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被囚禁并引诱到台湾经过从军事统一的重要成员张艳福看(一)_张学良论文

张学良被囚禁并引诱到台湾经过从军事统一的重要成员张艳福看(一)_张学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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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即予侦监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一手掌握的以戴笠为处长的特务处(军统前身)即在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身边物色布置特工力量,对张、杨秘密监视,并加紧搜集东北军的有关情报。

1935年底前后,张严佛在特务处西北区区长任内,曾吸收张学良部的黎天才、陈旭东及杨虎城部的金闽生为军统特务,密切监视了解张、杨与中共“勾结”情况;同时命令特务处陕西省站加紧工作,监视张、杨,配合围剿红军。

1936年张严佛在南京特务处担任书记长,据特务处西北区区长江雄风、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陆续报告称:张学良所部东北军进攻陕北不断遭受失败,损失惨重,士气低落,官兵厌战,不愿并且不敢再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由于共产党号召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宣传收复东北,因此,张学良部下官兵也喊出了收复东北,打回老家,不打共产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张学良左右苗剑秋,高崇民、孙铭九及重要将领王以哲等,激烈主张对共产党妥协,停止进攻陕北。张学良也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7、8月间,他曾经在西安王曲青龙岭军官干部训练班对受训军官训话时公开提出上项主张。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两方部队已经态度一致对陕北实行停战。8月间, 张学良坐飞机赴洛川与周恩来见面(注: 8月……赴洛川与周恩来见面:张严佛原材料是这样写的。事实上,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时间是1936年4月,地点在延安。此前, 同年3月4日,张学良曾赴洛川,同李克农会谈。),并且签订了停战协定, 等语。

上项情报,特务处随即转报了蒋介石。因此,蒋于12月初赴西安并驻在临潼华清池,决定将张学良部所有东北军一律调离西北,另调中央军赴西北,派“进剿军”前敌总指挥蒋鼎文接替张学良的原有进剿职务,决心大举进攻陕北,妄图消灭红军。

西安事变时加紧侦防、伺察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发生。南京特务处书记长张严佛得悉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向全国的通电大意是:“蒋介石调兵遣将,以全力发动内战,苦劝不听,为了抗日救国,停止内战,不得不把蒋暂留西安,希望他悔悟,与全国人民一致,共同抗日。”(注:通电大意……:这是张严佛凭记忆写的。当时张、杨两将军的原通电是:“……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体抗战……蒋委员长介公……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通电向全国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张严佛说,此时,南京风鹤频惊,秩序混乱,人心浮动。而戴笠还在香港,他12月13日(或14日)才赶回南京来,丧魂失魄似的正与宋美龄、宋子文等全力计划如何去营救蒋介石。在这种惊慌的情况下,为筹措防共以及维护反动统治,商得戴笠同意,特务处迅即通令所属各省市特务组织,必须照常工作,加紧活动,对中共地下组织、进步人士,加强侦防、伺察,搞镇压破坏活动;对各地军政首脑的言论动态随时注意查报。

当时南京特务处接到的报告,主要有下列几项:

(一)特务处成都站站长王孔安报告略称:四川军阀刘湘向来与杨虎城及云南龙云有勾结,据李焕章(李为刘湘的军务科长,被王孔安吸收为军统分子)面告,自蒋介石被扣后,刘湘虽没有正式表示态度,但从他的言谈态度间,可以看得出来,他特别高兴,他是同情张、杨举动的。刘湘经常派在西安与杨虎城联络的傅××,现在还在西安。

(二)特务处湖南站站长吴赓恕报告略称:湖南军阀何键表现对中央观望,并倾向李宗仁、白崇禧。他不仅没有响应号召,通电反对张、杨,反而在长沙以及湖南各地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据接近何键的人表示,何键是幸灾乐祸希望中央垮台的。

(三)特务处湖北站站长廖树东报告略称:湖北绥靖公署主任、军委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虽然打电报对张、杨表示责备,但措词模棱两可,没有声讨张、杨的明确表示。他在武汉,对于委员长被张、杨扣留之事,表现冷淡,对任何人都没有指责张、杨的表示,反而是照常玩乐。

以上情况,在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均由特务处情报科摘报上去。因此,蒋介石中央对四川军阀刘湘、湖南军阀何键更加处心积虑蓄意排除。结果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湘率领川军出川参加抗战,于1938年在汉口被蒋介石压迫吞金而死(有说是吐血而死)。何键也于1937年被迫离开湖南,剥夺了军权。何成濬虽然是蒋嫡系,但蒋介石恨他西安事变时期态度不明朗,以后也不再重用他了。

张严佛说,仅仅根据以上这几件事实,足可以说明西安事变时期,各地特务组织的多方伺察,确实起了巩固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鹰犬耳目作用。

策划分化杨虎城部属

西安事变时期,戴笠与张严佛派遣特务进入潼关以西设法营救蒋介石,并策划分化杨虎城部属,企图推倒杨虎城。

1936年12月蒋介石被扣在西安期间,南京政府派遣了数十万军队,由刘峙、顾祝同指挥入关进入渭南一带;另一方面南京飞机不断飞往西安上空迫胁张、杨两将军。戴笠与张严佛为了营救蒋介石,于12月15日前后,派遣军统特务赵世瑞率领一部分特务人员,随同顾祝同所部军队进入潼关以西;指示他们设法派遣特务潜入西安作情报活动,了解张、杨两部分军事布置情况。又因杨虎城部一师长,即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已经表示了叛变杨虎城,所以叫赵世瑞特别去联络冯钦哉,企图从冯的这一方面找到可靠线索。并怂恿冯钦哉设法在杨虎城部内部进一步活动,勾引其部属叛变,瓦解杨的实力,从内部攻倒杨虎城。

此外,特务处并电令河南站站长刘艺舟进入潼关以西,其任务是配合国民党中央军搜集关于张、杨两部情报,并设法进行军事破坏活动。

由于西安事变很快解决了,赵世瑞、刘艺舟等才没有大规模展开罪恶活动。但他们前往西北,对于军队的煽动,尤其联系了冯钦哉,使冯更加坚定与杨虎城将军分裂,投靠了蒋介石。

在南京禁锢张学良

1936年12月在南京监禁张学良将军时,张严佛还在特务处书记长任内,他经过的具体情况是: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戴笠在香港闻悉后,迅速返抵上海,立即随宋子文、宋美龄等由沪回到南京。戴笠即与宋子文等谋划如何诱骗张学良并营救蒋介石。戴笠要去西安的事,在南京,没有向张严佛说过,但戴最信任、并和戴同住鸡鹅巷53号的亲戚张冠夫(注:张冠夫:戴笠的妹夫,曾任军统局总稽核室主任。),曾经向张严佛说:戴笠已决定了和宋子文、宋美龄一道到西安去见张学良,营救蒋介石,且已由宋子文给张学良去电,候张学良回电便动身。很快,张学良回电,欢迎他们去西安。宋、戴等三人,以及曾在西安被扣又释放回来的蒋鼎文和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一共5人于1936年12月22 日坐飞机前往了西安。12月24日,戴笠由西安先行回到南京。

戴笠回后,即找张严佛与特务队长刘乙光,当面向张说:明天(25日)张学良和委员长一起动身回南京来,我已经和宋子文商量好了,张学良一下飞机,不让他和任何人谈话接触,更不准新闻记者和他见面,由我与宋子文陪他坐一辆汽车把他送到北极阁宋子文公馆去。你与刘乙光应于事前到飞机场去照料,以免发生意外。另一方面,由刘乙光在特务队员中选出十个可靠的队员,一律便服,腰里佩带手枪,指定一个带队的分队长,到宋公馆去布置。以后张学良在宋公馆,即由刘乙光负责看守,非经委员长批准,张学良不准接见任何人,并不准通信。

张严佛按照戴笠指示,即叫刘乙光从特务队把十个队员挑选好,并派好一个带队的分队长作为刘乙光的主要助手。

据戴笠告诉,蒋介石与张学良25日离西安后,先到洛阳中央军校分校休息,然后分坐两架飞机,由洛阳飞来南京。候蒋介石的飞机到达后,避过了欢迎蒋的人群,然后张学良的飞机再到南京明故宫飞机场降落。

蒋介石与张学良是12月26日由洛阳坐飞机飞南京的。张严佛和刘乙光带了三四个特务队员于上午便到了明故宫飞机场。机场四周,已由南京卫戍总部派武装部队严密警戒。张严佛、刘乙光与警戒部队取得了联系,要他们候张学良下飞机后,共同保护。实际就是防张学良逃跑;另一方面,也怕有反张亡命匪徒向张学良行凶。

下午一时许,蒋介石飞机先到,由国民党政府中央主席林森及军政部长何应钦等簇拥而去。这时,戴笠、宋子文也早已到了飞机场,过了十五分钟,张学良的飞机也到了,机场上已别无他人。因为张学良要到南京的消息,早由戴笠及宋子文封锁了。张学良一下飞机,即由戴、宋两人挟持,同坐宋的汽车赴宋子文的北极阁寓所。刘乙光则率领特务队员另坐一部汽车,尾随监视,同赴宋寓。

1936年底、1937年初,经国民党中央非法判处张将军徒刑10年。从此,张学良便一直由军统局监管,1946年10月前,先后在苏、浙、皖、赣、湘、黔的一些地方幽禁。

当年,戴笠与宋子文、宋美龄的谋划,以及前往西安向张学良诱骗的经过,事前事后,戴笠都没有向张严佛透露,内幕他无从知晓。但是,张严佛承认,他是在南京禁锢张学良的具体指挥、执行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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