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民主派”人士谈俄现行体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派论文,体制论文,人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四年夏，一批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聚首座谈俄国的现行体制。他们中有俄国人文大学校长阿法纳西耶夫、“战略”研究中心领导人布尔布利斯以及亚夫林斯基和盖达尔等当今俄国风云人物。会议的触发点是《社会科学》杂志编辑沃德拉佐夫和布尔京不久前发表在《消息报》上的一篇论俄国体制的文章。观点新颖，反响很大。与会者发言从各个侧面展示了俄国社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沃德拉佐夫：“任命官僚民主”是现阶段俄国政治体制的特征
从阿里斯多德时代起，民主就是指多数人掌权。尔今俄国实行的是少数人民主制。政党的上层化、为上层专设的选举机制、统治议会和国家官僚机构的小集团利益等局面已充分说明现政权与人民的异化日益加深，在俄国实行的并非真正民主，而是一种“上级任命官僚的民主”。
现在我们来将目前的体制与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体制稍作比较。它们的共同点是少数人、上层的统治形式相同，少数人统治阶层的形成机制相同。统治上层的形成不是通过才能的公开竞争以及社会的监督和影响，而是由上至下垂直进行。领导人的任命完全按高高在上的小集团意志行事，有时还让某个基层机关表决一下，显示该任命的神圣化。苏共政治局、州委、区委的人员任命无一不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局在与1991年8月的叛乱分子结成友好的领导班子后， 也是以此方式作人事任命的。91年8 月后地方上的总统及行政领导也是由谁也没选过的最高“政治局”任命的。在1993年12月12日的选举中有人竟使用了同样的游戏规则：少数内阁党为自己保留了50%的议会席位并将余下的50%席位置于自己的严格控制下。在这场选举中俄国人选出的不是450位自己的代表，只是10～15位领袖（由他们确定手下名单）。 日里诺夫斯基对下属的话说得绝对正确：人们选的不是你们而是我，我能任命你，也能免掉你。这种领导结构的形成方式叫作任命式，我们的民主是“任命民主”。
所以说，斯大林的、勃列日涅夫的、戈尔巴乔夫的和现行的政治体制同属一个类型——任命政体。但是它们之间存在重大差别。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任命制是一党、一种意识形态垄断，一切都有严格的规章，党内纪律严酷。斯大林式的更为强硬和全面，是任命制的极权主义。勃列日涅夫式的是较为软弱的极权主义，是任命制的独裁主义。如今的上层多元化和多党化，内含各种政治力量：从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无所不有。消灭异己的冲突体制对整个上层是致命的。其共同的长期利益需要建立一个文明的民主的相互生存方式。因此说现在正在进行从任命极权制向任命民主制的过渡，但这种民主是有资格的，只对少数人而言。
有不少政治家如法金、米格拉宁和克里亚姆金等虽不反对如今是少数人掌权的说法，但认为这种体制是历史进步，其逻辑是：不可能一下子从极权制跃入民主制，这是一个过程，少数人民主是其中重要和必需的一步。如果今天是在任命极权制和任命民主制之间作选择，那么这种说法也许正确。但今天不是1956年。1986年后作的是另一种选择。今天的任命民主制并不象征绝对战胜极权制和向真正民主制的漫长过渡跨出一步，而是标志着新、旧任命制战胜民主运动。
八十年代初的俄国为多数人政权体制的奠定创造了一切条件。出现在1985年后的群众性运动、集会和游行，工人和职员的罢工，知识分子在学会、俱乐部的勇敢和鲜明的举措，地方和中央新闻媒体的挺身而出，在政界和经济领域涌现出一大批鲜为人知的精英，有着高度教育和文化水平的俄国人全力以赴地投身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之中，所有这一切在“改革”的最初几年正展现在世人面前。结果是在基层民主这股巨大洪流的冲击下，看似花岗岩似动摇不得的极权体制瞬间崩溃，滴血未流。1991年8月那场企图镇压民主运动的政变亦如海市蜃楼，昙花一现。
然而，民主运动的胜利果实很快被窃走。窃贼不是支撑勃列日涅夫体制的党政任命官僚，而是新型的任命官僚，他们是更有远见，更为灵活的戴着“改革建筑师”桂冠的共产党员，其中包括91年8 月后踩着民主运动肩膀进入政权的新人。如果仔细观察改革舵手们的每一个政治脚印，就不难发现，它们个个是朝着限制和缩小民主运动规模的方向迈进的。简而言之，改革的任命官僚把民主运动仅仅当作与对手斗争的工具来利用，并且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基层民主力量和组织独立行动的所有尝试均遭到改革派上层的强硬抵制。不无奇怪的是，民主派上下层这种关系是在91年8月后形成的。总结1994年， 我们得到的是正如总统本人所说的，政权与民众脱离。这就是政权异化的新形式——任命官僚的民主。这种民主与其说是与极权主义斗争的手段，不如说是与全民、基层民主斗争的工具。因此它并非历史进步。
新的体制实际上已形成，剩下的只是补充某些细节。希望基于该体制的矛盾和机遇将掀起民主运动的新浪潮。相信广大民众将坚决挺身反对任命民主制和任命资本主义，反对新异化。他们的积极行动将给予已经诞生的新运动和联盟以力量。任命民主和全民民主的对抗将是下一阶段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
布尔京：俄国的经济体制是“任命官僚资本主义”
新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正在俄国形成。该体制在严格区别于被取代体制的同时，很少相同于反极权主义革命要求的发达公民社会、高效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社会。这种任命官僚资本主义史无前例。
对旧体制的改造结果明明白白。改造两字恰如其份。我们生活了大半辈子的那个体制不是被摧毁了，而是被改造了，它保存了下来，只是把脸转到了后背。同时该体制也变了不少，一些过时和不很重要的东西被拿走了。首先，当权者认为需求不大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个空壳子被揭掉。其次，由苏共和苏维埃、国家计委和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克格勃和新闻检查机关构成的极权政治体制纷纷散架。接着，实行向市场过渡。最后是分割国家财产，到手的首先是以前管理这些财产的国家公务员。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以厂长经理和行政官僚为基础的独特现象——拥有国家财产的个体户阶级。
俄国今天的经济体制会有很多正常的资本主义东西，包括垄断性的自由市场，纯赢利性的生产活动，生产资料、土地和不动产等一系列的私有制。同时，这又是另一种体制，是改革前体制的延续。在中央尤其是地方上，国家管理的一切杠杆都落到了以前部门机关，这些部门只是稍添新人加以“稀释”，这些新人很快就会和老的一样。甚至就连俄国的私有商人也带有浓重的机关味。利佩茨克州的事例很典型：原州委第一书记顿斯基赫现任股份公司总经理、原市委第一书记瓦西里奇科夫现任股份银行董事会副主席、原州委办公室主任涅戈罗波夫现任私营公司经理、原顿河左岸区委书记纳乌莫夫现任商品原料交易所总经理，宣传工作者经商简直司空见惯。问题关键是：根本没变的是现实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基础——当权的官僚阶层压迫广大民众的体制。只不过对以前的剥削方式作了新的补充，其自由度大到极点。
在这个社会里生产资料虽私有化，但仍缺乏尽职进取的主人；这个社会不鼓励刻苦耐劳、勤俭节约；那里充满营私舞弊、贪污腐化；那里官僚横行霸道，普通百姓投诉无门。这个体制依然如故，缺乏任何自我发展能力，是个停滞体制。它不可能平静地进化成现代的后工业社会，同时，八月后的体制能成功扼杀类似遍及东欧各国的温和革命。这个伪资本主义是由新的“民主化”的任命官僚依靠人民搞的一场有限的半途而废的改革结果，是新的停滞和不公正。
阿法纳西耶夫：俄国不存在民主改革
现在的议论焦点之一是俄国现行体制的实质；焦点之二是政权的特点和实质；焦点之三是何为改革，改革成功与否，前景如何。我个人与布尔京和沃德拉佐夫的思想很接近。他们的思想可归纳为，经济上已确立任命官僚资本主义，政治上是任命官僚民主制。没错，但我认为有必要对体制和政权特点加以补充。
首先应指出政府在这段时期在经济、国际政治和国家体制形成中所犯的明显错误。譬如，私有企业外贸的自由化导致数百亿卢布外流，国家和政府推波助澜并从中渔利。今天所谓的私有化实际上是将任命官僚瓜分国家财产合法化，这种始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作法成为当今体制的基础。这便是当今政权的买办性。至于俄国的对外政策，不妨称它为新的军事学说。前加盟共和国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对受俄国控制的担心有否根据？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时而通过军事手段，就象在中亚和格鲁吉亚那样，时而用经济杠杆来重新施加对远近邻的影响。
说实在，可称之为民主的改革在俄国暂不存在。那么将来呢？现在政府周围一个由军事工业、农业和石油天然气三巨头的联合政治阵营正在有组织地形成。同时国家社会主义一翼的羽毛也日渐丰满。在初具规模的政治团体中中间俄罗斯锐气逼人。盖达尔、亚夫林斯基、沙赫赖以及波波夫都声称自己是该团体的组织者。我认为他们谁也不成，理由是他们中无一人敢坦诚直言，我们的现政权不允许民主派是反对派。他们已与现政权同流合污。况且，他们也不可能成功。如果今天再选举一次，盖达尔及其同党得不到1993年12月的那些选票。就是说，中间俄罗斯有待于努力和重建。
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最有可能的是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条路是对俄国政策操作尤其是选举作更大的搀假。政府还应把日里诺夫斯基所得的票数压得更低，应比在宪法通过前后和通过时更多地伪造民意测验和表决结果。
中间俄罗斯只有在他们被信任的情况下才会赞成真正的民主。他们中的一半人不会这么做，而另一半人投亚夫林斯基的票，可是这位的背后没有一个真正的政治组织。今天为中间俄罗斯鼓劲的只有媒体。目前受人亲睐的《今日》和《商人日报》说，他们对现体制不反对也不拥护，并以此为豪。他们只分析议会、政府、法院等政权分支机构的行为，但从不研究体制的实质、政权的核心和社会对它的态度。因此客观上他们背离了不赞成与反对的初衷，依旧是亲体制媒体。我们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民主体制的基础，一个容得下各种思想的自由媒界。
布尔布利斯：俄国民主需要中间阶层
1994年既是漫长过渡时期的延续，又是其中新阶段的开端。俄国现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我们一再对外声称苏联极权制度已经崩溃，但至今尚未对这一过程的基本规律作出深刻反思。在过去的三年里只是形成了过渡时期的某些特点，但政策的制定根本没有着眼于过渡时期的规律和特点。第二，对93年底的新现象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总结。我认为那首先是对整个极权体制、其所有基础成份和结构崩溃的全面解释，客观上俄国已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社会迫切需要稳定、预测和可靠性。
稳定阶段要求一个新的价值定位体系。目前占优势的谴责批判性和对抗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形式已不合时宜。我不同意民主派失败的说法以及某些民主派领袖沮丧和失望的普遍行为方式。民主运动的目的是明确的。民主派不是终身头衔，也不是荣誉职位。民主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的复杂方式，是最难树立的一种国家管理和政治体制类型。前几年的结果正是对建立自由主义价值观所持的轻浮、浪漫的肤浅概念的唾弃。
民主运动的客观结果与理想目标不符纯属自然。民主运动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不可避免，因为缺乏明白的过渡时期战略、对极权体制崩溃的理论阐述以及新理论的树立。
视93年选举结果为民主力量的失败与实际不符。现在已过了“集会口号”阶段，不应该说是民主派的威望下降，而是部分持民主政治观群众已经成熟。危险在于民众对民主理想和民主领袖的认识与经济自由化改造相等同，这便是当今民主派与俄国未来民主运动间的距离。今天自以为是民主派的政治家想要挽回群众的信任，只有当他们认识到一个不是以意识形态和政治需求，而是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为追求目标的代表社会中层的新的社会基础已经形成，并给予肯定和支持。因此今天的任务是有意支持新的中间阶层，向他们传授经验，促使真正的俄国政治中间派的形成，没有这个中间派就无法继续民主和改革。现在有一种现象令人担忧，那就是改革者过于火热，民主派过于激昂。应该明确地看到，在俄国取代共产主义教条的是不无危险的改革教条。因此民主运动的前途是诚实、深刻地总结三年经验，阐明俄国现代化第一阶段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尽力发展和扶植俄国的中派阶层。
亚夫林斯基：停滞是今天的时代特征
我们用了几乎整整八十年建立了一个超垄断的“黑手党”经济体制。“黑手党”指的是党对一切的管理方式。所以这种体制中的关系也很特殊，一切都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直到92年1月2日我们突然宣布：只要该体制不受任何人的控制，它就会变成市场的或自由的。争取该自由体制的斗争始于1965年。它体现了苏联的厂长经理们要求挣脱各种束缚的思想。这是一场要求经济核算和企业独立的延续了将近三十年的斗争。最后，在1992年厂长经理们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这种随意定价和为所欲为的自由成了改革的基础。从前的黑手党体制在作略微动摇后，现在开始再生一种至今无法命名的政权和体制。其实质可在下例中略见一斑。
在俄国任何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有一个汽车场，那里的一位经理掌握着所有的汽车，另一位经理掌握着全部的汽油，第三位经理也握有某些权利。所有的权利就被他们分割了。在这种基础上不可能产生政治自由及自由经济体制，因为自由永远是竞争。但他们不是所有者，他们运用数学概念玩起了非常实际的游戏，因为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所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捞得尽量多一点。这就是改革开始的客观现实。
改革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没能马上回答所有问题，而是首批尝试（无论对与错）在1992年5月前夕已经终止。 最后盖达尔在《真理报》上承认，他的改革终止于1992年中期。确切地说应该是92年5 月一切都完了。正是这时切尔诺梅尔金在政府中出现。
至少有三大事件缺乏透明度，民主就无从谈起。那是91年8月、 93年10月和宪法。如果对它们缺乏社会监督和透明度，那么俄国就无任何民主迹象。况且最反对披露内幕的是民主派和共产党。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糟糕的是，似乎知道该怎么做，但谁也不愿这么做。要是布尔京和沃多拉佐夫的诊断是正确的，我们现在实行的是任命官僚民主（虽然这种名称我觉得有些拗口），那么该体制无须作任何改革。要是有人问起今天的时代特征，我的回答是典型的停滞。首要任务是革除滋长黑手党、贪赃舞弊的体制根基。改变体制的途径首先是实行非垄断化、确立真正的竞争、保护私有制和所有权，改革土地关系等一整套机制。
我在下诺夫戈罗德碰到了这么些问题。我们想把汽车厂的厂长撤了，因为他使城里几乎半数的居民失业。叶利钦和切尔诺梅尔金支持我们，但厂长还是没能撤成，只是成了第二把手。另一个例子：我们决定对全州唯一一家汽车场进行私有化。它的经理几乎掌握着州里的全部货车。他决定着包括粮食价格、政治状况、官僚生活等一切。他说：“私有化？好啊！汽车场我买下了！多少钱？”我们提出另一种方案：把汽车都卖了，建100个汽车场，把部分汽车给农场。 他说这无论如何也不行。三天后我们的民主政府对我们的求援答复是，该汽车场是军用储备。
经济学家应该看到：只要经济完全被垄断和缺乏竞争，就不可能有金融稳定。如果经济是半国家的或是国家的，就不会有任何稳定。必须把通货膨胀控制在有助于实行改革的范围。这需几年？不知道。只有做了才会知道。问题是要找到突破口、刺激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进行真正改革的利益因素。
不论有多少个总统令，莫斯科的改革还是成不了。截至94年5 月中旬总统签署了1000个指令，一天10个，毫无作用。切博克萨雷开了一个题为“改革重心移至地区”的会议，会后一切如故。议会收到的预算草案上地区承担的压力最大。拨给企业的费用只有1000%。用于私有化的钱在哪里？根本没有什么改革。
91年8月后民主化方面又做了些什么？一事无成。 要想发展民主化，就该解决多党制问题。今天的党事实上都是非法的。没有关于党和社会组织的法律。由于经费无法落实，它们只能寄人篱下，充当商业机构“殷勤的仆人。”
以前的媒体是被勒紧劲圈牵着走，如今的媒体也是跟着缰绳走，只是多了点施舍而已，不如用向媒体征税取而代之。
民主派把改革的错误归咎于反对派、共产党。居高自傲、自以为是。所以便得出了这样的选举结果：日里诺夫斯基赢得了10～12%的选民。日里诺夫斯基说，如果他取悦于土耳其人，他的支持率会更高。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不愿参加选举，十月悲剧后人们不再支持现政府。96年前我们若不引以为戒，个人独裁将成现实。
波诺马廖夫：轻视基层组织导致民主运动分裂
如何在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间达成平衡是今天的关键所在。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我们的政治反对派手中的武器。民主运动的根源正是政治理想主义。持不同政见者起先只是围着锅台转，对胜利毫不奢望。大众示威游行也曾是政治理想主义。新领导人一旦占据了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如同其前任，拒群众于千里之外，开始制定现实的政策。
92年夏天民运领袖打算成为政府的反对派。但“民主俄罗斯”的大多数人表示反对，认为上院已表现出反动性，政权左右摇摆，民主力量应该支持总统和政府。我们始终在坏和更坏之间作选择。今天我反对与现政权和体制极端对抗，但随波逐流支持该体制会使我们在下一轮选举中失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其中的黄金线。
1993年12月12日选举前线感觉民运中联合思想居多。在“俄罗斯选择”联盟创建初期，参加者不少。但不能否认的是，在选举前后政治民主上层与基层组织的联盟均未实现。我与盖达尔作为“俄罗斯选择”的领袖对此负有责任。有人自以为是民主运动中的贵族，基层运动有损于他在选民中的威望。这种民运内部的斗争致使民主力量在选举中受挫。
出路何在？建立选举前的民主联盟已毫无希望。在时间和积极性上我们已经输给群众支持率很高的反对派。民运目前的分裂是暂时的。民运领导应把注意力转向群众行动。我们的主要战略任务是在选举前联合起来，广泛征求选民意见，推出一个总统候选人。必须在各级代表的监督下举行一次公开的民意测验。
盖达尔：俄国的出路是土地私有制
我先作自我批评。最大错误之一是国家机关的改革。1991年夏国家机关人员纷纷流向商业机构，政府部门的工作不受亲睐。各部的关键职位人选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敲定。我们对政府部门精兵简政，很想把内行的专家保留住。但他们很快离去。92年春形势骤变，因为预测中的灾难并未降临。掀起一股复职狂潮，人们甚至回到比1991年夏向他们推荐的职位低两级的职位上。政府开始受到国家机关膨胀的巨大压力。我不止一次地与哈斯布拉托夫等领导人就建立新的国家管理形式展开困难的辩论。当时我们认为正在很多领域展开斗争：自由化、私有化、对外经济，而在该领域作了让步，从而铸成大错。出现一个新的机构，占用了不少编制和财政拨款。目前国家机关的重新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当时让步的后果。
生活中我向来无所畏惧，可当1989—1990年听说我的一些志同道合民主主义者向人民作的那些许诺时，我开始害怕了，因为我一直在担心，谁将为这些不可能兑现的承诺负责？每个具有健康思维的人都会有这种疑虑。现在我们不得不对该问题予以回答。
让我们从社会经济角度来回顾一下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组缺乏正常的自我组织机制的工具堆砌（市场、私有制、财政制度、民主、社会结构），等级制分明的国家控制着一切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再分配。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体制的不良特性暴露无遗：结构的呆板、激发不了创新性、产品质量低劣、劳动待遇低下、产品丧失竞争力、经济的对外依赖增强、外债堆积等等。最后我们走到了这堆工具无所作为并被社会不满击溃的边缘。随之而来的是失望和对政府彻底丧失信心。这种情况在89～91年尤为明显，一方面是铺天盖地的社会不满（政府只说不做），另一方面执政上层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面对改革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和为此付出的社会代价，政府简直是束手无策。
我不同意社会无须为改革付出代价的说法。戈尔巴乔夫清楚意识到这不可避免。令我记忆犹新的是，89～90年刚涉及价格放开甚至在提高物价前，戈尔巴乔夫说不能这么做，人民不会喜欢。同时他完全明白，不引进市场机制和放开物价，谈改革无异于嘲弄。大家都知道这样做有害无利。由于惧怕改革，前任上层便因此断送政权，毁灭帝国。
现在的问题是，在那个体制毁灭后的柏油地上能否种入和长出资本主义的草。五百年前欧洲经济振兴的赖以基础——土地私有制在俄国尚未实现。我们需要一年半至两年去建立一个以私有化为基础的体制。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我们应该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结构体制。这不可避免。稳定市场经济的建成并非朝夕之事，而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坚持不懈地在这条羊肠小道上走下去，那时我们终将看到种下的草得以稳定的生长。
房筱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