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利角度看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理论论文,角度看论文,价值取向论文,权利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政治理论来源于实践，它所具有的描述、解释和预测功能，不仅体现了它的理论价值，而且体现了它的实践价值。正是有了价值论，枯燥的理论才变得鲜活起来。在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不仅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而且更具有充满活力的实践价值。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是什么？目前学术界在分析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时，大多是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的角度展开的。在分析和判断国际局势、确定国际战略目标和做出对外政策的时候，毛泽东究竟是以意识形态为重，还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还是两者的结合？目前，争论还在进行之中，但也似乎有了基本的结论。一是认为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相互作用的产物；二是认为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但是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三是认为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是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总体利益相结合的产物；四是认为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是分阶段的，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上，时而以意识形态为重，时而以国家利益为重。本文则从权利的角度对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进行论述，认为维护主权利益与反对强权利益是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价值取向。（注：本文“国家权益”概念取之北京大学梁守德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权益亦称国家利益，即国家的权利、权力和利益的总称。它以国际法为准绳，区分为主权利益和强权利益”。“正当的国家权益叫做主权原则内的权益，或称主权权益，不正当的国家权益叫做主权原则外的权益，或称强权权益”。见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一
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的确很浓。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这种意识形态内容，我们可以在他的国际政治时代论、力量对比论、秩序论和战略论中随处可见。第一，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全人类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的面目、历史的方向就变了。……十月革命后的新的历史方向，就是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1](p.289) “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2](p.1357) 从而确定了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战争、革命与和平的时代主题论。第二，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把阶级、政党、人民、民族和国家都作为国际政治的行为体，尤其看重民族和国家在国际政治重点地位和作用。他根据社会制度的不同，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形成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他坚决支持国际上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受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并且把他们看作一种重要的国际力量，从压迫与被压迫、控制与反控制、民主与反民主、霸权与反霸权、战争与和平等角度将世界划分出各种力量，形成了以力量对比为特色的国际政治格局论。第三，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未来的国际原则是和平[3](p.19) 以及不同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4](p.354) 的理论，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和战争政策，形成了以独立自主、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秩序论。第四、他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反对帝国主义，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反对美苏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论。可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毛泽东又是新中国的领导人，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十分强烈。他的国际政治理论尤其是国际政治战略论中非常重视国家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第一，他把国家的安全作为首要的利益，决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损害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面对美国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他断然决定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来又决定援越抗法和支持印支三国反对美国的侵略，并且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对外战略，相继组建广泛的反帝和反霸统一战线，打破帝国主义的军事封锁和战争威胁以及苏联的霸权主义威胁；同时，他坚持独立地发展国防力量，尤其是顶着美苏两个核大国的压力，在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独立发展核力量和航空航天技术，增强国防力量，确保国家安全。第二，他高度重视国家的政治安全利益，尤其是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新生政权的稳固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在国际社会中，他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发展对外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与苏联关系极为友好。虽然苏联对中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极力支持，但是毛泽东在强调国家经济利益的时候，不忘记中国主权的利益；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他坚持要在对方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关系后再通过谈判重新建交，同时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他坚持必须在国民党残余政权的代表从联合国退出之后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他积极主张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参与国际事务，并且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开展的不结盟运动，充分发挥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中一个大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第三，他非常关心国家的经济利益，主张利用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张首先发展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同时积极寻找途径发展与美国以外的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以求打破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他还从政治高度出发，积极支援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经济建设，支持世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第四，他高度重视维护国家的文化利益，在强调学习其它国家先进文化成果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点。他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出发，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斗争，特别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实现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他不但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而且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修正主义，保持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做到不变修，不被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在强调文化利益时，他主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同时，他反对全盘照抄，认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5](p.41) 他非常重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对中国的侵袭。
在总结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价值取向表现形态的时候，我没有轻易的使用“国家利益”这个概念，而是用了国家安全利益、国家政治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文化利益等属于国家利益组成部分的一组概念。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人们在分析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价值取向时，常常搞不清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往往把二者作为对立的两个概念。二是因为用现在人们所理解的国家利益的含义难以对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真实内涵给予科学的解释。目前，学术界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对立统一角度解释毛泽东的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不仅在理论上不符合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本质，而且在实践中也不能完全解释毛泽东的国际政治理论的行为取向。但是，从“权利”角度界定国家利益的国家权益观对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二
从“权利”角度看，国家主权利益同强权利益是对立统一的，统称国家权益。正当的国家权益称主权权益，不正当的国家权益称强权权益。[6](p.84)从权利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可以看出，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是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反对强权利益。
首先，毛泽东把国家的安全利益放在首位。毛泽东的国家安全利益观是一种综合安全利益观，他不仅十分看重领土、领海和领空等国防安全，而且更加关切国家政治安全，并且常常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在国际政治战略中相继建立起了反帝和反霸统一战线。在毛泽东看来，政治安全，尤其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安全是社会主义中国最大的安全，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最根本的利益。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建立的社会制度和政权体系的安全，当然在整个国家安全利益中就显得最为重要。这在毛泽东国际统一战线战略理论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反帝统一战线战略不仅包含着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且还包含着反对其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反霸统一战线不仅包含着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侵略扩张政策和战争政策，而且包含着毛泽东反对修正主义战略的内容。目前，学术界评价毛泽东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时常常批评毛泽东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就是因为没有看到毛泽东国际政治战略中对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重视。从“权利”角度看，由于国家具有三重性，即阶级性、民族性和国际性，所以国家权益也就具有了三重性，即国家权益是阶级权益、民族权益和国际权益的有机统一，国家权益概念在内涵上比国家利益扩大了，内容也更丰富了。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他对国家权益的认识无不打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烙印，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利益也成为其国家权益观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
其次，毛泽东非常珍惜国家的独立自主权利。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断遭到世界各列强的侵略，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割地、赔款成了晚清政府对外关系中经常性的内容。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又使中国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国家安全相继受到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威胁和侵犯。毛泽东国家政治理论的价值取向中特别看重国家的安全利益，凡是涉及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家政权安全的问题，毛泽东不仅非常敏感而且反应十分强烈。20世纪50年代，当中苏关系非常好的时候，毛泽东对斯大林要在中国东北和新疆搞势力范围和合营企业等有损中国主权的事件表示强烈的不满；当赫鲁晓夫提出要与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和在中国建立长波点电台的建议时，毛泽东坚持国家主权利益原则坚决予以回绝，并且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严正指出：“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9](p.330)毛泽东不仅重视中国的独立自主权利，而且非常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权利。他主张在国际关系中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尤其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在中国对外援助中决不允许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否则就是一种霸权。从权利的角度看，国家的主权利益属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国家主权利益，是以相互尊重为前提的。主权利益属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应享有的权利，不与实力相对称。主权利益只能争取和维护不能用实力扩大，一旦扩大就是强权。[6](pp.57～59)
再次，毛泽东高度重视争取、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相一致，反对强权利益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是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重要的价值取向。毛泽东认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和平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和需求，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加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他提出“和平为上”[7](p.212)的主张。但是他认为世界和平需要各国人民去争取、去斗争。因为他认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现代世界战争的根源，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敌人，所以维护世界和平，确保国家安全，必须要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从权利角度看，国际政治就是主权利益与强权政治的较量。主权利益同强权利益完全相斥，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国家权益中，主权利益间是相容的，强权利益间是不相容的，其矛盾是对抗性的；为了避免冲突和战争，世界各国之间必须遵循维护主权利益、反对强权利益。在毛泽东的战争与和平观中，是以和平为主的，他虽然强调战争与革命，但是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和平，他不仅把革命看作人类解放的途径，而且把革命当作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到了晚年，毛泽东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给世界和平带来严重威胁的现实出发，不再相信有什么永久和平，但是他仍然认为“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7](p.584) 这里的革命就是从制止世界战争的意义上讲的，而不单是从人类的解放意义上讲的。因为人类的彻底解放是要通过斗争，消灭阶级、国家，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到这时才能实现永久的和平。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所以革命不能停止。按照毛泽东的逻辑，社会主义国家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确保国际的社会性质不变，在国际上要继续支持世界革命。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晚年错误思想的出现，但是从国际上讲，他把反帝反霸斗争统统算作革命，这种革命就是要在世界上反对强权，维护国家主权利益，维护世界和平。
三
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价值取向中意识形态色彩较浓，这是国际社会出现冷战的产物。冷战时期，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色彩较浓是一种共同的现象，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机组成部分，被许多国家当成国家的最高权益加以维护和推广。在这里，维护本国的意识形态利益是正当的国家权益，而推广本国的意识形态就是不正当的国家权益，是强权利益，并且破坏了别国的主权利益。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都是如此。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曾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动力作过十分精辟的分析。施密特认为：“长达500多年之久， 所有的沙皇都奉行一种以‘积累俄国的土地’著称的政策……俄国的苏联领导集团继续推行，甚至加强了这种谨慎的、但却不断扩张的总战略……莫斯科的总战略3/4由传统的俄国战略，1/4由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组成。”[8](pp.16—17)。施密特的分析模式也完全适用于美国及其它大国。与苏联相比，意识形态动力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更大一些。冷战时期，“反共”成了美国国家利益的最高体现。美国学者斯坦米茨就认为，“冷战时期，用政治或意识形态术语定位的国家利益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居支配地位的因素。如果一个政府是共产主义的，亲苏的或亲华的，美国的影响就会被预计遭受损失，美国的利益就会被假定受到危害。”[9](p.4) 可见，意识形态不仅成为美苏两国冷战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为两国进行冷战的主要手段。还在冷战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对美国外交中意识形态的手段功能有过精辟论述。他说：“据我看，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7](p.159) 这话虽有点极而言之的味道，但揭示出了美国意识形态外交中的非意识形态意图。这种时代的烙印是挥之不去的。尽管毛泽东对世界革命寄予很大的希望，人类的解放是他终生不渝的价值情怀，但是，他始终坚持革命不能输出的原则，主张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自己去解决，对民族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发表对压迫的革命斗争只是道义上的支持，而不直接插手。1965年他曾对斯诺说，中国发声明、搞游行仅仅是“说空话”“放空炮”而已[7](p.558)。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国际政治价值取向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较浓既是对当时国际局势的直接反应，又是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反对霸权国家推广意识形态维护国际主权利益的重要手段的结果。由此可见，毛泽东国际政治利益的价值取向是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和反对强权利益的统一，是他根据人类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和当时国际社会的实际，对国家权益做出的选择。
标签：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