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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03)02-0022-03
本文旨在对20世纪后半叶中国逻辑史研究做简要概述。
从1949年到2000年，中国逻辑史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49-1965年，为新的起点阶段；1966-1977年由于遭遇“文化大革命”，逻辑学研究工作停顿阶段；1978-2000年是中国逻辑史研究全面展开阶段，成绩斐然。第3个时期又可划分为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阶段。本文主要评述前后两个时期中国逻辑史研究情况。
一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在毛泽东的直接推动下，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逻辑大讨论，其参加人数之多、涉及内容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这场讨论的成果之一是肯定了逻辑的作用。与此同时，毛泽东号召广大干部“学点逻辑”，在全国特别是在干部中出现了学习逻辑热潮。这是大背景。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展艺术和科学的方针，科学界的知识分子满怀激情制定发展规划“向科学进军”。逻辑学界在制定科学规划时明确指出，中国逻辑史研究比较薄弱需要加强。
这一时期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主要在墨家逻辑和中国逻辑史两个方面。
詹剑峰的《墨家的形式逻辑》（1950年）和沈有鼎的《墨辩的逻辑学》（1955-1956年在《光明日报》连载）是墨家逻辑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詹著以《墨子》为对象，整理出墨家的形式逻辑体系，有许多见解给人以启发。沈著以现代逻辑为工具，诂解《墨辩》6篇中有关逻辑的文字，进而揭举出《墨辩》的逻辑体系，将《墨辩》的逻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简史》（1960年完稿）是中国逻辑通史研究的代表作。该书把有关形式逻辑和辩证思维方面的思维形式法则及其理论认识在中国的发生、发展作为中国逻辑史研究对象，系统地阐述了从先秦到1949年的逻辑思想发展史。此外，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集体撰写了《中国逻辑学史》（未公开出版），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1965年完稿）附录了中国逻辑史料。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栾调甫的《墨子研究论文集》（1957年）、谭戒甫的《〈公孙龙子〉形名发微》（1957年）和《墨辩发微》（1964年）、高亨的《墨经校诠》（1958年）等4部重要著作。这些著作都完成于1949年之前，但能在50-60年代出版，也可以说明学术界和出版界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重视和期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研究都成为有组织的工作，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较深。当时的中国逻辑史工作者多为老专家，他们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间不长，却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把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的《中国思想通史》等著作看做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思想史研究的典范，便参照它或模仿它的样子来写中国逻辑史。因此，这一时期的学者大都将中国逻辑史的对象范围划得比较宽，把哲学认识论、认识方法和治学方法等包括在中国逻辑史研究范围内；有的著作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着意分析古代思想家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属性，断定唯心主义思想家及其思想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对古代逻辑思想做出恰当的评价。
这一时期逻辑界肯定中国古代有逻辑，坚决反对“中国古代无逻辑”论，认为主张中国古代无逻辑“完全是资产阶级唯心论者片面的看法”。
总起来看，这一时期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成果不算多。一个重要原因是这10多年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又把广大知识分子卷入到政治旋涡之中，使他们没有时间、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中国逻辑史研究队伍比较小也是一个原因。
二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8年全国逻辑讨论会隆重召开。1979年中国逻辑学会成立。1980年初成立了中国逻辑史研究会。从此，中国逻辑史研究工作全面展开，到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是成绩斐然。
一是，沈有鼎、陈孟麟、汪奠基、周文英先生于20世纪50-70年代完成的《墨经逻辑学》、《墨辩逻辑学》、《中国逻辑思想史》和《中国逻辑思想史稿》很快问世了。
二是，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组织全国的中国逻辑史工作者，承担了国家“六五”计划重点课题“中国逻辑史”，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完成了《中国逻辑史》和《中国逻辑史资料选》两套书。《中国逻辑史资料选》的作者们对中国全部历史文献做了彻底的翻检，从中精选出有关名辩、因明、逻辑的史料，编成先秦、汉至明、因明、近代、现代5卷，共220多万字，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完整、最详尽的一部中国逻辑史资料书。《中国逻辑史》的作者们在把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至明、近代、现代5卷，全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名辩思想创立和发展的历史，全面阐述印度因明在中国内地和藏区传播发展的历史，全面阐述了西方逻辑传入中国以后的发展史。全书大约有100万字。
三是，温公颐的《先秦逻辑史》、《中古逻辑史》和《近古逻辑史》，周云之、刘培育的《先秦逻辑史》、孙中原的《中国逻辑史（先秦）》、周山的《中国逻辑史论》等个人著作相继出版。上述著作都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对近百年来中国逻辑史研究成果的全面清理和系统总结。与20世纪50-60年代的研究相比，中国逻辑史的对象有所纯化，研究范围有所缩小，基本上是挖掘、整理和阐述中国历史上有关传统逻辑的理论和学说，肯定中国古代有逻辑，肯定中国古代逻辑是世界三大逻辑传统之一。
中国逻辑史作为一个新的学科，不仅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也得到教育界的认可。在高等院校里，不仅在相关专业的本科生阶段设置了中国逻辑史课程，而且在研究生阶段设置了中国逻辑史专业方向。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都开始招收中国逻辑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应教学需要，在80年代末出版了杨芾荪主编的《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和温公颐主编的《中国逻辑史教程》。这两部教材都得到了教育部的认可和推荐。
三
从20世纪S0年代末开始，一些学者对80年代的中国逻辑史研究进行反思，进而反思近百年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得与失。与此同时，对中国逻辑史的对象、研究方法、中国古代逻辑的类型以及研究中国逻辑史的基本思路等问题进行了再探讨和再认识。在此基础上，90年代出版了一批新的著作，发表了一批新的论文。刘培育的《中国古代哲学精华·名辩篇》（1992年）、周云之的《名辩学论》（1996年）、崔清田主编的《名学与辩学》（1997年）、董志铁的《名辩艺术与思维逻辑》（1998年）、周文英的《名辩逻辑提纲》（论文1999年）、曾祥云等的《中国名学——从符号学的观点看》（2000年），等等，都带有对以往中国逻辑史研究进行反思的性质。
一些学者出于对80年代出版的中国逻辑史或先秦逻辑史著作的不满足或不满意，转而去梳理中国古代名辩学（或名学、辩学）体系，阐述名辩学（或名学、辩学）的性质。上述著作虽然都是探讨名辩学（或名学、辩学）体系，却反映出3种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一种观点是，充分肯定80年代中国逻辑史或先秦逻辑史研究成果，肯定中国古代名辩即逻辑，只是为了某种新的需要，比如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古代名辩逻辑的成就，便于在逻辑教学中予以介绍才去探讨名辩逻辑；或者认为，只有整合出中国逻辑的横向体系，写出如教科书那样的著作，才是中国传统逻辑研究的“最高目标”。
另一种观点是，认为过去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有把中国古代逻辑与名辩学等同的倾向，有以传统逻辑体系为范本去裁剪与建构中国名辩学体系的倾向。因此有必要先弄清中国名辩学的真实面貌，再回过头来探讨名辩学中的逻辑问题，揭示名辩学的特点及中华民族在世界逻辑史上的贡献和它可能给予现代人的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再一种观点是，不赞成把中国古代名学或辩学等同于传统逻辑，力求改变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模本去解释和重构中国名学和辩学的思路和方法，强调对名学和辩学做历史的分析和文化的诠释，认为古代名学或辩学是论辩学。
还有其他一些观点，比如认为中国古代名学是符号学，是语义学的，等等。
我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对以往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不同反思有其必然性。一是中国古代名辩学或名学、辩学与传统形式逻辑确实不能完全恰合。将二者等同起来，无助于显现中国古代名辩学的原貌，无助于揭示名辩学的性质和特点。另一方面，近年国外有些新的学问和方法传入中国，使人们有可能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去研究名辩学。对以往的中国逻辑史研究进行反思是好事，发生不同观点的碰撞和争论更是有益的。这种反思和争论还刚刚开始，应该继续下去，以推动中国逻辑史研究不断深入。
总地看，20世纪后50年的中国逻辑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中国逻辑史作为一门学问，已经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占有一席之地，研究工作正在走向深入。
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学术需要有一个好的外部政治环境，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内部学术氛围。学术是开放的，学术争鸣有益于学术发展。我们期望中国逻辑史研究不断深入，期望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弘扬。
收稿日期：200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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