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成逻辑研究
刘 儒，王 换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710049）
摘 要：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波澜壮阔、错综复杂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生成的，其生成逻辑体现了“理论一般”与“实践具体”矛盾现实的历史必然。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系统广泛传播是其生成的学源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国民经济恢复是其历史缘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其制度基石，大规模经济建设是其实践诉求，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经济建设成就是其国际背景与经验。探究其生成逻辑可以为深入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创新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提供全新视角，构筑牢固基石。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成逻辑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1]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以来，根植于中国国情和具体发展实际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逐渐生成和发展起来，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经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引领，使中国经济学及其指导下的“中国奇迹”在世界熠熠生辉，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中国经验，为世界经济学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概念，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
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对一定历史时代客观经济现象及其规律的反映，产生于特定的经济实践基础之上。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3]525习近平也强调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4]因此，以科学的历史分析为前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特征，研究其历史生成逻辑是发展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话语范式和理论场域的高度和视角出发，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探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成逻辑，试回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为什么生成”和“如何生成”这一关键问题。
直至苏轼被贬岭南，仍然“九死岭南吾不悔”，坚持“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他在海南写下《论商鞅》一文，借批评商鞅用过度、失度、无度的反人道、反人性的“流血刻骨”的强硬而残酷的办法来推行变法，并联系宋朝的社会现实，明褒司马光，暗贬王安石“阴夺民利”导致“破国亡宗”的严重后果。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至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具备成熟的生成条件，是理论与实践、制度与经验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必然。正如马克思所说：“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成的。”[5]473“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6]3
大卫·格里芬的《后现代精神》于1998年在国内出版，书中提到“非生态的存在观”是现在范式的一个特征。曾繁仁就是从“生态论的存在观”这个表达中获取了生态美学的理论切入点。这一理论是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当代存在论哲学观的继承与发展。曾繁仁吸收了中西方优秀的哲学智慧，融入了自己的研究理论成果，建构了其富有特色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
一、学源基础：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系统和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以及1904年发表的《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中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概略介绍。但是系统引进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7]3。一是民族危难日益加深和中国革命步入新阶段对于社会改革理论的迫切需要，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诞生并不断壮大，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学习、研究和翻译工作相应展开。这些均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提供了适宜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8]1515
第一，理论与现实的耦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伴随西方列强殖民扩张浪潮的愈演愈烈，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探索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和正确道路紧迫地摆在中国有志之士面前。从“师夷长技以制夷”迈出向西方学习第一步，经大规模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西学救国的努力，到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以自强求富为主张的洋务运动，以及倡导救亡变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君主立宪运动，再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中国在寻找救亡图存的真理与道路上屡屡碰壁，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催生了迅速改变中国命运的现实需要。然而，伴随着西学东渐大潮，以消灭压迫和剥削、实现人的解放为最终使命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极大地满足了中国革命对科学理论的迫切需求。这一理论的传入使中国人民在思想面貌上实现了从五四运动前“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8]1514到“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8]1516的历史性转变，引发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的重新思考，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新的方向、提供了新的世界观。也正是如此，在理论研究上，如何使这一“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成为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职责和使命[9]47。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开始的。
第二，搭筑起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阵地和思想平台。一是专门、持续性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新态势，孕育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萌芽。据统计，创刊于1915年的《新青年》，自1918年第5卷第5期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至1926年休刊，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达200余篇[10]50，而且散见于其中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介绍和分析也是非常丰富的，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阵地。比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划清了马克思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派别，并提出马克思经济学的“二要点说”；①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有二要点：一是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说），二是资本集中说。 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明确了“说明剩余价值之如何成立及实现”是马克思经济学说不同于以往个人主义经济学说的鲜明特点；李达的《马克思还原》提出了详备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五大原则”之中的“三大经济学说”② 李达认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有五个重要原则：一是唯物史观，二是资本集中说，三是资本主义崩坏说，四是剩余价值说，五是阶级斗争说。马克思三大经济学说（资本集中说、资本主义崩坏说和剩余价值说）均详备于此五原则之中。参见《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等。除《新青年》之外，《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等也都为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二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指导下，各种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政治组织、社团和学会纷纷成立，一大批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受到洗礼的进步青年开始接受和转向马克思主义并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陈独秀在《读政治》一文中写道“抛弃先前崇仰的西方民主共和政治，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表明他的思想和立场已经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从文人志士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毛泽东也在回顾自己思想转变历程时说：正是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
第三，逐渐建立起相对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和研究的学源体系。一是在主体上，五四运动之后，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抗争中，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学习、研究和译介工作更加具有组织性、计划性和目的性，并逐渐深入到理论教育宣传、工人运动和社会实践当中，形成包括广大人民群众、知识青年和干部在内的一种大众化运动。在内容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渐趋体系化。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明确提出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作为工会组织研究机构的主要工作内容。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展开，马克思经济学说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剩余价值的本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等逐渐在我国得到系统性介绍。这充分体现在李大钊发表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文中。在载体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以及《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陆续翻译出版，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中国具体实际的各种经济学著作也相继问世，这些均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据统计，20世纪20至4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译著达220多部。到1938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生前出版的所有重要经济著作都已经有了中译本[11]182－183。
二、历史源起：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学习与应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学习与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不断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国民经济恢复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过渡经济思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真正探索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起点。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我国历史任务发生根本性转变，要求必须进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理论研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崭新命题，成为我国推动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生动力。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针对经济理论研究无法满足大规模经济建设实践需求的现实状况，毛泽东强调指出，“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1]2046。而且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问题和矛盾的暴露和凸显，如何突破以往囿于“苏联模式”所建立的制度框架，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建设“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转变，成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既要“重建”又要“突破”的双重历史任务的推动下，从“当前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围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议题的经济理论研究不断展开，如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社会主义对外经济关系等，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济思想、观点和理论，开拓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新征程。1956年4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发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基本总结，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里程碑。习近平指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的一系列独创性的观点，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2]。
20世纪初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科学地论证和分析了旧中国社会的性质与状况、旧中国农村经济状况和社会性质、立国方针、工业化道路等问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作为系统翻译《资本论》的著名经济学家，郭大力和王亚南还用《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有效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更是始终将唯物史观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方法，利用这一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法则分析中国的经济政治形势、阶级状况和革命道路，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一系列经济建设思想。与此同时，他们还时刻与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作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第一，控制生物制品，加大打击力度。在实际生活中，有关部门应该加大抽检兽药质量力度和监管力度，执行查处兽药生产使用、经营等违法案例，加强动物防疫疫苗和试剂的订购，确保有效供应，质量符合标准，并且需要和生物安全的环节，相关部门领导应加大管理力度，有效督促检查实验室活动，及时排除隐患，确保安全，对于突出问题应进行整改。各级部门应执行控制生物制品生产和使用，防止疫苗上市出售，有违反规定者进行处罚。
第一，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特殊性要求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恩格斯指出：“人们在生产与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且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3]525首先，我国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建设与中国革命时期的经济建设在性质和目标上有着本质区别。其次，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国民经济基础薄弱，现代化工业少，总体上与马克思、恩格斯以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参照系对未来社会所作的设想截然不同。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在经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才可能进入到社会主义”。再次，我国在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状况等方面呈现出与苏联社会主义具体情况的差异性，20世纪20年代列宁就曾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25]778这些均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大规模经济建设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崭新事业，并没有一本现成的、完全可以照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只能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进行自我摸索，不断突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框架和既定模式，才能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话语逻辑、能够指导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独有的经济学体系。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与建设具体实践的创造性结合，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开创了良好的历史局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毛泽东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思想，深入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遵循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我国始终将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建设作为其他一切工作的基础，以“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作为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1941年《五一施政纲领》的颁布和1942年毛泽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的发表，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和经济方针的集中体现，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的具体运用、“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20]175。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经济还十分落后”的事实，我国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上并未采取苏联过早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全盘国有化做法，而是通过“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16]678为经济发展服务，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然后再通过赎买和公私合营等形式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我们党就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民族化和具体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5]111－112，“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16]534。1935年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的环境中去”[17]618。1941年在延安干部会上，毛泽东针对当时理论研究“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问题，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任务，指出要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194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直面审视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滞后现状，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至今“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并指出经济理论研究的责任不仅要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经济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而且要从中找出发展的规律[18]813－814。可见，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践观念和理论观念的统一[19]6。也正是由此，我们党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国民经济恢复的“第一次结合”，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创新中相继实现了民族解放和经济快速恢复，为此后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一步结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标准：（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实体性研究机构；（2）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3）具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代表性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4）有保障、可持续的资金来源；（5）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6）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7）健全的治理结构及组织章程；（8）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良好条件等。
漫画4 设计了西方圣诞节常见的情境。 壁炉上方是带有“减税”字样的圣诞花环，下方挂了两只圣诞袜，等待装载圣诞礼物。 按照西方习俗，圣诞节前夕人们把长袜挂在壁炉旁，等待圣诞老人夜里从烟囱下来，给大家带来满袜子的礼物。 这幅漫画中两只分别标有“富人”、“中产阶级”的圣诞袜挂在壁炉旁，呈对称分布，再现为大小相同，朝向相反的实物。 不难看出，袜口朝上的“富人”袜子可以承载大量礼物，而对于朝下的“中产阶级”的袜子无法容纳减税带来的红利，形成了多模态隐喻“中产阶层的减税政策是倒置的圣诞袜”。 漫画幽默地营造出减税政策对于美国社会两阶层人民的影响迥异，富裕阶层享受的减税优惠要多于其他中产阶层。
三、制度基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一切社会意识形式都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由这个社会的经济制度构成的。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3]401
综上所述,清热滋阴活血祛瘀汤联合激素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临床效果显著,有效弥补单纯激素治疗的弊端,有效提升治疗效果,帮助患者尽快康复,值得临床推广采用。
第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学习和应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思想基础。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书评中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12]597。列宁也认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13]10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高度重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学习，为建立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1922年陈独秀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的演讲中明确指出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是马克思学说和行为的“两大精神”，深刻阐明了“唯物史观的要旨”，指出研究和分析我国的时代特征和具体国情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关经济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1923年他在题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中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进行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严密的观察，看中国现在的政治情形如何，经济情形如何；并且先要明白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情形是怎样。”[14]296他对于我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分析就是在客观剖析我国经济政治现状和与世界各国的关系的基础上展开的。
第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运动的基本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国确立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指出，只有建立我国社会主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才能同一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做坚决斗争，从思想战线上巩固和建成社会主义[22]192－193。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否则就会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根本出发点。我国正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实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也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制度自信树牢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信。
四、实践诉求：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全面开启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标志着我国进入大规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的中心。中国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亟须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要求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具体化和本土化，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成与发展的实践逻辑。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顺利推进提供了历史经验，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23]。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前30年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步探索的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成果[24]16。
2.3.1 症状该病全生育期均可发病，以幼苗到6对真叶前感染损失最大。幼苗期病菌从向日葵的幼根、子叶和幼茎基部侵染，发病初期病部产生褐色、水渍状、湿腐型凹陷的大斑，并生出白色绒毛状的霉。病菌向上发展到茎杆，引起病部皮层腐烂，容易破裂，菌丝从茎皮向茎内扩展到髓部，茎杆容易折断，产生白色菌丝及黑色菌核，病部以上茎叶萎蔫干枯，称茎腐。病菌向上发展到向日葵的花盘上，发病初期，花盘背面产生褐色水渍状斑点，发展扩散以后，蔓延到花盘肉质部位，引起腐烂，称盘腐，以后，病部产生白色绒状霉和黑色菌核。
第二，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全面性和复杂性要求建构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大规模经济建设是涉及一系列问题的系统工程，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有制、分配方式、经济运行机制、产业结构等。面对这一艰巨任务，中国经济学理论学界需要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和重新思考，这不仅需要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更重要的是要清楚了解和掌握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情况和实践经验，这就在无形中促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成与发展。例如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长期实行缺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计划经济体制，它承载着我们党既谋求经济快速发展又保持国家独立的创新性艰辛探索历程。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体制在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方面日显力不从心，从而引起了中国经济学界对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进一步思考。从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至今，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何以共存、怎样共存一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回答的一个关键性和核心性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指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要“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2]。
在我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救国真理探索到20世纪20至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再到20世纪20至40年代有关“农业立国”还是“工业立国”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大讨论，经济学界探讨的主旋律始终围绕如何救国强国展开，这归根到底是由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和当时的经济制度决定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走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及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和平赎买，我国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不仅规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内容和创新发展的逻辑起点，其本身也是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结合的制度基石。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4]。
五、国际背景与经验：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经济建设成就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理论学说，它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有关设想，结合本国特殊实际，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创构独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大胆尝试和有益探索，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实践经验都为此后相继建立的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我国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认识和思考，启迪我国构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列宁的伟大理论建树就是从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和俄国实际出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次飞跃[26]43。他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内在矛盾及其历史趋势，深化了对一般商品经济规律的认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利用市场关系进行了尝试，从理论高度进一步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宝贵理论遗产。
1952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这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一部比较系统和完整的著作。这部著作给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再有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观点当头一棒，树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权威，其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对我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思想、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思想、有关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等。毛泽东大加肯定地说：“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27]258而且，这部著作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标准范本。“建国初期，中国的经济思想以及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都滥觞于此。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在以此为鉴戒的背景下展开的。”[28]110
毛泽东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1959年至1960年曾多次组织学习和研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结合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进行了科学阐释，提出了许多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毛泽东未能构架出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就已经在思考“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等问题，并要求我国经济学者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写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第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是我国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经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现实来源。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巨大潜力，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点燃了航灯。毛泽东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用最现实的生活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正确，具体地教育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应该如何朝着美好的生活前进”[29]53。“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18]80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面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号召全党“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是什么人）学经济工作”，而“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8]1480－148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研究学习和创造性利用，认为“苏联的建设经验，根本上是好的，苏联的经验比我们的完全……学习苏联有很大利益”[22]223、“搞建设，我们还是要向苏联学习，它有四十年的经验”[27]398。历史充分证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与经验对我国迅速构建起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功不可没。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要求“消灭商品经济”“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实行全国范围内经济生活和集中化”，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严格对立起来，否认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来看，“大计划、无市场”的经济运行模式使苏联在较短时间内摆脱了经济落后局面，跻身于先进的工业国之列，成为能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相抗衡的强大国家。但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给苏联带来了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发展僵化等严重后果。在深刻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我国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逐渐走上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大胆摸索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与市场、积累与消费、发展与稳定等各种关系问题，不断书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篇章。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波澜壮阔、错综复杂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生成的，落地生根于“革命建设时段”的具体实践，并在“改革开放时段”不断迈向创新发展的新阶段，是“理论一般”与“实践具体”矛盾现实的历史必然。不可否认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扎根于具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东方古国，必然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价值观有内在的耦合性，同时也离不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支撑。因此，从文化和价值视角出发去探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成也是不可忽视的研究范式。显然，这一系列复杂而重要的问题需另作专文研究，本文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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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19）03－0100－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成逻辑和创新路径研究”（17AKS00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景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研究”（18JZD010）
作者简介： 刘儒，1959年生，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换，1987年生，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曾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