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原文是这样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晋察冀日报社编1944年版；）（pp.20-21）后来为了避免“民族主义”的误解，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现在我们又恢复使用原来的概念。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言之，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马克思主义，使其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具有中国的特性。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关系的总体性概念，它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中国具体化和中国实际必须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互动过程，但当时强调的重点是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在中国具体化，反对教条主义，避免空洞抽象的马克思主义。
为了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相互关系，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毛泽东在1941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又提出了“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概念，他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374）提出“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概念，不是为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相对立，而是对它的一种补充。所谓“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其深刻的含义是要使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化；使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提高理论水平。
“中国革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首先是要使中国革命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化，即强调中国革命实践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真正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合规律合目的地顺利进行，才能实现变革中国现实的任务。也就是说，只有使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实际面目才能为之一新。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796）1949年前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和评论美国外交白皮书的文章中多次讲过类似的话。目的是要说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马克主义的指导，需要使自己马克思主义化。事实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才有明确的方向，正确的道路，灵活的战略和策略，才能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为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这就是毛泽东所指的中国革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第一要义。
“中国革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第二要义，是要使中国革命实际的丰富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使之上升为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即要总结中国的丰富经验，使之“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③（pp.818-819）。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现在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提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③（p.813），“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③（p.813）因此，我们必须提高理论水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③（p.82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两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从认识论上看，前者是从一般到特殊、从共性到个性的过程，强调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后者是从特殊到一般，从个性到共性，强调实际需要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主要是反对经验主义。这两个过程是双向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达到两者有机结合的最佳境界。因为“‘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③（p.84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两者是不可分的，但是为了简化起见，我们通常只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它来统称这两个过程，赋予它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涵义。
尽管如此，提出“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概念，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意义之一是告诉我们，实践活动必须有理论的规范和指导。实践是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具有正负效应，它必须有正确理论的规范和指导，才能发挥正面效应，否则就会产生负面影响。斯大林说得好：“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注：《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p.199-200）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规范和指导。主观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实践活动没有能动地反映中国客观实际情况的革命理论即“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的大小“图样”的规范和指导，因而他们的实践必然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非碰得头破血流不可。革命如此，建设也是如此。1958年我们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理论的规范和指导，违背了客观规律，结果是碰得头破血流。“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更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按照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进行，结果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社会分裂，人民遭殃，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果离开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离开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思想的指导，片面强调GDP的增长，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破坏自然环境与社会和谐为代价图发展，必然会使现代化建设事业遭受挫折，必然会受到自然和社会的无情惩罚。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注重中国实际、中国特点固然必要，但是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使中国实际、中国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化，那就会迷失方向，丢掉根本，达不到革命和建设所预期的目的。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意义之二是告诉我们，必须善于总结经验，使丰富的实际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创造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理论，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都作出新的理论创造，用以指导新的实践，反对经验主义。毛泽东本人正是在发愤读书，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不断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适应中国革命需要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他又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总结新的经验，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就不能指导新的实践。（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109）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受挫之后，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的知识和能力还非常之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的实践中努力学习，总结经验，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⑤（pp.302-303）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反思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之后，又从认识论上论述了总结经验的重要性，写下了这样一段名言：“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注：《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845）可见，不断总结经验，使丰富的实际经验上升为理论，是实现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反对经验主义，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中，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经验主义。对于教条主义的危害性，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而对于经验主义的危害则往往注意不够。其实，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一样，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由于经验主义只看到一些具体实践，只看到一国一地一时的局部经验，没有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因而容易被教条主义的马列词句所迷惑，为教条主义所俘虏，助长教条主义的声势，或者自己也由经验主义变成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所以，毛泽东提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也要反对经验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也曾多次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1953年8月，他指出：延安整风的时候，我们集中反了教条主义，附带反了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主观主义，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会成功。1959年8月，他又指出：“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p.446）他建议党的干部要学哲学，提高马列主义水平，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当他晚年犯严重错误、包括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因此是两极相通的东西。毛泽东晚年的某些错误，也可以说是由于把自己革命战争年代成功的经验绝对化，导致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所造成的。例如，他根据自己在战争年代实行过供给制的经验，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是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他根据我国土改后农村出现的某些两极分化现象，把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改造之前针对俄国小生产说过的话，照搬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中国，认为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他根据在阶级社会中，党内斗争往往是社会阶级斗争反映的经验，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党内所有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曾经同左倾教条主义作过长期斗争的毛泽东，由于从实用的角度理解马克思和列宁的某些论点，因而晚年也从经验主义倾向导致某种程度上的教条主义，而他自己却认为是在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呢！这就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这个教训我们应当深刻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