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纳运动：理论自觉与未完成的新闻学革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学论文,未完成论文,自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集纳运动”源于“集纳”一词，后者与“新闻学”、“报学”等同为Journalism的译名。它们短暂出现于1930年代，就湮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深处，以致不为学界所重视。虽然“集纳运动”为时有限，但其出现和消亡，必有其内在的因素，探究这些因素对当下有何殷鉴，亦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 一、何谓“集纳”？ “集纳”一词由袁殊于1931年提出。袁殊（1911-1987），本名袁学易，湖北蕲春人，颇具传奇色彩的中共地下情报员，对新闻理论和新闻事业兴趣有加。1932年6月20日，袁殊发表《集纳正名》一文，说明为何将Journalism译为“集纳”： “这有两点理由：一、Journalism的解释，是：一切有时间性的人类生活之动态的文字、图画、照像等，使之经过印刷复制的过程，再广泛的传布给大众，使大众在生活行为上，受到活的教养，而反映于其生存的进取与努力。二、因此，这学问，就不仅是‘新闻学’而已，经营或编辑杂志，或别种类此的画报等，只要具备印刷、广布、时效这三大原则的条件，就都是属于此的。自然这其中最主要的仍是‘新闻’。其次，新闻这名词在中国，已经公开地成为‘荒谬造谣’的别号了，而中国到现在为止的‘新闻学’，又没有一本是完全的真实的Journalism。因此，我们依于Journalism的真实的解说，乃产生了‘集纳主义’与‘集纳运动’的新称谓。”[1] 由此可知，“集纳”要满足印刷、广布、时效三个条件，其义接近于以印刷媒介为载体的大众传播。但仅此而言，究属笼统模糊。 1934年袁殊又发表《“集纳”题解》，指出“集纳”是“新闻学”的一个新名称，是结合Journalism的译音和译义而拟定的。之所以要采用“集纳”，是因为：首先，“新闻”与“消息”同一语义，即News，以“新闻学”作为代表关于报纸上之一切的学术，似嫌狭隘。其次，Journal除了意指每日朝夕发行的日刊和新闻纸以外，还包括定期刊物，仅用“新闻学”或“报学”，实在不够作完全的说明。再次，属于新闻纸类的日报及杂志的内容，除了时间性，还具有“集纳性”的特点，即各种刊物的内容材料，必须经过搜集、编制、归纳等。[2] 可见，袁殊排除“新闻学”，是因为报刊内容除新闻外，还有副刊、广告等，“新闻学”一词实难概括；排除“报学”，则是在他看来，“报学”仅仅指报纸之学，而报纸仅为印刷媒介之一种，此外还有杂志等其他定期刊物，报、刊分野明显。基于此，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集纳”：（1）“新闻学”之别名；（2）涵盖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介形式的“集纳”；（3）报、刊内容上的包罗万象、“集合归纳”。 我们注意到，在袁殊的表述中存在“集纳”、“集纳主义”与“集纳运动”三种形式，依据Journalism的后缀ism意为主义、学说、制度等，“集纳”与“集纳主义”是相通的，那么“集纳运动”当作何解呢？ 二、集纳运动——新闻学革新的努力 虽然中国近代新闻学源自欧美，但国人在引介之初，就已具有鲜明的理论自觉意识。徐宝璜的《新闻学》固然“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其中“讨论新闻纸之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3]。至1920年代末，有学者开始提倡建设“中国式新闻学”。如黄天鹏主张：“新闻学在中国已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了，今后不应仍事稗贩欧美日本的学说，我们应该创造一种新的Journalism。”[4]周孝庵自述著作《最新实际新闻学》的目的之一即：“‘注意本国事实’，以本国之文字习惯及国民性为基础，而期其成为最适用于吾国报纸之新闻学。[5]可见，革新中国新闻学已成为具有理论自觉意识者的共识。 袁殊亦为其中一员。他批判中国新闻学因袭欧美、陈腐不堪：“什么‘无冕之王’‘有闻必录’、什么‘记者一支笔胜过三千支毛瑟枪’等等。我没有发现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新闻理论。”[6]1929年秋袁殊赴日留学，专攻新闻学。其时黄天鹏也在日本，袁殊前往拜访。黄回忆二人初见时，“最初的印象很好，年青的人总是一团向学的热心，说话也毫无忌讳。他先请我恕他的年少的狂妄，继续着天真地自白对新闻学的志趣，大胆地攻击今日办报者的固步自封。末还说到寥寥的几位新闻学者的暮气，我吃了一惊，这正是我的心病。……从这一点上袁殊便比我勇敢得多了。这是少年人的长处。[7]可见，袁殊理论自觉的勇气得到了黄天鹏的赏识。 归国后，袁殊从上海的日文报纸、书籍中读到了列宁和苏联的新闻观点，“心里为之一振，觉得这是新兴阶级的新闻学理论，是为劳苦大众说话的新闻理论”，就翻译、编写了大量相关的文章。这些成为了袁殊新闻理论的来源。[8]1931年3月16日，袁殊创办《文艺新闻》，标榜“新闻是为大众，属于大众的”，很快获得读者认可。因办《文艺新闻》渐有名气，袁殊常应邀到大学演讲或给其他刊物投稿，“都是以新闻改革为内容”、“批判旧新闻理论”。[9]徐宝璜逝世一周年之际，袁殊与黄天鹏、张航庐共同撰写了《九江先生周年祭辞》，在寄托对徐宝璜的哀思与高度评价徐著《新闻学》的同时，也表达了推动新闻学革新的决心：“现在社会之急变，新闻纸又入一新时期，自然需要着新兴Journalism的产生，我们要有先生创造的精神来建设一种新的新闻学，以大众为出发点，着重唯物观来解决新闻业的实际问题，使新闻业成为社会化的公共事业。”[10] 可见，袁殊所要建构的是一种无产阶级新闻学，与欧美资产阶级新闻学畛域分明。他曾言：“我抱负了从事新兴集纳运动的志愿，在今日一般人甚少注意新闻学；……不认识真正新闻之社会存在的意义，忽视并且不要新闻研究之时代；要作一些正确的‘集纳’理论的创发或阐述……”[11]因此，“集纳”与“集纳运动”是名与实的关系，“集纳运动”是袁殊借为Journalism正名之际，致力于新闻学革新、创建一种新的新闻学术体系的努力，也是其理论自觉的体现。 袁殊明白，“要发动新兴集纳运动的基础，只有广大的结合有志于此而就且未投身于此的青年同志”[12]，亦即“集纳运动”需要依赖组织化的力量来推进。1931年10月21日，由袁殊参与发起、以《文艺新闻》的编辑、记者为核心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宣告成立。研究会标榜“对过去新闻学不满足”，宣称将致力于“新闻学之科学的技术的研究”，以及“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13]。 “集纳运动”也必须依赖一定的媒介、载体来扩展其影响。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后，曾筹划出版一种刊物，“内容将是讨论和报道新兴集纳运动之一切问题和消息”，但由于经济所限，一直没有实现，于是决定借助《文艺新闻》这一平台。[14]1932年6月20日，《文艺新闻》在第六版开辟了“集纳版”专页，但仅出版一期就停刊了。 1932年3月20日，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简称“记联”）在新闻学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虽然袁殊并未加入[15]，但并不妨碍“集纳运动”成为“记联”的议题。“记联”宣称“以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认识批判过去布尔乔亚的新闻学与新闻事业之社会基础与阶级的存在”，“建立探讨普罗利他列亚的新闻学与新闻事业之基础理论”。《集纳批判》为其会刊，强调新闻的阶级性，“阐扬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集纳主义”[16]，出版四期后停刊。 对“集纳运动”最具推助之功的是上海记者座谈会及其编刊的《记者座谈》。记者座谈会于1934年夏由袁殊、恽逸群、陆诒、刘祖澄等上海新闻界的记者发起，主要讨论对于时事的见解以及“关于新闻的一切学理、智慧、技术的研究与习得”[17]。座谈会开始每周举行一次，1936年1月起改为两周一次。[18]参加者最多达30余人[19]，袁殊提到：“这些记者接受我提倡的新兴阶级的新闻理论，这一点我和恽逸群都同他们谈到。”[20]1934年8月31日，《记者座谈》创刊。这份“自负为推进中国新兴集纳运动的座谈周刊”[21]，专注于“集纳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22]，为时近两年，共出版89期。 总之，袁殊等参与发起了诸多团体，创办了多份刊物，运用组织化的力量来促进“集纳运动”的发展，历时数年，其结果又如何呢？ 三、“集纳运动”何以湮没不彰？ 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在“记联”成立不久即停止活动，后者维持到1936年，同年5月7日，《记者座谈》停刊，记者座谈会延续到1937年。袁殊在《记者座谈》停刊时写到：“我们没有获得美好的种植的收成，这是我们自己的过错，辜负了自己，辜负了许多亲爱的读者。”[23]事实上就已经宣告了“集纳运动”无果而终。这既有客观环境的限制，也有深层的内在因素。 （一）袁殊个人工作重心的转移 举办《文艺新闻》期间，袁殊思想开始左转。1931年10月，经潘汉年、王子春介绍，袁殊加入了共产党及其特科组织，从此成为中共情报战线上一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对袁殊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新闻活动事实上已不是第一重要的工作了”。[2] 虽然袁殊此后进入过新声通讯社、外论编译社、中国联合新闻社等，但都是以记者职业为掩护从事情报工作。1935年春，第三国际中国情报总支部负责人的英文秘书华尔敦被捕，袁殊受此案牵连，先后被关押于上海、武汉，失去自由达一年之久。他自述这期间因为“环境与情绪都改变了，所以作稿甚少”[25]。1936年5月袁殊出狱后再次赴日。抗战爆发后，袁殊出任日伪要职，利用这种特殊身份，为民族解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袁殊虽有从事新闻事业的热情，也有推动新闻学革新的愿望，但随着他个人工作重心的转移，严酷的情报工作迫使他不可能尽心于新闻学术研究。袁殊尝言：“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始终未容许我有过‘埋头向学’的机会[26]，“因为晨夕工作忙迫，没有更具体的发表意见或研究心得的可能”[27]。可见，“集纳运动”由于核心人物袁殊的力不从心，其前途不言可喻。 （二）“集纳”科学性不足，鲜有认同 作为“集纳运动”核心概念的“集纳”一词，仅限于印刷媒介一项，不涵括当时已经出现的通讯事业、电子媒介等，故时人又称其为“活字集纳主义”，与之对应的有“Radio集纳主义”、“电影集纳主义”等[28]。如此则名目繁多，不利于学术的统合。相比之下，“新闻学”的生命力就在于抓住了新闻传播这一基本要素，从而超越了报与刊、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的界限。故袁殊在1934年9月不无遗憾地提到，虽然“集纳”一词已经在中国出现三年了，但“事实上在文化界里仍然是少有人引用这名辞，甚至是少有人直接的理解和认识这名辞”。[29] 不惟如此，袁殊本人对“集纳”的阐说也不尽一致，缺乏统一性。袁殊最初对“集纳”的论述已见前文。到了晚年，他回忆《文艺新闻》能够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下长久立足，认为主要原因是标榜“集纳主义”，对于稿件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故意搞得五花八门，引人入胜，分散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30]他在接受丁淦林访谈时，重申“集纳”是“集中采纳”的意思。[31]可见，“集纳”已经被剥离了新闻学术上的意义，而转换成了语言学上的“集合容纳”、“集中采纳”，专指报刊内容的包罗万象。 由于“集纳”本身缺乏科学性，学界对其认同度堪忧。袁殊提及，他在提出“集纳”一词时曾征求过谢六逸、任白涛的意见，“他们也都表示同意”[32]。但谢六逸在《实用新闻学》一书中明确指出：“Journalism一语的涵义颇广，……颇难得一既确当又能包含的译语，故有人就发音译为‘集纳主义’，但不如只写原文为佳。”[33]任白涛也指出“集纳”的解释偏于狭义，“作为音译是不错的”，作为意译则不适当。[34]可见，谢、任二人均对“集纳”持谨慎态度。 （三）学术共同体的缺失 学术共同体（academic community）是指致力于某一领域学术活动的学者群体，是组织化、制度化的研究社群，共同体成员为专业学者，他们拥有共同的学术追求，遵循共同的研究范式。[35]据此，检视“集纳运动”中成立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和记者座谈会，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 由于夏衍、楼适夷、叶以群等共产党员、“左联”成员的加入和袁殊思想的左转，《文艺新闻》逐渐成为“左联”的外围刊物，故以其编辑、记者为核心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在创立伊始即带有左翼色彩。袁殊亦设想将其与“记联”合并，办成类似“左联”、“教联”一样的左翼团体。[36]另据其他当事人的回忆，一再强调瞿秋白、邓中夏等对研究会的领导，以及对于“进步记者参加”的表述，亦暗示了这一团体的构成主要是基于政治立场，而非学术同好。因此，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在组织上不能被界定为一个新闻学术共同体。在行动上，它也“没有举行过什么活动”[37]。直到1932年5月，才决定开办一“新闻通讯研究所”，“用通讯的方式和新闻学同志作研究工作”。[38]次月，通过了研究纲要。[39]但随着“记联”成立，新闻学研究会不久就停止了活动，其研究纲要遂无从实现。 “记联”在组织上承接了中国新闻学研究会，且其本身受中共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政治色彩更为明显。其主要活动为创办报刊和通讯社，而非研究新闻学术。[40]据担任过“记联”宣传部长的郑伯克回忆，“记联”成员既包括报社、通讯社的记者，也接纳工人、店员，甚至中学生，其主要工作则是“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散发传单，写标语，与周围人交朋友，发展记联成员，组织秘密读书会；工厂工人有条件时，在其就业的单位，开展改善生活，反对资方的斗争。”[41]可见，“记联”根本就不是一个学术团体，也就谈不上什么新闻学术研究。 相比之下，记者座谈会的学术色彩最为浓厚，但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因为座谈会乃“纯精神的集合”[42]，“不采取组织形式”[43]，“既没有领袖，也没有严格的章程”[44]，全由“热心于新闻事业之理论与实践的分子自由参加”[45]，不对成员的行为、责任等做出规定，成员进出亦没有任何限制。因此，座谈会的参加者固不可谓不少，然而“始终如一的却只有少数中的少数”[46]。座谈会成员也没有撰稿的义务，以致《记者座谈》时常“在出版的前一晚”，还缺少足够的稿件来编排。[47]《记者座谈》前期还刊载过记者座谈会的讨论内容，自第45期后则难觅踪影。而座谈会从1936年改为两周举行一次，也从侧面反映了成员流离，为继之艰。 （四）理论体系的建构乏善可陈 欧美新闻学扮演了中国近代新闻学启蒙者的角色，后者一直都是沿着前者指示的路径展开，这是近代西学东渐背景下的必然，也影响着中国学人对“中国式新闻学”的设计取向。1930年代中期，新闻学集大成者黄天鹏明确阐述其“新Journalism”的含义，即：“撷取欧洲大陆学派的偏重学理与美国式教育的趋重实际技能两者之长，适合本国的文化及政治经济社会新形态的新闻学术”。[48] 可见，黄天鹏所指的“新Journalism”并不是对欧美新闻学的反叛与决裂，而是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的具体问题结合在一起，俾使其适应中国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实际形态。这与日本新闻学吸纳欧美新闻学之长，独成一宗，有着同工之妙。这也代表了中国主流新闻学界对建设“中国式新闻学”的态度。毕竟中国新闻学源自欧美新闻学，中国学人不可能从学理或心理上将其摒弃，惟根据国情做出调适。 与此不同，袁殊倡导的“集纳运动”根本上是要颠覆欧美新闻学在中国的权威，重构一种全新的新闻学体系，这种理论自觉的勇气是可嘉的。但相对于欧美新闻学完整成熟的理论体系，“集纳运动”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乏善可陈，于不自觉中又落入欧美新闻学的范式。袁殊曾参照日本《综合Journalism讲座》及其他新闻学书籍，编制了一个“综合集纳学研究大系”的目录，内分集纳学总论、集纳学分论、世界各国新闻别论、日本新闻总展观、新闻编辑的理论与实际、新闻之经营与印刷、新闻广告研究、新闻法律与新闻政策等八个部分。其中，“集纳学总论”包括资本主义与新闻之变质、资本主义所支配之新闻产业等，“集纳学分论”涵盖集纳与经济、集纳与文学、集纳心理学等。[49]除集纳学总论、分论两部分外，其余皆没有脱离欧美新闻学的成式。 袁殊思想中这种新旧杂糅的状况，亦证明了“集纳运动”科学性之不足。毕竟袁殊等人并非专业学者，因兴趣所在对新闻学略有涉猎，很难从学理层面有所建树。如他所反思的：“对现代新闻的理解及教养不够；所以没有充实的力量来扩大我们的影响于全国的从事新闻职业的、和从事新闻研究的一般同志，使他们能在正确的号召之下集体的团结起来。”[50]因而“集纳运动”始终局限于上海左翼团体的小圈子[51]，未能进入中国主流新闻学界的视野，亦无力撼动主流学术界的话语权。 1930年代是中国新闻学研究最活跃的时期，出现了一些颇具理论自觉意识的学人。袁殊即为其一，他具有强烈的学术创新精神，对中国新闻学因袭欧美的现状不满，遂借为Journalism正名之际，倡导“集纳运动”，致力于新闻学革新，试图建构一种不同于欧美新闻学的理论体系。但因其个人工作重心的转移，“集纳”本身科学性的不足，以及学术共同体的缺失和理论建构的乏力，“集纳运动”最终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上湮没不彰。 虽然“集纳运动”已经消失在学术史的深处，但它所昭示的理论自觉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依然极具镜鉴意义。有学者指出，我国当下的新闻学研究还停留于经验性描述和梳理、归纳的阶段，有关新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并没有真正厘清，也没有构建起一个系统化的理论体系。[52]原因之一，如童兵教授所言：学术自觉和理论胆略欠缺。[53]可见，中国的新闻学革新依旧处于“未完成”的状态。那么，继承前人理论自觉的勇气，营建成熟的学术共同体，克服其科学性不足的弊端等，方能更好地推进当下的新闻学研究，这是我们探究“集纳运动”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