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早关于妇女运动的文献——读张太雷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三大论文,中共论文,文献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1年6月，张太雷和杨明斋受命组成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并向大会提交《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以下称简《报告》）。《报告》是中共创建时期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对国情的全面分析和对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明确指出了拯救中国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它对建党准备时期的情况作了历史性总结，并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战略思考。同时，《报告》还列专章（第五部分）对中国妇女运动作了专题论述。根据现有史料，《报告》也应视为中共最早关于妇女运动的文献。以下仅就此问题作一简析。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探索救国道路的同时，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也进行了探析。特别是李大钊早在1919年2月就发表《战后之妇女问题》的重要论文，最早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世界和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实际上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纲领性的主张。在建党的准备时期，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对妇女问题也较重视，领导开展过一些妇女运动，但是尚未有统一的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纲领性决议。中共第一个《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决议》是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的。而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共代表团向大会提交的这篇《报告》，是在中共“一大”前夕的1921年6月10日完成的。作为《报告》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妇女运动，对中国妇女问题的严重性、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等重要问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论析，具有纲领性意义，并且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舞台上由第一个中共代表团首次提出的，无疑应视为中共最早关于妇女运动的文献。
（一）提出了中国妇女问题的特殊性和严重性
《报告》首先深刻地剖析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指出：“中国社会已经越出狭隘封建农奴制关系的范围，但是，它在摆脱这种状况的同时却不能接近资产阶级文化，因为现在中国被世界帝国主义者肢解成许多独立的‘势力范围’，它的国民经济的潜力，它的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被强大的外国资本套上了殖民剥削的锁链。”这就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两个突出特征，即众多帝国主义侵略造成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和封建制度下自然经济被破坏，却不能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封建主义的根基仍根深蒂固，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报告》认为，在这样国情下的中国妇女问题，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其特殊性。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确立，广大劳动妇女一方面脱离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但同时又成为资产阶级榨取剩余价值的对象，女工不仅与男工同样受压迫剥削，而且常受凌辱与人身摧残，女工成为无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报告》指出，欧洲这些工业发达国家，早已使妇女问题“变成了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奴役桎梏和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一般性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报告》接着分析了近代中国妇女问题的特殊性和严重性。基于上述近代中国国情，中国妇女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尤其是仍然遭受延续几千年的并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宗法制度的严重压迫与摧残，各方面都处于与男子不平等的地位，“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方面。首先，政治上经济上无权。“她们终生劳动，没有任何报酬，也得不到丈夫和社会对她们劳动成果的评价”，“除了在家里的生活费用外，当然她们什么也得不到”。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因而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不仅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家庭奴隶”。其次，社会上无地位。她们被“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所束缚，要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身份，“是父亲、丈夫和儿子的奴仆”，“是自己丈夫不折不扣的奴隶”。再则，被剥夺受教育权利。近代中国清王朝末年及其后一个时期，作为传授知识和经验的主要手段的教育仍然对妇女不开放，“因为按照孔子的说法，女子有才便无德，女子（母亲、妻子、女儿）无才便是德”。处于辛亥革命前夕的清王朝，虽然也“开办了几所女子学堂，然而这些学堂主要是教授孔子的教义”，维护男尊女卑等封建道统，并非真正的女子教育，而是继续束缚妇女的精神枷锁。《报告》还阐述了工农妇女更为悲惨的命运，由于无法靠丈夫挣钱养活自己，不得不到棉纺厂、丝织厂等工厂做苦工，受尽了折磨与践踏，并成为男工的竞争者，使整个劳动阶级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以及资本家的压榨，在死亡线上挣扎。基于上述，《报告》指出：“无论妇女的阶级地位如何，她们这种不自由的处境只能把她们引向革命阵营。”
（二）论析了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指出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自身解放，近代中国妇女与全国人民一道进行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报告》认为，从近代意义上的妇女运动来说，辛亥革命时期才开始了资产阶级领导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妇女运动。《报告》指出：“1911年的革命，像法国革命一样，也是一场毫无疑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发动这次革命的过程中，孙中山把男女平等作为他的民权思想的组成部分加以倡导，因而参加这次革命的“有许多妇女”并为“革命殉难”，秋瑾“就是革命的殉难者之一”。《报告》同时还指出，民国初年的女权运动是“参加革命的妇女要求享受同男子同等的政治权利”的运动，她们组织了自己的组织，提出了政纲，但是由于保守势力反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没有给予妇女与男子同等的参政权利，这是“专制的资产阶级中国却忘恩负义地拒绝了她们的要求”。随后的袁世凯北洋军阀政权更加拒绝了她们的民权要求。资产阶级领导的这次有一定规模的妇女运动，伴随这“第一次革命”的兴起发展而兴起发展，也随着它的失败而受挫。
《报告》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妇女运动。《报告》的作者张太雷认为五四运动“实开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张太雷文集》第87页），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作为这一伟大爱国反帝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妇女运动，虽然仍以反封建争自由平等民主权利为主要内容，客观上仍属于“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妇女运动，但是由于它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其广度和深度非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所能比拟，实为空前。《报告》认为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首先，作为五四运动先锋的爱国青年学生，其中就有许多女学生，“她们所起的作用不亚于男同学”。她们积极投入这一伟大爱国运动，英勇地参加游行示威、罢课、查禁日货、演讲等各项斗争，“她们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并且出版自己的报刊。她们参加各种学生组织和社团”，她们和男学生一道成为这一伟大爱国运动的先锋。其次，她们在反帝反军阀的同时，还进行反对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与摧残的斗争，掀起了反对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法则的封建婚姻制度的斗争，力争婚姻自由；反对“把妇女贬到奴婢地位的孔子学说”；还反对“把妇女看作是一种玩物”的资产阶级思想，力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进行这些斗争的目的是“获得彻底解放和完全独立于男人”。再则，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妇女中的一批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妇女是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彻底解放，她们以五四运动为起点，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已经开始作为职业革命者参加我们的共产主义组织”，开始走上解放中华民族和解放妇女大众的新的革命道路。《报告》深刻地揭示了这一时期妇女运动的历史意义，称其为“中国革命的新纪元”的“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
《报告》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从此走上了争取彻底解放的正确道路。这首先是由于妇女中的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觉悟到，“使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遭受奴役的总祸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也是使她们遭受奴役的祸根”，为使妇女获得彻底解放，必须根本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同时，她们从以往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已经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使中国的女知识分子以及中国的男女工人获得经济上政治上的解放，惟有中国无往而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做到这一点”。因而，“中国妇女到我们的共产主义队伍中寻找‘解放’自己的方法”，她们已经不以取得民主权利为最终目标，“而是积极参加同各国无产阶级一道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争取全人类和自身彻底解放的伟大斗争。从此，中国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彻底解放的光明之路。
（三）强调中国妇女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报告》基于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一部分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在阐明中国共产党当前任务时指出，为实现党的纲领和战略部署，“一个基本目标是加紧把分散的无产阶级力量联合成一些强大的阶级组织……将他们组成一支无往而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使之成为整个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在进行组织革命力量的工作中，在发动工农群众的同时，“党当然……不能忘记中国妇女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而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将她们的一定阶层放到无产阶级斗争熔炉中重新加以锻炼，使之成为统一的革命机器的有用螺丝钉”。
这个重要历史文献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就十分关注中国妇女解放问题，尽管《报告》在这方面的论述还不够充实具体，但它关于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历史的科学分析及其历史经验的总结，以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纲领性主张，对于以后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这就是把群众性妇女解放运动作为党领导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妇女指出了争取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因而《报告》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运动史占有突出的地位，是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妇女运动史不可忽略的重要文献。
注：本篇引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均见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张太雷文集》（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