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朝中枢政局发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局论文,唐文论文,宗朝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在唐代后期，历穆、敬、文、武、宣数朝，一直存在着一个以宪宗懿安皇后郭氏为魁首的“元和逆党”，它是此间一系列中枢政局变动的操纵者。文宗本是锐意于治的君主，其为郭氏所立，不甘受其摆弄，意欲亲掌中枢大权，先后起用宋申锡、李训等人，试图夺取郭氏心腹宦官王守澄、仇士良等人控制的禁军大权，消灭宦官，但以文宗的彻底失败告终。至于文宗朝牛、李两党人物的频繁调遣，皆因其与郭氏有盘根错结的关联，终难为文宗所用，而似与通常所谓的两党政争无涉。文宗失政后，郭氏完全控制了中枢政局，直到宣宗清除“弑宪宗之党”后才得以改变。
在唐后期历史上，文宗朝政局最值得注意。其间宦官为祸甚烈，先后发生了宋申锡事件、“甘露之变”；朝官党争激烈，牛、李两党官员调动频繁；南衙北司矛盾加剧；在一系列政治变动之中，文宗最终大权旁落。文宗是锐意于治的君主，史称：“初，帝在藩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在意下兹。自即位之后，每延英对宰臣，率漏下十一刻。”(1)如此一个试图有所作为的君主，为什么不能刷新政治，反而使政局愈来愈糟？这其中的症结到底何在？是否可以简单归结于皇帝昏庸、宦官专权、朋党恶习？本文试图通过文宗朝中枢政局的探析，对这些疑点作出回答。
一、从宣宗朝治所谓“弑宪宗之党”说起
研究文宗朝中枢政局，我们不妨先跨过文宗朝，从武宗以后的宣宗朝说起。
大中元年（847），宣宗即位，开启一个新的政治时代。宣宗即位后采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举动，就是清除所谓“弑宪宗之党”。“上自即位以来，治弑宪宗之党，宦官、外戚乃至东宫官属，诛窜甚众。”(2)在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所清除的“弑宪宗之党”不仅有宦官，还有外契及东宫官属，这说明当时动手弑宪宗的并非只有人们习惯所认为的宦官集团，参与者还有外戚等。“弑宪宗之党”是一个有多种成分组成的政治集团，宦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宣宗采取的这一政治举动中，还有一个政治事件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历穆、敬、文、武、宣五朝的元老，宪宗懿安皇后郭氏暴崩。关于懿安皇后郭氏之死，史书记载极为隐晦，不过，从史书所言“初，宪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预其谋，”(3)可以断定，懿安皇后郭氏暴崩与治“弑宪宗之党”有关，懿安皇后郭氏当即为所谓“弑宪宗之党”的党魁。
宣宗为什么能成功地完成治“弑宪宗之党”的政治动作？这一政治动作的意义何在？本文暂不作交待。我们仅此起头，回复到文宗朝，以便更清楚地揭示文宗朝的中枢政局。
宣宗治“弑宪宗之党”，这表明“弑宪宗之党”历穆、敬、文、武数朝，未能有所动摇。“弑宪宗之党”，从封建道德传统来看，显然是忤逆之党。那么，穆、敬、文、武朝为什么不治其党之罪？事实上，文宗曾有治所谓“弑宪宗之党”的意图与举动。史载，文宗即位后“以元和逆党尚在，其党大盛，心常愤惋，端居不怡。”(4)“元和逆党”即为“弑宪宗之党”，由此可见，文宗对“元和逆党”深恶痛绝。只不过，文宗并未能清除“元和逆党”，“元和逆党”依然存在，直至宣宗方才实现文宗未竟的意愿。
终文宗一朝，“元和逆党”的存在，表明其势力之强盛，而文宗对“元和逆党”的痛恨，又表明文宗与“元和逆党”的对立。文宗朝中枢政体内两种政治势力的存在与对抗，两种政治势力的消长，就是政局变化与发展的奥秘所在。
二、懿安皇后郭氏与“元和逆党”
文宗朝“元和逆党”势力为什么如此强盛？文宗以帝王之尊为什么不能凭其所愿将“元和逆党”清除？要了解彀中隐情，就不能不提到懿安皇后郭氏与宪宗元和末年的宫内权力斗争。
宪宗有子二十，除元和四年（809）被封为皇太子的长子宁外，诸子中最受宠爱的有次子沣王恽、及深王悰、洋王忻、绛王悟。此四子自贞元二十一年（805）封长子宁为平原王时，即同封为同安、彭城、高密、文安王，宪宗即位后，进封长子宁为邓王，又同时受封，(5)恩宠非同一般。然而，元和六年（811）十二月太子宁暴崩后，承继太子之位的既不是以礼法应顺次而立的沣王恽，也不是受到宠爱的深王悰等，而是第三子恒。恒之所以能被立为皇太子，主要在于有他的母亲懿安郭氏及其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支持。
在宪宗后宫中，得宠妃嫔甚多，所谓“后廷多嬖艳”(6)是也。然而，在后宫中，最有政治势力的不是那些得宠的妃嫔，而是有深厚政治背景的懿安郭氏。懿安郭氏是郭子仪的孙女、郭暧的女儿。郭子仪在安史乱后手握重兵，权倾朝野，“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子曜、旰、晞、昢、昭、暧、曙、映等八人，婿七人，皆朝廷重官”，“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幕府之盛，近代无比。”(7)郭氏政治势力盘根错结，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军阀豪门。郭暧与代宗长女升平公主的婚姻，是李氏皇室与郭氏军事势力相互借重的结果，懿安郭氏则是这桩政治联姻的产物。德宗之世，郭子仪去世，但郭子仪营造的军事势力尚在，时为广陵王的宪宗聘懿安郭氏为妃，仍是李氏皇室与郭氏两家的相互借重，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由于懿安郭氏的特殊身份，顺宗对其特别礼遇，“以其家有大功烈，而母素贵，故礼之异诸妇。”(8)宪宗登基后，即进册为德妃。
懿安郭氏有深厚的政治背景，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会受到宪宗的宠信，恰恰相反，宪宗对其颇存畏惧之心。这种畏惧之心可以从懿安郭氏在宪宗之世一直未被封皇后看出。元和八年（813），“群臣上表，请立德妃为皇后。”(9)宪宗“恐后得尊位，钳制不得肆，故章报闻罢。”(10)直至宪宗崩，懿安郭氏仍身为德妃，皇后之号只是后来追封。
本来，以懿安郭氏之政治背景及子恒已立为皇太子的缘故，被册封为皇后应为常理，但宪宗并未按常理办事，这种状况意味着懿安郭氏及太子恒的地位没有真正巩固，而曾两次受封，颇受恩宠的四王，随时有夺嗣而立的可能。四王受宠必然滋生觊觎皇嗣之心，朝廷内外藏有野心、图谋寻机发迹者亦必然与其交结。以后，沣王恽、绛王悟图谋依靠内宦夺取皇位，就是这种情形合乎逻辑的发展。因此，宪宗之世，宫禁内谋夺皇嗣的幕后斗争必然相当激烈，只不过史无明文而已。
元和十五年（820），宪宗病重，“数不入朝，人情匈惧”(11)，夺嗣斗争进入紧要关头，最终宪宗被弑，穆宗即位。这样，就出现了所谓“元和逆党”的问题。所谓“元和逆党”，一般认为是指宦官集团。其实，这是未究内情的皮相之谈。宪宗被杀，不在于宦官要擅行废立，而是太子恒与沣王恽抢夺皇位的结果。这有史实可以证明。宪宗被弑之时，被处死的还有沣王恽和宦官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12)沣王恽为宪宗第二子，受宪宗宠爱，本有嗣位的希望。吐突承璀是沣子恽的心腹，与恽早有勾结，“惠昭太子薨、承璀请立沣王”(13)，未能如愿。叶突承璀身为神策军中尉，掌部分禁军之权，当为沣王恽的武装后盾。沣王恽以吐突承璀同时被杀，说明他们是与穆宗争夺皇位的敌手，在权力更替之际，双方有过激烈的冲突。
穆宗即位时已二十五岁，并非是可以被宦官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三尺小儿。在穆宗背后有懿安郭氏及其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支持。当时所谓负有弑宪宗之罪的宦官王守澄、陈弘志、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等都是懿安郭氏的心腹，如刘承偕就是懿安郭氏的养子。(14)除宦官外，尚有郭氏外戚势力的有力介入。据史书载，宪宗寝疾之际，废立未定，“穆宗在东宫，心甚忧之，遣人问计于钊，钊曰：‘殿下身为皇太子，但旦夕视膳，谨守以俟，又何虑乎？’”(15)郭钊乃郭暧之子，穆宗舅父，宪宗之世曾任左金吾大将军、检校工部尚书、兼邠州刺史，充邠宁节度使，为郭氏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穆宗心忧问计其舅，说明郭氏外戚势力在此时起了重要作用。虽然史书记载冠冕堂皇，但这种史家事后粉饰之词，掩盖不了宪宗病危之际，宫内夺嗣斗争激烈，郭氏外戚势力介入的事实。宣宗之世治“弑宪宗之党”，外戚祸连其中，正是对其曾经介入的清算。
从宪宗未年宫内权力斗争和懿安郭氏所起作用，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元和逆党”，其核心人物就是穆宗，而总后台则是以懿安郭氏为代表的政治势力。
三、文宗即位与懿安郭氏
穆宗执政，历经敬宗，大唐政局平稳过渡七年，其间父子相继，宪宗元和末年之事未起波澜。敬宗宝历二年（826）十二月，宫廷内部权力斗争又起，最终导致敬宗被杀，文宗即位。
关于敬宗被杀、文宗即位，通常认为是宦宫刘克明、王守澄等擅行废立，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从史书记载来看，宦宫刘克明等杀敬宗，拥立的是绛王悟，而绛王悟正是宪宗之世两次受封、颇受宠爱的王子之一。显然，这次宫内之乱仍是宪宗元和末年夺嗣斗争的继续。事变后，绛王悟立即被杀，可见其并非迫于无奈为宦宫所假名者，当为事变幕后策划的主谋。旧史极言刘克明等擅为，乃是归恶所谓阉宦小人的传统笔法。文宗被立，也不仅仅是宦官王守澄擅自所为，据《旧唐书》卷170《裴度传》载：“度与中贵入密谋，诛刘克明等，迎江王立为天子。”可见，朝廷重臣裴度曾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不过，仔细考察可见，在立文宗过程中，无论是宦宫王守澄还是朝臣裴度，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人物，起决定作用的是居于深宫的幕后人物——懿安郭氏。《新唐书》卷77《后妃传》载：
宝历仓卒，后召江王嗣皇帝位，是为文宗。《新唐书》所言，应是记实之语。因为，懿安郭氏本是所谓“元和逆党”的党魁，有着强大的政治势力；并且具有太皇太后的名义，在宫廷内部发生变故之时，只有她才能有如此的身份、地位、权力，一言九鼎，平息变故，安定政局。在这过程中，王守澄也好，裴度也罢，都不过是秉承懿安郭氏的旨意办事而已。
敬宗宝历年间发生的宫廷内部的变乱，是绛王悟等试图抢班夺权的冒险之举，在没有强大政治外援的情况下，这种冒险之举，只能以失败告终。在这次政治变乱之中，懿安郭氏之所以选择文宗作为皇位继承人，是因为文宗为穆宗第二子，是懿安郭氏的嫡系儿孙，文宗被扶立登基，懿安郭氏一脉执政的政治局面就能得以继续维持。从文宗的即位过程，我们不难看出，其背后所存在的以懿安郭氏为代表的所谓“元和逆党”的政治阴影。
四、文宗朝中枢权力斗争与宦官之祸
文宗即位时，年方二十，正当意气风发之时，可大有作为，如前所说，文宗亦是一个恭俭儒雅，锐意于治的君主，想有一番作为，然而，其被扶立登基的过程已表明，他不可能不受懿安郭氏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控制。如此，文宗朝中枢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就势不可免。
文宗是懿安郭氏的嫡孙，在政治上又受到以懿安郭氏为代表的强大政治势力的包围，因此，文宗要想真正自立的权力斗争就十分困难。一方面，不能与懿安郭氏发生直接的、面对面的冲突；另一方面，要在巧妙的政治周旋之中，将政治权力真正转移到自己手中。为此，文宗表面上对懿安郭氏采取了恭敬有礼、谨慎奉行的态度。所谓“文宗性瑾孝，事后有礼，凡羞果鲜珍及四方奇奉，必先献宗庙、三宫，而后御之，”(16)就是这种态度的写照。在内里，文宗采取釜底抽薪的策略，借口要消灭所谓“元和逆党”，试图夺回由懿安郭氏的心腹宦宫王守澄、梁守谦、刘承偕等掌握的禁军之权。
所谓“元和逆党”，党魁就是身为文宗祖母的懿安郭氏，这一点文宗心中十分清楚。文宗将宦宫王守澄、梁守谦等归结为“元和逆党”，不过是要避免锋芒直指懿安郭氏，以在人们可以接受的气氛中，逐渐实现政治权力的转归。然而，宦官王守澄、梁守谦等既是懿安郭氏的心腹，就不能不受到懿安郭氏的庇护，因此文宗要消灭王守澄等就不得不小心从事。这样就在文宗太和年间出现一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少有的奇怪现象：皇帝要夺“家奴”手中之权，反而要暗中策划，秘密行事。
文宗与宦官的第一次重要冲突发生在太和四年（830）。这一年，文宗任命翰林学士宋申锡为宰相，密计诛灭宦官王守澄等；王守澄伺知，反告宋申锡与漳王谋反，文宗虽知宋申锡为冤，却不得不将其贬逐。(17)这就是所谓宦官之祸的“宋申锡事件”。“宋申锡事件”以文宗失败告终。文宗的失败，表面上是他与宦官较量的失败，实际上是他与以懿安郭氏为代表的政治势力较量的失败。宦官王守澄等可以反告宋申锡，文宗不得不违心地贬逐宋申锡，说明文宗遇到了远比他强大的政治势力的逼迫。在当时，这种政治势力非懿安郭氏莫属。
此后，文宗并未罢手。他接受了失败的教训，利用身边的心腹宦官，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对王守澄等进行打击。太和九年（835）九月，文宗“令内养齐抱真将杖于青泥驿决杀前襄州监军陈弘志，”(18)十月，又“遣中使李好古赍鸠赐王守澄，”(19)迈出了消灭所谓“元和逆党”的第一步。
文宗在消灭王守澄等人的过程中，还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重用了仇士良，“以士良素与守澄隙，故擢左神策军中尉兼左衔功德使，使相糜肉。”(20)文宗所利用的宦官仇士良，“顺宗时得侍东官，”(21)也是懿安郭氏身边侍从旧人。文宗任用仇士良掌左神策军而不用自己的心腹宦官，如齐抱真、李好古等，只是在无奈状况下的一种选择。推度当时形势，文宗更换掌禁军的宦官当需报请懿安郭氏批准，自己并无可自专之权。文宗利用仇士良则可达到削弱王守澄之权，实现先诛王守澄之目的，又可为懿安郭氏所接受，不致过早产生宫内的直接冲突。
仇士良是懿安郭氏身边侍从旧人，只要他掌握禁军，文宗就不可能彻底摆脱懿安郭氏的牵制，实现真正的自主执政。因此，文宗在消灭王守澄等之后，就必须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仇士良等人。十一月，“甘露之变”发生。李训等借看甘露为名想杀仇士良未成，反为仇士良等所杀。从此，文宗大权旁落，处于被监禁的境地。文宗以消灭“元和逆党”为名，试图摆脱以懿安郭氏为首的政治势力牵制的努力遭到彻底失败。
文宗太和年间出现的所谓宦官之祸，实际上是朝廷中枢权力斗争的产物。在势态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只要作认真的检讨就可以发现，王守澄、仇士良等宦官都与握有重权的懿安郭氏有一定的联系，应该说，他们本是懿安郭氏的家奴，他们的政治权力不过是以懿安郭氏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文宗想除这些宦官才不得不进行暗中策划，而不敢公然擅行生杀；也正因为如此，身为皇帝的文宗在这场斗争中才最终失败。
文宗要摆脱以懿安郭氏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牵制，需要先除掉王守澄、仇士良等宦官，这对那些具有较强封建传统意识，试图维护皇权，痛恨宦官仗势横行的朝野士大夫无疑是一种鼓励，因而在文宗太和年间一些正直的朝野之士敢于挺身而出与宦官斗争，发表反对宦官专权的言论，(22)这就是在文宗朝会出现所谓“南衙北司之争”的特殊政治现象的原因所在。
五、文宗朝中枢权力斗争与朋党之争
文宗朝政局中另一突出的政治问题就是朋党之争激烈。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朝官因仕进出身、地域不同及政见分歧等，朋比为党，互相倾轧，本是常有之事。然而，唐文宗执政时期，以牛、李两党首领相互进退所表现出来的所谓朋党之争，却与文宗与懿安郭氏之间的中枢权力斗争有密切的联系。
文宗朝朋党之争的激烈，主要表现在牛、李两党首领九次重要的进退，即太和三年（829）李宗闵为相，引用牛僧孺，李德裕出任义成节度使；太和六年（832）牛僧孺出朝，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回朝；太和七年（833）李德裕拜相，李宗闵出任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太和八年（834）李宗闵复召入朝，李德裕出为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太和九年（835）李宗闵被罢免，先贬明州刺史，再贬处州长史。(23)其实，这几次重要的进退与牛、李两党的政争都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除太和九年（835）李宗闵被罢免、贬逐外，其它几次牛、李两党首领的进退都谈不上贬逐与失势的问题。
太和三年（826），牛僧孺被引用，李德裕出任义成节度使，未能拜相，一般认为是受李宗闵排挤。(24)实际上，牛僧孺在敬宗时即曾拜相，为官资历、原有身份皆超过李德裕。李德裕以兵部侍郎检校户部尚书，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25)已在原职基础上升迁，谈不上受排挤、打击。太和六年（832），牛僧孺出朝表面上看似乎与牛、李两党收回还是放弃维州的争论有关，其实是牛僧孺多次请求外调的结果。据《旧唐书》卷172《牛僧孺传》载，牛僧孺为相，文宗曾问其太平之策，僧孺“既退至中书，谓同列曰：‘吾辈为宰相，天子责成如是，安可久处兹地耶？’旬日间，三上章请退。”可见牛僧孺早有争取外调之举，其最终外放与有关维州的争论并无大关系。至于太和七年（833）、太和八年（834）李德裕、李宗闵的交替入朝、出朝，只是两人职务的互调，且两人出朝时都带“同平章事”之衔，(26)具出将入相之重，并不存在一党得势打击、排挤另一党问题。而太和九年（835）李宗闵被贬之时，李德裕亦被贬至袁州，(27)更与两党政争无涉。
既然牛、李两党首领的进退与两党政争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文宗执政时为什么要交相使用牛党和李党？要明了这个问题，必须要了解牛、李两党首领仕进的背景和当时朝廷中枢权力斗争的状况。牛、李两党首领分别仕进于宪宗元和、穆宗长庆年间，(28)在所谓“元和逆党”得势的穆宗、敬宗统治时期，具得以重用；而且，他们与宦官都有交结。(29)从他们仕进的背景看，他们都不是文宗可以信用的人物。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朝天子一朝臣可以说是封建帝王用人的规律。文宗执政后任用作为前朝旧臣的牛、李两党首领，而不是自己的心腹大臣，应是在懿安郭氏政治势力牵制之下的无奈之举。如前所说，文宗是想摆脱懿安郭氏的政治势力牵制的，因此，他力图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找可以为他效力的人物。他任用牛僧孺，在“中尉王守澄用事，多纳纤人，窃议时政，禁中事密，莫知其说”的情况下，召见牛僧孺，询问“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于此乎？”就是对牛僧孺能否为其所用进行的试探。牛僧孺深明其意，以“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作答，并多次上表请退，(30)明确表明了远身避祸，不为文宗所用的意向。文宗同意牛僧孺外放，任用李德裕，李德裕又反对用文宗看中的李训。(31)文宗调出李德裕任用李宗闵。李宗闵与宦官杨承和等交结甚深，(32)更难为其所用。文宗左选右择，俱无法从两党人士中找到可为自己效力之人。太和九年（835），文宗在选用了自己提拔的李训、郑注之后，试图一举消灭所谓“元和逆党”，使中枢权力真正转移到自己手中，于是采用非常之举，借故将李宗闵、李德裕等牛、李两党的首领人物俱贬逐外乡。通过对牛、李两党首领仕进的背景和进退过程考察，我们可以认识到，文宗朝牛、李两党首领的进退，实质上是在中枢权力斗争的左右下所出现的政治换班；而太和九年（835）牛、李两党首领人物的同时被贬，更说明牛、李两党都与懿安郭氏政治势力有一定的牵连。
在文宗朝存在着牛、李两党，牛、李两党在政见上有着分歧，在具体政治事务的处理过程中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论这是事实。然而，牛、李两党首领都不是文宗一系的人物，他们的进退本是中枢权力斗争的结果。不过，由于两党首领的交相进退带来了官员调动的频繁，才形成了所谓朋党之争激化的政治局面。又正由于牛、李两党首领都与懿安郭氏的政治势力有一定联系，文宗在处理牛、李两党人物时才畏首畏尾，以致吸息“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33)
六、余论
文宗从太和元年（827）登基，至开成五年（840）去世，名义上执政十四年，然而，从太和九年（835）发生“甘露之变”后，文宗即处于被监禁的地位，在政治上已无所作为。文宗处此境地，百般无奈，只能自称不及亡国之君周赧王、汉献帝。(34)
文宗被监禁后，中枢政体的最高权力当然归属于身为太皇太后的懿安郭氏。通常认为，“甘露之变”后，文宗为宦官挟制。其实，这是归恶于宦官的不实之词。既然文宗要消灭宦官，宦官在“甘露之变”后怎么可能放心使文宗继续居于皇位达五年之久？如果说宦官可以擅行废立，宦官为什么不废除文宗而另立他人？宦官本是皇帝家奴，家奴挟主，在藩镇林立、“南衙北司”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不引起激烈的政治动荡？宦官本非一人，在以皇帝为最高决策者的封建政治体制中，宦官集团如何进行政治运作？换言之，在政治决策时，谁能说了算？很显然，通常说法不能解决这些疑问。如前所说，在文宗朝，中枢政体内部本存在着两种政治势力的对抗，而此时的宦官只是以懿安郭氏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一部分，不难理解，所谓宦官的作恶，不过是宦官在秉承懿安郭氏的旨意办事。懿安郭氏身居于内宫，决策于朝廷。其在“甘露之变”后之所以不废文宗，是因为文宗毕竟是她的嫡系孙儿，而且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废立皇帝必然会造成更大的政治动荡，对政治安定不利，其既然可以稳掌最高大权，留一个傀儡皇帝在前台安定众人之心，本非坏事。
文宗不是一个昏庸的帝王。他在受到以懿安郭氏为代表的政治势力有力牵制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清算“元和逆党”真正操掌政权，说明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一定的政治抱负。正由于他不昏庸，勇于利用帝王的身份，向幕后的政治势力挑战，才引起了中枢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并由此引发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政治事件。又由于以懿安郭氏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具有强大的实力，文宗最终在中枢权力斗争中彻底失败。文宗的彻底失败，表明在中枢政体内部，以懿安郭氏为代表的所谓“元和逆党”已不再有挑战的敌手，朝廷最高权力机构中已不再有影响政局发展的两种势力，因此，所谓“元和逆党”继续活跃于政治舞台，而中枢政局亦出现了短期的稳定。这种中枢政局直到宣宗即位，彻底清算所谓“弑宪宗之党”后，才得以改变。
注释：
（1）（18）（19）（23）（25）（26）《旧唐书》卷17《文宗本纪》。
（2）《资治通鉴》卷249唐纪65宣宗大中七年。
（3）《资治通鉴》卷248唐纪64宣宗大中二年。
（4）《旧唐书》卷184《宦官传》。
（5）《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传》。
（6）（8）（10）（16）《新唐书》卷77《后妃传》。
（7）《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9）（11）《旧唐书》卷15《宪宗本纪》。
（12）关于吐突承璀之死，《旧唐书》卷184《宦官传》谓：“穆宗即位，衔承璀不佑己，诛之。”似乎吐突承璀被杀于穆宗即位之后。案：《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传》载：“帝崩之夕，承璀死，王被杀，秘不发丧，久之以告，废朝三日。”又，《资治通鉴》卷241唐纪57宪宗元和十五年载：“中尉梁守谦与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杀吐突承璀及沣王恽，赐左、右神策军士钱人五十缗，六军、威远人三十缗。”揆诸其时形势，当以《新书》、《通鉴》为是。
（13）（20）（21）（34）《新唐书》卷207《宦者传》。
（14）《旧唐书》卷170《裴度传》。
（17）《旧唐书》卷167《宋申锡传》。
（22）如太和二年（828），名士刘贲应贤良方正科，对策中公开反对宦官，得到许多朝官的支持。
（24）如《旧唐书》卷176《李宗闵传》载：“时裴度荐李德裕，将大用，德裕自浙西入朝，为中人助宗闵所沮，复出镇。”
（27）（31）《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
（28）如牛僧孺宪宗元和年间进士及第、登贤良方正科，步入政坛，李宗闵与牛僧孺同年登进士第，又同年登制科。李德裕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征拜监察御史，穆宗长庆年间渐受重用。
（29）如李宗闵交结宦官王守澄、杨承和，李德裕交结宦官杨钦义。
（30）《旧唐书》卷172《牛僧孺传》。
（32）（33）《旧唐书》卷176《李宗闵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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