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建国三十年后才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才论文,三十年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对这条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早在50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开始探索，然而，直到30 年以后， 即到80年代，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才找到这一正确的建设道路。这是为什么？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基本的有三：其一，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其二，没有弄清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其三，没有弄清楚姓“社”姓“资”的问题。本文试就这三个“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做一粗浅的分析。
一、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是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的理论前提。 自从托马斯·莫尔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后500多年来，各种社会主义流派都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观， 从不同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社会主义始终未能兑现。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1917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但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 页）”我国自从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也有二十多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然而，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 ”正是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不清醒”和“不清楚”，才导致了毛泽东晚年探索的曲折和失误，延缓了探索的时间。
新中国诞生之后，毛泽东决心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早在1954年6月，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提出，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同年9月， 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又向全国人民宣告，我们的总任务是，要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57年3月， 他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向全党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可见，毛泽东把未来的中国定位在“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上。
那么，毛泽东向往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长期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理想中有一个“最完善最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在1966年5月7日他给林彪写的信即《五·七指示》中有比较系统的描述。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要求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要办成大学校。每个大学校都要以一业为主，兼营它业。它的发展前景是，每个单位都有工，有农，有学，有兵，从而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变成不依赖外界的“小社会”。那么，在学校内部有没有专业分工呢？没有。大学校内部的工、农、学、兵，不是固定的分工，而是每个人都“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很显然，这是用自然经济的思想来改造社会，它同社会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
2、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
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设想把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小社会”，并且把这种形式由农村推广到城市，以便向共产主义过渡。《五·七指示》指出的“大学校”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但“大学校”同人民公社有一个重要区别：人民公社内部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而“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兵学，砍掉了商业。在社会主义产时期，试图人为地消灭商品经济，无疑将导致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3、一个平均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泽东设想的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制度，根本目的是要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共产主义社会是三大差别消失的社会，提出消灭三大差别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在客观条件尚未成熟的条件下，过早地提出消灭三大差别，不是用发展生产力的办法，而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来消灭三大差别。显然，毛泽东构想的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是带有强烈空想色彩的“乌托邦”。
毛泽东构想的这个社会主义模式，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误解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的。毛泽东忽视了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个前提，一味寻找如何消灭分工，消灭差别，消灭商品货币的途径，结果就不能不回到没有分工、没有商品的自然经济和没有差别的平均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去。毛泽东既然忽视了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个前提，也就是无法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邓小平同志作了科学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由此可见，毛泽东交没有完全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当然也就很难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而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要的一点就在于，他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弄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二、没有弄清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作了长期的探索。但是，他们不可能为他们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现成的答案。社会主义国家搞建设，也“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页）”“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对苏联的经验教训引以为戒，避免他们走过的弯路，并试图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但由于后来的指导思路出了错，也没能真正探索出一条正确道路来。指导思路为什么会出错？归根到底还是没有弄清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毛泽东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关键的一条是忽视生产力的发展，但这不等于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只能说他没有弄清楚如何发展生产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中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
毛泽东是用什么方法来发展生产力？回顾毛泽东的探索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采取了两种基本的方法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种是发生在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另一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抓革命，促生产”。
1、“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了解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的基本国情，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如果生产力几十年还上不去，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他在1963年9月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 》时，增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造成这一结局，“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的腐朽，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彻底解决，至少还需要几十时间。如果不在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正是在这种“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落后面貌的急切愿望支配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逐渐改变了八大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离开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轨道而滑入急躁冒进的泥潭。1957年提出中国钢产量十五年赶上或超英国的口号；1958年严厉批判反冒进，甚至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据此，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以为通过“大跃进”的方式，可以推动生产力大发展，可以摆脱落后状态，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客观实际则是另外一回事。“大跃进”的显著特点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它不仅没有促进生产力大发展，相反，造成了1960年到1962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挫折，延缓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大跃进”，不但没有跃进，反而后退了许多。实践已经证明，“大跃进”的方法不可取。
2、抓革命、促生产
“大跃进”出现的失误，毛泽东和党中央是有所察觉的，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加以纠正，但是，在总体上，他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认为“大跃进”是三面红旗之一，“是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注：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67页）”不能动摇。然而，“大跃进”运动造成的灾难，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毛泽东不能不接受这一事实。所以，“大跃进”运动以后，毛泽东又采取了另一种方法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他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
“抓革命，促生产”，主要包括下面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抓阶级斗争，促生产。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党内有人对“大跃进”的方式有不同看法，主张“在政策上要活些，要以退为进”，例如在农村可以实行集体政济内部的包产到户，以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毛泽东认为这是给“大跃进”泼冷水，认定党内出现了一股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即“1962年的右倾”。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恶化，海峡两岸关系紧张，国内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某种程度上的激化，使毛泽东感到“离开阶级斗争就不能说明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在阶级对抗社会中，社会革命的主要环节是政治革命，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也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注：引自《人民日报》1968年11月4日） ”所以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过去在战争年代，通过阶级斗争，取得了革命胜利，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条件，如今抓阶级斗争，可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社会主义方向，也可以使人的思想革命化，激起建设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这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要思想，如他自己所指出的，文化大革命“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注：引自《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 ）”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注：《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实际情况是如何？从1957年起，毛泽东对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在总体上一直不能正确把握，“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6页）。其结果， 并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二，抓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改造，促生产。
毛泽东曾说，经济革命是指“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注：1958年《介绍一个合作社》）”就是把改造生产关系看作是革命。毛泽东相信，通过这种革命，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理由有两个：（1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巨大的反作用。早在《矛盾论》中，他就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能反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25页）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就，使毛泽东更加认识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理论的重要性，甚至达到了非常片面的程度，提出“政治挂帅”的口号就是例证。（2）、 生产关系的改造总是在生产力之前。他在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讲，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有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相反，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造之后。”这两点，构成了毛泽东关于生产关系超前改造的理论。这一理论，在民主革命时期是适用的，因为那时的生产关系已经腐朽了，根本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必须首先改造。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生产关系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依然把生产关系的改造放在了“超前”的位置上，甚至提出“穷过渡”思想，认为中国经济在比较贫困时就过渡到高程度的社会所有制是最好不过了，并且在生关系上层建筑改造上追求一种“纯”的社会制度。显然，这种“超前”，脱离了生产力水平的实际，结果是，丝毫没有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我国在五、六十年代建构“一大二公”所有制模式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毛泽东提出和实践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两种方法都是不正确的。换言之，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不对头”，没有弄清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怎能设想毛泽东能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呢？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了清楚的认识。他抛弃了“大跃进”方式，抛弃了“抓革命，促生产”方式，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如“三步走”的经济战略，“搞改革，促生产”的方针，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方法是“对头”的。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才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建设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三、没有弄清楚姓“社”姓“资”的问题
何谓姓“社”姓“资”问题？所谓姓“社”姓“资”问题，表现在经济建设上，就是能否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等，为社会主义服务。长期以来，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党中央，对这一问题没有弄清楚。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1、把一些本来是社会主义或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例如，按劳分配及其表现形式的工资制、货币交换等，本来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形式，毛泽东却把它们混同于旧社会的分配制度。他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注：转引自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第247页） 甚至认为这是林彪一类修正主义者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因此，“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注：转引自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第247页）又如， 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所有制，是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特点的经济形式，毛泽东也曾一度肯定过，但没有过多久，他就把公有制以外的经济成份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1956年12月他在跟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时说过：可以搞国营，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但是，随着1958年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构想不仅未能付诸实践，而且在理论上发生了很大偏差。1958年兴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搞“一大二公”，就把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甚至连小商小贩、集市贸易、家庭副业等，都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统统砍掉。
2、把某些属于资本主义但又对社会主义有用的东西，拒之门外，不敢大胆引进，为我所用。例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设备、管理方法等等，若适当引进，可以弥补我国建设资金不足、技术管理落后等缺点。但是，毛泽东认为这姓“资”者，天生就是与姓“社”者合不来。1970年8月， 毛泽东在接见来自某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宾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叫社会主义，就不应要求跟你们搞合营，这个道理很清楚”（注：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648页）。
3、把某些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所共有的东西， 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排斥。例如，市场经济，本来不存在姓“社”姓“资”问题，但是，毛泽东因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传统观念的影响，照搬马克思主义典作家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本质上不相容。所以，他虽有利用商品经济的想法（实际上过早地否定了），但一直未提市场经济。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对待姓“社”姓“资”问题上发生了失误，这妨碍了他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妨碍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继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同志敢于突破传统观念，提出了诸如“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等许多新观点。他主张对外开放，并察觉到姓“社”姓“资”问题对改革开放的不利影响，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他及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判断工作得失的标准。从此，判断是与非，就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不论其姓“社”或者姓“资”。于是，一个困扰我们30余年的基本理论问题即姓“社”姓“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为探索一条正确的建设道路扫除了障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姓“社”姓“资”的问题，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必须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毛泽东较早地进行了探索，虽经20多年，但对这三个问题还是没有完全弄清楚，因而未能找到一条正确的建设道路。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前30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确回答了这三个问题，因而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建设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新中国在进入80年代以后，之所以能够取得更加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就在于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对这条道路的探索，则经历了30年的曲折，凝聚了两代领导人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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