库建设。智库应该加强与媒体的合作，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研究成果，提高公众对智库建言献策的感知程度，提高智库的社会影响力，同时可通过公众的反馈，对成果进行适当调整。这样，通过系统的规划和监管，通过提高我国智库的研究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国际交流才能切实成为我国对外投射软实力的有效手段。
（4）用好军队高端智库，发挥其在军事外交中的特殊作用。军队智库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对国家安全和战略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发言权和话语权，对外国的政界、军界、学界有特殊影响。我国可以进一步丰富军事外交手段，拓展我国军队智库的职能，使之成为我国稳定并推动双多边军事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等国的经验，由军队智库创建固定主题的多边论坛，就非传统安全合作、环境安全合作等低敏感度军事行动问题组织国际论坛，并与其他参与国家联合主办，以此不断深化与参加国军队、政府及各利益攸关方的关系，厚植人脉网络。通过落实论坛议题，切实推动双多边军事合作，强化与合作国的利益捆绑和政治关系，塑造有利于我国未来军事行动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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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on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and Exchange of Western Think-Tanks
Ma Gang Li Xiaolu Shen Zhixiong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s thoughts-providing organs for governments, think tank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of American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To study present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which Chinese think-tanks have in exchanges with western counterparts and increasing their own influence, and how to strengthen research on and interactions with western think tanks as wel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creating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China and steadying Chinese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major western powers.[Method/process] This article deeply analyzes types, status and functions of Western think tanks,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US. The article also makes analysis on the new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ese think tanks in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ituation.[Result/conclusion] Chinese think tanks still have many problems which limit their capabilities to be more influential and to communicate with Western counterparts.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on and friction between countries have risen, geopolitical gaming obviously thickens, and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cooperation have been eroded. Think tank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have greatly increased their wariness toward China. In order to create a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stabilize our relations with major Western powers,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put more efforts in communicating with Western think tanks while elevating the research standards of Chinese think tanks. Through frank and deep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think tanks, we can seek consensus while understanding different opinions, strengthen mutual trust and acknowledgement, and reduce mutual suspicion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peoples.
Keywords: think tank track-two diplomacy discourse power soft power
分类号： D812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19.04.04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作者简介： 马刚,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际战略教研室主任，教授，双硕士；李小鹿，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际战略教研室副教授，博士，E-mail： phoenix_li@sina.cn；沈志雄,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际战略教研室副教授，博士。
作者贡献说明：
马 刚：撰写、修改完善，并提出指导及修改意见；
李小鹿：撰写、修改；
沈志雄：撰写、修改。
收稿日期： 2019-03-28 修回日期：2019-07-02
标签：智库论文; 二轨外交论文; 话语权论文; 软实力论文;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