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微型企业：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_创业论文

农村微型企业：创业者社会资本和初创企业绩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论文,创业者论文,绩效论文,资本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农村微型企业是中国农民创业的重要载体。农民增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镇化进程中，一系列问题的化解都与农村微型企业的绩效有着深刻的联系。对什么是微型企业，美国、法国、菲律宾、越南、日本、亚洲开发银行以及欧盟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国内学者也对微型企业的概念界定做出了有益探索（例如莫荣，2001；蔡翔等，2005）。基于这些工作成果以及Larson and Shaw(2001)对发展中国家微型企业特点的总结，本文将农村微型企业定义为：由农民创建，地处农村，以自我雇佣为基础，以家庭经营为主，雇员不超过9人，企业绩效和家庭福利息息相关的经济组织。

农村微型企业的创业者是农民。农民创业者跟一般创业者一样，基于个人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资源禀赋进行创业。但是，中国农民并不具有一般创业者的显著特征，即拥有较为丰富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反，他们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比较匮乏，其创业往往与缓解或脱离贫困紧密相连。虽然农民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匮乏，但是，农民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之中，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仅能带来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而且能增强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回报。因此，农村微型企业中，农民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对初创企业绩效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中国私营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对其进入私营经济领域、获得资源和企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李路路，1995）。关于社会资本对农民提高经济地位、提升生活满意度、增加收入等方面的作用，国内学者已有研究。赵延东、王奋宇(2002)认为，决定着城乡流动人口经济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是他们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情况。陈成文、王修(2004)证明，原始社会资本（强关系）更多地与城市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有关，而新型社会资本（弱关系）则更多地与其职业声望有关。李晴等(2009)提出，要在自组织系统、农民间的相互信任、国家扶持等层次上积累农民的社会资本，进而促进农民收入提高。但是，针对农民凭借其个人社会资本，以农村微型企业为载体进行创业的大量实践，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都还比较薄弱。

既往研究中关于一般个人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颇丰，这些研究主要围绕个人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进行，即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参见Nahapiet and Ghoshal，1998；Granovetter，1992）。但是，先前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第一，研究多集中于个人社会资本结构嵌入，而针对关系嵌入的研究相对较少；第二，缺乏对企业创建之后经创业者动态发展的社会资本的关注；第三，目前还没有研究涉及社会资本对机会创新性的权变价值。因此，本研究将考虑农民创业者社会资本的动态发展结果，认为经农民创业者动态发展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商业网络嵌入，并从商业网络的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个方面，揭示农民创业者的社会资本与初创企业绩效的关系，同时考虑机会创新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二、理论分析和假说提出

创业者的初始社会网络对企业创建非常重要，但是，在企业创建之后，商业网络对企业绩效更为重要。Hite and Hasterly(2001)指出，当企业刚成立时，创业者的网络主要由社会嵌入连带（基础身份）组成；当企业进入早期增长阶段后，为了适应企业不断变化的资源需求和挑战，创业者的网络朝着有着更多基于经济成本和收益考虑的连带的算计性网络发展。创业者为了适应组织的功能和战略需求，将以一个更加前摄的姿态培育社会资本，培育过程就是创业者的学习过程和适应过程，培育的目的就是形成能带来经济收益的商业网络。Larson(1992)在研究企业关系时，将企业之间的网络动态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交换先决条件的形成阶段、交换条件的进一步培养阶段以及最终的整合和控制阶段。他认为，在第二阶段，经济交换表象下的社会关系得以增加和放大，并反过来对不断膨胀的交易提供更多的控制，并最终改变网络结构。可见，商业网络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商业网络形成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经济交换；第二，商业网络是创业者对社会资本进行培育和改造的主要对象，同时也是培育和改造成果的网络载体，并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第三，创业者的商业网络较之于初始社会网络，对初创企业的绩效有着更直接的影响。

农民创业者的商业网络嵌入指农民创业者与商业伙伴通过历史交易互动形成的网络关系。农民创业者对社会资本动态发展的结果体现为商业网络嵌入，它直接影响初创企业的绩效。追随Nahapiet and Ghoshal(1998)对社会资本构面的划分，本文把农民创业者的商业网络嵌入分为两个构面：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结构嵌入体现农民创业者与商业伙伴联系的总体方式；关系嵌入则反映农民创业者所拥有的影响其商业行为的特殊关系。结构嵌入从理论上包含网络连带和网络构型两个特征，受个人研究能力和研究可行性的限制，本研究仅关注网络连带特征。关系嵌入则主要考虑关系信任特征。本文接下来将对农民创业者的商业网络连带和关系信任与初创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假说。

（一）网络连带和初创企业绩效

Peng and Luo(2000)认为，转轨国家缺乏正式制度的支持，作为一种替代，非正式制度约束会在经济交换中扮演重要角色。转轨国家的农村较之于城市，又是正式制度较迟覆盖的地方，非正式制度约束的影响只会更大。此外，实践中，中国农村微型企业部分是秘密的，没有经过登记的，不能为国家带来税收。也就是说，农村微型企业包含一部分非正式经济的成分，即使正式制度存在，也难以惠及这些不具有合法性的企业。农村微型企业通常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中求生存，农民创业者的商业网络连带可能成为一种重要资源。农民创业者的商业网络连带包括强连带和弱连带。

1.强连带和初创企业绩效。强连带指农民创业者和商业伙伴之间形成的持久的、频繁联系的、感情亲密的关系。商业网络中的强连带有助于农民和商业伙伴之间形成信任和互惠；有助于较为复杂的商业信息在农民创业者和商业伙伴之间传递；有助于农民创业者和商业伙伴一起解决经济交换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强连带下的重复交易还可以限制农民创业者和商业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减少交易成本；商业网络中的血亲强连带还可以保护私有产权并提供情感支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

H1：农民创业者商业网络中的强连带数量正向影响初创企业绩效。

2.弱连带和初创企业绩效。在农民创业者的商业网络中，弱连带指农民创业者和商业伙伴之间形成的偶然的熟人关系。弱连带也能对初创企业的绩效造成积极影响：首先，偶然交往的商业伙伴可能提供异质的、有价值的信息，促使农民创业者捕捉新的采购、生产或销售机会；其次，弱连带所包含的模糊关系给农民创业者提供了是否对机会采取行动的自由，从而对各种采购、生产或销售机会的取舍保持弹性，不受强连带下深重期望和责任的束缚；第三，较多弱连带使农民创业者接触更多的新信息，这些新信息还会刺激农民创业者学习能力的发展，从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第四，弱连带具有数量优势，可以为农民创业者带来广泛的商业伙伴，促成更多笔交易。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

H2：农民创业者商业网络中的弱连带数量正向影响初创企业绩效。

（二）关系信任和初创企业绩效

在农民创业者的商业网络中，关系信任的形成源于创业者和商业伙伴之间的互动经历，它能很好地体现社会资本动态发展的质量。关系信任一旦建立，它又会方便经济交换，成为农民创业者获得和使用其他资源的前提条件。Granovetter(1985)甚至在其嵌入理论中指出，信任是网络连带到经济行动的中介变量。

借鉴Barney and Hansen(1995)的做法，本研究中关系信任被定义为农民创业者对商业伙伴不会利用其脆弱性的信心。关系信任始于初次交易，并深深影响后续交换条件的形成(Larson，1992)。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有三：第一，关系信任可以加深农民创业者和商业伙伴之间信息交换的深度和丰富性，提高信息交换的质量，更高质量的信息交换又有助于农民创业者和商业伙伴之间其他资源的交换和重新组合，从而带来更多的互动性和适应性经济交换；第二，关系信任使得农民和商业伙伴都假定对方会按照自己所预测的那样行事，并且促使双方积极解决交易中遭遇的共同问题，减少交易摩擦，降低交易成本；第三，关系信任还减少了农民创业者发现商业伙伴的成本，农民创业者和商业伙伴之间已经建立的信任将通过“口碑相传”，为农民创业者带来更多的生意；第四，农民创业者往往处于相对狭小的商业网络中，当地的民风、民俗和商业交换规范交织在一起，促成一部分强制性信任，对商业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一定的监督和制裁效果。总之，农民创业者和商业伙伴之间的关系信任显示出良好的价值创造潜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3。

H3：农民创业者和商业伙伴的关系信任正向影响初创企业绩效。

（三）机会创新性的调节作用

机会本质上是位于复制型机会和创新型机会两种极端类型之间的连续体（张玉利等，2008），其创新性取决于“手段—目的”关系的优化程度(Eckhardt and Shane，2003)。“手段—目的”关系的优化程度越高，将“手段—目的”关系变成现实的路径越是充满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风险。

本研究中，机会创新性指农村微型企业的经营内容或经营模式在当地市场的新颖程度。当企业经营内容或经营模式比较新颖时，由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风险，在农民创业者的商业网络中强连带可能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第一，强连带有助于传递更加私人化的信息和复杂的隐性知识，以便创业者成功开发具有较高创新性的机会；第二，强连带提供的情感支持可以增加农民创业者对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风险的承受能力；第三，强连带联系人可能成为企业提供的新颖产品和服务的首批消费者。当企业经营内容或经营模式比较陈旧时，机会的复制性越强，农民创业者对格式化信息的需求相对越多。由于弱连带有助于对可编码信息的有效搜寻，有着丰富弱连带的农民创业者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触可编码信息，从而提高成功的可能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4和假说5。

H4：机会创新性正向调节强连带数量和初创企业绩效的关系。

H5：机会创新性负向调节弱连带数量和初创企业绩效的关系。

企业经营内容或经营模式越新颖，农民创业者和商业伙伴之间交换关系的不确定性越大，有关交易的信息缺乏、稀有、分布不均、传递无效、获取费用高昂等问题越突出，交易因此更有可能在农民创业者和有着高度信任关系的商业伙伴之间发生。同时，企业经营内容或经营模式越新颖，农民创业者与商业伙伴（特别是消费者）所建立的交换关系指向的产品或服务的非常规性越强，基于高度信任的“密集信息”交换(Larson，1992)能促使产品和服务朝着最符合消费者需要的方向不断被改进。也就是说，关系信任不仅为机会创新性高的农村微型企业提供首次交易，而且提供了交易内容进一步深化的平台。因此，本文提出假说6。

H6：机会创新性正向调节关系信任和初创企业绩效的关系。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1.样本选取。本研究选择初创农村微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初创农村微型企业在操作中要符合以下5个条件：①创业者是农村户口；②创业地点位于县城及以下；③创业者自我雇佣；④包括创业者在内，企业人数规模在10人以下；⑤成立时间在2001年7月之后。参照前人的做法，本文把成立①时间少于8年的企业定义为初创企业。问卷调查时间是2009年7月，因此，研究对象的成立时间应该在2001年7月之后。

2.数据收集。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实地调查，由调查人员按问卷中的题项询问被调查者，然后根据其回答，完成问卷的填写。创业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题项采取填空方式；创业者商业网络中的强连带数量、弱连带数量、关系信任以及初创企业绩效题项则采取李克特五点量表方式。问卷发放兼顾东部、中部、西部省份，从而使样本来自不同发达程度的农村地区，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70份，获得有效问卷148份，占发放问卷的74%。样本特征分布情况见表1。

（二）变量定义与测度

1.因变量：初创企业绩效。先前学者们从企业生存与否、生存时间、产生的就业岗位、销售增长、销售利润、企业总体表现和竞争力的提高等方面来衡量企业绩效。绝大多数农村微型企业没有设置会计账簿，不便于直接获得销售和利润信息；其就业岗位提供能力和增长能力都极其有限，也不适合用雇员人数或销售增长来衡量其绩效。农民创业者的创业动机主要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生计，因此，用微型企业在满足生计方面的贡献来衡量企业绩效比较恰当。为此，本文设置了三个题项来收集相关信息。它们分别是：①您家孩子的读书费用有多少来自创业收入？②您家盖房费用有多少来自创业收入？③一年的创业纯收入大概有多少？鉴于收入问题比较敏感，对答项做了如下安排：对题项①、②，1、2、3、4、5分别代表“不依靠创业收入”、“少部分依靠创业收入”、“一半依靠创业收入”、“大部分来自创业收入”和“全部依靠创业收入”；对题项③，1、2、3、4、5分别代表年创业收入在1万元以下、1万～2万元、2万～3万元、3万～4万元和4万元以上。依据前人研究方法，本文采用三个题项得分的算术平均值来衡量初创企业绩效。

2.自变量。(1)强连带数量。强连带数量用农民创业者商业网络中的亲戚和朋友数量来衡量。但是，通过“提名生成法”直接获得准确的强连带数量是困难的，为此，本研究设置了三个题项来间接收集信息。它们分别是：①在您的亲戚和朋友当中，如果没有了他（她）的帮助，您的企业经营将受到很大影响，这样的人有几个？②在您的亲戚和朋友当中，已经创业的人有几个？③在您的亲戚和朋友当中，是公务员或金融机构职员的有几个？对这三个题项，1、2、3、4、5分别代表0个、1个、2个、3个和4个以上。本文用三个题项得分的算术平均值来衡量强连带数量。

(2)弱连带数量。弱连带数量用农民创业者商业网络中的熟人数量来衡量。同样地，直接获得准确的弱连带数量也是困难的，为此，本研究设置了两个题项来间接收集信息。它们分别是：①给您介绍销售生意的交往不多的熟人有几个？②给您提供进货方面信息的交往不多的熟人有几个？对这两个题项，1、2、3、4、5分别代表0个、1个、2个、3个和4个以上。本文用两个题项得分的算术平均值来衡量弱连带数量。

(3)关系信任。关系信任是一体两面的，行动方展现了可信赖行为，对方才会付出信任。因此，关系信任可以用农民创业者行为表现的可信赖性来测量。Mishra(1996)定义了可信赖性的四个构面，即能力、开放、一致和互惠。Luo(2005)的研究中采用了四构面说，并加入了一个题项测度整体信任程度。本研究追随Luo(2005)的做法，将可信赖性定义为能力、开放、一致、互惠和整体信任感五个构面，结合本研究进行情景化处理，设计了五个题项。它们分别是：①对创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您觉得自己的胜任程度是多少？②您觉得如果想把生意做好，应该对商业伙伴诚实到什么程度？③您认为自己行为的稳定可靠程度有多大？④“我不会占商业伙伴的便宜，为他们着想也就是为自己着想”，对此，您从多大程度上认同？⑤商业伙伴对您的整体信任程度是多少？选项1、2、3、4、5代表程度由浅入深。

表2是关系信任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都表明，适合从五个构面中提取公因子。探索性因子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方法中，一般单个公因子的提取标准是特征值大于1，同时其方差贡献率达到40%（方积乾，2001）。本文提取一个公因子，命名为“关系信任”，其方差贡献率为51.69%，表明五个构面的所有方差中，有51.69%的方差可以用该公因子来解释。测量五个构面内部一致性的Cronbach's α为0.732，大于0.7，表明可以用该公因子得分来衡量关系信任。

3.调节变量：机会创新性。Samuelsson(2004)从企业研发投入优先性、专利重视程度、产品或服务独特性、所面临竞争压力水平四个维度测量创业机会的创新性，前两个维度指向企业的创新行为表现，后两个维度分别指向企业的创新成果和外在压力。总体来说，这一测度方式面向未来，获得的是关于企业潜在机会创新性的数据。但是，在本研究中，机会创新性指农村微型企业的经营内容或经营模式在当地市场的新颖程度，它很大程度上在机会识别阶段就已经被决定。农村微型企业的经营内容或经营模式越新颖，同业竞争对手就越少，机会创新性越高，反之就越低。因此，本文设置了题项“您的同业竞争对手有多少？”来获取机会创新性的数据。1、2、3、4、5分别代表竞争对手由多到寡，即机会创新性由低到高。

4.控制变量：性别和年龄。本文还选取了创业者的性别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性别为虚拟变量，1代表男性，0代表女性；年龄则用创业者的实际年龄测量。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数据分析方法采用多元调节回归(moderated multiple regression，MMR)，其基本公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