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性别：走向“公民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论文,性别论文,走向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社会氛围中，在学院派知识精英女性的呼唤下，借助于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女性主义的译介①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体制内的各级妇联组织/妇女工作的疏离，“女性主义”以不同于传统的“妇女研究”②的激进姿态，通过反思、批评，甚至告别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生产出了指向“后革命”的“性别政治”。③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性别政治”实际上不期然地承担了“阶级政治”替代物的历史使命，与“青年”、“族群”等其他身份政治资源一起，参与了新时期最为重要的自然化“个人”概念的建构，从而影响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进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裹挟在跨国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浪潮中，“女性主义”更致密地与自由主义等理论潮流汇合在一起，借助最初由各种海外基金会支持而萌生的各类民间NGO型妇女组织，④介入到对各种边缘妇女问题的研究与处理——这一选择甚至也影响到了中国最大的妇女组织“妇联”，促动其开始自觉地“社会组织”化。在这一过程中，“性别”被再度“政治化”，其实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对市场崛起、国家退场后所遗留下来的社会治理权力的建构，从而与深植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中的异域色彩十足的“公民社会”形成了富有争议性的共谋性关系。 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如何理解最近三十年中国性别政治的演进脉络，特别是以社会发展进程为参照，来讨论其所自觉不自觉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及由此产生的经验与教训，显然已经不仅仅关乎性别研究本身的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由于“性别政治”作为与全球经济一体化遥相呼应的“认同政治”⑤以及由此产生的全球“结社”运动的一部分，深刻地参与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建构，因此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性别政治”其实关涉到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 一、“女性主义”话语的崛起与两个“三十年”的断裂 作为两个“三十年”转折的重要产物也是积极的推动者，“女性主义”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兴起显然与“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意识”息息相关：激进的极“左”政治思潮被清算，“新启蒙主义”⑥浮出历史地表，“人性”、“人道主义”话语日益占据社会主流位置；在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现代化”时代号角下，“去政治”地重返日常生活成为大势所趋；知识精英重返社会舞台，西学东渐再次形成潮流，构成了当时的学界想象“现代化”的主要理论资源，学院的知识生产体制也逐渐成形。 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主义”在“新时期”中国的出场一开始就自觉地以“社会变革和变革社会”⑦双重变奏作为自我角色定位，由此形成了不同于非社会主义国家女性主义的逻辑起点：“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实践介入，却迥异于非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以男女平等，而是对性别差异的强调为开端。其直接的对话对象，无疑是建构在阶级论基础上的、否认性别差异的社会结构”。⑧在这里，“性别差异”显然不仅仅是指向“自然性”层面，同时还因为被赋予了对前三十年社会主义中国的反思内涵而获得了丰盈的“政治性”内涵，而后者显然是更为重要的——正是通过将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中国指认为是压抑人性的极权社会并强烈希望与之有效切割，“人性”等看似“自然性”的范畴作为支撑“天赋人权”这一自由主义话语核心的逻辑前提，才会在报复性补偿的意义上，获得某种历史正当性；而“性别差异”作为描述“自然人性”的重要范畴，也才能作为对社会主义中国“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实践的一种反思，甚至替代资源，“天然”地获得存在的合法性，成为重构“新时期”女性主体的最直接的资源。基于这样的前提，关于“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起源的讨论，显然就不能仅仅放置在妇女问题本身的脉络中，而更需要搁置在两个“三十年”的“断裂”以及由此形成的“阶级政治”向“身份政治”转化的社会思潮嬗变中来进行。 正是从这样的“性别差异”合法性建构出发，才能理解为何今天看起来暧昧不清因而也饱受诟病的“女性意识”会成为新时期“女性主义”得以崛起的重要概念依据。在新时期中国最早的妇女研究论文《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⑨中，作为“女性意识”先声的“妇女意识”概念缘何能脱颖而出，首先值得关注。该文将在“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运动”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妇女意识”，看作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女权主义得以从黑人民权运动分离出来的关键所在，认为妇女运动之所以能够成为独立自主的运动，离不开“妇女意识”的提升与引领，由此得出的结论：“妇女研究围绕的一个中心观念是‘妇女意识’，妇女文学的批评标准也还是‘妇女意识’”。⑩ 应该注意到，“妇女意识”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在新时期中国出现，首先与经由“翻译”而实现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女性主义的理论旅行直接相关，80年代初期中国主动走向“现代化”的特定历史情境所带来的自觉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的比附效应，显然赋予了这种理论植入以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其次，“妇女意识”这一文学色彩十足的术语之所以得到了格外彰显，显然与“文学”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扮演了女性主义思潮引领者的事实有关，也与80年代初期知识者尤其是文学创作者凭借着对“新启蒙”运动的塑造与推动重返社会舞台中央位置直接相联，(11)因而对妇女问题的讨论更多停留在审美意义上，这无疑是“妇女意识”格外受到关注的重要契机。 然而，更为重要的，显然还是因为在研究者的视野中，“妇女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植根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文化的当代美国女权运动对黑人民权运动之于性别平等问题忽视的不满与反抗，而这一隐含着的逻辑，才正是强调要将女性问题从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中分离出来的中国研究者所格外关注的，李小江就曾直言不讳：“妇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分离——这是当代中国女性理性自省和妇女运动有可能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前提”。(12)正是立足于知识精英女性的立场，将前三十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实践归结为类似贾格(Alison M.Jaggar)所批评的“形式上的男女平等常常可能在结果上保证了而不是消灭了男女不平等”(13)的情形，从反思“男女平等”的缺陷、同时期盼“性别差异”前提下的“性别公正”出发，女性主义在新时期的中国“最初的任务之一是在妇女中重新唤起被社会主义的国家妇女解放所忽视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呼吁妇女的群体意识应该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无意识中得到提升”。(14)而从“妇女意识”蜕变为“女性意识”，这一概念表述的转换，更明确地标示出在当代中国知识生产体系中，对妇女问题的把握经历了一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实践中逐渐脱离出来、还原为一种以女性自觉为标志的文化政治的过程。(15)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以“女性意识”为基础，女性“主体”理论开始浮出水面，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主要的理论支撑。要从发生学意义上来讨论女性“主体”理论的兴起，首先当然应该关注到其与当时在中国盛行一时的“主体性”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挟带着清晰的“新启蒙”意图，李泽厚所倡导的“主体性”理论(16)以“实践”为核心对马克思主义“类主体”与康德哲学的“先验主体”进行了整合，但是，由此呼唤出来的历史“主体”却是一个优于总体/社会的以现代“文明人”为角色旨归的“个体”。这一“个体”概念，明显区别于社会主义时期以“人民”为核心的历史主体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了“后社会主义”时代从政治动员型社会向市民消费型社会的过渡所产生的对于“人”新的想象与形塑要求：“从革命、乌托邦、大叙事回到一种过日子的常态，回到常态所需要的稳定的形式和范畴。它是要回到一个想象的市民阶层主体性的道德原点，再由这个原点推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17)在“以‘个体’为核心的”主体理论崛起的背后，可以感觉到一种“告别革命”激情、回归日常生活的个人化的价值指向正以“现代化”的名义蕴藏其中。 女性主体理论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分享了这一理论转向的成果，同时，又通过叠加进“性别”维度，使主体的构成情形更为复杂；当然，这种“叠加”最初也是通过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女性主义思潮的借鉴得以实现的。裹挟在80年代中期风靡中国学界的存在主义思潮中，1986年被译介进来的《第二性——女人》较早为中国女性主义呈现了女性主体建构的另类途径。在该书中，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8)批评了女性被男权社会边缘化和他者化的情况：“男人是主要的，女人只是附属品而已。男人是主宰，女人则是另外的一种性别而已”，指出，按照“存在主义的定义”，“女人和男人一样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个体”。(19)尽管在此版本的翻译中，用以描述男性中心地位的“subject”并没有被译成“主体”(20)而是被译成了“主宰”，然而，并不妨碍据此反观出女性在两性结构中作为次生的、附属的“第二性”的存在位置，以及希冀通过颠覆不平等的两性关系结构来探索女性主体建构可能性的强烈诉求。这一立足于两性结构内部的女性主体建构方式，更强调反抗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女性“个体”的独立自主性。而这一点，显然是与从“性别差异”、“女性意识”一路走来的中国女性主义有着高度的契合性的，也是对后者诉求更为明晰的概念表述。 可以以新时期女性主义思潮中影响最大的“女性文学”为场域来印证这一点。通常我们将是否体现了女性主体性追求作为评判“女性文学”的主要标准。(21)这里所谓的“女性主体”，一般被归结为“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的综合，(22)是一种类似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式的主体定义。在这样的定义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个体”的自我经验及对世界的感知已经成为主体建构的主要路径，因而主体的诞生更多体现为“向内转”的封闭式的过程，沦为游离于主流历史之外同时却又与之具有对抗性的孤立存在。由此，女性主体理论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悖论：一方面，作为对特定的历史情境的一种回应，它相当忠实地反映出了在后革命的时代“个体”想要挣脱前三十年社会主义“人民”主体框架喷薄而出的企图；另一方面，在逻辑架构上所出现的历史经验与个体经验割裂的问题，无疑又使得女性主体理论因为存在着“去历史化”的本质主义倾向而面临着被抛出社会历史运行框架的危险。 正是在这样的悖论结构中，也就不奇怪，为何反对本质主义、强调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gender)学说会逐渐替代女性主体理论，成为90年代(特别是1994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之后的中国大陆学界一股新兴思潮。应该说，在强调从性别差异出发来寻求性别公正的总体逻辑框架内，社会性别学说与女性主体理论并无本质区别，但另一方面，明显受到后结构主义的影响，社会性别学说开始质疑女性主体理论“以自然化的女性为基础来建构当代女性主体意识”的思路，认为“脱离了对女性生存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考察，脱离了对女性所处的家庭、家族、社会关系的了解，我们是无法阐释和揭示置女性于从属地位的历史过程以及权力运作场所的。把女人的特点自然化也会掩盖形成那些特点的女人不同于男人的社会地位和经历”。(23)正是企图与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女性本质主义倾向进行某种区分，社会性别理论又开始与女性主体理论进行切割：通过将女性主体理论指认为是20世纪之前的启蒙运动之于人“本质化”理解的直接产物，(24)社会性别学说的倡导者相当直观地表达了对启蒙运动所塑造的“人”的不满与颠覆，并借此确立了社会性别理论作为20世纪女性主义代言人的身份；通过强调后天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于性别意识建构的巨大作用，社会性别学说成功地将性别不平等的起源由两性的自然差异转移到了两性的社会差异上，但值得反思的是，它并不因此导向对产生性别不平等的总体性社会制度的批判，而是落脚在“社会性别制度”这一中介物上，从而事实上将诸如阶级、种族等多重社会差异导致的性别不平等问题简单化为一种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似乎只要改变了性别权力关系，就能实现性别公正。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对产生性别不平等的真正的社会根源的批判，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25) 20世纪90年代之后激进革命色彩逐渐褪去的当代中国语境显然与这样具有改良色彩的社会性别理论不无契合之处——有关“feminism”到底是翻译成“女性主义”还是“女权主义”之争以及“女性主义”终于战胜“女权主义”成为最终译名的过程，(26)分明指示出，当代中国知识精英女性阶层对妇女问题的把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现实政治权力的争夺无涉，而更多异化为一种温和、然而也是无力的文化政治。正如有研究者所批评的：“Gender概念的出现与理论的发展在西方有两个重要的基础：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以及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积累(比如心理学的发展与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当然也包括运动与理论之间的联系与对话以及女性主义内部各流派之间的传承与争论。可是这两个基础在中国都是欠缺的，这种欠缺注定gender在中国的知识生产会有不一样的境遇。”(27)尽管论者撇去了中外不同语境差异的简单比附思路值得进一步商榷，但是，其所发现的围绕着“gender”在当代中国“在地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孤立化、碎片化以及去语境化等一系列问题，却是需要进一步反思的。 如果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逻辑为参照，可以说，80年代之后，以“女性意识”为基础演绎、变化而建立起来的女性/性别学说，显然与之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通过将妇女问题纳入到“阶级革命”和“公共劳动”的框架中，借助于国家主义式的预来消除“自然性别”差异所造成的不平等，从而实现妇女解放；而后者以建筑在“自然人性”基础上的“女性意识”为出发点，试图通过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女性主体的建构，来寻求“性别公正”的可能。前者始终对应了中国革命—社会主义传统对于被压迫阶级整合的需要，通过把特殊的妇女问题吸纳进普遍性的“阶级翻身”的框架，试图形成“人民话语”以及“人民”这一被压迫阶级的共同体，以建构具有反抗有效性的弱者的政治；而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后社会主义”所可能产生的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原子化个人身份认同的焦虑，企图通过类似于“性别”这样的差异政治资源来重构社会族群，以填补“阶级”退场后留下的共同体空缺。前者以推动底层妇女进入历史实践主体位置为出发点，而后者，显然更强调“妇女”，特别是中产阶级妇女作为文化上被压抑的群体其诉求的正当性。 由此，“女性主义”话语在当代中国的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转向：一方面，分明意味着对弘扬“天赋人权”的自由主义话语的认可及呼应；另一方面，则在很大程度上昭示了与借助“阶级政治”解决妇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妇女学说的分道扬镳。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义话语的出现，显然并不能简单看做是妇女群体“女性意识”提升的一种结果，而更应被视为是在去阶级政治化的“后革命”历史条件下社会/文化进转型的必然产物。 二、全球资本主义与妇女组织的重塑 与学院内“女性主义”及性别研究逐渐成为“显学”形成某种鲜明反差的，是80年代之后伴随着整个国家从“政治动员”向“经济建设”重心的转移，在现实生活中，妇女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历了一个具有很大挫败感的社会边缘化过程：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层面上一系列维护妇女利益的政策法规逐渐空洞化，妇女就业率持续下降，(28)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区隔导致越来越多的中下层妇女遭遇到性别不公，(29)性别收入差距“稳定地和显著地”扩大；(30)“计划生育中重男轻女的意识重新抬头，家庭生活中男女之间的精神差距，‘秦香莲’问题，大龄未婚女青年问题”(31)等一系列问题重新困扰当代中国妇女；在要“公平”还是“效率”的争论中，妇女重新贴上落后生产力的标签，妇女问题渐渐蜕变为“妇女有问题”，“妇女回家”论开始甚嚣日上(32)…… 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家与社会呈现出相互嵌入的态势：“正是出于社会主义理念的需要，共产党在领导民族、阶级、妇女的解放过程中也消灭了除家庭以外的所有形式的私人组织，通过城市的单位体制和农村的公社化将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从而实现了国家对包括妇女在内的公民的直接统治”。(33)尽管上述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状况的分析并没有挣脱国家—社会(公民)二元对立的逻辑框架，然而当代中国不同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社会一体化特征，仍然以溢出理论框架的“例外”方式被呈现出来。也正是置身于在这一特定社会语境中，当代中国妇女解放实践依托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预而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点的道路，而成了一个不同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妇女运动的有待于进一步解释的“奇观”：“西方国家妇女解放运动取得实质性进展是工业化完成以后的事，女权运动远远落后于人权运动。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取得革命性突破却是在工业化的初期，其成就甚至领先于人权事业。这一似乎‘反常’的现象，离开国家的行政干预和单位制度是很难想象的。”(34)尽管国内外对于当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实绩褒贬不一，然而，“国家在场”式的对于妇女问题的介入，仍然被公认为可以克服来自经济基础方面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巨大落差，成为当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甚至可以在基础条件不具备的情形下领先于“人权”得以实质性推进的主要根由。 作为国家对于妇女问题进行干预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城市社会中，“单位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集经济生产、资源配置、政治动员、福利保障、意识形态传播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单位”在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成为国家—社会相互嵌入的主要中介，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公/私领域的边界，使得妇女可以通过参加公共劳动走出家庭，实现社会化的自我角色建构；同时，依托于“单位”，原本截然分明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被打破，并且以“单位”为基本单元在很大程度上部分实现了育儿、家务等社会化，“男女平等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准则，可以在单位内部畅通无阻地得到贯彻执行”。(35)当然，也应该注意到，在“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下，不同类型的单位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有不同，因而给予“工作妇女”的支持存在着差异，但不能否认“工作妇女”借助于各种形式的“单位”，通过经济收入、福利保护政策、社会角色建构提升了自己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从而在不同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父/夫权制借助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所实现的对妇女的不平等控制。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单位”的社会功能被逐渐剥离而呈现出单一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化倾向，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市场法则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成为单位转制、国企改革的主要依据。在此过程中，伴随着“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的盛行，较之于男性，“工作妇女”的数量锐减更为明显。(36)如何来看待从“单位”到“企业”的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给妇女群体带来的变化，由此在1993-1994年间成为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 这一时期主要形成了这样几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体制将创造出真正的性别平等空间：“我们应该庆幸，在‘等价劳动相交换’的基础上，男人和女人终于可以站在同一尺度下接受选择与挑战了”，认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将使得妇女的特殊价值(如生育价值)得到更公平的体现，所以应该消除“计划经济体制对妇女就业产生的消极影响”，改变以往“照顾型妇女就业政策”。(37)另一种意见在批评前三十年以“国家”为代表的“强大的行政力量通过扶助弱者压制强者，干扰破坏着家庭中强者与弱者的正常分工”的基础上，同样认同了市场经济逻辑的正当性，但认为市场提供的“平等”应该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因此指出“市场经济再次使男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平等，使双方重新考虑角色分工”是必要的，甚至让妇女回家，都是理所当然的。(38)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市场经济不可能是绝对自由公平的交换，更不能自然而然实现社会公正”，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遵循资本增值法则，会使得“市场竞争、特别对劳动力的选择是建立在社会性别分工不平等的基础上的”，从而导致像妇女这样的弱势群体成为劣等劳动力而沦为市场经济的牺牲品，因此恰恰需要引入“国家”这一行政力量来弥补市场对于社会建设的忽视，“对于一个有着长期男女不平等历史的国家，问题不在于妇女解放是否应该有‘行政力量干预’，而在于建立何种‘行政干预机制’，通过何种方式干预，来调整市场和文化造成的失衡”，(39)不一而足。 可以看出，当时讨论的焦点集中于：在社会转型条件下，到底是延续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主义式的干预还是采用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更能实质性地推动性别平等。作为前提，如何来评价前三十年的妇女解放的得失，特别是以何种尺度来总结其教训，无疑是关键所在。有意味的是，无论选择何种立场，以下观点几乎成为分歧的几方共享的一个逻辑起点：(40)“以实现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为重要价值导向的单位制度，尽管给女性提供了很多特殊的关照，但并没有带来妇女解放运动最重要、最珍贵的成果，即女性自主意识的全面提升。”(41)简单地将以单位制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妇女问题的干预看作是一种超前的恩赐，将妇女的“自主意识”的形成提升到比现实处境的改变更为重要的位置上，这种今天能更清楚地看到的将个人意识凌驾于现实实践之上的反唯物主义的历史逻辑架构，以及“以自由替代平等作为社会首要原则”(42)的价值判断，使得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成果在被文化政治化的基础上，大致被纳入到了新自由主义的阐释框架中，有意识的误读由此不可避免。因而，尽管几方对市场经济体制是否能产生性别平等可能存在着分歧，然而如果与此逻辑前提联系在一起看，那么，各方分歧的实质只是在于，是更彻底地以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来重构两性不平等分工的合法性；还是保留国家这一行政力量干预，使之成为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拾遗补阙，从而在承认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逆转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改善像妇女这样的弱势群体的处境。无论得出何种观点，其实都被局限在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框架“内”而不是“外”，因而其所提供的都是在认同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普适性发展模式的前提下有限制的而不是具有超越性的思考。 与单位制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逐步解体大致形成某种呼应的，是妇联组织作为当代中国妇女界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社会群众团体，也开始发生一系列变化。如何直面市场经济给妇女带来的方方面面的挑战，在“企业不办社会”的现实格局中切实维护妇女权益，无疑是改革开放之后各级妇联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1979年，全国妇联提出“把妇联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43)，随之“帮助妇女提高经济参与程度，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经济地位”，成为“新时期妇女运动全部活动的重点”。(44)从此，帮助妇女获得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有效的经济手段成为妇联工作的主要抓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45)这样的“向内转”的口号成为妇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妇女主体的全部想象，在妇女群体内部利益分化前提下探索满足不同利益诉求的妇女群体的机制，成为妇联自我转型的内在动力。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妇联的转型，使得其自身的角色定位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传统的妇女工作格局中，作为劳动妇女代表(46)的妇联，其党群团体色彩较为浓郁，具有双重角色：“既是党联系工人、青年、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又是代表和维护群体利益的群众组织”，(47)也因此具有多重属性：“集政治性、政府性和社会性于一身”。(48)这其中，其作为“妇女利益代表者和妇女组织的联系者”的角色是嵌入到也是服从于其作为“政治服务者、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者”身份的；而到了新时期之后，妇联作为“妇女利益代表者和妇女组织的联系者”的角色开始异军突起，溢出既有的具有权力让渡性与妥协性的多重身份结构，更多以博弈者的姿态与其“政治服务者、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者”的身份对立并抗衡。可以说，妇联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党群组织向社会组织的转型过程。(49) 尽管早已有学者指出：“妇联如何在党/政府与妇女之间定位，如何处理自己与国家的关系，如何处理与其他妇女组织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它自身的定位与前途，也关系到中国妇女运动的命运”，(50)坚持社会政治功能也仍被认为是未来妇联职能变革需要考虑的重要维度；(51)然而，妇联在去阶级政治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化，似乎已成为不可逆的大趋势。这一转型，可以说既顺应了国家去阶级政治化的大转型而分离出来的社群/社会建构需求，也回应了受到欧美“社会性别”理论影响的学院派知识精英女性意欲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社会发展和决策主流”(52)的呼吁。问题在于，妇联的社会组织化，是否较之于其原先的党群组织身份，能够更好地承担起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两性平等的重任？ 要切实把握妇联的这一变化，还需要与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尤其是妇女社会组织所承担的功能角色联系在一起考察。作为通常被认为是“属于独立于国家体系之政府、市场体系之企业以外的公民社会部门”，(53)“社会组织”在新时期中国逐渐蔚为大观，显然包含了对所谓“强国家、弱社会”的当代中国治理格局的一种挑战的意味在里面，其目的是指向了与“国家”相博弈、相对抗的“社会”的建构：“NGO的提法从政治上强调了这些组织同发展中国家较多存在的集权政治的区别。”(54)也就是说，NGO在当代中国发育的起点，其实是建立在将中国指认为是有待于改善的“集权政治”背景上的，而其自身，则被设置为是对抗乃至改善这种“集权政治”的重要抓手。这一指认，显然保留了冷战思维下的对发展中国家秉承的以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第三世界”左翼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体制的明显敌意，以此为前提对NGO存在合法性的建构，则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对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确认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形态的肯定。(55)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能理解，国内有些妇女组织包括官方背景的妇女组织，在“西方主流NGO话语在本土的系统传播”的影响下，逐渐完成了“从关注妇女事业的民间妇女组织向关注公民社会发展的妇女NGO转变”(56)后，为何就不只是停留在“推动两性平等”这样传统的妇女组织定位上，而是将“推动公民社会建设”(57)也当作了其更为重要的未来使命：“努力做成最好最规范最有公信力的NGO，……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一部分。”(58)可以看到，在“妇女组织”、“NGO”和“公民社会”之间，已经形成了新的彼此支持的逻辑架构，在这一架构中，“公民社会”似乎成了比争取性别平等更有价值的理念与归宿，成了可以保障性别平等必需的现实基础和社会条件，这显然是值得进一步深思的。 尽管国内学界对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边界、内涵及特点的理解存在着较大差异，但需要注意的是，“公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的蔚为大观，并非是单纯的学院内的知识生产的结果，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与冷战思维以及“后冷战”时期帝国主义全球扩张所必然带来的理论输出息息相关：“公民社会的一个理论基础是‘多元主义’。在冷战年代，为了抗衡‘人民民主’的理念，多元主义在西方应运而生，其目的是为了颠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首先，它试图消解‘人民’这个概念。……其次，它试图消解‘阶级’这个概念”。(59)与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公民社会”理论由此被认为并不是立足于全体人民，而是在普适性的外表下隐含了为作为跨国资本代表的上层精英阶层代言的意图，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公民社会”理论更是通过制造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以及对国家作用的有意误读甚至否定，直接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可以长驱直入的重要理论支撑；建筑于其上的所谓“公民社会”，因而被认为更多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并不能真正导向社会公平正义，更不能成为中国社会建设的方向：“公民社会不应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方向，真正值得中国人追求的是构筑一个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人民社会”。(60) 如果立足于上述“公民社会”与“人民社会”的区分，那么，可以认为，妇联从“党群组织”向“社会组织”的主动转向显然并不是一马平川、毫无争讼的坦途，相反，可能蕴含了许多需要警惕的重大挑战在里面，包括：作为方向引领性的大问题，妇联到底应该在“公民社会”还是在“人民社会”的理论预设下来开展妇女工作？在妇女利益诉求多样化、妇女群体分化的情形下，妇联应该如何来想象并组织新的“妇女”共同体？在传统的政府职能发生重大转变的前提下，妇联是同民间妇女组织一样“以其自身的特质和优势填补由政府和市场组织让渡出来的社会管理空间”，(61)还是需要更坚持阶级政治意义上的妇女解放立场，自觉站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上来彰显自己的性别/阶级政治性？假如妇联的转型仍然站在全球化所主张的文化多元主义立场上，仍然沿着目前所谓“独立于国家与市场之外”而事实上又无法摆脱各种利益控制的NGO道路惯性前行的话，那么，妇联显然就一定会与其作为“劳动妇女代表”、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组织性质的建立初衷背道而驰，进而无法与当下社会快速分化所产生的越来越严重的阶级问题相呼应，而导致其价值指向因与时代重大问题相背离而逐渐凝固化、狭隘化和孤立化，从而事实上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所希冀的“公民社会”形成共谋，最终丧失其作为激进左翼亚文化的内在能量；进一步说，妇联更会因为对“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直接影响千千万万妇女命运并导致当代妇女问题产生的最为重要的社会经济体制/根源的熟视无睹，而根本无法推动妇女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的维度上得以被重视和解决。而这，将不仅构成妇联自身的危机，也将在很大程度上误导未来中国妇女运动偏离合理的实践轨道。 作为“妇女”这一亚文化群体的一种特殊的解放诉求，“女性主义”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然而少数人的政治如何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从而产生广泛的动员力，显然还必须参与到主流问题的讨论中去并且有能力回应时代重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显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其中，如何更有效地完成自身在“在地化”的基础上的再“政治化”的过程，是关键所在。因而面对全球资本主义及作为其支撑的全球新自由主义思潮，中国的“女性主义”仍然需要思考自身与阶级政治新的结盟的可能性，以及革命—社会主义资源应该如何被召唤回来，重新生成为支撑性的力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要对新自由主义展开批判，不可能返回到国家社会主义，但是，需要正视各种历史遗产和历史智慧，包括批判性清理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的正负面遗产”。(62)只有与这样的本土历史传统重新建立关联，直面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症结，性别话语的再“政治化”才会抵达不平等的性别秩序得以产生的政治经济根源，从而真正焕发出具有抵抗性的力量。 *感谢匿名评审人细致而专业的审阅意见。 注释： ①戴锦华指出，翻译“在整个当代中国文化，尤其80年代以降，‘走向世界’的知识、文化转型中，扮演了极端重要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女性主义话语和实践“大致锁定在欧美，尤其法国女性主义(经由英语中介)的主要脉络之上”。参见陈顺馨、戴锦华(主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导言二：两难之间或突围可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4页。 ②“传统”的妇女研究主要依托于妇联，20世纪80年代之后，妇联的定位、功能与工作重心也在发生转型，开始从政府组织向非政府组织转化。参见付春：《性质转型、功能演化与价值变迁——建国以来我国妇联组织的转型分析》，载《兰州学刊》2004年第4期。 ③详细论述参见董丽敏：《“性别”的生产及其政治性危机——对新时期中国妇女研究的一种反思》，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2期。 ④参见王凤仙、米晓琳：《NGO话语与民间妇女组织的自我认同》，载《妇女研究论丛》2007年第6期；张钟汝、程福财：《民间妇女组织的兴起与妇联组织的回应》，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刘伯红：《中国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载《浙江学刊》2000年第4期，等等。 ⑤赵鼎新认为：“所谓的认同政治，就是在没有普世性意识形态支持下的、为比较单一目的而发起的社会抗争运动，比如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核运动、和平运动、环境运动，等等。西欧和美国的左派普遍认为这是左派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笔者认为它其实是削弱了左派阵营的力量：认同政治把左派阵营割裂成许多片块”。参见赵鼎新：《社会运动和“人民”登上历史舞台》，载《东方早报》2013年8月4日。 ⑥贺桂梅认为学界通常用来概括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思潮的“新启蒙主义”概念是有问题的，其运用知识考古学对80年代的研究表明，“新启蒙主义”命名背后，蕴含着“新时期”借助“启蒙”与“五四”发生关联从而建构自身合法性的企图，这一历史意识的依据其实是“被充分去政治化了的‘西方’”。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2页。 ⑦李小江：《妇女研究的缘起、发展及现状——兼谈妇女学学科建设问题》，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⑧陈顺馨、戴锦华(主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导言二：两难之间或突围可能”，第34页。 ⑨朱虹：《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载《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 ⑩同注⑨。 (11)李小江指出：“新时期妇女运动的中坚力量是新中国国家妇女政策所造就的新一代职业—知识妇女”。参见李小江：《新时期妇女运动与妇女研究》，载李小江等(编)：《平等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59页。 (12)李小江：《新时期妇女运动与妇女研究》，载李小江等(编)：《平等与发展》，第359页。 (13)[美]艾莉森·贾格：《性别差异与男女平等》，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6页。 (14)闵冬潮：《全球化与理论旅行——跨国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15)依据白露(Tani Barlow)的考证，“女性”与“妇女”处于不同的知识谱系中：“‘女性’是现代西方化白话文学中的主题。它的内涵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接收”，“妇女”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化的概念，“强调社会生产与妇女的关系”；“‘妇女’是共产党为动员农村妇女参与国家政治而塑造的一个政治范畴，‘女性’则是城市知识妇女的对抗个性身份的表现，两者也反映了城市核心地区与农村边缘地区的差别”。参见王政：《美国女性主义对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新角度》，载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66-269页。 (16)李泽厚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形成的“主体性实践理论”对中国当代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理论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行动着的“人”的重要性，企图以此来超越个体与群体、理与情、小我与大我等之间的静态二元对立关系。参见李泽厚：《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载李泽厚：《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7)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18)中国大陆对波伏瓦的女性主义思想的译介和接受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有研究者考证：“中国对波伏瓦的译介始于1981年，起步较晚，期间经历80年代中国兴起的存在主义热潮、1986年波伏瓦的逝世、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2008年波伏瓦诞辰一百周年”等几次大的时间节点。参见王芳：《波伏瓦在中国的接受》，湘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19)[法]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现一般译为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女人》(该译本为节译本，译者只翻译了原作的第二卷)，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18页。 (20)在1998年出版的由陶铁柱等人翻译的全本《第二性》中，“subject”已被翻译成“主体”，参见[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陶铁柱等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21)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一个历史轮廓》，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22)刘思谦：《女性文学这个概念》，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3)王政：《“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载《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1期。 (24)王政认为，“以自然化的女性为基础来建构当代女性主体意识”是落伍的、不科学的，“无怪一些美国女权主义者觉得80年代中国的妇女观令她们想起美国50年代的‘女性的奥秘’”。参见王政：《“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 (25)杨晓宁指出，“尽管西方女性主义者对社会性别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但这些观点实质上都贯穿了对性别的一种近乎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她们把性别与社会性别区分开来的意义在强调人的性别意识、性别行为都是在社会生活制约中形成的，女性扮演的性别角色，并非是由她们与生俱来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决定的，而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然而局限在于：“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女权主义深信占西方主导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命力和正确性。虽然他也认识到了在这个体系下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但他认为这些现象可以通过体系内部的法律制度和观念变化来加以克服。这样，女权主义消除性别压迫的奋斗目标似乎要由造成这种压迫的制度来实现了，这显然是天真的理论幻想。”参见杨晓宁：《社会性别概念与女权主义》，载《大连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26)张京媛在国内首部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文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认为，“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两个术语源于妇女解放运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有明显差异，“女权主义”主要是指妇女为争取自身的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女性主义”则主要反映女性运动进入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时代，更为理性而平和。 (27)黄盈盈：《反思Gender在中国的知识再生产》，载《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5期。 (28)姚先国、谭岚依据1975-200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自从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以来，“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出现了明显下降”，“市场化的改革导致了女性在收入和就业方面的相对地位有所恶化”，参见姚先国、谭岚：《中国经济转型中城镇女性劳动供给行为分析——兼论动态博弈框架下教育决策的内生性问题》，载《经济论坛》2005年第8期；金一虹也认为：“从1995到2000年这5年间，中国城镇单位从业的女性绝对数减少了1477.7万”，且这一趋势还在延续，由此分流出的女性劳动力大多到了薪酬水平低、劳动保障不健全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参见金一虹：《女性非正规就业：现状与对策》，载《河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29)李春玲依据历届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1990年和2000年)、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我国的职业性别隔离水平在逐渐下降，女性在不断向白领职业领域扩张，而蓝领和半蓝领职业的性别隔离状况却在继续维持，但性别隔离仍然存在”。参见李春玲：《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及变化趋势》，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30)李春玲、李实：《市场竞争还是性别歧视——收入性别差异扩大趋势及其原因解释》，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31)李小江：《妇女研究的本土问题》，载李小江：《女性/性别的学术问题》，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32)据宋少鹏研究，新时期以来有关“妇女回家”的社会思潮出现了四次：“80年代末《中国妇女》杂志主动发起的‘就业还是回家——妇女出路在哪里？’的讨论：90年代中期，郑也夫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提出妇女解放‘超前’论，引发学界讨论；2001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贤才作‘家政的呼唤与回归——男女平等与分工的思考’的发言，倡议低收入妇女从事家政，引发了21世纪初期的第一场关于‘妇女回家’的论争；2011年张晓梅提案倡议鼓励部分有条件的中产阶级女性回归家庭”。参见宋少鹏：《“回家”还是“被回家”？——市场化过程中“妇女回家”讨论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载《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4期。 (33)左际平：《20世纪50年代的妇女解放和男女义务平等》，载《社会》2005年第1期。 (34)揭爱花：《单位制与城市女性发展》，载《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35)同注(34)。 (36)据蒋永萍研究，国家驱动妇女就业存在着历史阶段的差异，在1960年和70年代末形成了两次高潮，70年代末城市劳动年龄内妇女就业率达到90％，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到来，妇女就业率开始下降，2000年中国城镇18岁至49岁女性人口中在业率仅为72％。参见蒋永萍：《两种体制下的中国城市妇女就业》，载《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1期。 (37)蒋永萍：《市场经济与妇女就业》，载《妇女研究论丛》1993年第1期。 (38)郑也夫：《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 (39)刘伯红：《对“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的思考》，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40)即使当时主张国家作为行政力量对妇女问题进行干预的刘伯红也提出：“我们再不能把她们当做就业的‘蓄水池’和实现某一社会目标的手段，忽视她们的主体要求和权利意识(包括她们对回归家庭的选择)”。参见刘伯红：《对“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的思考》。 (41)同注(34)。 (42)宋少鹏：《“回家”还是“被回家”？——市场化过程中“妇女回家”讨论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 (43)康克清：《在全国妇联第四届常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载《四大以来妇女运动文选(1979-1983)》，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 (44)李静之：《新时期妇女运动及其特点》，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45)1983年9月2日，在中国妇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康克清在《奋发自强，开创妇女运动新局面》的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要‘自尊、自爱、自重、自强’，勇敢地捍卫法律赋予自己的神圣权利”，这是全国妇联第一次提出“四自”口号。 (46)张钟汝、程福财：《民间妇女组织的兴起与妇联组织的回应》。 (47)耿化敏：《“文革”时期妇联组织演变的历史考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5期。 (48)赵明：《定位与功能：转型期中国妇联组织角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页。 (49)1994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时，妇联已被宣告为“中国最大的提高妇女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参见仉乃华：《非政府组织话语及其对中国妇女组织的影响》，载《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第5期。 (50)仉乃华：《非政府组织话语及其对中国妇女组织的影响》。 (51)肖扬认为：“妇联组织的职能变革可以是：强化基本职能，坚持政治职能和拓展管理职能……妇联所具有的社会政治职能，是妇联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政治基础”。肖扬：《对妇联组织变革动因及其渠道的探索》，载《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4期。 (52)章立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反思》，载《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年第1期。 (53)王名：《中国民间组织3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54)肖扬：《对妇联组织变革动因及其途径的探讨》。 (55)宋少鹏相当敏锐地发现，“社会性别理论传入中国和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时间上有着奇妙地巧合”，不仅如此，她还指出：“80年代的妇女研究对组织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所召唤出来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意中却契合了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新资本主义精神”。宋少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妇女——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2期。 (56)2007年5月11日北京“中国妇女NGO能力建设经验交流会”上谢丽华的发言：“从管理到治理——我们一步一步努力前行”。转引自王凤仙、米晓琳：《NGO话语与民间妇女组织的自我认同》。 (57)2000年，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就“将组织的使命定位在两个方向上：推动两性平等和推动公民社会建设”。参见王凤仙、米晓琳：《NGO话语与民间妇女组织的自我认同》。 (58)王凤仙、米晓琳：《NGO话语与民间妇女组织的自我认同》。 (59)王绍光：《社会建设的方向：“公民社会”还是“人民社会”？》，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 (60)同注(59)。 (61)同注(54)。 (62)宋少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妇女——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2期。标签：女性主义论文; 社会性别论文; 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