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投资消费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6]03-0030-05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微妙的新的历史时期。从经济周期的变化来看，在经过一段时期的扩张之后，经济运行已从上行期转向下行期，经济增长的难度日益加大，而各种各样的风险却越来越累积。为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增长，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十一五”规划作出了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变的重大战略决策：“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但是，以中国的消费情况看，究竟如何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比重，目前的主流认识实际上是错误的。许多人一谈提高消费，就认为要靠减少城镇居民的存款，提高其消费率（这也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导致居民消费负担上升的重要认识理由），其实这是混淆了居民消费和国民消费的区别。我们认为，中国的消费率偏低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有密切联系，主要原因不在于居民消费偏低，而在于国民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企业消费）偏低。因此，要提高消费率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一是要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要提高政府和企业的消费。
一、国内储蓄：并非资金过剩
（一）国内储蓄总体状况
高储蓄是支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满足投资需求的主要来源。近年来，我国国民储蓄持续大幅增加，2004年国民储蓄率高达46%，约占当年GDP的48%。尽管同期投资率高达44%，但国民储蓄与投资的差额，亦即经常项目的顺差仍达到GDP的4.2%。虽然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储蓄转化投资的效率也不高，但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表现却并非储蓄资金的绝对过剩。
图1中，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国民储蓄率都比较高，与其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有一定关系。我国近年国民储蓄率的走势与韩国1990年前后的情况有些类似，按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高储蓄率可能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美国的储蓄率过低，主要指的是美国的消费倾向非常高，导致居民储蓄偏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家庭的储蓄率从占税后收入的10%、国民生产总值的7%下降到接近于零。美国主要是通过其他国家的高储蓄率来为其经常账户赤字融资。2004年美国储蓄率为13.6%，投资率为19.6%，其中6%的差额就构成了经常项目逆差。而一旦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上升，其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将会部分地转向对国内产品的需求。
附图
图1 部分国家GDP减去社会消费后的国民储蓄占CDP的比重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IMF
（二）国内储蓄结构及变动
总储蓄包括国内储蓄和国外储蓄，其中国外储蓄等于净进口，国内储蓄则分为政府储蓄和非政府储蓄。后者由居民和企业两部门构成。
1、政府储蓄。由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近年来政府税收增长较快，导致政府储蓄显著增加，政府储蓄约占GDP的7.5%；相比之下，日本和美国政府的储蓄约占GDP的2.2%和1%。政府高储蓄是倾向于财政为企业提供资本转移而不是扩大政府消费政策的结果。中国的政府储蓄中，对企业的资本转移（如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设公司和商业企业）占GDP的比重超过了6%。由此，加总起来，仅政府财政资金所支持的投资就占GDP的10%左右——这差不多是我国总投资的四分之一。
2、居民储蓄。我国居民储蓄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和相对稳定，从1990年占可支配收入的30%左右，到2000年以来大约占可支配收入的25%，约占GDP的16%。居民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所占比重从1992年的52.3%下降至2004年的41.6%，降幅达10.7个百分点。
3、企业储蓄。在同一时期，我国非金融企业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所占比重从1992年的30.5%上升至2004年的38.2%，增幅达7.7个百分点，几乎与居民储蓄持平。因此说，中国国民储蓄率保持在高水平上的主要原因并非通常所认为的是居民储蓄率过高，而是企业及政府储蓄的迅速增长。非金融企业可支配收入尽管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上升幅度有限，但由于其全部归入国民总储蓄，所以从其占国民总储蓄的比重看，增长幅度也很可观。
我国企业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国有企业通过重组以及将社会责任转移给政府已经提高了企业的利润率，2004年工业利润增幅就保持在38%-45%的较高水平。企业留存收益储蓄占GDP比重由1996年的12.5%，上升到2001的15%和2003年的18%；2004年，中央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达到4000亿元（2005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9047.2亿元，其中中央国有企业实现利润6413.4亿元。编者注）。
我国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储蓄率之所以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产业结构中偏重工业。工业规模相对较大，对工业的资本投入较大，产业的资本密集度较高。二是公司利润分配制度，自1994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利润不断上升，但企业一直没有向股东分配红利。据估计，中国国有企业未分配利润约占GDP的近20%。因此，政府消费率的降低和中国企业利润率的显著提高以及未分配利润在企业融资中的作用，是我国国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而储蓄率倾向的提高意味着资本供给按比例增加，国民收入分配进一步向政府和企业倾斜。
二、投资率：处于历史高位
（一）国内投资总体状况及国际比较
我国的高投资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投资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投资率远远大于之前的投资率。近年来，在国内市场和价格转暖、民间投资意愿提升、出口快速增长、外资大量流入等一系列激励投资的因素叠加下，加上金融政策、土地政策的相对松弛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推动等作用，造成投资迅猛增长。2000年至2003年的4年间，我国投资率分别为36.4%、38%、39.2%和42.3%。
无论是与自身的发展历史相比较，还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目前中国的投资率的确非常高（见图2）。与自身的历史数据相比较，我国2004年投资率已超过1993年的37.6%达到历史最高；而1998-2004年的平均投资率为39.2%，比1978-1997年的平均水平又高出2.2个百分点。与世界和一些国家相比较，中国的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20%左右）高1倍，是世界上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的投资率比一些国家历史上处于类似发展阶段时也要高一些，如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的投资率大体只在30%-35%之间，韩国要高一些，但基本在37%以内。
从图2中还可看到，日本、韩国在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呈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相对稳定的变动过程。日本战后逐步从低收入国家迈向发达国家，投资率从1952年21.3%逐步上升到1969年35.6%的高位后，在振荡中（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实施“加快环岛基础设施建设”反周期政策，投资率曾有所回升）逐步下滑。韩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起飞”到90年代中后期迈入“新兴工业化”国家，投资率从1970年20.5%逐步上升到1991年39%的高位后，逐步下滑到2002年26.7%。而印度的投资率及国内储蓄率比中国低很多，这也是造成中印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的投资率从1952年到2002年，一直保持在20%以下，近几年略有上升，这跟其较低的国内储蓄有关。
附图
图2 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及我国投资率比较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IMF
（二）投资率高企的成因分析
长期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直是投资，而不是消费。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却并没有妨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高投资率形成原因的解释很多，例如：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及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其中工业化进程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对形成高投资率影响最久最大。
1、工业化进程中投资拉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需要保持投资较快增长。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发展的经济发展阶段，积累和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经济转轨条件下，随着投资体制改革的推进，企业投资经营自主决策权逐步落实，包括民间投资和利用外资在内的各类投资迅猛增长，投资拉动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多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2%，超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14.5%的增速，在保证GDP年均增长9.4%的同时，也使得投资率保持较高水平。
2、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投资效率不高造成投资率较高。我国经济增长基本上属于外延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发展经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追求数量扩张，造成投资规模不断膨胀。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把增加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途径，过多地采用行政手段；企业投资风险约束机制有待完善，对企业投资的有效监管体系还不健全，造成一定程度上存在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投资效率不高。在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投资效率不高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规模膨胀，导致投资率保持较高水平。
另外，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和工业企业投资，也对投资率和消费率产生影响。
我国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新的支柱性产业。从1998年到2004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由3614亿元增加到13158亿元，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2.0%，比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高7.1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由1998年的12.7%提高到2004年的18.8%。住房消费对其他商品具有很强的“挤出效应”，2004年个人购买商品房已占商品房销售的90%以上，这也是为何现阶段投资率高、消费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对于居民和政府投资，中国的工业企业投资占到GDP的27%-35%，是造成投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工业的高速扩张（2004年工业贡献GDP增长的72%），在需求方面也主要是依赖投资。我国工业企业投资占GDP的比重大约高出韩国11个百分点、美国20个百分点。这与我国工业的资本密集度相对较高是一致的，因为工业资本带来的增加值比例一般较高，而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来源于相对较高的国有企业的未分配利润。但是，投资率长期过高，会增加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压力，也会使经济运行绷得过紧，扭曲经济结构，不利于投资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工业与农业的协调增长，不利于建立节约型社会，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徘徊的消费率
（一）消费率的情况
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总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一般按现行价格计算。由于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和金融资源过于向制造业倾斜，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抑制了消费的升级。第三产业得不到充分发展。2004年，第二产业占GDP的52.9%，比1999年提高3.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GDP的31.9%，比1999年下降1.1个百分点。教育、旅游、金融、医疗、家政等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了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增速明显慢于GDP增速。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90到2003年GDP年均增长15.3%，而居民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3.8%，居民消费增长比GDP增长慢1.5个百分点。特别是2000年以后，居民消费连续4年慢于GDP的增长，年平均增长差距达2到3个百分点。不仅居民消费总量增速缓慢，人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速度慢于经济增长的情况更加明显，消费与投资增长不协调。目前，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大国的投资率一般为20%-30%左右，消费率一般为70%-80%左右。由于消费与投资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必然走低。因此，2000年以来，中国投资率连年提高，消费率则逐年下降，而消费率偏低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容易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量、供求失衡。
（二）影响消费率的因素
我国的消费率偏低有许多原因，既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和消费环境不成熟有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居民收入增长较慢；二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居民加大预防性储蓄；四是居民支出结构的变化；五是消费政策和环境不成熟，使得新兴主导消费品价格长期居高不下。
一般而言，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是由工业化进程中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逐步提升引起的。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会不断提升，食品等初级产品消费比重逐步下降，工业制成品消费比重逐步上升，第二产业发展相对较快。由于第二产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生产过程需要大量中间投入，造成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当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经济发展迈向发达阶段时，消费结构由工业品消费为主转向以住房、教育、旅游等产品为主，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快。由于第三产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需要中间投入较少，造成投资率出现下降，消费率相应上升。从长期看，第三产业发展必须以第二产业为依托，为满足消费结构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需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这样，投资率和消费率在维持一段时间的下降和上升后，又在新的起点上形成平衡并维持相对稳定。
四、储蓄——投资转化机制
Solow模型中资本运动方程实质假设储蓄——投资转化率恒等于1(Solow,1958)，并且这一假设一直被其后的经济增长模型所沿用。Kuznets首先指出，资本形成机制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因素：其一为可供利用的储蓄资源；其二为投资需求；其三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形式和渠道。之后，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作用开始被人们所关注。储蓄本身并不能确保资本形成，只有当储蓄有效转换为投资时，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资本支持。储蓄和投资往往由不同的社会成员来进行，它们分别决定于不同的经济变量，储蓄取决于人们的消费倾向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等因素，投资取决于资本的边际产出或回报率和资本价值的预期变动等因素。因此，国民经济中可能缺乏自动的机制来保证储蓄与投资的平衡，所以，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环节。
我国居民储蓄——投资转化率低是影响我国资本形成率增速的主要原因。高额的居民储蓄率为我国投资形成提供了充足资金。然而，高储蓄率只是投资增长的一个充分条件，如果高储蓄率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那么，以牺牲当前消费为代价的高储蓄率反而会制约经济的增长。
从国民储蓄的结构来看，政府储蓄率的投资转化率明显要高于居民储蓄率。与居民储蓄相比，政府储蓄来源较为稳定（税收、养老金以及邮政储蓄等），但政府储蓄转化为投资是低效的，而过低的居民储蓄——投资转化率又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有效投资形成。
较低的居民储蓄——投资转化率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储蓄——投资转化方式的单一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投资过度集中在储蓄存款，而国有商业银行存款在全部金融机构中又占74%，而非银行金融机构所占比重不足5%，导致以家庭为主体的居民储蓄无法根据收益高低、风险厌恶偏好、投资偏好来选择不同的投资工具；另一方面企业融资渠道的单一导致了我国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造成银行体系信用风险高度集中（间接融资在发达国家的企业融资中只占较小的比重，如20世纪80年代美、英、德、法和日本5国的银行贷款在企业全部资金来源中的比重平均仅为25.6%）；而且对非国有部门投资的信贷偏向及融资渠道单一，也极大地束缚了我国民间投资的活跃。
其次，我国目前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缺乏必要的竞争。金融市场的竞争性意味着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前提下，金融交易主体能够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来确定其金融交易决策，并且承担相应的收益和风险。然而，我国国有银行出于垄断地位导致其无法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来有效地转化储蓄。同时，政府与国有企业的“隐型契约关系”又导致投资风险过度集中于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高度依赖使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持续下降；而政府对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监管要求又进一步强化银行以防范金融风险、降低不良贷款为目标的“惜贷”现象，储蓄转化不足问题进一步恶化。因此，完善我国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的重点在于给间接融资渠道引入竞争机制。
五、结论及建议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要求，按照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既定目标，树立科学发展观，落实“五个统筹”，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近期看，要改变当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局面，必须积极地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努力为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调整创造条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现投资与消费双拉动。
1、我国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整体上偏高。国际比较的结果表明，我国国民储蓄过高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政府和企业储蓄率大大提高，企业可支配收入和政府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投资率和过度投资创造了条件。减少我国储蓄对投资的结构性缺口，需要采用结构性的措施，即相应调整公共财政政策和公司治理措施。
公共财政政策调整：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用税收机制根据其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公司治理措施：加强对未分配利润的监控，使其更多地流向消费而不是投资；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着重考虑制订和执行分红政策，国有企业包括向国家分红；实行金融市场配合措施，加快推进金融部门改革，降低居民消费的信贷约束。
2、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防止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合理确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目标。以增加中低收入居民收入为重点，适当提高个人所得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城镇化，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积极推动“建设新农村”运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发挥税收对居民收入的调节作用，加强对高收入的税收调节，减轻中低收入居民的税收负担，防止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3、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当前必须继续落实完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抑制投资过快增长，防止出现投资反弹。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继续实行从严从紧的土地管理政策。继续控制中长期贷款增长幅度，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的贷款。加强产业政策和行业规划指导，制定并严格执行市场准入标准，加强信息发布和政策引导，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引导、调控和监督。
4、转变增长方式，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积极推进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进一步调整优化投资结构，限制高能耗、高物耗、污染重行业的投资，支持有利于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加强薄弱环节的行业投资与建设。加快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完善企业投资风险约束机制，健全协同配合的企业投资监管体系，建立政府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坚决制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努力提高投资效率。
5、完善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增长。推进落实住房货币化改革，扩大公积金住房贷款规模。积极发展汽车消费信贷，大力发展教育等消费信贷。发挥保险对消费信贷的保障作用。改革带薪休假制度，规范各种新型消费方式，鼓励居民扩大休闲消费及社区服务消费。继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费条件；增加供应适销对路的产品，促进农民消费增长。同时，要大力整顿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以及“三乱”行为，着力改善消费环境。
收稿日期：2006-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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