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欧洲文学中“人”的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形象论文,世纪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19世纪，欧洲社会完成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过渡，人的生存处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对自身命运与前途的思考也不断深化，使欧洲文学的基本精神也在文学思潮的更迭演变中表现出了新的形态，从而改变着文学中“人”的形象，显示出欧洲文学在不同时代人文精神的历史嬗变。
关键词 欧洲文学/“人”的形象/人文观念/嬗变
19世纪的欧洲，无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还是文学艺术上，都是一个十分辉煌的时代。这一时期，欧洲社会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过渡，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逐步走向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变革，它改变了人的生存处境，促使了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社会精神心理的变化，从而也带来了文学思潮的新旧交替与更迭。19世纪欧洲的主要国家相继出现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等文学思潮和流派，从而给近代欧洲文学带来了繁荣景象，也标志着欧洲文学的成熟。这一时期的文学，既继承与发展了自古希腊、罗马，特别是文艺复兴以降欧洲文化与文学的传统，同时也悄悄地发生着由近代向现代的历史性过渡；它一方面使欧洲近代文学的人文观念和艺术精神得以最充分的发展与弘扬，另一方面也酝酿了对传统的怀疑与批判精神，预演了近代文学在成熟之后向现代形态的历史嬗变。
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后，欧洲社会中人的生存处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对自身的认识也不断深化。资本主义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打碎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封建时代，每个人在社会秩序中都有自己应该感到满足的固定位置，每个人的地位与价值似乎一生下来就已被确定好了，无需作出个人的努力。爱上帝、爱邻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基督教伦理观念使人与人之间不无脉脉之温情。在社会经济上，行会制度限制了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人们参与商品交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生活必需品，而不是为了积聚财富，否则是要受道德谴责的。因此，在封建时代，商品经济不发达，人的物质生活相对处于贫困状态，但人们却有一种满足感、稳定感和安全感。资本主义的出现，破坏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个人从各种封建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商品经济激活了人们的竞争意识和物欲意识，人的自我观念得到了强化，人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商人之间的激烈竞争毫无道德限度，就像资本家对工人剥削一样。”[①]在强烈的竞争观念支配下，物欲的无限膨胀使人们想尽办法超过他人，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成功而奋斗，因而，“人不再是自身的目的，人成了他人的工具”；“人被人所利用，表现了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价值体系。”[②]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群体关系恶化，个人从家长式的专制及等级制度中‘摆脱’出来，却付出了放弃群体联系这个代价。人们的相互关系失去了道德义务感和情感特征，从而变得靠单一的经济利益来维持。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基于物质利益。”[③]因此，资本主义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它给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解放和物质的富裕，而另一方面又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恶化，新的文明给人带来了新的束缚，尤其是物对人的束缚，使人的自由得而复失。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对自身的处境、命运与前途的思考不断深化，欧洲文学的人文观念也表现出了新的形态。
浪漫主义流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封建制度衰亡、资本主义上升这样一个新旧历史交替的时代，其文化价值观念总体上属于近代人文主义范畴，但已孕育了现代文化的基因。浪漫主义文学强调自我，追求自由，它是在反古典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古典主义讲理性讲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个性自由的反拨，而浪漫主义则竭力倡导自由思想，是人文主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现”。
浪漫主义的自由思想是和法国大革命的精神相吻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法国大革命的自由精神在文学上的表现，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但是，这种自由精神是由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倡导出来的。卢梭认为，人性本善，而人类文明的发展使人性受到污染；人是生而自由的，而人自己创造的文明却束缚了自己。卢梭的这种思想当时对鼓舞人们反基督教文明，推翻扼杀人性的封建制度起了巨大的作用。法国大革命过去了，原先人们以为会给人带来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然而，现实让人感受到的是资本主义文明使人的生命力受到压抑，使自由得而复失，或者说，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然而，此时卢梭的自由思想早已在大革命的浪潮中深入人心，因此，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人们追求自由的热情依然十分强烈，因而“自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时代精神的最强音。浪漫主义文学的自我意识和自由观念，正是这种时代精神的艺术形式的表述，卢梭则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精神之父”。浪漫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独立的、无所归属的“自由漂泊的”[④]知识分子，他们处在“自由”的生存位置上，精神视野较为广阔，对现实社会中残余的封建势力和封建意识不满，又不接受限制个性自由的资本主义文明。他们觉得现代文明使人丧失心灵、情感的自由，人性遭到异化，人的生命力受到了压抑。他们认为人类应该有更好的生存方式，那就是更多地保留了人的自然本性，更富有自由感的生存方式，而未经文明染指的原始的和自然的境界是最能体现自由理想、最合符人性的，因此，浪漫主义者崇尚自然，倡导“返归自然”。他们有的留恋湖光山色，有的向往原始森林，有的追怀宗法式的田园生活，唯独不接纳现代文明社会。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在“自然”的境界里，一切物质的、理性的束缚都被解除，人性可以舒展自如，自我情感可以尽情抒发，个体生命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实现，人类“爱”的理想也在这种境界里得以实现了。因此，“自然”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哲学内蕴和理想世界，也是“自由”与“个性解放”的代名词，其中包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拜伦笔下那些“海盗式”的“英雄”，总是站在远离现实的自然世界中诅咒现存的社会制度和道德原则，甚至仇视一切人类文明，在极端的恨中表现出极端的爱；华兹华斯忘情于湖光山色，沉浸于“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抒写着人性自由与美的赞歌；雪莱总在大自然中寻找着人自己的身影与力量，期盼着“西风”涤荡文明社会的污泥浊水，创造一个“爱”的大同世界；柯勒律治往往在神秘奇幻的宗教式自然世界里企求上帝的灵光普照万物，让人间变得像天堂一般圣洁和光明；诺瓦里斯歌颂黑夜和死亡，实质上却表现了对个体生命的极度热爱；济慈厌弃文明的社会，而在大自然的无穷生命力中寻找人的个体精神的寄托……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对自由生命的热切渴望。可见，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在“自然”的境界中找到了终极的归宿。
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实际上是欧洲文学的人文观念的新发展，是19世纪人道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形态，具体地讲，它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本意识——尤其是世俗人本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艺术形态的再现。人文主义的人本意识强调人智对神智的反抗和人的原欲对宗教禁欲主义的反抗；浪漫主义的个性自由强调人的自然天性和自由情感对包括封建专制和道德、科学理性、物质文明、资本主义现存制度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反抗。前者的核心是人性对宗教文明的反抗；后者的核心是人性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反抗，是对近代科学理性、物质主义带来的人的异化现象的第一次深刻而全面的反思。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浪漫主义文学是当时“自由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来临的反应。浪漫主义所讲的“人性”，其侧重面不是人文主义所讲的“人智”，而是“原欲”；不是古典主义“我思故我在”式的理性思维能力和王权意志、公民责任，而是个人情感与欲望；不是启蒙主义的“自然法则”和“社会道德律令”，而是被文明所压抑着的人的自然欲求和生命意识。浪漫主义的理性与原欲、理智与情感的天平明显是向后者倾斜的。雨果说：“浪漫主义是文学中的自由主义”，因为浪漫主义是反抗理性规范而追求“绝对自由”的。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人”不再像浮士德那样总企图在理智与情感、个人欲望与社会道德律令之间寻换平衡，而是热衷于追求个体自我生命的价值，显得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可见，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人文观念已经表现出对欧洲近代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反叛精神，尽管这种反叛还不至于使它完全脱离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但这种反叛精神与后来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的现代式反传统思想在文化内质上具有同一性和血缘关系；浪漫主义文学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的深层，包含了释放人的非理性内容的潜在欲望，因而具有非理性色彩。所以，浪漫主义文学中蕴含了20世纪现代主义的文化基因，这也正是现代主义又被称为“新浪漫主义”的重要原因。
现实主义成形于19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确立与发展的时期。这时候，现代科学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并战胜了自然，资本主义经济也得以快速发展，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与崇拜也更为狂热，金钱以一种凶猛的态势在人的身上显示其威慑力，它是这个时代主宰一切的上帝。大多数人忙于财富的争夺以证明自身的价值与地位，人的“个性自由”表现为对物质财富的拼力追逐，发自人的本能的物欲使许多人丧失理智、丧失道德感与责任感，也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物质主义激发了人的活力，也激活了人的情欲，诱发了潜伏于人类意识深处的破坏力。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这种现象，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处在“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阶段“人的独立性”[⑤]的极端表现形态，是个性自由的一种必然结果。马克思着力研究的正是“对物的依赖性”阶段的“人”，并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彻底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虽然不能达到马克思的思想高度，但他们也普遍站在人道主义立场研究着这个时代的人与社会。现实主义作家要比浪漫主义作家理性得多，他们力图通过文学创作细致地展览物化社会的现实，深入地解剖物欲驱动下人的心灵世界的千奇百怪，从而警告世人：不要在物面前失去人的自尊和人的天性。在现实主义文学中，人总是既被物化又反抗物化，他们犹如处在物质世界的“炼狱”之中，在经受心灵的磨难之后，有的向“天堂”飞升，有的则向“地狱”沉落，人性处在高扬与失落的十字路口。在这方面，巴尔扎克的小说是最典型的。在他的笔下，真正的“英雄”是灵魂交给金钱“上帝”的人，被金钱煽起的情欲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这些人中，凡能尽快地把灵魂交出去，把金钱“上帝”请进来的，就能尽早地成为时代的“英雄”。巴尔扎克的小说告诉人们：历史的进步是靠财富的创造来推动的，而创造财富的过程又伴随着人性的失落。巴尔扎克真实地描写人被物化的事实的根本目的，是表现对物化现实的反抗，对人性的一种呼唤。与之相似的还有：狄更斯对英国资本主义物质世界对人的挤压的描写，马克·吐温对美国“镀金时代”人的异化现象的描写，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农奴制消亡、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新旧道德冲突、上帝不复存在、人的私欲空前泛滥现象的描写，等等。这些作家虽然所处的历史背景各有不同，但普遍关注的是人与物质环境的关系问题，表现出对人的处境与命运的关怀，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导致人走向异化的社会作了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呼唤的“人性”，其主要内容是人的理智、道德意识和人格的尊严，因此，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反弹性规范的浪漫主义文学的一种反拨。
浪漫主义作家所倡导的个性自由，在现实主义文学中表现为追求物质财富、满足个人私欲的自由，而且，在这种物欲意识的深处，隐藏着非理性内容。对此，现实主义作家常常将其视为人的本性的“恶”，是人类自身的永恒破坏力，是一种与人的高贵理性相对立的动物本能。他们隐隐地感觉到，人在获得了“自由”后，并不像浪漫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人性得以自然地生长从而显得尽善尽美，也不像人文主义者所讲的那样，因其有高贵的理性就能成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因为人还有一种由难以抑制的私欲引发的“恶”本能，他们呼唤理性，但又总觉得理性在“恶”本能面前显得势单力薄，难以阻挡人向“地狱”的沉落。因而，“人”的形象也并不再显得理性和高贵。斯丹达尔认为人有自私的本能，人是按照享乐原则行事的，因而一切生物，从昆虫到英雄，最初的行为动机都是为了自己，人的私欲的力量是无穷的与永恒的。于连形象身上就有这种思想成分。巴尔扎克认为情欲和利己主义是世界的动力，人类社会是利己主义者的竞技场。他描写的“英雄”身上，有着无穷的“情欲”。托尔斯泰始终感到人身上有一个“动物的人”，它是孳生邪恶的根源，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处在善与恶、“精神的人”与“动物的人”的激烈争斗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的灵魂永远存在“恶”，在他笔下，人不是虱子、虫就是野兽，除非皈依宗教。福楼拜认为人的心灵深处始终有一个“魔鬼”在操纵人的行动，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在欲望的煎熬中耗尽了生命。哈代认为人受“内在意志”的支配，于是永远逃不脱“命运”的罗网，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处在俄狄浦斯式的困惑之中……现实主义作家把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私欲看成是人身上固有的“恶”，并对它的自由泛滥深表忧虑与恐惧。他们希冀人的理性去抑制它，为此，他们中有的走向宗教的境界（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有的用基督教式人道主义安慰人（如狄更斯），有的企图用宗法式的脉脉温情改善人与人的关系（如巴尔扎克）。可见，现实主义是对浪漫主义个性自由的一种反拨，现实主义作家总体上是传统理性主义的倡导者，他们遵循的是欧洲近代理性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但是，他们对人类自身“恶”之类内容的描写已触及到人的非理性内容；他们对这种非理性内容所表现的忧虑、恐惧甚至悲观，泄露出他们对欧洲传统理性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的怀疑与反思。这正是20世纪文学中弥漫的悲观情绪和危机意识的精神源头之一。所以，现实主义文学的人文观念有了发展，其中也孕育着20世纪的现代文化基因。
在现实主义作家对人是否存在动物性因而人性的“恶”在所难免感到迷惑不解时，后起的自然主义则非常肯定地回答了人的生物属性的问题，从而把“人”的问题的探讨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自然主义产生于19世纪后期，对它的形成起重大作用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1859年问世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欧洲科学史、文化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在近代欧洲文化传统的“板块”上轰开了一道深长的裂缝。“这本书必然地要彻底变革人对自身的认识。达尔文之前的时代，人因拥有灵魂而不被列入动物的范畴。但是，进化论却把人作为自然物的一部分，作为动物界的一员，这一发聋振聩的观点一被人们认可，就启发人们朝着自然主义的思路去研究人。人就成了科学研究的目标，人除了比动物更复杂外，其实与别的生命形式差不多。”[⑥]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在其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生物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改变着19世纪后期欧洲社会的精神文化气候，自然主义正是这种精神文化气候的产物。
自然主义的代表左拉接受了达尔文的思想，形成了对人与世界的新的认识，传统理性主义的“人”，在他头脑中一大半被“生物的人”所取代。他认为，“在所有人的身上都有人的兽性的根子，正如人人身上有疾病的根子一样。”[⑦]“具有思想意识的人已经死去，我们整个领域将被生物的人所占有。”[⑧]理性的“人”当然不会像左拉所说的那样已经死去，但新的“生物的人”的形象在他视野中的出现已是不可避免。在创作中，自然主义作家没有也不可能对人作纯生理的研究，而往往把生理研究与社会分析结合在一起。但是，生理学与遗传学始终是他们研究和描写人的切入点和基本方法。在自然主义文学中，为现实主义作家所疑虑的人的“动物性”被看成既定的科学事实，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被用来解释人的私欲、“恶”以及永恒的破坏力产生与存在的原因，以前文学中那高贵的“人”的形象，从神圣的理性殿堂跌入到动物王国。左拉是从“生物的人”这一透视点放射开去看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析社会对人的作用的。因此，他的创作在文化价值观念上不无反传统倾向。他在《卢贡·马卡尔家族》中要写的是“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这里，“自然史”的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起点和贯穿始终的主线。他的写作计划中表明了他写这部巨著的基本设想：第一，研究一个家族的血统和环境的问题……总之，以生理学上的新发现为线索，到人的高尚品行和巨大罪恶得以形成的生活的深层，去开掘人类惊心动魄的戏剧。第二，研究整个第二帝国时代，从政变起到今天。通过典型的人物展示这个社会，描写英雄和罪人；通过描写各种事实和情感，通过描绘千万种风俗和事件发生的细枝末节，来展现这个社会。从左拉的这个基本设想中可以看出，他描写人的前提是：人是生物。他在小说中要展示的就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怎样互相联系、互相争斗，并形成一个具有生物性联系的社会，这个社会又怎样制约这些人。不管左拉的这种设想与观念是否正确合理，事实上左拉是以此作为创作指导思想的。他描写的人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结构是以自然性、生物性为内在基础的，这个“内在基础”就是他要寻找的“现实的内部隐藏的基础”。[⑨]我们如此强调左拉小说中的人的生物性和“生物的人”，并不是无视他的创作的社会性和在社会批判上所取得的现实主义成就，也不意味着对他的这种生物性的人的描写大加赞美，而是想强调指出：左拉小说中的“人”的形象确实是生物性的，这是否认不了的客观历史现象，左拉确实“不同于巴尔扎克，因为他要在他的作品里阐明生理因素的作用”。[⑩]文学是人学，左拉小说所展示的“人”既是社会性的，也是生物性的，而且首先是生物性的。人类不管进入到何种文明的社会，人的生物性永远是人性的一部分。正如左拉在小说《人面兽心》中所说的那样，“人们有了火车跑得更快了，也更聪明了……但是，野兽终归是野兽，无论人们发明什么样的机器都无济于事，人类之中仍然还有人面兽心的东西。”左拉小说中生物性的“人”的形象的描写，正是他对“人”的文化观念的艺术形式的表述。可见，自然主义的人文观念突破了理性主义的规范，使文学对人的描写扩展到了生理性区域，表现出了非理性、非道德化倾向。这种科学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后来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学是相关联的。因此，自然主义文学在文化观念上对传统理性主义文化已有所超越，从而跨进了非理性主义文化的门槛。
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进一步给人带来心灵的挤压，物欲主义、享乐主义、悲观主义、颓废主义笼罩了整个西方社会。现实主义作家们曾为之忧虑的“恶”的现象，不仅未曾被扼制，反而更肆无忌惮地在社会中蔓延。在这个缺少理性的世界上，浪漫主义的理想显得天真而空泛，自然主义所验证的人的“生物性”，倒是让人们在现实中看到了实证。这时，欧洲开始流行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很好地归纳了这种时代精神，同时又反过来助长西方社会的悲观情绪和危机感。在这种“世纪末”颓废精神弥漫的文化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已不再信守传统的理性原则，而是崇拜非理性、本能和潜意识；也不再执着地去追寻理想和美好的未来，而是热衷于描写人与社会的畸形、病态和混乱。在这类文学作品中，人的理性内容被抽空后，注入了非理性内容，“人”的形象也就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此西方文学发展到19世纪末，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成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这两种文学的人文观念进入了现代文化的范畴。
注释：
① ②[美]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84、93页。
③[美]埃凯：《世界性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④“自由漂泊”是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对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称谓。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104页。
⑥[美]卡尔文·S·渥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新美国文库出版社1979年英文版，第6页。
⑦左拉：《戏剧中的自然主义》，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
⑧[法]阿尔芒·拉努：《左拉》，黄河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页。
⑨《外国文学参考资料》（19～20世纪部分）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79页。
⑩[法]让·弗莱维勒：《左拉》，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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