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一场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论文,战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甲午战败震动朝野，光绪采纳了康有为等人的变法建议，于1895年7月颁布推行14项新政的上谕，令各省官员议行。在慈禧及后党支持下，各省地方官员公然抗旨拒行。这场斗争实际上是维新派与守旧派；变法与反变法两大政治势力的斗争；也是帝党与后党实力的一场较量。本文从斗争的发生；要不要变法的抗争；对14项新政的争论；这场斗争的性质及结果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指出：这场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
［关键词］ 变法；清朝；上谕
1895年7月19日（清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光绪发出推行14项新政的上谕，令各省地方官员议行，实际上即为戊戌变法的前奏。这一史实是史学界经常提到的，因为它与戊戌变法紧密相连。然而这个上谕发出后反响如何？作用如何？在近代史的研究中却很少有人提及，如弄清它将对深入了解维新思潮和戊戌变法的发展、光绪变法思想的形成和在戊戌变法中的积极表现、维新派与守旧派长期反复的较量争斗有极大帮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宫档案清楚地说明：光绪下传推行14项新政及抄发奏折之后，各省官员先后遵旨复奏，各抒己见，纷纷反对变法，掀起了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全国规模的变法与反变法斗争的轩然大波。本文仅就这场与戊戌变法相关的斗争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1 一场变法与反变法斗争的发生
甲午战败，中日签定了马关条约，中国割地赔款，对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中华民族陷入危亡境地，面临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正如康有为所云：“俄北瞰，英西睽，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诞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①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变，它彻底地暴露了清王朝腐败无能、苟安卖国的统治危机。在这创巨痛深之际，人们却也倍受震惊而觉醒。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②战争和赔款迫使许多中国人相信，“他们之所以不如日本，是因为日本采用了新法，所以有今日之强盛。开放社会，向西方学习”③，适时地变法维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当时先觉的中国人所得出的结论。康有为正是这些中国人的优秀代表和领袖。
康有为在闻讯中日即将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时，竭力反对。他昼夜疾书上光绪皇帝的万言书，发动和领导了千人参加的“公车上书”，恳请皇帝拒签和约，“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并强调这几项只是“权宜应敌之谋”，“而其宗旨则以变法为归”，唯有变法才是“立国自强之策”④。这次上书虽因守旧派的阻挠而未能呈递，但它却不胫而走，遍传天下，“实为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⑤，其影响极为巨大。
“公车上书”运动虽然没有阻止中日《马关条约》的签定，康有为并未气馁，他认为亡羊补牢，犹未为迟，中国及此连图自强，尚可拯救。遂又疾书《上清帝第三书》，于五月底呈递都察院。《第三书》发挥了《公车上书》所提出的变法内容，阐述变法的各项具体主张，恳请皇上“独揽乾纲，破除旧习，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更新大政。”⑥总的意图在于进谏光绪皇帝“宜乘和约既定，国耻方新之时”，及早变法，力图自强，以雪国耻。据说光绪览后，“大受感动，曾大哭三日夜，并怨各大臣不以天下国家大势告知”⑦，嘉许“康某人条陈深通外务”⑧。
光绪冲龄践作，可谓生于忧患，治于忧患，国家的积贫累弱，列强的虎视侵凌，慈禧的严酷淫威，使他深感压抑难伸。光绪帝比较关心时务，读过《校邠庐抗议》、《庸言》等早期改良主义代表作，接触了一些新思想，着意有所作为。但却奈何不得“慈禧如电之眼光，仍无时不鉴临”⑨，这“紧箍咒”使他难于伸展手脚。甲午战争时，慈禧虽然对他主战作出让步，但是朝政腐败已深，李鸿章等人不肯用命，致使战事终成溃局。败绩徒增后党攻讦帝党的口实。正值光绪茫然无措之时，恰览康有为的《第三书》，顿感无限欣喜，有如久旱遇雨，饥而得食。他立即命内阁誊抄三份，一存乾清宫北窗小筐，一存勤政殿备览，一送军机处，接着即分发各省督抚将军议行，并以原件送西太后阅览。这种罕见的作法足见光绪帝对康有为《第三书》的重视。
甲午战后形势的变化，促使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分化，同年六月底，康有为写完《上清帝第四书》，呈都察院，工部代递再次遭到守旧派阻挠，遂决意南归。帝党官僚陈炽、曾植等人力为挽留，劝康有为“皆以时有可为，非仅讲学著书之时”⑩，希望他能留京推进维新事业。帝师翁同龢思想态度的转变尤属关键。他在毓庆宫行走二十多年，当时官拜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是帝党的首领，也是唯一能与光绪帝朝夕相处、曲膝独对的近臣。光绪帝亦“每事必问同龢，眷侍尤重。”早在1888年，康有为就曾想打开这条门路，亦上书翁同龢，请及时变法，遭到拒绝。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翁同龢也不屑代为呈递。甲午战后，翁同龢的态度就骤然不同了，急转而倾向于变法图强。“知西法不能不用”，就“大搜时务书而考求之，见康之书大惊服”(11)。当都察院递来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时，翁立呈御览，并屈帝师之尊亲去探访小小的工部主事康有为，可惜访而未遇。康往回拜，彼此倾谈十分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慨。乙未年（1895年）秋，康筹划强学会时，帝党人士积极参与，翁的门生陈炽、沈曾植、沈曾桐以及文廷式四人成为强学会领导人，负有“正堇”“副堇”之名。翁还答应从户部拨给经费和印刷机器。强学会的诞生，正是维新派和帝党相结合的最有力的佐证。
帝党敢于公然赞同变法，实际上是反映了光绪谋求变通的意向。光绪帝“日夜忧忿，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为此常商询枢臣关于维新的宗旨。翁同龢竭力推荐康有为才可大用，“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国之故，西法之良，启沃皇上，于是皇上毅然有改革之志矣。”(12)
光绪帝奋然试图变法，于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年7月19日）发布上谕，开宗明义表示因时制宜，力行新政的意旨，并提出了根据广西臬司胡燏棻《条陈变法自强折》、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参照陈炽、徐桐、张百熙、桂良、信恪等人的有关奏折拟就14项新政，令各省筹办。上谕全文如下：
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痼疾，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至整顿厘金，严格关税，稽察荒田，汰除冗员各节，但能破除情面，实力讲求，必以国计民生两有裨益。著各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复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原折片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之。(13)随上谕附去上述诸人的折片抄件。
各省官吏接奉上谕，先后分析复奏。可是在复奏中，不仅未见如何“悉心筹划，酌度办法”去行新政之事，满纸竟然皆是“畏难苟安、空言塞责”之语，更有甚者，则乘机发难，攻讦维新，诋毁变法，形成了范围广泛、壁垒分明的一场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
2 关于要不要变法的抗争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载：光绪帝颁发14项新政的上谕，分别于五月二十七日分寄福建等10省，六月初一日分寄四川等8省，初二日分寄吉林等4省，共计22省，均印封四百里马递。惟未见寄发内蒙和西藏两处，可能是出于两地情况特殊未便实行新政的考虑。查军机处录副奏折，可知各地复奏的情况。先后复奏的有：江西前任巡抚德馨、继任巡抚德寿、奉天将军裕禄、浙江巡抚廖寿丰、直隶总督王文韶、河南巡抚刘树堂，护理陕西巡抚布政使张汝梅、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李秉衡、湖北巡抚谭继洵……共有17省19人复奏。福建、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5省未见复奏，推其原故，可能因该省大吏认为地处边陲，经济落后，难以推行新政，故而不复；另外云、贵两省督抚在此期间调动频繁至使无人负责复奏；也可能已有复奏而折片散佚或保留在台湾也未可知。但就复奏可稽者则已超过四分之三以上，足可见各省督抚大员对上谕所宣问题的重视，不论对新政持赞同或反对态度，都作了披肝沥胆的奏对，这些复奏与其说是针对上谕，毋宁说是针对维新派，双方对立的观点大有水火不容之势。从各省复奏可看出：在要不要变法这个问题上双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斗争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1)要不要改变祖宗成法。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中强调：“物久则废，嚣久则坏，法久则弊”，并引经据典，论证《易经》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的治世之道。胡燏棻在《条陈变法自强折》中说：“臣闻五帝殊时，不相治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盖穷变通久，因时制宜之道不同也。”(14)“自古以来就没有世代相沿不易的礼法。浙惟变法以应。”(15)
在各省督抚中，只有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安徽巡抚福润比较倾向变法。福润云：“因革损益者，帝王御世之权，穷变通久者，古今不易之理。”(16)大部分督抚均程度不同地表示反对变法。山东巡抚李秉衡奏：“法制未可轻变。”广东巡抚马玉瑶说：“自来贤圣之君，承帝王之薪传，守祖宗之法度，……自非万不得已，弗肯轻事纷更。”(17)湖北巡抚谭继洵贬变法为舍本逐末，声称：“理天下者，必先明本末之序，……人者本也，法者末也，变法者末之末也。”(18)御史熙麟甚至上《法无可变，宜斥邪说以塞乱源折》，汹汹然曰：“我朝成法，二帝三王所由治，千圣百王所不易，而我列祖列宗酌古准今，折中至当之所留贻也。”“成法相循，不言富强而天下自安，成法偶弛，竟言富强而天下转危。”甚至说：“中国本无所谓不富强也，不富何以各国必与我通商，不强何以各国肯与我议和。”这些言论活脱脱地勾画出一副无知少识而又盲目自大的阿Q相。
祖宗成法不可变的陈腐观念，正是守旧派不离口的陈词滥调。康有为等人早已作过充分的驳诘，可是守旧的督抚大员们依然旧调重弹，顽固地排斥变法的主张。
(2)要不要采用泰西新法。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包含着变祖宗成法和学泰西新法两个有机组成部分。胡燏棻总结出日本经明治维新力行西法，弹指间便成富强之国的经验，言简意赅地指出：“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19)
守旧的督抚们猛烈攻击学习泰西新法。李秉衡指摘胡燏棻的言论是“离经叛道之谈”，他认为学不学西法是“人心风俗所关，不可不辩”，从而捧出“国粹”，说“中国圣经贤传，大而纲常伦纪之重，小而名物象数之微，无不具备，推而百家九流之书，凡天文地舆算学，以至树艺畜牧各有专家。今人所诧泰西之法为神奇者，多衍中国之书之绪余”，并无礼地斥责提倡西法之人为“奸民”、“贼子”，并说：“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奸民；不在贫弱，而在乱臣贼子，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矣。”(20)竞有人污蔑胡燏棻奏折“必由洋人授意于奸细，奸细转交胡燏棻呈进者也”。那些守旧的大臣们强调中西国情不同，从而得出：泰西之法，只可行之泰西诸国，若用于中国，是乱天下之道的谬见。他们都反对“以夷变夏”，京中大员皆称西学为“鬼子学”。
守旧者不懂得因时制宜的治世之道，袁世凯当时抨击说，所谓“以夷变夏”是“不知通商开禁以来门户洞启，即欲闭守，亦无善道，即不能不与各国交际往来，自必须习知其风土人情，始可相机制服，不为欺侮。”(21)应该说，袁世凯的见解是人们对国情不言自明的最起码的认识，可是顽国不化的守旧派一味闭目塞听，横阻采用西法。
(3)要不要从根本上变法。变法千头万绪。同样提倡变法，变法从何抓起，根本何在？要不要改变政体？这一问题最为关键。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康有为等维新派与洋务派及一般主张变法者的态度、观点是截然不同的。
康有为主张变法必须从根本上变。他说：“非尽弃旧习，无从涤除旧弊。”并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提出应“设议院以通下情”，这才是抓住了变法的根本。采用西方的议会制，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君主专制，这是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统治者提出参与政权的要求。要不要解决政治体制这个变法的根本问题，把维新派同其他也倡导变法的人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
如胡燏棻就是一例。他虽然积极倡导变法，一连摆出10项新政，把当务之急囿为“首在筹饷，次在练兵，而筹饷练兵之本源，尤在敦劝工商，兴学校。”(22)但却只字不提改革政体。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的上书激动不已，对各项新政的建议大多首肯，但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的建议却不能接受。光绪帝下达的变法上谕，主要依据的是胡燏棻的奏折，确定“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而未采纳康有为的议会主张。又如袁世凯的变法奏折拟储才9条，理财9条，练兵12条，交涉4条，涉及政体改革的一条也没有。
各省督抚大员中不乏其人赞同诸如修铁路、开银行、兴商务、办学堂等新政项目，甚至将这些项目抬高到居于根本的地位，从而排斥“改革政治制度”这一关键问题。如直隶总督王文韶奏请朝廷“以振兴商务为目前要中之要，急中之急”，“以开银行，修铁路两大端为振兴商务之始基”(23)。廖寿丰复奏说，铁路“若网之有纲，若裘之有领”，是为“变法之始基，……而不能与一切西法相提并论”(24)。这些人所提的变法主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要改变政治制度这个根本的变法纲领。
(4)变法有无前途。维新派和热心倡导变法的人都对变法的前途充满信心，洋溢着憧憬之情。康有为说：“若皇上真欲自强，则孔子所谓欲仁仁至，孟子所谓王犹反手。”又说：“若果涤除积习，别立堂基，……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大定，然后恢复旧壤，大雪仇耻，南收海岛以迫波斯、印度，北收西伯利亚以临回部、强俄，于以鞭笞四夷，为政地球而有余矣。”(25)胡燏棻预言：“实心实力，行之十年，将见雄长海上。”(26)袁世凯也说：“不过十数年间，而富强可期。”(27)所以，他们极力鼓动光绪下决心变法。
反对变法的诸臣，根本不相信变法能有什么成效，对变法忧心忡忡。甚至断言变法只会招来新弊端，大祸灾。陶模认为“更法非难，更法而无弊为难”(28)，廖寿丰说变法“不过添一新奇之弊窦，开一方便之法门，于实政无与也”(29)。有的大臣预言变法的“异日之祸，更有甚于今日”。所以他们力劝光绪皇帝，当务之急是“以正人心，培国脉为本”，“不必侈言变法”(30)。
3 关于推行14项新政的争论
光绪皇帝上谕中颁行的14项新政，其总目标在求国家的富强，大体上可以分为发展工农商业，开发经济以求富国；节省开支，速筹巨资，以应向日赔款之急需；练陆军，复海军，以求自强等方面。
康有为、胡燏棻等人认为：发展经济根本措施在于修筑铁路、开发矿产和采用机器。铁路是经济的动脉，矿产是工业的原料，机器生产才能加速工业的近代化。康有为还颇有见地而又形象地阐述了修筑铁路的好处：“可缩万里为咫尺，合旬月于昼夜，便于运兵，便于运械，便于赈荒，便于漕运，便于百司走集，便于庶士通学，便于商贾运货，便于负担谋生，便于通言语，一风俗。”中国矿藏丰富而不开发，犹如“家有重宝而仰屋嗟贫”，中国工业极端落后，“用器兵器皆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造成“自蹙其国”的恶果。因此他们大力提倡要修铁路、开矿产、造机器。有鉴于中国国力疲弊，技术、人才匮乏，他们还相应提出大力鼓励民间集资，重金聘用外国业精艺高的学者、技师帮助开发。康有为说：向民间集股修铁路，可以“不费国币而可得数千万”。胡燏棻尤其反对官办机器工厂，他预言：“中国欲籍官厂制造，虽百年亦终无起色，必须准各省广开民厂，令民间自行讲求。”(31)
此外康有为还提倡移民去边远地区垦荒，既可辟地利养贫民，又可藉以充实边防。
商业要发展应先革除厘金、关税的弊端。当时中国关税与西方各国相反：进口税轻，出口税重利于洋货倾销，有害于土货出口。康有为上书恳请“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32)。光绪采纳了他的建议，提出“整厘金，核关税”两项新政。
国家铸币，可获厚利，又便利商业流通。可是长期以来洋银大量流入中国。康有为主张在各通商口岸一律设局，自铸钱银，收回利权，充裕财源，同时发行纸币，京师设官银行，各省设分行，以便流通。袁世凯也提出“诸新法内，其牟利最巨，收效最速者，莫如铸钱币，设银行，造纸币”(33)。
驿站是古老的传递公文、信息的形式，早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康有为建议裁驿站，学习西方设立邮局，传递公私信件，既可速通消息，广传见闻，又可每年收入千余万元款项，省却三百万驿站费用，即利国又利民。
南粮漕运京师，损耗大，开支更大。胡燏棻献策折南漕。即废漕运，改折色，征收银钱在天津等地就近购粮。“国家岁省数百万开销，反多数百万余羡。”
清末官制太监冗员太多，“徒縻廪禄”，卖官鬻爵，吏治败坏。康有为主张停止捐纳，裁并机构，裁汰冗官。中央机构可将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统于礼部；大理寺并于刑部；太仆寺并于兵部；通政司并于都察院。地方只设道、县两级，“三老之乡官，各由民举”。这一改革官制的大胆方案，光绪未能全面接受，只采汰冗员一点，为节省官俸开支而已。
强兵的新政，采取减兵额、练陆军和复海军三项。当时绿营有兵六十万，多为老弱、战斗力极差，徒然耗费军饷。康、胡建议分五年全裁绿营。光绪帝将其交部议。户部奏请挑留精壮三成，裁汰老弱七成。同时康有为建议按西法训练新军。挑选健锐青年入伍，选派廉明勋望的将领教以识字、看地图、练枪法、阵法；分炮、骑、步三兵种，严加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和战斗力。建议逐步恢复毁于甲午战争的海军，分设北洋、南洋和闽广三支，添置船舰，加强海防。
设学堂、开民智、育人材，是新政的重要项目之一。胡燏棻提出把大小书院统统改为学堂，印发西学书籍供学员学习。康有为认为教育应普及于民。他说：“小民不学，则农工商贾无才。”如“令乡落咸设学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学，通训诂名物，习绘图算法，识中外地理、古今史事，则人才不可胜用矣。”(34)
上述14项利国利民的新政，光绪要求各省“皆应及时举办”。据查到的档案计算，先后有19名督抚大吏回奏，但对14项新政完全表示赞成并筹办的一个人也没有。有的仅就其中一项或几项发表意见，有的同意其中某项新政，有的原则上赞成，有的口头上肯定，实际上否定，有的公开反对。总之，各项新政的反对者，至少占半数以上，由此可见这场斗争的激烈尖锐。
如额勒精额坚决反对修建铁路。他态度愚顽，言论乖谬，竟以法国各城在普法战争中被占，铁路被毁为依据，断言中国修铁路也将被洋人所据，那时“纵有英雄豪杰之士举义旗而起，无能为矣”。“既如此，又何必劝我兴此四通八达之铁路，而为此揖盗入门之计乎？”并荒唐地认为不修铁路“则中国之民各业基业，而不致失其业”，“泰西之人各界其界，而不敢越其界”，“民教相安，少许多烧杀之祸”，“纲常不紊，乐无穷太平之天”，(35)赤裸裸地反对修路。川湘陕甘督抚口头上说筑路是“极切时务之事”，借口该省“万山丛集，道途险阻”，况“土产无多，商贾稀少”为托词拒执行新政。
至于开矿设厂，则是半数人赞成，半数人反对。吴大澂以“地脉风水”(36)之说反对开采矿产，又强调采矿必使用机器，恐得不偿失。李秉衡以过去开矿30年“皆股本耗折”的教训，因噎废食反对开矿。
整厘金、核关税两项新政，虽不少督抚表示赞成，但他们的出发点与康截然不同，根本不是为去商民之害，减少税厘，以利经济发展，而是着眼于剔除陋规，杜绝中饱，以增财政收入。德寿提出“以收数之盈绌，定委员之功过”(37)；其他官吏表示要“实力稽征”，“尽征尽解”。如此办理必将是税吏加紧盘剥，商民负累更重。
铸钞一项赞成者寥寥无几。吴大澂反对铸银元，谭继洵、马丕瑶反对发纸币，他们斥纸币是“以空钞饵天下之银钱，事同诓骗。”(38)
废驿站、创邮政同样遭到反对。李秉衡说，驿站行之已久，上下相安。如效西法设邮政局，官文和商信混淆，容易滋生流弊。德寿更是留恋驿站的所谓诸多好处——递送公文，迎送过往官吏，运送粮鞘，递解人犯等，担心裁去驿站改设邮政局后会带来不便，担心谕旨、奏章及紧急文件发生泄漏，经费未必能节省等等。
折南漕一事，其利显而易见，况且东西数省的实践可证明。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督抚加以反对。额勒精额危言耸听地说：“一旦遇有警报，则数百万生灵坐受其困，此万万不可行也。”(39)奉天、四川与两广各大吏又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声明折南漕与本省无关，应毋庸议。
裁汰冗员一项激起督抚大员强烈反对。奉天、甘肃等省复奏本省“人员本少，无员可裁”。有的陈述“荒远苦塞，薪水仅敷日用”，拒绝裁汰。谭继洵强调湖北各项差使前已再三裁减，今属无可再裁，候补人员“若纷纷咨送回籍，恐于捐务有碍”(40)。
采用西法练兵，尤其受到指责。谭继洵说：“今议者动以练兵必仿西法，然未可强不同者与之同。”(40)认为西洋兵法可参用者，只有添设工兵和兵分一、二等这两条。杨昌濬声称：“甘省各军剿办内地逆匪，自与海防有别，但令将领得人，原不必学习洋操。”(41)似乎只有与洋人打仗，才需要学洋操。
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中毁于一旦，如今要想恢复，督抚们更多畏难。就连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著名的洋务派刘坤一也提出一连串的难题：巨款难筹，将才难得，即使恢复也难以制胜敌人。“今南北洋无人堪为水师提镇，即使借款制铁甲等船，徒以资敌。”(42)他的这种思想很有代表性，反映了对外战争中的失败主义情绪。额勒精额也反对恢复海军，他说：“洋人生于海岛如鱼龙，中国之人生于陆地如虎豹，何不置鱼龙于陆地，而驱虎豹于大海也？”(43)洋人并非都生于海岛，近代中外战争证明，海口一旦失守，“鱼龙”则能深入陆地，“虎豹”之威并未将“鱼龙”置于死地。额勒精额之流的无稽之谈，无非是恐惧洋人的心理反映罢了。
督抚反对创办学堂是居于担心学生学习西学，将会冲击圣经贤传，抛弃纲常伦纪。如李秉衡所说“势将驱天下之才力聪明，并心一志以专攻泰西之书，而加诸圣经贤传之上”，致使“人心之陷溺已不可救”(44)。
综观上述，可见新政实难推行，每项新政无一项不受非议和抵制。可知守旧势力不但在中央把持中枢，在地方也是盘根错节，结成一道难以冲破的罗网。光绪的圣旨毫无权威，纹丝不能触动督抚的冥顽态度，更不能督责他们认真遵照实行。一道诏书几成一纸空文。
4 这场斗争的性质及其结果
甲午战后这场政治上、思想上的激烈斗争，一方是光绪采纳康有为、胡燏棻等的变法建议，拟订14项新政，颁发诏书令各省“及时举办”、“实力讲求”；另一方是慈禧及其后党支持下的各地方大吏，以遵旨复奏，筹议新政为名，公然抗旨拒行，发难反对变法。这场特殊形式的斗争，乃是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两大政治势力的搏斗，是一场范围广泛的思想大交锋，同时也是帝党与后党实力较量的又一回合。实质上是守旧派势力对维新派发动“公车上书”，揭开维新变法运动序幕的反击，说明维新运动伊始，即遭守旧派的反对。这种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一直贯穿于整个维新运动的始终。
光绪帝发布实行新政的上谕这一举措，难能可贵又具有深远影响。它标志着光绪已向维新变法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表达了他变法的决心，同时也是对后党守旧派的一次挑战。他认为以帝王之尊，一纸诏书就能实现新政的贯彻实施，但现实回答他的，却是来自各省大吏的驳诘。
各省督抚大员因何大多反对新政？究其原因一是封建传统观念根源蒂固，囿于祖宗成法不可变的偏见而抵制新思想、仇视新事物；二是耽于逸乐，畏难苟安，只顾个人升官发财，习惯于无所事事，怕担风险，怕负责任；三是怕新政触犯自己及亲朋故友的既得利益；而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慈禧为首的后党掌握实权，反对变法，故不敢轻言变法维新。
此时，国内局势已渐趋缓和，反对投降派的呼声渐趋平静，后党从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有力量对维新派及维新运动进行反击。光绪推行14项新政的上谕遭到驳诘之后，“六月翁同龢与德宗决议下诏敕十二道布维新之令”，(45)也由于慈禧的反对而流产。接着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报先后被封禁，维新运动的第一个浪头被镇压下去。
在下诏推行新政和复奏反对新政的这场斗争中，虽然守旧派的反对意见多是极为愚昧浅薄，不可能在理论上战胜维新派的政见，但是怯儒的光绪，在慈禧的淫威下步步退却，不敢反对督抚驳诘新政的谬论，更谈不上坚持推行新政，14项新政竟以搁浅而告终。但慈禧并不以此为满足，她进一步向帝党开刀，先后把帝党官僚志锐、文廷式等人革职，连翁同龢也被扫地出门，“德宗羽翼已尽为孝钦所剪”。后党守旧派取得了这个斗争回合的胜利。
帝党和维新派在这场斗争中以失败告终，是由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而决定的。后党守旧派大权在握，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环节。光绪各为皇帝，实为慈禧刀俎下的鱼肉，在政治上他根本无法与慈禧分庭抗礼。况且守旧派有着深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保守思想根深蒂固。而帝党的力量本来就薄弱，几经革黜，丧失殆尽；维新派又是初出茅庐，羽翼未丰，连直接上书皇帝的权力都没有，加之社会、阶级基础薄弱，实无法与后党守旧派抗衡，所以斗争失败是必然的。
尽管如此，维新变法是新生事物，它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适应当时社会进步的要求，虽然第一回合即遭挫败，却未一蹶不振。强学会被查禁后，圣学会等如雨后春笋般掘地而出；《中外纪闻报》被查封了，《时务报》等应运而生。梁启超说得好：“强学会虽封禁，然自此以往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维新思潮在潜滋暗长；维新势力亦待机而动。两年之后，1897年冬至1898年春，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法国强租广州湾，英国强租威海卫。国家命运，民族生存，牵动着爱国志士仁人的心，于是康有为再次进京发动救亡运动，帝党与维新派重新结合，终于排除后堂守旧派的阻挠，演出了“百日维新”这悲壮的历史一幕。
A Conflict Between the Political Reform and Anti-political Refrom
Tong Xun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of BUU,Beijing,100032)
[Abstract]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a political struggle between the reformer and the anti-reformer occurred in China.It cause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Key words] political reform;the Qing Dynasty;imperial edict
注释：
①⑦转引自：林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②⑤(11)(12)(45)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北京：中华书局，1954
③⑩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1955
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1955
⑨容宏，西学东渐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3)《光绪朝东华录》与《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档案》二处文字略异；如一为：“大抵以筹饷……皆应及时举办。”一处为“大约以筹饷……应及时举办。”
④⑥(14)～(44)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标签：康有为论文; 光绪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清朝论文; 慈禧论文; 甲午年论文; 胡燏棻论文; 翁同龢论文; 西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