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念[1]2002年在《汽车技术与汽车工业的发展及其若干技术社会学思考》文中研究表明蒸汽机和内燃机的相继发明使现代汽车成为了可能。汽车工业也随之应运而生。汽车工业经历了四个大的转移，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我国汽车工业同样也经历了四个时期。 汽车技术是一个综合的技术体系，包括汽车产品技术、生产技术、管理技术。汽车技术发展有其自身的基本动因和发展途径。汽车技术的发展还与汽车的生产需求、机器体系的发展、自然科学的进步密不可分。回溯历史，展望未来，汽车生产将走向小批量、多品种、个性化。 汽车工业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汽车技术与汽车工业的历史发展启示我们，在日益扩大汽车市场的同时，我们应该理智的对待这一科技产物。
陈晓刚[2]2012年在《鞍钢技术创新的历史演进及其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鞍钢是一个有近百年历史的中国特大型国有钢铁联合企业,是我国近现代钢铁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鞍钢素有“共和国钢铁长子”、“共和国的钢铁脊梁”的美誉,是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的典型代表。考察鞍钢技术创新的历史演进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我国的技术创新理论,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的实践,特别是对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具有重大意义。国内一些学者对鞍钢技术创新已开始关注,但总的来说,尚没有系统的、全面的和专门的研究。尤其是,现有的研究进路中,科学技术哲学长期处于一种缺位状态。这是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一个缺憾,本论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本论文运用技术哲学、技术社会学、技术创新理论,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内史与外史相结合、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等方法,对鞍钢技术创新的历史演进及其机制开展专题研究。本论文包括七个部分：第一章“导论”,是本文论题的提出和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评价,阐明本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明确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第二章“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从由来与本质、分类与特点、过程与机制等方面,梳理了国内外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第叁章“鞍钢技术创新产生：建国前的技术移植”,主要从技术帝国主义与日本殖民地科学的视角,分析了建国前鞍钢的技术移植及其性质。第四章“鞍钢技术创新发展：建国后的技术‘双革’”,主要从苏联工业技术援助的视角,分析了建国后鞍钢对苏联钢铁技术的引进与消化,重点探讨了五六十年代鞍钢群众性的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运动。第五章“鞍钢技术创新深化：改革开放后的技术创新”,主要从改革开放后鞍钢改革改造发展的视角,分析了鞍钢技术改造与技术创新的历程、特点和意义,重点讨探讨了鞍钢特色的国有老企业自主创新之路。第六章“鞍钢技术创新的主要机制”,分析了鞍钢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运行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探讨了鞍钢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第七章“鞍钢持续技术创新的现实选择”,立足于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鞍钢持续技术创新的环境背景,分析了鞍钢持续技术创新的现实基础,指出了鞍钢持续技术创新的方向、原则和路径。
张燕[3]2006年在《产业组织变迁的演化研究》文中指出产业组织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的生产率和创新率有重要影响，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目前中国产业组织大多处于严重不合理而且演进迟缓的状态，这严重地制约了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并提供有益的启示。同时，产业组织的变迁问题基本上被主流研究所忽视，而非主流经济学者对产业组织动态的研究还远未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本文试图以企业的能力观作为对企业行为进行分析的理论依据，从认知的角度整合和深化有关产业组织及其动态研究的理论成果，形成一个产业组织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文的基本理论观点是：产业组织演进是由产业内企业间的自组织过程形成多样性和制度与市场对多样性的选择推动的，如果存在有效的外部选择环境，而且企业又采用了有效的学习方式，那么将在知识的产生、积累和传播中形成创新过程，创新过程将推动产业组织向组织化程度更高的方向演化，同时产业组织又对创新的适宜性产生影响，创新和产业组织之间形成相互推动的正反馈回路，促使产业组织发生持续的内生演进。如果不存在以上条件，则产业组织可能因路径依赖而锁定在低效率的水平，演进不会发生或十分迟缓。 为阐述以上观点，本文先进行了理论框架的构建。首先对相关理论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述，包括主流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组织的演化思想，企业的能力观和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然后根据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建立产业组织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进入对产业组织演化的性质、过程和机制的分析。 通过对产业组织演化的自组织性的分析，揭示了产业组织演化的内生性。阐明企业能力只能通过其学习行为得到发展，产业内企业间的自组织形成了多样性，同时也形成了对企业经济能力的配置，由此决定了产业组织的效率，而制度和市场对这个配置过程发挥选择机制的作用，有效的选择机制对于产业组织演进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去除无效率的组织，诱导成功的组织形式和组织间安排的出现。 由于企业学习行为的重要性，对组织学习进行分析。论述了组织学习的方式、机制和有利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启发式原理，并介绍由组织学习产生的技术创新的分类和技术进步模式及其对产业组织产生的影响。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对创新过程及其影响进行研究。在创新的产生和扩散的过程中，需要建立有效的知识转移的渠道，这要求产业组织发现适当的联结以保证知识传播的有效性，这个过程会推动产业组织的变迁，同时新技术范式会对产业组织形式产生强制的规定性，促使产业组织调整，于是产业组织会创新机制的推动下演进，形成更为有序的产业组织的非平衡结构，这又是创新可持续发生的重要条件，创新和产业组织
张晶[4]2004年在《技术跨越的理论分析与模式探讨——兼论中国技术跨越实践》文中认为技术跨越是中国赶超发达国家的重要途径。从中国目前的研究情况看，深层次的技术跨越理论成果并不多见，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现有技术经济理论在解释并指导中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以及赶超发达国家问题上，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技术跨越的相关理论并指导中国技术跨越实践，就显得至关重要。 论文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展开论述，上承技术跨越理论，下接中国技术跨越实践，学理思辨在前、实践论证在后，将学术性与实践性融为一体。 论文首先要解答技术跨越何以可能问题。所以，在理论研究部分，论文对涉及“赶超”与“跨越”的相关理论做了历史梳理与深入分析，并对技术跨越的理论基础做了创新性研究。随后，论文重构了技术跨越的相关理论，其中包括技术跨越的定义、本质、特性、动力、系统以及技术跨越的内在根据等等。以此为基础，论文提出技术跨越的不同模式以及每种模式的各自特点和实现条件。 研究技术跨越相关理论、建构技术跨越实现模式并指导中国技术跨越实践，是本论文的宗旨，所以，对中国技术跨越的实证研究构成论文的实践研究部分。论文从现代化角度，详细分析了近代以降中国曾经选择的赶超战略——魏源的“师夷长技”、洋务运动、孙中山的“揖美追欧”、大跃进、洋跃进——失败的原因，以及这些赶超战略对中国目前正在倡导实施的技术跨越战略的借鉴意义。随后，论文应用统计分析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详细分析了中国实现技术跨越的条件和障碍，以此为基础，论文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提出并论证适合中国国情的技术跨越模式与运行机制，给出中国制定技术跨越战略的政策性建议。
刘明[5]2010年在《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社会形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企业技术创新是一个技术与社会互动的综合范畴,是涉及技术、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复杂的社会行动过程。本文运用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汲取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成果,将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建构纳入同一解释框架,分析社会因素(经济的、制度的、管理的、人文的)通过对技术的选择、调适和整合,建构或型塑技术创新过程。论文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社会行动嵌入社会系统网络之中,把微观层面技术创新的参与者、中观层面组织机构,以及宏观层面的政治社会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超越传统的企业界限,将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统一起来,系统地考察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和企业技术创新环境的社会形成。本文认为,企业技术创新既是企业行为,同时也是社会行为。重视企业技术创新对社会的推动,就要重视社会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塑造。企业技术创新必须依赖一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本文从技术的社会形成视域研究我国企业技术创新问题,可以拓宽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丰富和发展技术创新理论与技术的社会哲学理论。
尹文娟[6]2008年在《托马斯·休斯技术系统方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方20世纪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技术史内史研究进路开始日益的受到学者们的质疑,强调向与境因素开放的与境论逐渐成为技术史研究的主流,休斯的技术系统方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并成为了技术史一条重要的研究纲领,形塑了后来的西方近现代技术史分析框架。技术系统方法的实质是将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因素囊括到对技术本身的分析中来,而强调社会因素对技术的形塑作用恰恰也是欧洲技术的社会建构学派的研究旨趣所在,因此技术系统方法也成为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一条重要的理论分支。本文正是在这两个意义上对技术系统方法进行介绍的。本文首先对休斯技术系统方法出现的学术背景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其中的基本概念——技术系统及其相关界定；然后介绍了休斯是如何使用技术系统方法对技术系统的演化进行分析的,着重分析了技术演化模式,并提出了技术系统方法的一些核心分析工具如落后突出部、技术动量、技术风格等,笔者指出正是在对这些分析中技术的社会建构过程变得显而易见；接着按照休斯的思想发展脉络对技术系统进行了历史考察,并由此指出了技术系统方法论自身的拓展,笔者将休斯的技术方法论分为了叁个阶段——早期的电力系统研究、中期的大规模生产系统的研究和后期的大技术系统时代,文章对泰勒主义、福特主义和信息系统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最后从技术系统方法在技术史上的地位和学者对其的批判两方面对技术系统方法进行了评析,并指出技术系统方法对我国现阶段技术史学科的建设和产业技术哲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方毅[7]2010年在《中国生态文明的SST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生态和环境问题越来越影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全球变暖、“低碳经济”等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热门话题,以可持续发展为背景的生态文明也成为了当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中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我们有必要对生态文明的相关概念进行重新审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考察,用深绿色生态文明的概念替代浅绿色生态文明的概念,进一步用深绿色生态文明的理念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健康发展。技术的社会形成(SST)理论方法已经在一些领域内屡试不爽,发展迅速。有学者借鉴SSK及SST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的社会形成。本文就将对技术的社会形成(SST)这一理论进行尝试性扩展,并用扩展后的理论分析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相关问题。希望这一拓展和研究能够对技术的社会形成(SST)理论方法以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带来有益的启示。论文全文共七章,包括第一章绪论和第七章结束语。论文第一章作为绪论,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然后对文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先行界定,包括对于浅绿色生态文明与深绿色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等相关范畴进行界定。论文第二章,分别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和相关理论和现代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生态文明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并对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家的生态文明实践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的分析。论文第叁章,从《易经》、《道德经》等中国古代经典着作以及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等理论对中国古代生态文明思想和理论进行定性的比较分析。然后再对中国现阶段的“自上而下”的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以期望对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论文第四章,介绍了当今世界通行的和正在开发的生态文明相关技术。包括节能技术、新能源技术、水电技术、核能技术、氢能技术以及当下流行的碳捕获与碳封存相关技术,以期望为中国进行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论文第五章,分析中国进行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系统科学理论、低碳经济理论、循环经济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论文第六章,以科学史研究的外史论转向为逻辑起点,通过对知识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及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SST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通过对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的历史沿革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对SST理论进行推广,把SST理论方法的研究对象扩大到生态文明,即从社会综合的因素来分析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论文第七章,通过以上各章节的理论与实践分析,最后得出叁点结论: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阻碍生态文明的罪魁祸首;第二,巨大的贫富差距是生态文明难以逾越的障碍;第叁,特色之路是中国进行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并给出了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几点建议。在文章的最后指出,社会主义中国必将引领生态文明的潮流。
段灿映[8]2016年在《建构论视域下的绿色化工技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化工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化学化工技术为人类创造了难以计量的物质财富。然而,化工行业也是整个工业系统中污染最大的部门。从近代的绿色运动到现代的绿色发展,表明了人类对社会和环境关系认识在加深。化工技术的绿色化、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而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将化学、技术学、经济学、管理学、系统学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结合来研究绿色化工技术。通过化工技术历史发展的梳理,分析得出了化工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关系。没有社会的建构,化工技术的绿色化就无法实现。随着人们环境观念的不断深入,化工技术也在相应的环境观念影响下不断完善。清洁生产技术是在对末端治理技术的批判与继承中发展起来的,但清洁生产技术仍不完善。文章在对清洁生产技术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建构理论,提出了全绿化工技术的概念并对全绿化工技术的内涵与特点进行了阐述。全绿化工技术关注的不只是化工技术自身,还重视人,重视社会。全绿化工技术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于一体,实现的是从设计到回收、再利用整个生命周期的绿色化。文章最后对全绿化工技术的社会建构进行了思考。行动者——网络指明了全绿化工技术建构中的主体:研发者、化工企业、公众、政府。各行动者在全绿化工技术的建构中相互依存又不能相互替代。研发者应平衡利益,提升预见力。化工企业应组建决策组织,营造绿色企业文化,将环境成本内在化。公众应提高环保意识,践行绿色消费并发挥监督作用。政府应在加大投入、积极宣传的同时完善法制,为化工技术的全绿化营造社会环境。通过各方协作,化工技术实现全绿,才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贾林海[9]2016年在《近代山西技术文化的哲学研究》文中提出在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主导下,当前国外工程主义传统的技术哲学走向技术的社会维度研究,形成关于技术实践的微观视域内的经验研究路径,表现为关注人文主义传统中的技术理性与技术实践之间的本源联系,实现了工程主义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的融合。而返观中国工程主义传统领域中的经验转向的当前研究,技术的社会维度研究尚处于缺位状态,基于技术理性这一概念而得以实现的两种传统之间的融合还未发生。追根溯源,这是由于在人文主义传统领域中,技术的社会哲学研究缺失,即国内人文主义传统研究界还未如西方法兰克福学派一般,从社会哲学视域出发,揭示现代社会的技术理性化的实质与形态；同时现代中国语境下的技术哲学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国内技术哲学发展的时代要求,为此开展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的技术理性化研究应为必然的趋势。本文选择近代山西作为研究时空域,以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典型标示意义与研究的易与性,凭依文化哲学中的建基于技术理性的社会维度的技术文化概念及其学理路径,并且为符合技术理性在现代中国社会的生成路径,即技术迁移过程是技术理性生成的社会前提,从技术与现代性的桥接模式研究所指示的向度切入,遵循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的工具化理论,先是前置性地分析基于技术实践面相的技术理性在近代山西社会中的生成过程与标志,进而开展关于技术文化的学理研究。第一章,依据工具化理论中的进级工具化子理论,认为技术理性的生成依赖于技术功能的实现,而由于技术的发展本身所内在的非充分决定性,这一实现过程依赖于特定的前置性社会情境,指向影响技术功能设定的社会旨趣与价值取向,体现出因技术本身发展中的非充分决定性而引入的技术的社会维度,即技术功能的实现必须以技术成为一种社会系统为前提。具体到近代山西的时空域而言,在技术引进实践过程中,技术先在地被赋予了现代化的社会理念属性,表现为分别以作为具体的现代化理念之表征的器物与知识的形态得到引进,形成了技术引进实践的多重面相的现代化图景。第二章,依据工具化理论中的初级工具化子理论,对近代山西技术引进活动的现代化图景进行剖析,指出在技术功能的实现业已凭借的社会情境已经得到揭示的前提下,由于技术功能的实现指向技术理性,因此探索技术理性在近代山西社会的形成表征就成为题中之意。根据国内学界的主流观点,即技术理性的外在表现为基于机器体系运转的自动化的物质生产模式,可知在近代山西的时空域中,工业领域的技术体系的建立标志着自然客体的技术客体化情景的出现,体现基于技术运行规律的目的的-合理的行为方式,表征技术理性的社会形成。第叁章,在技术理性在近代山西社会有以生成的基础上,依据技术文化的学理路径,首先考察近代山西社会价值观的技术理性化过程,意即技术理性的精神性维度在近代山西社会的体现,指出在近代山西社会,价值观是最早开始技术理性化进程的,表现为作为工业主义的精神气质的效用与工具理念在价值观层面的提升,体现出技术理性在近代山西社会的意识形态化。第四章,依据技术文化视域下的现代社会技术理性化的循序渐进过程,考察技术理性的制度性维度在近代山西社会的体现,认为该维度呈现于围绕西北实业公司的运行而构建的工业运行体制,表现为以可计算化为运行特征的技术理性化的技术建制的生成,以及预算管理机制在管理工业事务的政府部门中的运行,体现出对于近代山西社会的技术理性的制度性维度而言,围绕西北实业公司而发展出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具有承载意义。第五章,以西北实业公司于1946-1948年组建的技术委员会为考察对象,指出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共同体只遵循技术规范这一特质,这一委员会是在西北实业公司的得到技术理性化的技术建制的基础上成立的,在遵循技术规范的前提下,并且遵循体现技术理性化的文化语境属性的社会规范,凸显技术理性化的精神性与制度性维度的融和形态,可被视为近代山西社会的技术文化的承载体,应被称之为技术文化共同体。结束语比照一般意义上的技术文化的基本形态,通过总述近代山西社会的技术理性化情形,指出涵摄技术理性的社会运行机理的技术文化在近代山西社会的形态,表现为技术理性的物化存在与社会的技术理性化,说明基于技术理性的祛魅化的世界观得到完全展现,可谓技术文化在近代山西社会事实上得到生成。
刘炜[10]2014年在《语境论视域中的技术设计研究》文中指出技术的高速发展给人们带来希望和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副作用,然而技术的地位和作用使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外围的探讨上,溢美之辞或口诛笔伐无助于技术与人的和谐发展。从语境论的视角对技术设计的过程进行研究,关注技术设计中的多重异质性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技术物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阐释技术系统复杂动力机制及其演进过程,揭示不断变化的语境对技术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从语境的角度分析技术设计,技术设计是人与自然实践关系的方式之一。技术设计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基于对自然规律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利用,以技术手段来创建、控制、应用、改造人工自然系统和生产技术人工物,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合理生活方式的创造性活动。在实践中,技术设计不仅需要进行技术试验,还需要经过社会化的检验,在实验和检验中不断获得新的信息,在不断的试错中改进设计。即使在扩散和应用的过程中,还需要根据特定的社会语境和用户需求进行再设计,以满足具体的需求。从技术设计的发展历程看,如果我们将以前称之为革命时期的阶段放大,就会发现很多技术革命并不那么具有革命性,倒是更具有进化的特征。之所以能用进化论的观点分析技术设计,就在于技术设计与生物进化继承和发展两个方面具有相似性。继承是指在一定程度上,子辈在结构或者功能方面与父辈某种相似。技术设计与生物的进化一样,方向是多维的,是环境决定了进化的方向,而这种方向就是在结构上不断复杂化,功能上不断复合化,环境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强。从进化论的视角分析技术设计,并不是要否定和排除设计者在其中的作用,相反,正是由于设计者的作用,技术设计的进化才得以成立。就单个具体的技术设计而言,设计者的主导作用是明显的,但就整个人类的技术设计而言,进化才是其发展的样式。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是与人类相伴而成的,技术设计也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存在的,语境是技术的现实存在场域。然而语境所包含的内容异常丰富,既有客观的时空因素,也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还有个体的气质、个性、心理等主观因素。在技术设计的过程中,语境是内在于技术设计的外在关联域。技术设计是为了满足特定语境的需求,在本质上属于对特定语境的适应,优越的技术设计往往是那些能够适应语境的方案,而不单单取决于设计方案的技术优越性或对设计方案的盲目支持。将技术设计放在语境中进行考察和分析,为真实揭示技术设计活动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提供了新路径。因为语境的视角能够更加客观真实的描述技术的设计的实践过程,更加准确的揭示技术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从工业革命以来的设计史看,技术设计长期充当着手段的角色,始终是企业盈利的工具,刺激着人们潜在的欲望,诱发了人们畸形的幸福观和生活方式,成为了不可持续发展的帮手。在可持续发展的当前语境中,技术设计需要做出调整才能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角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将技术设计的“以消费为本”、“以利润为本”转变为“以人为本”、“以自然为本”,向“可持续技术设计”的方向发展。可持续技术设计并非以技术物为设计目标,而是提倡整合技术物及其生产和相关服务,以形成可持续的技术解决方案,在满足人类特定需求的同时减少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可持续技术设计”不仅是对技术物生产和使用环境的设计,也是对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的设计,这对设计者的价值观提出了新要求。设计者在对待“可持续”问题上,要跳出工程技术人员的思维方式,创造性地设计“解决方案”,并通过成果传播和推广可持续的价值观,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设计形式、设计方法,更重要的是设计观念的根本变革,反映的是更为深刻的时代背景。
参考文献：
[1]. 汽车技术与汽车工业的发展及其若干技术社会学思考[D]. 刘念. 中南大学. 2002
[2]. 鞍钢技术创新的历史演进及其机制研究[D]. 陈晓刚. 东北大学. 2012
[3]. 产业组织变迁的演化研究[D]. 张燕. 西北大学. 2006
[4]. 技术跨越的理论分析与模式探讨——兼论中国技术跨越实践[D]. 张晶. 复旦大学. 2004
[5]. 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社会形成研究[D]. 刘明. 东北大学. 2010
[6]. 托马斯·休斯技术系统方法研究[D]. 尹文娟. 东北大学. 2008
[7]. 中国生态文明的SST理论研究[D]. 方毅.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8]. 建构论视域下的绿色化工技术研究[D]. 段灿映. 云南师范大学. 2016
[9]. 近代山西技术文化的哲学研究[D]. 贾林海. 山西大学. 2016
[10]. 语境论视域中的技术设计研究[D]. 刘炜. 东北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