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族问题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香港是一个多民族或种族的社会。英国殖民统治者长期推行种族隔离和民族歧视政策，造成香港华人的心态扭曲。香港主权的回归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振奋了香港华人的民族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香港虽然没有民族分类，但香港客观上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多民族的社会。研究香港的民族问题，对于加深对香港的认识和保持香港地区的繁荣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香港的民族构成
英国传统上很少提民族，因而在它统治香港期间，香港的人口统计是没有民族分类的。要了解香港的民族构成，只能根据与民族相关的国籍、语言和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内容来推算。
从国籍方面看，在1991年香港人口普查中，中国籍（包括香港的英属土居民）占96.99%；外国籍占4.5%（人口达24.5万人），其中英联邦国家籍居民占1.21%（英国居民16,000人，印度籍居民15,300人）；非英联邦国家籍居民占1.80%（菲律宾籍居民36,800人，美国籍居民14,000人）。此外，1991年香港还有越南船民52,036 人。〔1〕不同国籍的居民居住香港，使香港的人口构成呈现出多种族〔2〕的特点。
从宗教信仰方面看，香港居民的信仰构成也是多元的。香港居民大部分是华人，他们最信奉的宗教是道教和佛教。据估计，香港现有佛教信徒65万至70万人〔3〕。 香港的道教分“正一”和“全真”两大教派，共有道院、仙馆100多处，团体会员60多个，信徒数十万〔4〕。在入教仪式较严、可以统计的宗教中，基督教的组织最大，教徒28万人以上，宗派逾50个，会堂超过950间〔5〕；天主教的组织最严密，教徒约有25万人以上，90%的教徒是中国人，其余分属菲律宾、英、美、莆萄牙等40多个国家，伊斯兰教的教徒约有5万人，他们大多数是中国人， 少部分是香港出生的非中国籍人士，以及来自巴基斯坦、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东和非洲各国的信徒〔6〕。此外，香港还有印度教、犹太教、锡克教和巴哈依教等，各教信徒从几千人至万人不等。尽管不能排除同一民族信仰多种或不同宗教的情况，但来自世界各地名目繁多的宗教在香港地区的风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民族构成的多元性特点。
香港的语言尽管不像国籍的情况那样突出，但也反映出香港民族构成的多元化特点。根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香港约有3.2 %的人使用的习惯用语非汉语。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基本特征，语言以外的几个民族特征，往往需要语言来反映。香港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不同的习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民族的多元性。
饮食业是香港最兴旺的行业之一。占绝大部分人口比例的中国籍居民喜欢吃中式餐食。在香港，比较有名的中国菜有广州菜、顺德菜、东江菜、川菜、京菜、鲁菜、淮扬菜、上海菜、杭州菜、福州菜和台湾菜等。此外，香港还有各式各样的西餐和东餐。东餐除了中国菜外，还有日本、韩国、朝鲜、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的菜食。在《香港名菜精选》中，广东佳肴138种，京川名菜19种， 南洋美食（包括缅甸、泰国、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32种〔7〕。香港的西餐风味，有法式、德式、俄式、意大利式、南美式、 地中海式、澳洲式、阿拉伯式和犹太式等，其中比较著名的美食有法国的蜗牛、鹅肝和餐后的各种乳酪；新西兰的牛排；旧金山的龙虾；意大利的比萨、通心粉；荷兰的家乡牛肉加乳酪；比利时的煎鱼、牛奶煎香菇以及德国的法兰克福香肠和烤猪脚等。这些由世界各民族长期积淀形成的饮食文化在香港的传播、交汇与盛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民族构成的多元性。
二、香港的民族问题
香港虽然没有进行民族识别和划分，但来自世界各国的不同民族在香港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有民族存在，就会有民族问题的存在。总的看来，香港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英国殖民统治者长期推行种族隔离和民族歧视政策，造成了香港华人的心态扭曲。
英国强迫清政府割让香港后，为维护其殖民统治，港英当局始终维护着少数统治者即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的特殊地位。英国殖民当局一开始就确定了香港华人和欧洲白人两个“相对隔离”的社会：以维多利亚城为中心的港岛中央部分和半山区为欧洲人居住，港岛的东西两端为广大华人聚居区。此后，英国殖民统治者进一步推行种族隔离和民族歧视政策。1856年，港英当局制定《管理华人墓地和防止污害条例》，对华人墓地作了种种限制，而对欧洲人专用的墓地则不作限制。1902年，港商何东捐款在尖沙咀兴建小学，声明招生“不分种族和信仰”，但港英政府强行把这所小学让给英国儿童专用，由政府拨款在油麻地另建一所华童学校，实行种族隔离、民族歧视的教育政策。1904年，港英当局颁发《山顶区保留条例》。该条例明文规定：将“山顶一带（海拔788 英尺以上）划为欧洲人居住区，华人除港督许可外，不得于该区度宿（佣人例外）。”尽管当时的直接借口是防止瘟疫扩散，但这种公开实行种族隔离和民族歧视的做法一直延续了半个世纪，直到1946年才正式废除。1913年10月，中国铜元在香港市面流通。香港电车公司首先拒绝使用中国银毫和铜元，引起了香港华人的愤慨，他们纷纷指责电车公司。当时，中华民国刚刚成立，港英当局就拒用中国货币，这种蔑视中国政府尊严的行为，伤害了香港华人的民族自尊心。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港英当局对此十分恐慌，他们深怕人民解放军进入香港。因此，港英当局在加强香港防务的同时，由立法局通过一系列限制香港华人的条例和措施，加剧了港英当局和香港华人之间的矛盾。1949 年8月17日，香港立法局通过《人口登记法》，第二天正式公布实施。港英当局在实行“身份证”制度的同时，还通过了其他一系列诸如《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修订1922年的紧急法》、《公共秩序法例》、《社团登记条例》等。此外，港英当局还通过了有关房屋征用、限制物资出口内地和警察有权不经法律手续可以搜查逮捕香港华人并加以驱逐出境的条例等。这些条例和措施，使香港同胞丧失了行动自由，增加了精神负担，严重恶化了港英当局与香港华人之间的关系。它们“实质上是恢复了1942年规定华人晚上九时以后不准出街，出街必须带通行证等等限制华人行动自由的殖民统治制度，所不同的只是形式上有变化而已”。〔8〕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政府多次强调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并要求在适当的时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72年3 月8日，中国政府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中再次声明：“香港、澳门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中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港澳问题，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从1979年开始，中国领导人先后在不同场合表示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此后， 中英两国经过两年多的谈判终于就解决香港问题达成了协议。1984年12月9日下午， 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和奴化，造成了香港居民的心态扭曲。港英当局一向大权独览，当地居民特别是华人从没机会在政治上显示身手，寥若晨星的“社会贤达”至多也只有被咨询的份儿。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华人更多的是关心经济问题而很少过问政治。以至于八十年代中期，香港华人对“港人治港”的提法还表示疑虑。他们认为，“香港人只懂生意经而不懂政治，把香港交给香港人管理将落得一塌糊涂”〔9〕； “香港人搞政治并不高明。英国政府给香港人空气一样的自由，却从来没让香港人当家做主，殖民统治的手腕就是冲淡人们的政治意识，削弱人们的政治能力。将来由香港人自己管理自己，就连许多香港人也缺乏信心，好像文人相轻似的，港人也相轻”。〔10〕其实，香港人普遍对政治冷淡和缺乏热情，并不是香港人只会经商，没有政治头脑，而是英国的殖民统治不给港人参政机会的结果。后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一国两制”的深入民心，香港华人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他们“从不要香港人管理香港，变得唯恐不要香港人管理香港了”〔11〕。香港人往往容易对外界作出过于激烈的反应，又容易接受既成的事实，这种心理模式正是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人心态扭曲的反映。
港英当局除用殖民统治冲淡港人的政治意识外，还长期淡化中国的民族教育和历史文化教育。1901年，港府成立教育委员会，开始制定教育政策。当时的教育政策确定了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将教育经费集中提供给少数上层华人子弟；二是强调英文教育，淡化中文教育。在港府教育政策的指导下，香港学校在教授知识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向学生灌输忠于英国的思想。从小学开始，学校就反复教育学生要效忠英国女王，做港英政府统治下的顺民，而从不注意培养学生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具有的民族意识。香港学生由于长期受英式教育的影响，他们的课程设置中有关中国人文、史地的分量很少，加上社会风气的影响，大部分学生在完成中小学基础教育之后没有掌握基本的中国历史、地理知识，民族观念淡薄，缺乏深厚的中国文化的熏陶。
除淡化民族教育外，港英当局还采取了歧视汉语、汉文的政策。根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香港有95.8%的人或以广东话为习惯用语，或能以此进行交流。但在香港的文法中学中，英文中学占90%，中文中学只占10%。由于港英当局长期推行殖民化语文政策，刻意抬高英文而压抑中文，使“英文关”成为通往上流社会的一个重要关口。家长也因此重视英文而轻视中文，千方百计让自己的子女进入英文中学，而不愿意进中文中学。香港的双语制教育不仅不利于树立正确的国家和民族观念，也给学生的学习带来极大的困难。香港绝大部分小学主要用粤语授课，学生进入中学后要用英语吸收知识和表达思想，这给许多学生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致使部分学生厌学情绪严重。由于长期接受英文教育，香港学生的中文水平相对较差。
一般来说，英语教育有利于保持香港的国际地位，维持香港社会与英语国家在文教、经济和法律方面的关系，保持香港社会的开放特色。但另一方面，香港大部分居民为华人，他们说广东话、写汉字的多，文化习俗也保留了中国的传统。中文教育是巩固和延续香港与中国历史文化关系的有效途径，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汉文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甚至被排除在法定语文之外。不少社会人士和团体早就要求提高中文地位，但一直未被港府采纳。1968年，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学生会召开了以“中文列为官方语文”为题的座谈会，提出了使中文成为法定语文的要求。这个要求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支持，形成了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社会运动。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1971年9月， 港府宣布成立“公事上应用中文问题研究委员会”。1974年2日， 香港立法局通过法律，正式规定中文与英文并列为香港的法定语文。这场中文运动，表面上看只是一场关于语言的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争取民族民主的运动。港英当局长期歧视和贬低中文地位，严重影响着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学习母语即汉语的积极性，影响着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感。另一方面，港英当局还着意通过开展文艺活动，加强香港居民“安安定定的小天地”的社会观，促使香港人“本地意识”恶性发展，并使之同民族意识和爱国观念对立起来，扩大了香港华人对祖国大陆的疏离感。香港华人的国家、民族观念是多层多义性的。他们的思想意识与大陆的传统观念有交叉有共鸣，但有时也大相径庭。“他们并不把爱国主义看做是客观外加的责任，而看做是一种主观内省的承担”〔12〕。他们更多地趋向“民族认同”，即黑眼睛、黄皮肤的同一血缘，长江、黄河的广袤，大陆的梦中故乡以及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个社会太悬殊，这个世界太奇特。”〔13〕这是诗人王一桃对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社会的现实反映，也是对香港居民心态的生动概括。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港英政府赤裸裸的种族隔离和民族歧视政策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截至1995年7月， 香港全部公务员中近99%的人已是香港本地居民。但要在政府机关以外的部门全部实现本地化和矫正人们扭曲的心态意识则仍须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
（二）香港的民族交往方式主要是经济贸易往来，他们的文化习俗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香港虽然处于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汇处，但由于港英当局采取淡化人们政治意识的殖民统治政策，“给每一个人生存和发财的机会，又不对每一个人承担责任，逼得人们去背水一战。”〔14〕。在英国统治香港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政治领域是香港的一个禁区，是港英当局严加控制和掌握的地盘，香港人不敢问津，也不能问津”〔15〕。因而，香港人更多地讲求经济效益而不谋求政治上的得势。“中国人的勤劳苦干加上英国人的管理才能和北京长期的对香港实行的稳定政策，这些就是香港成功的奥妙”〔16〕，也是香港人发展经济贸易往来的前提基础。
在经济高度发达的香港社会里，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特别是汉族文化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香港的商业文化中，“招财进宝”、“年年有余”、“飞星祝旺”、“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财运亨通”等吉祥标语随处可见；福、禄、寿三星、赵公明、财帛金星、关公神像在商家店铺放在吉位；铜风铃、铜钱、铜麒麟、五帝王钱等悬于店首。“青龙、白虎，旗鼓相当”、“供奉褚神，满宝生光”等不少内地早已消失了的中国古代商业民俗文化，在香港都能与西方最现代的文化景观和睦相处。
信仰习俗方面，香港人除了崇拜各种主要宗教外，还信仰各种神道。其中“天后”女神便是最重要的一个。“天后”又称“妈祖”，是广东、福建一带特有的女神。宋朝以后，福建等地沿海的渔民蛋户迁港日多。他们大多仍以航海捕捞为生，并带来了原有的宗教风俗，因而香港地区一向依赖海洋为生的渔民也寄望于“天后”的保祐。香港人还特别迷信风水和命相。在香港，人们的办公场所和室内陈设，都讲究风水。“香港很多人稍有不适，或稍遇麻烦，必定求问于风水先生，也难怪香港的电视和报纸杂志，有关风水的节目和栏目总是有大批观众和读者，这实在是和普通市民的心理欲求相吻合的。”〔17〕甚至从事文化教育的机构也大谈风水迷信。香港某学院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学校，它的大门上挂着三块制作精细的八卦牌。“它并非普通的装饰物，而是全院师生寄以厚望的‘自卫武器’”。〔18〕究其原因，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学院对面新建起一座几十层的高楼后，学生们上课时经常感到气闷头晕，恶心想吐。先是一些学生上不了课，后来教师也讲不下去了，不少人甚至住进了医院。人们以为是那幢大厦带来的煞气使然，于是为了避邪就挂起三块八卦牌来。在科学日益昌盛的今天，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机构里，挂起迷信牌符以避邪，这种现象确实令人费解。
此外，香港人还很注意说话的忌讳，即言语禁忌。香港的书店不叫“书店”而称书局或图书公司。粤语“书”、“输”音同，“店”、“掂”意近即“定”，若说“书店”容易被误解为“输定”而不吉利；香港人在宴席上也不说“干杯”，因为“干”在生意场上表示要输光，所以忌称“干杯”而说“饮胜”；香港人忌数字“13”而喜欢“8”， 同样也基于此因；香港人逢年过节都要吃发菜，目的在于图个“发财”吉利。
香港人虽然迷信，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始终保持一种顽强的拼搏精神。拼搏与迷信结合，是港人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为鬼神观念、星占、巫术、命相和风水等迷信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也是港英当局赖以调节人际关系和稳定香港社会秩序的一种文化因素。
“金钱至上，个人第一”被认为是香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故有“香港人情薄过纸”之说。另一方面，香港社会中又流传着“香港人情紧过债”的说法。这就是说，香港人虽然利字当头，但仍很重视“礼尚往来”，还债可以缓一缓，而社交礼节却不容失。所以，如果亲戚朋友有了喜庆，香港人即便借贷也要送礼致贺。礼尚往来，既属于中国传统的伦理规范，又包含着浓厚的功利主义意识。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意识在香港传承演变的结果。
（三）香港主权的回归，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尽管港英当局没有或很少进行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教育，但随着香港主权的回归，香港华人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日趋强烈。首先，香港移民回流的增多和“回归心态”的增强。根据香港人事管理学会的调查报告显示，港人移民海外回流香港的比率，1987年至1991年是7—8%，但在1994年和1995年却高达15%。〔19〕随着香港主权回归的日趋临近和人们对九七后香港经济发展前景的普遍看好，1996年至1997年香港移民回流的人数还会增加。在回流香港的人士中，绝大部分在移民前具备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根据港英当局法律，这些人有中国的血统，在香港出生或在这里连续居留满7年，拥有香港永久性居留权， 不受入境限制，也不可因任何理由解递出境。但按照中国国籍第三条规定，回流的移民已自动丧失了中国国籍。尽管如此，不少丧失了中国国籍的海外移民仍强调自己是中国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感情和心是属于中国的。拥有加拿大籍的林国雄律师认为，国籍对他来说有两个重要性，第一个就是国籍的护照作用，作为旅游证件方便。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对国家民族的感情，所以他“希望能够保持或者是再拿中国的国籍，因为我的感情、我的心是属于中国的”〔20〕。但是，中国国籍法规定中国公民是不允许具有双重国籍的。对此，林国雄先生表示，“在适当的时候，我愿意放弃加拿大的国籍”〔21〕。在香港的移民中，许多人存在着一种买保险、开太平门、拿外国护照方便出入境，出事时又会得到所属国领事保护的心态，并没有真正打算在海外长期居留和定居发展。“回归心态”是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的必然反应。香港人想移民并获准移民的，毕竟只是少数，留下来的香港人还是绝大多数。他们抛不掉对香港的深厚感情和责任感，一些专业人士和主管人员走了，有志者正好可以填补那些空缺。另一方面，祖国内地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民生活日渐改善，也增强了香港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愈来愈稳固，随着“一国两制”政策越来越深入香港民心，许许多多看好1997年以后香港的外籍人士，都热切地盼望着和几百万香港同胞一样，早日成为香港特区的一员，成为中国公民。在英国殖民当局统治的年代，“许多香港人都有一种失落感。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借来的自由，没着没落的心随波飘浮”〔22〕。香港主权的回归，增强了几百万香港同胞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
其次，随着香港主权的回归，香港教育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大力呼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观念教育，这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港英当局长期推行殖民化教育政策，香港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观念是比较淡薄的。7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香港学生“认识祖国、回归祖国”的民族意识逐渐高涨起来。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以后，在香港社会各界的强烈要求下，港府教育署才于1985年8 月公布了一份《公民教育指引》，提出从小学开始教育学生认识中国，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情操。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会长杨耀忠认为，在香港主权回归之际，更需要大力提倡国家教育，从认知、情感、行为三方面入手，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光荣历史的自豪感，使他们认识和感受国家兴衰荣辱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把国家繁荣富强作为自己的责任、应尽的义务和神圣的使命。〔23〕只有这样，才能使香港的年轻一代在回归祖国之后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甚至敌对当今的社会，而是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主动地投身于社会。民族和传统文化教育虽非一朝一夕即可完成，但民族教育的推行和帮助香港年轻人适应未来社会变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在较大程度上增强了年轻人的爱国意识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三、香港民族问题的迂回曲折性
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特别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使香港的民族问题迂回曲折而不是直接地表现出来。
首先，英国人传统上没有或很少提民族及其相关的问题，人们的日常交往中很少考虑民族关系，即便在一些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中也很少触及民族关系。这样，香港的许多外来民族在人口统计中习惯上被列入相应的国籍，而很少再划分为具体的民族。因此，香港的民族问题也就常常迂回曲折地表现为来源于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或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表现出来。
其次，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激烈的竞争环境使香港的民族问题变得迂回和平缓。香港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多元化发展，促使香港政府的功能大为扩展，也使香港文化结构的国际性和多元性日益鲜明，加上中华民族重视人际关系和谐的传统文化的作用，使香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既自由竞争又和谐共处的群体组合。在这种经济文化背景下，香港的民族问题变得十分迂回缓和。即便在较大的社会波动中也能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剧烈对立和冲突，保持为整体利益所需要的稳定和谐的局面。
再次，健全的法制保障着香港民族问题的和平解决。香港的法律比较健全，尽管没有专门关于民族方面的条款，但与民族有关的内容在法律中仍有反映。港英当局1910年颁发的《新界条例》就按中国的传统习惯保留了宗族土地和祭祀土地等方面的权益。〔24〕一般百姓的法制观念也比较浓厚，他们遇事都会在法律中寻求答案。香港的法律条文是公开的，当事人都知道什么事情违法，什么事情不违法，哪些事情违法应受何种处罚等，皆可预测。〔25〕这样，香港人和外来投资者在从事各种正常活动时便有了信心和安全感。同时，香港政府比较重视民意咨询，建立一整套民意咨询的机构和制度。按照惯例，民意咨询是立法程序的开始，是立法的动因，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立法的根据。通过民意咨询，政府可以及时发现各种社会矛盾问题以及市民对这些矛盾问题的看法。这一方面推动政府及时制定或修订有关法律，另一方面也使政府了解各阶层市民对解决这些矛盾问题的意见，以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使制定出来的法律更加切实可行。这是保证香港民族问题和平解决的重要保障。
* 收稿日期：1997年5月。
注释：
〔1〕〔19〕参见陈恩：《香江百年移民潮》， 载《特区与港澳经济》1997年第2—3期。
〔2 〕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通过的《关于种族概念》的声明指出，目前大多数国外学者仅仅是在把种族看作是一种社会、文化主观的构建的现实基础上而不是在客观的生物学事实基础上来谈论种族。参见潘蛟：《民族学国际交流论》，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 期。
〔3〕〔4〕〔5〕〔6〕周毅之：《香港的文化》， 新华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18、119、121、123页。
〔7〕据吴锦锐主编：《香港名菜精选》资料统计， （香港）万里机构饮食天地出版社1992年7月版。
〔8〕陈国少等主编：《台港澳手册》，华艺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757页。
〔9〕〔10〕〔11〕〔12〕〔14〕〔16〕〔22 〕理由：《香港心态录》，作家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12、85、13、3、90、10、66页。
〔13〕刘以鬯主编：《港岛明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10月版，第5页。
〔15〕〔17〕〔18〕贺弘景主编：《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87、393、394页。
〔20〕〔21〕李扬、胡伟平主编：《话说香港》，春风文艺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92页。
〔23〕〔25〕同〔20〕第465、58页。
〔24〕肖蔚云主编：《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