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的变化及未来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约论文,未来发展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北约的种种变化和前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持续 和普遍关注。2002年5月，北约20国机制建立，北约与其冷战宿敌前苏联的继承者俄罗 斯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根本改善。11月21-22日，在布拉格首脑会议上，北约又确定了新 一轮东扩接纳的7个新成员国名单，并决定成立一支两万多人的快速反应部队。所有这 些重要事件，使人们在深切感受到国际安全格局进一步发生演变的同时，对北约的定位 和未来发展也产生了很多疑虑。本文试图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与北约的关系，北约冷 战后的适应性改革，以及美、欧、俄三者之间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对北约进行全面分析 ，力求为变化中的北约定位，探讨北约的未来走向及其对国际关系和中国的影响。
一、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角度分析北约
北约是美国在欧洲地区主导的军事联盟组织，美国的对欧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此，分析北约离不开对美国全球战略及其实现手段的考察。
冷战结束后，从地缘政治和安全两个角度看美国的战略部署，不能不提到两本深刻影 响了美国全球战略的著作，一本是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另一本是前国防部长威廉 姆·佩里和艾什顿·卡特的《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另外，还要看到去 年“9·11”事件对美国全球战略部署的影响。
布热津斯基在他的书中强调指出，“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这不仅仅 是因为控制整个欧亚大陆是“取得全球主导地位的主要基础”，(注：[美]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页。)还因为“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并有意谋求地 区霸权和/或全球影响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所有可能在政治和/或经济上对美国的首 要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在这里，“美国的一个潜在对手可能在某一 天崛起”。(注：[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 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3、53页。)布氏认 为，苏联解体给美国提供了控制欧亚大陆进而控制世界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这种机 遇 并不能自动转化成为控制能力和机制。美国和古老帝国的统治面临的任务是一样的 ，地缘政治上的三大任务依次是：“防止附庸国家相互勾结并保持它们在安全方面对帝 国的依赖性；保持称臣的国家的顺从并维持向它们提供的保护；防止野蛮民族联合起来 。”(注：[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4页。)要完成这些艰巨的 任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和维持美国在全球范围的联盟体系，“美国在全球至高无 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注：[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页。)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实际上为 美国勾勒出了冷战后中长期的战略目标及其实现方法，并特别强调了联盟组织对美国全 球战略的重要性。
卡特和佩里的《预防性防御》则主要论述“不存在重大威胁情况下的”美国战略。所 谓重大威胁，即他们所归纳的“甲类”威胁，相当于冷战期间苏联对美国生存构成的威 胁。卡特和佩里认为，冷战结束后，“甲类”威胁已经随着苏联的消失不复存在了，美 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乙类”和“丙类”威胁。“乙类”威胁主要是“重大地区性潜在 危机”，会对美国利益构成直接威胁。重大地区性潜在危机发生的地点主要是波斯湾和 朝鲜半岛。“丙类”威胁是重要地区危机和恐怖主义对美国利益构成的间接威胁，如科 索沃、波黑、索马里等地的威胁。在“甲类”威胁消失的情况下，美国的安全战略应该 从威慑转变到预防，防止五种危险其中包括灾难性恐怖主义演变成为“甲类”威胁。“ 预防性防御是一项内容广泛的政治军事战略，包涵了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 和军事。”(注：这里所说的五种危险是：俄罗斯陷入混乱和孤立，走上侵略道路；前 苏联核武器库的失控；中国有可能走向敌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美国境内发生规 模和能量前所未有的“灾难性恐怖主义活动”。见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预 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胡利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15页 。)军事上的重点在于“造势”和“准备”，保持美国的强大力量，防止威胁美国安全 的事情发生。在欧洲的安排，就是要使北约成为美国重新塑造欧洲的战略工具。1995年 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冷战结束后第一部专门针对欧洲和北约的安全战略报告。报告 宣称，“美国在欧洲具有生死攸关的利益。欧洲应该是一个民主的、统一的、稳定和繁 荣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开放的、支持并与美国合作促进双方在欧洲和世界其他重要地区 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的欧洲。大西洋合作不仅对促进我们在欧洲的共同利益，而且对 解决全球问题都是关键的。”(注：U.S.Department of Defense(DoD),“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Europe and NATO”,June 1995,http://www.defenselink.mil.)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美国在欧洲生死攸关的利益，已经不再是 冷战时期遏制苏联那样的追求，而是建设一个能够与美国合作的民主、统一、稳定的欧 洲。美国支持欧盟深化和东扩，坚持北约接纳新成员国，都是与上述政治目标的实现连 在一起的。而维持北约的继续存在并保留其第五条款的不可动摇，又是防止在欧洲出现 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力量的根本保障。有了北约，美国就在欧洲有了可靠的支持，从而 在欧亚大陆也就有了稳固的平台。北约冷战后长达十年的适应性改造，就是佩里等强调 的一种在欧洲的“造势”和“准备”。
“9·11”事件，使卡特和佩里所提出的防止灾难性恐怖事件演变成为甲类威胁的情况 变成了现实。美国首次感到随着冷战消失的甲类威胁又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出现了，“9 ·11”成为一件深刻影响和改变美国对时代特征、世界格局、威胁来源和对应手段等核 心问题看法的重大事件。美国认为，“9·11”后，世界从“后冷战时代”进入了“后 后冷战时代”，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过渡期已经结束，世界迈进了一个跨国性挑战 日益严峻与传统性重要问题相互交错、大国冲突概率减低而地区性冲突和贫困不断蔓延 的时代。(注：袁鹏：“‘后后冷战时代’观的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0 期，第13页。)在这种新形势下，美国的战略出现了重要的阶段性调整，反恐和防止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成为美国的战略重点。根据新战略要求，在欧洲地区，俄罗斯成 为更加重要的合作和融合对象，北约的职能也要适应美国的战略变化进行新的调整。20 02年9月，布什政府在其第一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之中，即明确表示希望北约成为一个 能够在全球范围展开行动的组织，即北约必须“在我们利益受到威胁的任何地方采取行 动，根据北约自己的授权组建临时联盟，并为建立在不同任务基础上的临时联盟做出贡 献。”(注：U.S.DoD,“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2002,http://www.white house.gov.)这个报告对北约的设想与1995 年报告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美国希望今天的北约不仅应通过不断东扩成为欧洲统一、稳 定的基石，还应成为美国反恐的工具。
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角度分析北约，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欧亚大陆是美 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北约是美国重要的地区战略工具，也是美国控制欧亚大陆的关键。 因此，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对北约的建设。第二，北约主要是在欧洲地区的一种“造势” 安排，是针对俄罗斯和防止欧洲地区发生动荡的一种预防性部署。有了北约做后盾，美 国也就有了与俄罗斯发展合作关系的资本。第三，美国试图通过北约的政治化实现其欧 洲民主、统一、稳定的目标，同时又强调北约必须适应新形势下新任务的要求，即具备 在其利益受到威胁的地方迅速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这两方面的任务成为冷战后美国改 造北约的主要目标。
二、北约在冷战后的适应性调整
北约是1949年西方国家针对苏联可能入侵而建立起来的军事联盟组织，其针对性和排 他性特征十分突出。冷战终结和苏联解体，导致北约存在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但是，美国需要通过联盟体系维持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欧洲盟国也希望北约继续承担 集体防御任务，使欧盟腾出手来建设经济货币联盟。在美欧共同利益的推动下，北约在 美国主导下进行了长达十年多的适应性改造。考察北约的适应性改造，可以清楚了解北 约职能和作用的变化。
如前所述，冷战结束后美国和欧洲盟国对北约有两大要求，一方面希望北约成为实现 欧洲统一和稳定的工具，这就要求不断强化北约的政治职能；另一方面，希望北约能够 转变军事战略，应付新形势下新的安全问题，这就要求北约具备处理危机的快速反应能 力。北约的改造正是沿着这两条线索发展的。
第一，强化北约的政治安全职能，在保留集体防御条款的同时，使双边和多边安全合 作成为联盟的重要手段，使北约发展成为开放性的泛欧合作安全体系的基础。
作为冷战期间与苏联集团对峙的军事联盟，北约要想在冷战后生存下去，必须发展新 的政治职能，增强其存在的合法性。对此，北约采取的手段之一，就是“向那些在冷战 期间是我们敌人的国家伸出我们的友谊之手”。(注：NATO,“London Declaration on
a Transformed North Atlantic Alliance”,London,5-6 July 1990,para.4.)在1991 年11月罗马首脑会议上，北约采纳了美国国务卿贝克和德国外长根舍的建议，通过了成 立北大西洋合作理事会(NACC，以下简称北合会)的决定。同年12月10日，第一次北合会 召开，并通过了“关于对话、伙伴关系与合作宣言”。北合会的成立，是“北约将前苏 联和其他华约国家融入到欧洲安全结构中的第一个组织性步骤”，(注：Hugh De Santis,“Romancing NATO: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East European Stability”, in Ted Galen Carpenter ed.,The Future of NATO,London:Frank Cass,1995,p.62.) 是北约通过建立合作协调框架维护欧洲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新举措。这一步骤受到了中东 欧和前苏联国家的积极响应，到1992年3月参加北合会的成员国就达到了33个之多。
1994年1月，北约在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接受美国的建议，通过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Partnership for Peace,PfP)，进一步加强北约的政治功能。通过该计划，北约与 中东欧和前苏联27个国家建立了双边安全关系，其合作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危机处理 ；国防计划、政策与战略；国防采购及其组织与管理；国防研究、技术、预算与资源管 理；维和概念、计划与合作；通讯与信息系统方面的磋商与控制；民事紧急计划；标准 化行为与管理；语言培训；军事演习与相关训练计划；军事教育与培训等内容。和平伙 伴关系是北约与各伙伴国众多双边关系的组合，其主要目标是加强北约与伙伴国的军事 合作和联系，以及在危机处理和维和中的联合军事行动。1997年5月，北约辛特拉外长 会议将北合会与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合并成立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EAPC)，成为 和平伙伴关系的固定机制，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推动北约同伙伴国家的政治安全关 系。通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北约不仅缓解了中东欧国家要求入盟的现实压力，将这些 国家纳入到北约的战略安排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北约政治职能空前扩展，有效地遏制 了俄罗斯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的传统影响，将它们排挤到了欧洲安全结构的边 缘地位。
北合会与和平伙伴关系计划，都是美国推动北约向东扩张的准备工作，1999年4月华盛 顿会议接纳冷战后第一批新成员国，则是北约东扩的开始。到2004年绝大多数中东欧和 波罗的海国家都将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国。北约扩大并非冷战结束以后才开始，冷战期间 它就先后接纳希腊、土耳其、西德、西班牙加入其中。但是，冷战期间北约的扩大受到 两极格局的制约，其军事联盟的排他性和针对性没有改变。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采取 了开放性和建构性的做法，要求申请国根据北约的标准进行政治、经济、国防体制等各 方面的改造，符合标准的申请国“成熟一个接纳一个”。对待俄罗斯采取逐渐融合的办 法，将其纳入到美国主导的结构之中。1997年北约同俄罗斯签署“基本关系文件”，确 立了二者的双边磋商机制(即19 + 1机制)，2002年初又确立了新的“机制”，将俄罗斯 部分地融入到北约的决策程序之中，基本上以合作方式在欧洲安全结构中为俄罗斯提供 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北约政治功能的大幅度加强，实际上为北约发展成为一个成员广泛、没有固定敌人、 以多边和双边联系的合作安全体系奠定了基础。
第二，确立处理危机和反恐战略，突破域外行动限制，并在指挥系统和军事部署方面 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尽管北约大大加强了政治职能，但它毕竟是一个具有实际能力的军事联盟组织，它还 需要调整军事战略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这也是北约维护生存的必要手段。冷战期间，北 约的军事战略是针对苏联的可能入侵在核威慑基础上的前沿部署和防御安排，以保证北 约防区范围内盟国的安全，北约从未参与任何防区外的军事行动。冷战结束后，美国及 其盟国认为，大规模外来入侵的可能性几乎不复存在，北约成员国面临的威胁已经从传 统威胁向多样化、多层次、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的威胁转变，其来源和地域范围都大大 拓展。北约要想生存下来，还必须具备解决新型威胁的能力，否则将蜕变为一个单纯的 政治组织。正如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委员理查德·卢格所说，“北约要不走出防区，要不 就关门闭市。”(注：Richard Lugar,“NATO:out of Area or out of Business,a Call for US Leadership to Revive and Redefine the Alliance”,Presentation,to
the Open Forum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2 August 1993.转引自Carl Conetta,“America's New Deal with Europe:NATO Primacy and Double Expansion” ,http://wwwc.cc.Columbia.edu.)
冷战结束后，北约立即进行了战略审查，并于1992年6月奥斯陆外长会议上第一次决定 参与域外维和。会议明确规定，北约将“在个案审查的基础上，支持欧安会发起的维和 行动，包括使用联盟的资源和技术。”(注：NATO,Final Communique (Ministerial
Meeting),Oslo,4 June 1992,sect.11.)1992年底，北约在实际参与联合国授权的在波 黑的一系列维和行动中，又发展了“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展开维和行动的安排。到 1993年中，“危机处理，以及在地区冲突中维和与创造和平，已成了联盟新的核心任务 。”(注：北约秘书长政治事务助理John Kriendler,“NATO's Changing Role—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for Peacekeeping”,NATO Review,No.3,June 1993, pp.16-21.)1995年底，北约已接替联合国全面承担了在波黑的维和使命。1999年北约战 略概念文件明确规定，在继续保留成员国追求共同安全与互助合作外，“北约将寻求在 其他组织合作的情况下预防冲突，一旦危机爆发，将在与国际法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对危 机的有效处理做出贡献，对非第五条的危机做出反应”，(注：NATO,“The Alliance's
Strategic Concept”,Washington,1999,Para.31.)“支持个案基础上的、与其自身程 序相一致的、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或者是欧安组织下的维和与其他行动”。(注：Ibi d.,Para.31.)至此，危机处理与集体防御成为北约的两大使命，也即“第五条”和“非 第五条”使命。
北约战略调整在1999年刚刚告一段落，2001年的“9·11”事件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9·11”事件使美国和北约领导人对威胁的认识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过去强调威胁的分 散化和不确定性，转而强调反恐与防扩散作为北约的核心议题。“9·11”后，北约秘 书长一再强调，恐怖主义、武器扩散、失败国家和流氓国家成为“确保供应不断的不稳 定”(Guaranteed supply chain of instability)来源，而且这些威胁主要表现为一种 功能性特点，不再表现为地域性特点，因而讨论北约是在域内还是域外行动已经没有任 何意义。(注：“NATO:A Vision for 2012”,Speech by NATO Secretary-General Lord Robertson,at the Conference“Prague 2002:Challenge and Change for NATO ”,Brussels,3 October 2002,http://www.nato.int.)美国要求北约跟随美国的反恐战 略变化做出新的相应调整。2002年9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甚至以一种要挟的口吻 指出，北约能否“重新像冷战时期一样成为大西洋联盟成员集体防御的中心保障”，还 要看欧洲盟国是否愿意并具备能力反恐。布拉格北约峰会基本上解决了将反恐作为北约 “新使命”的问题，并决定建立一支2.1万人的、可在一周到一月之内部署的北约快反 部队(NATO Response Force,NRF)。可以说，美国在“9·11”后进一步推动北约实施了 突破地域和授权限制、以新的反恐为核心使命的变革。
为了适应新的“非第五条”任务，北约对军事指挥系统和力量系统一直在进行调整改 造，以便增加灵活性。对联盟力量的要求，强调“足够”、“有效卷入能力”、“可部 署性和灵活性”、“存活能力和坚持能力”，以及多国共同行动的“可协调性”。通过 多国联合特谴部队(Combined Joint Task Forces,CJTF)和“防务能力行动”(Defense
Capabilities Initiative,DCI)计划和建立新的“快反部队”，组建更加灵活机动和有 效的危机处理和反恐力量，推动缩小盟国间技术和能力差距。在指挥系统领域，北约从 90年代的精简机构已发展到“9·11”后强调取代按地域划分的指挥系统，改为按职能 设置指挥系统。
从北约十多年的适应性改造中，可以看到北约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北约依然 是一个拥有集体防御条款的军事联盟组织，对北约任何一个成员国的侵略都将遭受全体 成员国的反击，这一点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也应该看到，冷战结束后北约的“第五条 ”使命实际上因没有入侵危险而不得不束之高阁。第二，北约政治功能空前加强，通过 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地中海对话计划、东南欧稳定计划等，它正将触角伸展到前苏联、 中亚、北非等地，一个多种形式的泛欧合作安全网络正在依托北约建设起来。第三，北 约军事战略一直在不断发生深刻变革，力量建设及指挥系统都在朝着危机处理方向转化 ，“9·11”后更是围绕着反恐战略及其相应能力建设转变。突破区域限制并依据任务 灵活组建临时联盟，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反恐斗争，正在成为北约军事战略调整的新方向 。
三、美、欧、俄关系互动中的北约
北约冷战后的适应性改造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北约的政治与 军事功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作为欧洲政治统一的工具，北约要融合前苏联和中东 欧国家。但是，随着联盟越变越大，其磋商过程也就变得越来越长，决策机制越来越复 杂，从而越来越不适应冷战后处理各种危机和反恐行动对快速反应的要求。联盟作为欧 洲统一的工具与作为具有行动能力的军事组织之间，存在着某种难以协调的矛盾。
第二，冷战后北约军事战略迅速转变，但大多数欧洲盟国的防务建设跟不上北约战略 的变化。欧洲长期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冷战后又忙于经济货币联盟建设，国防投入严 重不足，2001年美国一国的国防开支相当于所有欧洲盟国总数的1.85倍。这种情况造成 美欧之间严重的能力差距，而能力差距又导致盟国间协同作战困难，带来费用分摊问题 上的争执，并最终影响大西洋联盟关系的其他方面。
这两方面的问题给北约带来了新的危机。从美国的角度说，反恐的艰巨任务越来越需 要北约，但北约却变得越来越不那么得心应手。这有可能促使美国把北约只看成政治工 具，而在军事上通过强调组建临时联盟而忽视北约整体的倾向。这种倾向已经在美国官 员的言辞中体现出来。从欧洲的角度看，它一方面担心美国会越来越多地采取单边主义 做法，将北约作为一个单纯的摆设；另一方面又希望将有限的资源用于自身能力建设， 使欧盟具备一定的行动能力。发展自身能力，也意味着欧洲对北约倚赖的下降。两者之 间也存在着矛盾。
这些问题的解决要看美欧关系和美俄关系在新形势下的互动。从大国关系的角度考察 北约，就是要看北约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以及潜在趋势。
冷战结束后，美欧安全关系互动一直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在北约内部，一是在北 约外部。北约内部的互动，主要是在北约内部发展欧洲安全防务特性(ESDI)的问题，总 体上说二者的关系正在逐渐从依附关系向平等盟友关系发展，但目前美欧之间的能力差 距仍是影响联盟凝聚力的重要问题。欧洲盟国担心因技术上的差距对美国盟主形成新的 依附，美国对盟国继续搭便车也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不断向欧洲施加压力，并表现出 对北约能用则用，不能用则单干的趋势。欧洲已经感到，能力差距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美 国对北约效用的评估，导致美国宁愿单独行动和倾向双边磋商。欧洲盟国有意改善现状 ，并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已经不是欧洲要求北约做什么，而是欧洲能向北约提 供什么。(注：Kristin Krohn Devold (Minister of Defense,Norway),“What Europe
Wants from NATO?”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Prague 2002:Challenge and Change for NATO”,http://www.nato.int.)这也是为什么北约秘书长罗伯逊一再强调 “能力，能力，还是能力”的原因所在。
布什政府借口能力差距和威胁多样化，要求北约在利益受到威胁的任何地方自己授权 组建不同任务基础上的临时联盟。这一点在欧洲人看来，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作祟。因为 依据任务组建临时联盟有可能导致美国的自行其事，从而使欧洲人看重的多边主义失去 意义，(注：Javier Solana,“What can the EU Contribute to a Revitalised Transatlantic Security Partnership”,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on“Prague 200 2:Challenge and Change for NATO”,3 October 2002.)北约也有可能因此而演变成为 一个空壳。如果北约继续有效，欧洲也不希望将它变成一个在任何地方都出击的完全进 攻性的组织，最起码在采取军事行动时不是通过临时联盟而是经过所有成员国的反复磋 商，另外在欧洲地区以外的干涉和军事卷入也要有联合国的授权。美欧最近在伊拉克问 题上的反复争执就体现了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矛盾。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全球范围内 进攻与有限出击，成为美欧在北约内部的主要矛盾所在。
美欧关系在北约外部的互动更具观察价值。欧盟从1999年开始提出建设共同安全与防 务政策，2003年实现建设欧盟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的目标。对此，美国曾一再向欧洲盟 国发问，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能帮助大西洋联盟始终团结在一起吗?”会 不会“导致一个最初与北约重叠但最终与北约竞争的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注：Strobe Talbott,“America's Stake in a Strong Europe”,Remarks at Chatham House Conference,7 October 1999.)的确，欧洲政治联盟的发展预示着一个新欧洲的 出现，美国如何面对一个政治上更加团结、军事上有自己的武装、社会发展模式有别于 美国的欧洲，是一个长远的深层次问题。一个新欧洲对于美国的霸权是重要的制约，欧 洲会不断地用自己的声音修正美国领导世界过程中的偏差。这种偏差在欧洲人眼里就是 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为所欲为。美国是选择继续支持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同时推进大西洋一 体化，还是选择自行其事，任事态自然发展，其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布什上台后，美欧互动似乎体现了这种深层次的矛盾。但是应该看到，一方面布什政 府上台初期的对欧政策始终在调整之中，布什总结越来越多地强调“北约依然是欧洲和 美国安全的锚地”，国防部也开始加强同欧洲盟国的磋商，就进一步发展能力建设、缩 小美欧能力差距提出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欧洲目前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依然还是“ 纸老虎”的状况，特别是欧洲在自身能力建设上存在的问题，(注：关于欧洲在能力建 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见General Rainer Schuwirth(Director Gener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Military Staff),“Hitting the Helsinki Headline Goal”,NATO Review(Web version),No.3,2002.)使它不可能独树一帜抵制美国的做法。鉴于欧洲不 论是战略上还是政治安全上对北约的需要，反恐和防扩散也是欧洲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 ，因此欧洲的行为模式仍将主要是在重大问题上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以影响美国的决策 ，但最终在根本问题上会支持美国。
美俄和欧俄在欧洲的互动也是影响北约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总结冷战后美国与 俄罗斯互动的历史，总的特点是俄从原来西方的敌人变成了西方的伙伴。美俄关系的化 敌为友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北约的军事功能，也为北约转变为政治安全组织提供了条件 。俄罗斯的转变与冷战后欧洲新安全结构所体现的张力有关，正是结构的压力促使俄罗 斯发生变化。(注：关于这一点，可见朱立群：“欧盟、北约东扩与欧洲新安全结构” 一文，《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6期。)另一方面，也与普京加速与西方一体化的战略 认知有关。冷战后西方国家始终以合作方式融合俄罗斯，也是改变俄政策选择的重要原 因。“20国机制”的建立表明，俄罗斯开始在防务和安全问题上融入欧洲，使俄罗斯在 冷战后奋斗了十多年的努力有了结果，那就是分享欧洲安全问题的决策权。“20国机制 ”尽管不是在所有领域，毕竟还是在一些领域使俄罗斯有可能参与决策。“9·11”以 后，随着美国对外政策向反恐和防扩散重点转移，俄罗斯在美国眼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美、俄双方越来越多地发现了它们的共同利益所在，甚至开始提出了俄和北约应“共同 对付来自欧洲以外威胁”的说法。美国政府和北约文件高度评价俄在反恐斗争中的重要 作用，强调加强北约和俄罗斯合作的重要性。美国真正希望通过北约完全融合俄罗斯， 这一重要任务会进一步强化北约的政治倾向，在军事上美国更会看重与俄的双边关系和 俄罗斯的反恐能力，这有可能使美国继续朝着军事上强调北约组建临时联盟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欧俄关系的互动，也是考察北约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冷战后，欧洲始终 注意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9·11”后更是承诺给予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并强 调在安全领域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欧俄关系的发展将有力地推动欧洲地区欧、美、俄 三角合作关系的发展，同时也是欧洲制约美国单边主义的重要手段。
总之，冷战后美欧、美俄、欧俄关系的互动正在欧洲地区出现一个三角合作框架，它 毫无疑问将影响北约的未来趋势。欧美军事能力差距及安全理念上的分歧，欧洲自身军 事力量的建设，俄罗斯与西方合作关系的发展，降低了各方对北约的倚赖，大西洋联盟 关系的复杂性也大大增加。
结论
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北约自身适应性改造、欧洲大国关系互动三个不同的角度分析北 约，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北约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之一，是实现美国希望欧洲统一、民主、稳定的工 具，是欧洲地区安全结构的主导力量。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北约，而是会通过各种办法使 北约适应美国的需要。冷战后美国在改造北约过程中始终能够牢牢控制主导权，表明美 国具有进一步改造北约的领导能力。
第二，随着冷战后安全态势的变化，北约的职能已发生深刻的转变。北约的集体防御 功能减弱，政治功能大大加强，军事战略以危机处理和反恐为主。北约内部形成了不同 等级的、双边和多边各种形式的合作安全网络，其覆盖面积远达中亚、北非和地中海地 区。这种变化表明，北约的军事功能有所下降，政治功能不断上升。对抗性被逐渐超越 ，合作性加强。
第三，安全威胁的变化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变化，是北约性质变化的根源。美国对 北约的期待越来越朝着稳定和统一欧洲、威慑大国崛起的方向发展。而美国力量超强， 欧洲与美能力差距拉大，是军事上美国对北约依赖逐渐下降的重要原因。美欧联盟关系 的维系较之冷战期间更为复杂，过去只要强调苏联的入侵威胁足以维系联盟团结，现在 则需要在威胁之外强调共同命运和共同价值观念，联盟关系进入相对不稳定时期。
第四，2001年的“9·11”事件，使北约面临1999年之后的又一次战略调整。这次调整 的重点是解决北约作为欧洲统一的政治工具以及危机处理和反恐斗争军事工具之间的矛 盾。北约新一轮扩大将进一步强化北约的政治功能，在军事上北约要想发挥作用有可能 走美国所强调的组建不同任务基础上的临时联盟(Misson-based Coalitions)的道路。 从长远角度来说，这意味着北约的进一步演变。
第五，北约作为地区合作安全体系的连结点，有助于大西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美 、欧、俄三角合作关系的发展有助于欧洲和俄罗斯对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制约和影响。 北约的进一步演变是否会朝着对中国构成威胁的方向发展，主要看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 中美关系的发展演变。
标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论文; 军事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北约成员国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