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的若干回忆——兼述我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建设社会主义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08)04-0018-13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所作的报告，站在现代人类文明时代发展的高度，从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把“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和“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新要求。这是我们党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理念的新发展，顺应了我国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潮流，反映了我国学界广大交叉、新兴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经济学工作者的心声。从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说史来看，长期以来，我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进行潜心研究，创立了生态文明与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理论，在学术界最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命题。不仅如此，还在学术活动中，经常奋力疾呼要把“生态文明观念”写入党、国家、政府的重要文献尤其是党代会报告，使生态文明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发挥指导作用。这是我对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与生态文明观的一种信念和追求，构成我的淡泊宁静的平民学者人生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故作此回忆。
一、生态文明观念的提出与三大文明协调发展理论的形成
早在1985年11月，我组织和主持一个生态经济研究小组，与五位同仁共同撰写了《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的研究报告，提供给1986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生态经济战略学术讨论会”。我在研究报告的引言中强调指出：“这篇文章就是对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经济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提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这一生态经济学的新原理，以期为现代人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新的认识工具，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起到积极的作用。”[1](P364)在研究报告的结尾，我提出要“把中国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严格按照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规律办事的轨道上来，自觉地协调人们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发展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同步协调发展的新时期。”[1](P402)。据文献记载，这个论断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该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三大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思想的最早表述，也是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应该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三位一体”的思想先声。在这里，当年我没有使用“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但“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生态环境建设”都是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本质上属于生态文明观念的新范畴。这是毫无疑义的。
据我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资料的考证，著名生态学家、中国生态经济学会顾问叶谦吉先生，在1987年的全国生态农业问题讨论会上，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观点。什么是“生态文明”呢？叶谦吉教授认为：“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并奋力疾呼要“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建设”，引起了与会者共鸣。很明显，作为生态学家的叶谦吉教授，是从生态学及生态哲学的视角来看生态文明的。虽然如此，我还是十分赞同叶先生对生态文明概念的新提法。从这时起，我就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之统一，尤其是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主旨，把这个新观点纳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和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范畴，使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理论增添了生态文明的新理念，先是形成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内在统一与协调发展理论；然后发展为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内的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理论。因此，在我的论著中，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领域划分的视角，就有生态环境建设即生态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提法；从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形态区分的视角，就有生态文明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即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表述。
对于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三位一体”论，我作了如下一些论证和探索：
1、社会主义发展，满足全体人民的生态、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过程，就是三大文明建设过程，这是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1987年8月我在定稿《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一书的第十章“生态经济全面需求理论”时，对传统经济学哲学理论作了几点创新：(1)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把人的消费需要只看成纯经济需要，因而，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内涵，概括为物质和文化两个部分，通常说成是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类。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基本原理同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结合起来，就必然得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保证满足全体人民的生态、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是作为生态经济有机整体的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的发展，补充和丰富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原理”[2](P280)。(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生态需要的实现过程，就是三大文明建设过程。“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和实现方式，构成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基本内容；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和实现方式，构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内容；人民群众的生态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和实现方式，构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基本内容，也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表现。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的全面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和实现方式，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三大文明建设的根本问题。”[2](P275)(3)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实现社会主义满足人民群众的全面需要，达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高度统一。这是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也是国家富强、民族兴旺、人民幸福的重要标志”[2](P276)。对于上述论点，我从1998年至1990年在《经济研究》等刊物发表的一些文章中都详细论述过。
2、没有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难以发展，社会主义难以存在。在这个时期内，我还研究微观生态经济问题，探讨社会主义企业现代文明发展，于1991年3月出版了《企业生态环境优化技巧》一书。该书的主旨就是阐明企业生态文明建设问题，进一步强调：(1)“从生态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文明，应该是高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机统一。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中，离开生态文明建设，那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提高全民族的生态环境意识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否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难以发展，社会主义难以存在。”[3](P477)(2)发展是当代中国创建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主题。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不是纯粹的经济现代化，而是以此为中心的多元现代化。因此，“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必须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这三大文明建设一起抓。这是我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必须遵循的路线，是社会主义企业现代化建设所必须遵循的路线”[3](P477)。
3、确立生态时代论、生态革命论和生态文明观的统一理论，只有确立这个“统一理论”，才能最终确立生态文明理论，真正使它成为科学理论。从1992年的《生态时代论》的演讲到1994年的《当代中国的绿色道路——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一书出版，我全面地论证了生态文明兴起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客观性，揭示了生态文明的时代特征与实践基础，阐明了生态革命与生态时代、生态革命与创建生态文明、生态时代与社会主义时代、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等相互关系，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生态时代，是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共产主义必然来到的时代。这就是中国生态经济协调学派的时代观、未来观。”[4](P326)经过近2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学派的时代观、未来观。在此，按照原文简述几点：(1)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和四个阶段。第一个时代是人类依附并初步利用自然的蒙昧时代；第二个时代是人类掠夺自然、破坏生态而导致生态危机的征服时代，这个时代经历了人与自然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三个时代是重建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体达到新的更高水平的和谐协调发展的生态时代。“当代人类正在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把现代经济社会运行与发展切实转移到良好的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的轨道上来，使人、社会与自然重新成为有机统一体，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因此，实现人与自然在新的更高层次的和谐统一，达到生态与经济在新的更高水平的协调发展，这是生态时代的根本标志。所以，建立在生态良性循环基础上的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就成为生态时代的首要的、本质的特征，生态时代的其他特征，都是从不同角度表现和补充这个本质的特征。”[4](P318)我还特别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同生态时代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是完全一致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开辟了人、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协调发展的新时代”[4](P323)，这就是生态时代。(2)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个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绿色浪潮滚滚而来，正在席卷全球，猛烈地冲击着现代人类社会的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正在推进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三次巨大变革。“这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的生态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生态革命的本质是：人类社会由征服掠夺生态环境资源到保护建设生态环境的大转变。这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三次巨大的变革……现代人类通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态革命，推动人与自然尖锐对立的征服时代向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时代的大转变。”[5](P4-7)(3)农业革命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工业革命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生态革命将会创造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文明，一定会比工业文明在人类历史发展上写下更加辉煌灿烂的篇章。我们可以说，生态时代的现代文明，本质上是生态文明。没有生态文明，就没有现代文明。真正的现代文明是生态文明，只有生态文明才是真正的人类文明”。因此，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在创建工业文明的同时，还要根据当代全球性的生态环境的严峻现实，将工业文明推向生态文明，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三次大转变作出积极的巨大的贡献……使中华民族从工业革命的后进者和近代科技的落伍者，成为生态革命的先行者和现代科技的先进者，取得21世纪国际竞争的领先地位，跨入世界先进行列。”[5](P10-21)(4)进一步地阐明了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生态文明建设，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同自然环境进行物质变换的生态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使人与自然保持和谐统一关系，有效解决经济社会活动的需求与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供给之间的矛盾，以保证满足人民的生态需要。”在《当代中国的绿色道路》一书中我还认为：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入21世纪的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发展的新特点，即从21世纪的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新特征的意义上说，“21世纪应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纪，将是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使生态与经济达到新的更高水平的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时代……全党全民要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这是生态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5](P11-18)。
4、从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实践出发，把生态文明与三大文明理论纳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提出三项文明建设相互促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则，使生态文明与三大文明协调发展理论，成为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1997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中，第五章为“可持续发展经济的主要法则”，我提出四条理论原则，其中一条就是“三项文明建设相互促进的原则”，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互为条件与相互促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则。”[6](P216)对于这个新论点，我作了几点论证：(1)最终确立了生态文明的相对独立性，将它从附属在其他文明形态之中“拯救”出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文明形态。“所以，我们肯定地说，生态财富的载体是物质的，却与精神文明一样，不能以此否定它的相对独立性。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一项具有自身独立内容的现代文明建设。”[6](P218)生态文明不仅是一个独立的文明形态，而且是一种崭新的现代文明形态。(2)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表现、重要特征和重要目标。我在该书中论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内在本质的表现，是社会的重要特征和优越性之一的同时，就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仅是社会主义本质表现和重要特征，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内容。”我还强调指出：“精神文明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那么我们可以说，生态文明建设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忽视了生态文明建设，“就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失去了完整性，就会导致现代化建设畸形发展的严重后果，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6](P218)。(3)在上述基础上，我还认为，“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提出了现代市场经济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新概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6](P220-221)。(4)经过这样的分析，我就“作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还要有高度的生态文明，三项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只有三项文明建设相互促进与协调发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面临的历史性课题。”[6](P222)
回忆到这里，我要指出的是，老一辈著名生态经济学家石山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多次讲话和论文中，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阐明生态时代、生态文明和三大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对这些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一些讲话和文章中反复引用和强调我提出的这些新理论。例如，他引用我概括的生态时代的本质特征的论述之后说：“把握这个基本特征，我们就可以清理落后于时代的许多旧思想和旧做法，探索适合新时代需要的新思想、新做法、有破立、相得益彰。”[7](P28)又如，他在《刘思华选集》出版笔谈中指出：“《选集》提出和阐明了生态时代及其三大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理论，使《选集》体现了独创性、科学性、实践性的有机统一。”①
二、从三大文明协调发展论到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论
我在《当代中国的绿色道路》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两书中，曾经总结说：“从80年代后期以来，笔者在一些论著和学术会议上反复阐述，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应该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内在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该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5](P221-222)这是从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形态区分和现代化建设领域划分的两个视角来概括三大文明协调发展理论。与此同时，我还从这两个视角逐步建立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理论。因此，无论是三大文明协调发展论，还是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论，都是我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结论。现在，按照我学术探索的理论轨迹，对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理论作几点回忆。
1、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基本实践与客观规律。首先，我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领域划分理论，在三大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建设的范畴，规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文明属性，形成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那时，我没有明确使用政治文明概念，却抓住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问题。因此，1991年我在《管理思维经营技巧大全》一书中认为，三大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物质文明建设为中心，精神文明建设为先导，民主建设为保证的四项建设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互相作用的全面协调地发展过程。”我还强调指出：“只有把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都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才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3](P477)这是建设四大文明的最早表述。接着，我在次年的《生态时代论》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建设过程，是人、社会与自然的全面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物质文明建设为中心、精神文明建设为先导的、民主建设为保证的四大文明建设互为条件、互相作用、互相促进的全面协调发展过程。它将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基本实践，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4](P328)根据我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资料的考证，这是首次提出和阐明四大文明建设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是首次把四大文明建设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实践，是首次把建设社会主义四大文明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其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迫切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及四大文明建设的相互关系。对此，我在《当代中国的绿色道路——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两书中作了这样的概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物质文明建设为中心、精神文明建设为先导、民主建设为保证的四大文明建设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全面协调发展过程。它将是我国现代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实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客观规律。”[6](P223)可见，在我看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把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紧密结合起来；而且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有机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进程之中。这是我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得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新结论，它反映了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规律认识的深化。
2、社会主义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体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任务。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我国理论和学术界发表了大量论著，在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存在着两种认识：一种是大多数同志认为十六大报告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就是三大文明建设整体推进与协调发展的奋斗目标；一种是有些同志认为十六大报告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同时，还把“生态良好的文明”与前三大文明并列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就是四大文明建设整体推进与全面发展的奋斗目标。我在《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问题——再论社会主义四大文明建设全面协调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新探》等论文中，明确指出：“无论是三大文明协调发展论还是四大文明全面发展论，都来源于十六大报告，都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都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但是，笔者认为，四大文明全面发展论，更加符合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与发展目标，更加如实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加全面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因此，“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是四大文明的有机统一；只有四大文明并举共建与协调发展，才是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也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8](P15-24)。其后，我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一文中作出总结性阐述时指出：“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整体发展目标，是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的全面协调发展，这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9](P476)
3、我把生态文明与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理论纳入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的理论框架，使它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体部分的一个崭新的基本理论。在2004-2005年期间，我在撰写和修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研究》报告，即《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三篇时，其中有一章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观，它包含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文明观。主要探讨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当代新形态，包含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内涵。有两章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发展文明观，主要探讨马克思主义物质、精神、政治、生态四大文明全面发展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这些都作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诠释。因此，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视野内，生态文明与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理论，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理论与根本原则，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在此，仅仅简述几点：(1)科学发展观将人、社会与自然看做一个有机整体，来界定发展的内涵，它是由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四个基本要素发展构成的整体发展，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自然发展的内在统一。因此，“科学发展观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视为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生态发展之间的互动共存与和谐发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的和谐与完美”。对此，我还从21世纪新时代发展的高度进一步论证说：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正在进入生态时代，现代社会主义发展更加凸显出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互动共存与和谐发展的根本特征。在这四大领域发展的有机统一体中，经济发展是主导，政治发展是保障，文化发展是先导，生态发展是基础，四者紧密关联，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发展之中，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协调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对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发展的新认识、新回答，充分反映了作为全新发展理念的生态经济取向”[9](P525)。(2)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使我国现代化建设从两个文明共同发展升华到三大文明协调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理论的新突破。然而，如前所述，党的十六大所规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整体发展目标，确实是明确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这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规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标志着我们党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文明，它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是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作为统一的整体发展目标提出来了，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这就表明社会主义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代表着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先进、更高级、更伟大的现代文明。它的不断推进就意味着现代人类将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人类文明的全面进步。”[9](P476-477)(3)我在探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时，深深感到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指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它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自身关系和谐四个方面的基本内涵。我把它概括为“现代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四大和谐”[9](P484)。“人们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成果，以及在此条件下所建立的伦理、规范、原则和方式及途径等成果的总和，可以称之为狭义的生态文明；人们实现四大和谐发展的成果，以及此条件下所建立的伦理、规范、原则和方式及途径等成果的总和，可以称之为广义的生态文明，也可以称之为绿色文明。”[9](P489-490)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四大发展关系，它就必须涵盖和意味着整个社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四个基本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从而我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的新论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文明就应当也必然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四大文明的全面协调发展。只有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全面协调发展，才是衡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标准，也才是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发展的协调推进和整体提升的基本标志。”[9](P492)
三、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时代到来
20多年来，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我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不断深入，不仅从学理上提出和论证了生态文明与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理论，而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建设的基本实践上，提出和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命题、新理论，并使之构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理论的一个根本论点。对此，完全可以说，它是我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特按论著的时间顺序回忆如下：
我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1988年4月发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态经济的根本特征与基本矛盾》一文中就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派则持有协调论的生态经济观。生态经济协调论认为，人无论作为自然的人，还是作为社会的人，都不是消极适应自然，而是在适应中不断认识自然与能动利用自然，创造符合自己需要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推动人类和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样必须顺应这一普遍的发展趋势。”[10](P223)这是在论述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科学新概念，成为我创立的生态经济学协调可持续发展论的新学说的一个根本论点。其后，在1991年出版的《管理思维经营技巧大全》一书中论述“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和企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时，我进一步指出：“我们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创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重点引者加），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的协调发展。”[3](P477)据有人对我国学术文献的考证，这是我国理论与学术界最早明确提出“创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命题，并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加以论证与阐明。因此，在我的所有论著中，对此就有了“创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即“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或其简称“创建生态文明”即“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表述。它是我创立的生态文明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即是我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一个基本论点。
1992年夏秋，我在《论生态时代》的生态经济演讲中②，谈到生态时代与现代社会主义的关系时，把创建生态文明作为一个核心问题加以阐述，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1)关于生态时代的本质问题。“生态时代作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更高级的历史时代，不仅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关系，而且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关系，还是这两种发展关系的互相依赖、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有机统一……这两方面互为条件、互相作用，才能创造生态文明的生态时代，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是生态时代的自然属性，人与人的协调关系，是生态时代的社会属性，正是这两种属性的有机统一，才构成了生态时代的本质。”[4](P319)(2)关于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问题。“创建生态文明，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实现生态与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这是现代经济社会的中心议题。”(3)关于社会主义为人、社会与自然界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问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社会与自然界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但是，“在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创建生态文明问题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不是截然对立、完全敌对的，而是肩负着现代人类的共同使命”。“社会主义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使人、社会和自然界之间保持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使它们之间的发展关系进入一个新时代，即是前面所说的生态时代”。因此，“在这方面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具有极大的优势。社会主义在创建工业文明的同时，还要根据当代全球性的生态环境的严峻现实，将工业文明推向生态文明，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三次转变作出积极的巨大贡献”[4](P321-323)。这些论点在1993年后的一些论著中都陆续公开发表了。
十年的理论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建设的初步实践都表明，传统工业文明实质是单一的物质文明，以往工业化建设模式实质是单纯的物质文明建设模式。新兴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现代新文明建设模式。它从“人、社会、自然”复合系统的整体性出发，以人类与其生存生态环境的协同进化与协调发展为价值取向，来建设现代新文明。因此，“可持续发展文明观的核心，就是物质、精神和生态三种文明的高度统一与协调发展”。当然，更确切地说这个核心是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这些是2002年发表的《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再探讨》一文的重要内容。该文分三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的标题就是“建设生态文明（重点引者加），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与人类实践的价值取向”。我从现代新文明的一般性作了一些新阐述。在此，仅引证三点：一是“21世纪应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纪，将是重建人、社会与自然在新的更高层次的和谐统一，使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在新的更高水平的协调发展，就成为生态文明时代的根本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人们按照生态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观来追求和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高度整合、整体优化、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重点引者加）。二是建设生态文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人们“突破只把自身需要与利益作为唯一的、终极的价值尺度的狭隘眼界，促使人类实践的价值取向发生这样的转换：由只是为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与利益作为人类实践的唯一的、终极的价值尺度转变为同时也必须把非人类物种的需要和整个生物圈的整体利益，作为人类实践的终极价值尺度，构成可持续发展实践的两重最终目的。它实质上就是人类经济社会实践选择的两重的终极的价值尺度”。三是“建设生态文明，实践可持续发展战略，是21世纪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也是实现人类实践两重终极价值的伟大实践”[11](P60-66)。
2004年10月，我向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提交了《再论社会主义四大文明建设全面协调发展》的论文。此文中一个基本观点是在重申了我1991年提出的“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创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标志着我们党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航程。”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加快推进四大文明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整体发展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8](P20-26)。
近几年间，在我撰写与修改新著《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一书的过程中，又从现代新文明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作出了新概括。主要有四点：一是党的十六大虽然没有确立生态文明是一种独立的现代新文明形态，但却明确把可持续发展及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规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标志着我们党“最终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文明观，实质上确立了生态文明观”。正是在这个意义说，我认为十六大是“把建设生态文明与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一道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重要目标，使四大文明建设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整体发展目标”[9](P476)。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应当也必须是一个物质生活不断提高、政治生活不断进步、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生态生活不断改善的四种社会生活良性互动的发展过程。因此，“按照马克思自然——历史观来看它们的关系，应当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它们既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又有各自的特殊领域和规律”[9](P491)。三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实践来看，“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基本实践活动，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伟大实践”[9](P494)。四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目标，“就是构建生态与经济相协调的可持续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促进21世纪中国发展进入生态环境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赢的新时代，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发展的新时代”。“在我国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生态经济双赢发展的实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主要表现为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安全型的经济社会，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生态发展这类绿色文明发展等。”[9](P546)
现在，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意味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上彰显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使它从学界马克思主义的视野进入政界马克思主义视野，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最新成果，是具有普遍合法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发展道路的政治表达；使它从理论的殿堂走向实践的洪流，标志着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具有重大的理论、实践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理论上说，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上，使我们党最终确立了生态文明是一种独立的崭新的现代文明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整体形态，从邓小平理论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二位一体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体论”，向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四位一体论”的转变。正是在这个意义看，我把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看成这个科学新概念“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同义语。因此，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形态的整体，就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统一整体。这是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贡献。尤其是它将人类文明体系由原来的仅仅局限于“社会的世界”扩展到“自然的世界”，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此，我还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上彰显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论点，这是我们党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在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方面的升华，这必将丰富、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的生态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从实践上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上彰显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表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已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观念，让全党全国人民清楚地看到一幅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建设路线图。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进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态势。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目标，又是贯彻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新任务，使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思路更加完善。这些，为我们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实践中，能够从“人、社会、自然”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发展，来审视和处理我国现代文明建设的各种问题，提供了新的更为完整、更为科学的坐标体系，从而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历史时期，真正转向大规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大规模生态环境建设同步进行与协调发展的新阶段。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四、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当代新诠释
我在20世纪80年代创建生态经济学、90年代创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21世纪以来创立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程中，用我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经济学研究不断深化的新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实践，来论证和阐明我提出的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内的生态文明理论，创立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理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诠释。这表明我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尤其是基于对我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使我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具有实践性、科学性、时代性、前瞻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1、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说为指导，从学理上不断阐明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是我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特质与生命线。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先生在《刘思华选集》序言中写道：“刘教授在创建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过程中，始终强调经济理论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也是他所发表论著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早在1984年5月在《学术月刊》上发表的《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学的主要特点》一文中，我就强调指出： “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进行生态经济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说正是我们研究生态经济学的重要指导思想[10](P12-13)”。其后，即是1985年3月，我在《学术论坛》上发表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学》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理论，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只有这样，“就一定能够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学作出自己的贡献”[10](P31-32)。20多年来，我研究生态文明理论始终是随着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文明发展的实践，不断丰富、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及当代新形态的轨迹进行的。
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说，是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和生态经济观点、思想和理论。这个学说蕴藏着丰富的文明和生态文明思想。我和我指导的博士后方时姣博士，在《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新探》一文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20多年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成果，进一步挖掘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发展文明思想及当代新形态，提出了如下一些论点：(1)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虽然没有明确使用生态文明的表述，但却明确提出了“感性世界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光辉思想，并强调通过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方式达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统一。这种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统一，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态文明观念。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在于这种和谐是人、社会、自然有机统一的核心问题，因此，“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应当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与目的归宿，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文明”[9](P154)。对此，我把它界定为当今我们所说生态文明的本质内涵。(2)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片面、畸形发展的基础上，依据唯物史观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社会最根本的就是消除资本主义文明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双重不协调、不和谐。他们用历史的逻辑预言并坚定地相信，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全面发展框架中，人及整个社会和自然界是协调和谐的，整个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也是协调和谐的。从这种双重协调和谐，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体察到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中蕴涵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取向。所以，我在书中得出结论：“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全面发展的这个科学预测中，包含着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的深刻内涵，这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和谐协调发展文明观的生态文明理论。”[9](P450)对此，我把它界定为当今我们所说的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3)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人类文明结构的基本要素之一。我们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和自然观的统一理论考察现代人类社会这个“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的社会结构及社会生活的四分法则”的新理论。“按照四分法理论，现代人类文明主要是物质、政治、精神和生态的四大文明，每个文明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贯通、相互渗透。”[9](P442)我们还进一步指出：“用马克思的自然——历史观来解读可持续发展文明观，确实是一种生态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文明观，在本质上是生态文明观。”[9](P450)(4)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和生态文明观的当代价值，集中表现为我们党不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和生态文明观中国化的新境界。“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文明理论，完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文明的光辉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这些都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发展文明观的重大发展。”[11](P60-66)
总之，我站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前沿，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性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与生态经济思想，全面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中的生态文明意蕴；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文明观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内在统一与协调发展的新理论；并从学理上不断阐明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些都形成我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重要观点，从而构成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理论，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发展实践的客观需要。
2、顺应当今人类社会文明正在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赋予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我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时代特征。我在《发展绿色经济推进三重转变》一文和《绿色经济论——经济发展理论变革与中国经济再造》一书中，都作了深刻论证和阐明，提出了时代发展的“三重转变”的新观点。当今人类文明发展处于一个巨大变革时期，它有三个主要标志[12](P44-60)[13](P539-542)：
从现代文明形式的视角来看，当今人类即将走出征服、掠夺自然，以牺牲生态环境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工业文明时代，正在步入保护、建设自然，以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共同生息与繁荣的生态文明时代。这种文明时代的转变，“是人类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的一个伟大实践”。“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伟大转变。它已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中心议题，全人类正在为实现这个大转变而采取全球范围的共同行动，正在形成不可挡的时代洪流”。
从现代经济形态的视角来看，现代经济已开始由以物质资源尤其是有限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物质经济时代，正在转向以信息、知识、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的知识经济时代。这是工业经济形态的根本性变革，是现代经济形态转变。推进这一转变，就为人类文明发展解决资源危机与环境危机找到了根本出路。
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及道路的视角来看，现代经济发展开始由生态与经济极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经济时代，正在走向生态与经济相互促进与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时代。“这道路在本质上是生态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它具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必须坚持在不损害生态环境承受能力可以支撑的前提下，解决当代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二是必须坚持在不危及当代人需要的前提下，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与后代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三是必须坚持在不危害全人类整体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解决当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以及各国内部各地区和各种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从而真正把现代经济发展建立在节约资源、增强环境支撑能力及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使人类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保持在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极限之内，才能确保非持续经济发展向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转变，最终达到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这种转变的必由之路，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创造。
由上，我还作出结论说：“21世纪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纪，它既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世纪，又是知识经济发展的世纪。”因此，“21世纪必然是生态文明、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三位一体’的新时代。”正是站在这个新时代的高度，21世纪应该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世纪，将是重建人、社会与自然在新的更高层次的和谐统一，使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在新的更高水平的协调发展，促进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进入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双赢”发展的新时代，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真谛，成为生态文明时代的根本标志。
3、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充分体现生态文明理论的中国特色，凸现我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中国气派。我曾简言之，“人口大国、资源小国、生态弱国”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此，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论著中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这种国情使我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生态基础并不雄厚，而是脆弱。“它的突出问题是，我国生态环境系统的供给能力很有限，主要生物资源承载力处于超负荷的临界状态，是制约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因素，也是经济社会的重要桎梏。”二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态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支配和决定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生态经济基本矛盾发展尖锐和突出的历史时期。落后的社会生产是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反映了现阶段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生产力很低这个根本特征。”[10](P209-215)它的根本表现就是“生态经济生产力水平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态经济的根本特征”[10](P208)。
正是对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正确判断，我在《生态时代论》、《当代中国的绿色道路》等论著中认为：从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初中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时期，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时期，这是人类从征服时代向生态时代大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发展阶段，我国社会的生产力基本上是手工生产力、机器生产力和现代生产力的‘三元结构’格局。因而人类历史上依次出现的人类文明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必然并存着。然而，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和战略目标来看，只要发展现代生产力，创建现代文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就必然提前到来，使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发展避免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老路”。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四大文明建设全面协调发展，“这是一个无法逃避的客观现实，不可违背的发展规律”[4](P327-328)。
正是对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科学分析，我作出预言：“生态革命创造比工业文明更高级的生态文明，以及生态文明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也必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正是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日益完善，直到最终胜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它是社会主义由初级阶段发展到中级阶段，直到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历史时期。”[5](P22-23)
我创立生态文明与四大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理论，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策的深刻认识，使我把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性即共性和中国社会主义文明的特殊性即个性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新理论。它既体现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体现它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发展的特殊规律，又反映当今世界全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进程，又反映社会主义中华文明发展的特色和文明建设的特点，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方面的巨大优越性，从而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与生态文明观在当代的发展水平，凸现出我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4、忠于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真理，这是我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灵魂。著名经济学家宋涛先生指出：“1988年许涤新去世后，刘思华教授沿着他开辟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经过二十年的学术积累，在经济学教学与科研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情况下，坚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思想理论体系，以献身于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求真精神，克服种种困难，撰写了大型学术著作《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9](P1)生态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发展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现代文明转型的一种理论形态。因此，拙著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和生态文明观的全部精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经济学。它的创立，是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持忠于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结果。这种忠于信仰、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还突出表现在不仅通过理论研究著书立说，传播生态文明思想观念；还通过学术活动，使学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成果，走进政界马克思主义的视野，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最新理论成果。这是我始终不渝的学术追求。
1990年4月，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联合在北京召开纪念“国际地球日”20周年座谈会，到会的有著名学者石山、阳含熙院士、刘国光、王耕今（已故）、陈吉元（已故）等，政界有中央有关部门部司级负责同志。我在会上发言认为：目前在实际工作中，不仅是抓物质文明一手硬，抓精神文明一手软，而且抓生态文明更软。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重要，生态环境意识淡薄，远远没有上升为自觉的民族意识。我阐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该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之后，就呼吁： “我建议，我们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中，应该把过去二个文明建设的提法，改为三个文明建设的命题，才能提高全体人民尤其是广大干部的生态意识，才能为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国策、三同步发展战略方针提供科学依据。”③这一呼吁得到许多学者的响应与赞同。例如，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朱铁臻研究员发表文章指出：“最近有的同志提出，现代文明应该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高度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该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我认为有一定道理。”[14](P179)
1992年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生态经济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我任会长，每年主持召开年会。每年的年会都涉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思想。我和一些入会代表就常常奋力疾呼：在我们党、国家、政府的重要文献中，要明确提出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尤其近几次年会，一些代表对生态文明问题作专题发言，向党中央建言，望能写入党代会报告。例如，2004年的《全国生态经济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写道：“我们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已经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的理念，但是尚未将这一重要概念写入政治报告。现在，生态文明概念已经成为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以及许多实际工作部门的共识。因此，大会一致建议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这必将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④这个会议纪要我修改定稿后，在《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这就把我个人的学术追求，变成了我会全体会员的学术追求和强烈呼声。
从2006年下半年以来，我会的同仁们十分关注十七大报告的起草，希望这次党代会报告反映学界研究生态文明的理论成果。于是我组织了一编辑组，对我的几部重要著作中有关交叉、新兴经济学科的理论观点，摘编成《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看法》的学术资料。这份材料讲了九个问题，其中有生态需要、生态权益、生态文明、生态化、循环经济与绿色经济等。与此同时，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中心按照我的意见，给党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建议把“生态文明”、“生态化”等新观念写入十七大报告。在信的结尾特别反映了上面所说的《2004年全国生态经济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综述》的那段话。这封信和学术资料于2007年4月上旬通过有关部门呈党中央领导同志。到了8月上旬，在浙江大学举行的“2007年全国生态经济建设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要求就生态建设与生态文明问题向中央写报告的呼声更加强烈，于是我请我会方时姣常务副秘书长将这封信和资料直接寄中央办公厅呈中央领导同志。现在，我们从十七大报告可以看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充分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党的十二大至十五大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即三大文明的基础上，首次把生态文明写入十七大报告，使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这样，四大文明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确实是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这对我和我会广大会员是极大鼓舞，使我深感欣慰。尤其是我会的同仁们纷纷来电话向我祝贺，在他们贺言中一致认为，十七大报告反映了我和我会的理论研究成果，实现了我和我会广大会员的共同意愿。因此，我更加深信，党的十七大开启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航程，必将推动中华民族走向高度发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美好明天。这就一定会激励我们深入研究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创新理论，用新的创造、新的成果、新的建树来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收稿日期：2008-05-18
注释：
①引自石山《高度重视生态时代与三大文明建设理论》，载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②演讲的内部稿曾送给我国生态经济学界一些同仁征求意见，其中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观点，1993年至1994年在《生态时代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代中国的绿色道路》等论著中公开发表，原稿收录在《刘思华文集》之中。
③引自《生态经济通讯》1990年第6期。
④引自《生态经济通讯》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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