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外包体系中的技术溢出与承接国技术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包论文,技术创新论文,体系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技术可分性增强，生产垂直分离导致的“片段化”、“零散化”生产方式日益显著，并逐渐形成了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外包生产体系。资本、技术、产品更加频繁的跨国界转移，不仅改变了参与外包国家的要素结构与生产结构，而且还深刻影响着各国的技术发展。
目前，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了跨国外包对承接国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跨国外包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出口、技术溢出等途径促进了生产率水平的提升。①生产效率提升与改善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当地企业能否通过承接外包，由生产制造能力、技术复制能力“顺利地”跳跃至技术创新能力，从而摆脱对跨国公司技术、市场、品牌的依赖。尽管生产率的提升可能来自技术创新推动的技术进步，但是由技术效率的提高和规模优化后规模效率改善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跨国外包推动了承接国生产率提升但并非意味着促进了技术创新。②由于技术创新比生产率指标更能准确地反映承接国当地企业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只有深入研究跨国外包对承接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才能切实把握跨国外包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中的作用。
就跨国外包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而言，已有学者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并运用案例和实证检验等方法进行了探索性研究。③在案例研究方面：毛蕴诗等通过对东菱凯琴和佳士科技两家制造企业的对比研究，提出代工企业只有建立起“适应性学习”能力才可能实现包括创新能力在内的功能升级。④刘志彪及其研究团队对国内承包企业的研究表明，当地企业要在融入全球价值链（GVC）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国家价值链（NVC）战略，依靠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才能实现技术创新和制造业升级。⑤在实证研究方面：Amighini对我国信息通信技术产业（ICT）承接跨国外包的研究，发现当地企业已经实现由单纯组装到独立制造的转变，但创新能力还不显著。⑥徐毅和张二震、黄烨菁和张纪运用我国各地区、各行业数据的研究，发现承接跨国外包促进了我国当地企业技术创新。⑦姚志毅等却得到了跨国外包对我国当地企业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⑧
上述文献尽管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跨国外包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然而，它们均没有研究跨国外包通过怎样的机制或渠道影响当地企业技术创新，也就使得上述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内核。理论上而言，跨国外包伴随着技术溢出和技术转移，从而推动了承包企业技术创新。由于发包企业与承包企业之间是竞争合作关系，特别是在承包企业具有较高技术能力的情况下，发包企业不愿主动转移技术。⑨因此，从跨国外包的技术溢出层面考察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可能更有意义，也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发展的实际。
然而，全球价值链理论尽管研究了采购商、制造商等主导厂商对当地企业提供了哪些技术帮助和技术支持，但是并没有着重研究全球价值链中是否存在技术溢出。⑩此外，该理论尽管分析了在不同类型的价值链中当地企业如何走向具有创新能力的“链升级”过程，但是，由于没有研究技术溢出实现机制，也就无法进一步挖掘出在不同的技术溢出渠道中，国外技术溢出对当地企业技术创新与技术升级的影响。(11)
本文关于跨国外包体系中技术溢出的研究，也不同于已有的关于FDI或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FDI的技术溢出主要是从投资角度分析FDI在国际间、地区间、行业间或行业内的溢出以及对东道国的影响。(12)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仅仅是从进口和出口等贸易角度考察市场性技术溢出的实现机制。(13)本文关于跨国外包技术溢出的研究并不涉及投资的技术溢出，但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进出口贸易的技术溢出。这是因为跨国外包中的出口并非自营出口而是加工贸易出口，跨国外包中的进口又是以中间品、资本品为主的。跨国外包业务的特殊性，决定了跨国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是FDI或进出口贸易技术溢出的简单重复或两者的叠加。(14)
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首先将借鉴国际技术溢出理论分析跨国外包如何通过技术溢出影响技术创新，然后实证检验各种技术溢出渠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几方面：（1）本文突破了仅仅把跨国外包看作生产流程或价值创造方式的研究范式，而是将其作为与FDI或国际贸易类似的国际化方式，从而能够从总量或宏观层面上考察跨国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2）根据跨国外包业务环节将技术溢出分解为进口溢出、出口溢出和纯知识溢出等三条渠道，分别考察各种技术溢出渠道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效应。这样做不仅厘清了跨国外包发生机制、细化了技术溢出渠道，而且还将进一步澄清哪一种溢出渠道最有利于当地企业技术创新。（3）将R&D溢出资本纳入到知识生产函数之中，建立了国际R&D溢出回归方程，运用系统GMM估计、分位数估计等多种方法检验跨国外包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从而能够较为稳健地回答跨国外包是否通过技术溢出影响了当地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的基本结构如下：在引言之后构建跨国外包、技术溢出与承接国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是实证研究方法和结果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框架
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和技术的限制，通过跨国投资、国际经贸合作、国际技术援助等途径吸收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是提高技术水平的重要路径。目前，国内外学者对FDI和国际贸易等技术溢出与扩散方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是，尚且缺乏关于跨国外包是否存在技术溢出及其作用效果的讨论。
跨国公司越来越倾向于抛弃单纯的对外投资或出口等国际化战略，而是更多地选择跨国外包。跨国外包不仅有利于发包企业降低生产成本、获取竞争优势、激励创新，而且发包企业与承包企业在所有制上的分离，还有助于发包企业转嫁投资风险、降低管理成本。(15)跨国外包体系中，同一产品或工序被拆分为多个组成部分，掌握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主导和协调跨国生产的组织和利益分配。相对于一体化生产而言，中间产品、产成品、资本品等有形商品，专利、商业秘密等无形商品发生着多次跨国界转移，跨国公司就可能通过贸易途径进行技术溢出。只不过跨国外包不像国际贸易或FDI通过单一路径发生技术溢出而是多条技术溢出路径共同起作用的，这也就使得跨国外包的技术溢出机制变得更加复杂。(16)
从跨国外包的业务环节来看，当地企业进口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在国内完成加工装配之后再出口，形成了“三角贸易模式”，跨国外包就可能通过进出口贸易途径发生技术溢出。(17)跨国公司在与当地企业就技术参数、产品设计与工艺改进等业务环节进行面对面交流过程中还可能发生纯知识溢出。(18)从跨国外包技术溢出实现机制来看，跨国外包通过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人员流动效应以及产业关联效应影响技术溢出及技术创新，只不过跨国外包不同业务环节中各种影响机制发挥作用的效果也不尽相同。
1.跨国外包通过进口贸易发生技术溢出。当地企业为了使其产品能够达到跨国买家的要求，必须进口技术含量高的中间产品、引进最新的机器设备和生产工艺，在资本品和中间产品进口中“软件”和“硬件”技术就可能以非自愿或无意识的方式在当地扩散。由于资本与技能是相容的，随着资本品的进口，当地企业增加了高技能劳动的需求，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增强了技术创新的可能性。(19)资本品的进口还会推动承接国转向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带动当地企业生产效率提升并激发技术创新。(20)而中间产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机制与资本品的技术溢出机制却有所不同。中间产品进口主要通过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影响技术创新。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是“二次创新”的关键环节，中间品进口降低了当地企业技术模仿的成本，从而激励当地企业技术创新。此外，由于当地企业进口了那些难以生产的中间产品，在竞争效应作用下可能会迫使它们进入更高或更新的生产体系，促进技术创新。(21)
2.跨国外包可能通过出口贸易发生技术溢出。国际贸易新理论指出，当地企业通过出口可以接触到更先进的生产工艺，在示范和模仿效应的作用下激励技术学习和技术创新。(22)出口还将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使得当地企业获得上游设备供应商、下游专业销售商的技术和知识溢出。然而，因承接跨国外包而发生的出口贸易使当地企业进入了竞争更为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效应对技术溢出的影响可能更大，而且技术溢出在竞争效应作用下存在两种可能结果：如果跨国公司外包的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成本与价格成为了当地企业获取外包订单的关键。当地企业之间为了争夺订单而相互压价，没有足够能力和资金进行消化吸收，更谈不上技术创新，竞争效应起到的是负面作用。(23)如果跨国公司外包的是高附加值产品，产品质量和当地企业设计能力是获取外包订单的关键因素。当地企业为提高产品质量而展开的竞争，将会激励企业投入各种技术资源，充分吸收国外的技术溢出，从而促进了技术创新。此时，竞争效应起到的是正面作用。因此，跨国外包通过出口获取的技术溢出是否会激励技术创新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3.跨国外包可能通过面对面交流发生纯知识溢出。已有研究表明，通过贸易途径转移或扩散的技术是以体现式技术为主。特别是，在进口机器设备过程中当地企业获取的主要还是资本体现式技术，难以获取技术诀窍、商业秘密等非体现式技术。(24)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面对面交流中发生的纯知识溢出，有助于当地企业破解先进技术中所包裹的技术诀窍，也是当地企业由技术复制、技术改进，走向技术创新的关键环节。(25)纯知识溢出以两种方式发生作用：其一，当地企业技术水平相对较低，产品质量和性能达不到国际市场要求时，跨国公司可能通过劳动力培训、技术指导、产品设计和组织管理的咨询等方式帮助当地企业获取纯知识溢出；其二，当地企业已具备生产复制能力之后，尚且不具备技术改进能力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可能通过让当地企业参与研发项目、互派研发人员等交流方式获取纯知识溢出，使当地企业能够根据客户需要，改进生产设计方案，掌握一定的研发和设计能力。因此，纯知识溢出相对于其他溢出渠道在激励当地企业技术创新中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要。
上述讨论表明，跨国外包具有多条技术溢出渠道，而且在每条技术溢出渠道中竞争效应、示范、模仿效应、人员流动效应等水平溢出实现机制和通过产业间关联效应发生的垂直溢出机制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不同类型行业中因技术专用性和外包任务复杂性不同，技术溢出的总体作用效果也是存在差异的。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行业中，技术专用性程度最低，较低的技术壁垒更易于技术溢出；同时，此类行业外包任务的复杂度不高，跨国公司不需要花费太大精力用于生产监督和外包组织的协调，也有利于技术溢出和当地企业的消化吸收。(26)在技术水平高的行业中就不同了，因技术专用性程度较高而造成的技术壁垒不利于技术溢出，而且外包任务相对复杂且承载着较多的技术信息，跨国公司需要设置正式契约和监督机制以防止技术外泄和当地企业可能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阻滞了技术溢出。因此，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技术溢出总体效应就越低。此外，在不同行业中各种技术溢出机制的作用效果也将存在一定的差异：高技术行业的技术创新依赖于科学知识新发现以及各种隐含性知识，纯知识溢出对激励技术创新可能是最重要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行业的技术创新更加依赖于市场需求的支撑，出口溢出的作用相对突出；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纯知识溢出和出口溢出依然重要，但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进口对当地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不可忽视，进口溢出的作用不可小觑。上述论断是否准确，本文还将通过系统GMM估计以及分位数估计加以检验。
三、实证研究方法
（一）计量模型
基于理论分析和相关文献的回顾，并借鉴Coe和Helpman、Lichtenberg和Van Pottelsberghe提出的国际R&D溢出框架以及Griliches提出的知识生产函数，本文建立如下拓展后的柯布—道格拉斯知识生产函数：(27)
式中
的分别度量的是国内各行业通过跨国外包的进口溢出、出口溢出、纯知识溢出获取的国外R&D溢出资本。
借鉴Lichtenberg和Van Pottelsberghe提出的测度国外R&D溢出资本存量方法，跨国外包中通过进口贸易获得的国外R&D溢出可表示为：(28)
利用同样方法可以得到，国家i通过跨国外包的出口途径获取的国外R&D溢出资本：
式中的
表示的是国家i向j国出口总额。由于出口商品中也并非全部是承接跨国外包业务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还有相当部分属于一般贸易，因此，需要在出口中剔除一般贸易出口的份额。由于加工贸易可以是跨国外包强度的近似替代变量，仿照公式（4）进行跨国外包强度的加权处理就可以得到因承接跨国外包实现的出口额。此外，参照公式（4）的方法将总量数据转换成行业数据。加权处理后得到行业k通过跨国外包的出口途径获取的国外R&D溢出资本存量：
式中的
是同时期全国出口商品总额。
当地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紧密联系和接触中，还可以获得来自跨国公司的纯知识溢出。Griliches认为通过贸易途径发生的技术溢出均属于物化型溢出或者租金溢出，而纯知识溢出是通过蕴藏在人身上的知识作为溢出媒介。比如，当员工工作岗位变动后他会将知识带到新的工作岗位中，对新企业而言则是获取了知识溢出。与此相类似，通过参加会议、反向工程、产业间谍行为获取的都是纯知识溢出。但是，如何评价纯知识溢出却是研究的难点。已有的对纯知识溢出测度包括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由Scherer等人构建的技术流矩阵方法，在技术创新部门和新技术使用部门之间建立技术流的数量关系，其中技术流是用专利数和专利引用数来表示的。(29)这种方法需要构建两部门在专利上的“投入—产出关系”，但目前难以获得某项专利在我国相关行业使用情况的数据，无法按照此种方法计算跨国外包的纯知识溢出。第二种方法，以两个行业技术相似度指标度量纯知识溢出，但这种方法仅适用于行业间纯知识溢出，并不适用于本文的要求。(30)非常幸运的是，Falvey等人发现，出口溢出类似于纯知识溢出。(31)这是因为这两种溢出的作用效果都依赖于技术接受国的主动性学习，即从“出口中学习”和“交流中学习”来提升技术水平。(32)借鉴Falvey等人的思想，跨国外包中面对面交流发生的知识溢出可以通过外包业务量进行度量。(33)国家i通过跨国外包业务获取的纯知识溢出资本存量可以表示为：
式中的
指的是t时期国家i承接的国家j外包业务量，
是国家j总外包业务量。(34)参照公式（4）、公式（6）的方法，在国外R&D资本存量上加入跨国外包强度作为权重，这样，行业k获得的跨国外包纯知识溢出可表示为：
将（4）、（6）、（8）式代入（1）式并两边取对数，获得如下的基本回归方程：
考虑到国内R&D以及跨国外包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可能存在时滞性，回归方程中需要加入技术创新能力的滞后变量。当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变量之后，OLS估计将导致有偏和不一致估计结果。其次，模型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基于模型（9）的估计，就可能夸大R&D投入以及技术溢出的作用。此外，模型中还可能存在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采取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在模型（9）的基础上加入创新产出的一阶滞后变量
，并进行一阶差分处理，从而可以较为有效地控制无法观测到的行业层面因素以及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9）式的一阶差分形式如下：
这里的Δ表示一阶差分。系统GMM估计中需要确定工具变量，但其合理性还需通过Sargan检验。如果Sargan统计量的p值大于0.05，表示在5%显著性下工具变量选择合理。此外，还需要通过Arellano-Bond AR（1）检验及Arellano-Bond AR（2）检验，判断回归模型的随机误差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性。如果统计量的p值小于0.05，表示在5%显著性下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性。
（二）变量定义与数据处理
1.跨国外包强度
本文在Geishecker基础上，提出跨国外包强度的度量方法，见下式：(35)
2.国内外R&D资本存量（RD、RS）
采取永续盘存法将国内各年度的R&D流量转换成R&D资本存量，与物质资本存量计算方法不同之处在于折旧率的处理上。本文采取Hall、王俊的方法，通过对知识生产函数进行OLS估计得到折旧率参数值，从而避免凭借经验将折旧率设定为某个固定数值而导致的偏差。(37)
计算国外R&D资本（RS）也同样采取永续盘存法。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不能得到所有国家R&D数据。李小平和朱钟棣是在OECD国家中选取14个重要国家的R&D资本作为国外R&D资本存量的替代变量。(38)射建国和周露昭则是以G—7国的R&D资本作为替代。(39)考虑到发包国家主要集中在G—7国，而且这些国家也是R&D和创新最集中的国家，本文根据上述7国的R&D数据计出国外R&D资本存量。为了消除物价水平变动对R&D流量和存量的影响，还需要进行价格指数的调整。本文利用价格平减指数转化为2000年平价水平的R&D投入流量及存量。
3.其他数据的来源
（1）创新产出
学术界测定创新产出一般采用专利申请数、专利授权数以及新产品销售比重等三个指标。由于专利授权数受到人为因素影响较大，本文仅采用专利申请数和新产品比重表示创新产出，其中新产品比重用各行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与销售总收入的比值表示。
（2）R&D人员
本文采取各行业大中型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来表示R&D人员。
本文使用的是1998-2008年我国28个制造业的数据，各行业R&D投入、R&D人员、专利申请数、新产品销售收入、工业总产值等数据来自各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所有数据都指的是各行业大中型内资企业的数据。(40)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跨国外包对技术创新作用机制的检验
基于模型（10）以专利申请数为被解释变量的系统GMM回归结果列于表1。表中前3列分别检验的是跨国外包是否通过进口溢出、出口溢出、纯知识溢出影响当地企业技术创新；第4列则是同时检验三种技术溢出的创新效应。根据Sargan检验p值可知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可靠的。AR（1）检验拒绝原假设而AR（2）检验接受原假设，表明干扰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原假设成立。全部结果都反映了滞后1期的创新产出与当年创新产出是反向关系。理论上而言，技术创新是企业技术能力累积的过程，以往的R&D投入和创新产出越多，越有利于当前的创新。本文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论，该结果是否稳健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估计出的行业内部R&D资本和R&D人员的参数值都是正的且显著，与Griliches等人的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均证明了企业R&D资源推动了技术创新。从跨国外包的三条技术溢出渠道来看，仅有进口溢出参数值能够通过10%显著性检验，出口溢出和纯知识溢出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为了检验上述结果是否稳健，在模型（10）的基础上进行如下的改进：（1）除了行业内的R&D资源以及外部的技术溢出之外，吸收能力、企业规模、所有权结构、国际化程度等因素都将影响到创新效率与创新能力，因此，需要在模型（10）中加入上述控制变量。（2）专利申请数固然可以反映企业技术创新程度，但是由于许多专利没有商业价值，而有些具有商业价值的技术诀窍或技术秘密又没有申请专利，因此，仅仅使用专利申请数作为技术创新的替代变量也可能导致结果的不稳健，本文将以新产品销售比重作为技术创新的替代变量重新估计。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列于表2。表中的数据同样显示，仅有进口溢出激励了当地企业技术创新。该结果与Kumar和Aggarwal、MacGavie等人对法国和印度制造业的实证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证实了跨国外包中进口伴随着国外技术转移，激励了当地企业技术学习和创新。(41)表2的结果还显示，出口溢出的参数值为正但不显著，而纯知识溢出的参数值为负也不显著。从技术溢出资本存量参数值的大小比较来看，技术溢出的总效应还是正的。该结果说明了跨国外包通过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起到了促进作用，只不过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分行业的计量检验
考虑到不同行业技术创新强度的差异性，以及跨国外包溢出效应可能存在的行业差异，本文将28个制造业按照技术水平高低分为三组：高技术行业、中等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将样本期限内各年度R&D投入平均强度超过1%的设定为高技术行业，R&D平均强度在0.6%～1%的设定为中等技术行业，低于0.6%的设定为低技术行业。
分行业结果显示，滞后1期的创新产出与当期的创新产出之间是负向关系在中低技术行业是显著存在的，而在高技术行业中并不存在这种关系。该结果说明了高技术行业中每项技术创新都包含了许多前期的技术成果，而当前的创新又是下一阶段技术创新的起点，因此，在这类行业中技术创新的累积性较为突出。中低技术行业对现有技术依赖程度低，以往创新对当前创新的影响程度较小。
从估计出的技术溢出参数值来看，低技术行业的技术溢出总体效应是最高的，而高技术行业和中等技术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较低。此外，进口溢出的参数为正且显著，而出口溢出和纯知识溢出的参数在三类行业中都不显著。我们认为出口溢出参数不显著与跨国外包体系下的出口方式是密切相关的。由于我国当地企业没有核心技术也缺少销售途径只能按照跨国买家提供的订单生产并依靠它们的市场渠道销售到国外市场，形成了依赖跨国买家出口的贸易格局。“依赖型”出口割裂了当地企业与国际市场的直接联系，当地企业无法利用国际市场反馈信息，进行质量改进或成本降低型的技术进步，从而减弱了技术溢出的作用效果。(42)估计出的跨国外包纯知识溢出参数也是不显著的，说明了跨国买家的纯知识溢出也不能激励当地企业技术创新。这是因为来自跨国买家的纯知识溢出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当地企业技术水平较低，跨国买家不仅会主动促进当地企业进行产品升级与工艺升级，此时获取跨国买家的纯知识溢出也是显著的。但是，当地企业倘若要谋求以技术创新为内涵的技术升级时，跨国买家不仅不会提供帮助甚至采取一定手段进行打压和阻碍，纯知识溢出逐渐减少，甚至消失。Schmitz和Knorringa对巴西鞋产业的研究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来自美国等地的跨国买家为巴西鞋产业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持，但到了90年代，巴西鞋产业已具备完整的产业链，在国内市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欧美国家的技术团队就开始陆续转移出去，纯知识溢出几乎不存在了。(43)由此可见，跨国买家的纯知识溢出会激励当地企业进行工艺、生产的改进，而不会激励技术创新。
（三）分位数回归结果分析
由于跨国外包的技术溢出对各行业处于不同创新阶段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常用的最小二乘法估计无法有效地反映出这种特性，而分位数回归恰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此种检验方法的优点在于对每一误差项赋予不同的权数，在高位点处对正的误差项赋予较大权数，负的误差项赋予较小权数；在低位点处，对正的误差项赋予较小权数，负的误差项赋予较大权数，使得加权后的误差项绝对值之和最小。最小二乘法估计则是对每个误差项都赋予相同权数保证误差项平方和最小，两者相比分位数回归更合理。
下页表4列出的是5个分位数上的三类行业跨国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估计结果。结果显示：随着技术创新在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跨国外包各种溢出渠道均表现出了不同的变化规律。进口溢出参数值在不同行业中显著性差异较大，其中高技术行业在低位点上显著，中等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在中高位点处显著。这是因为高技术行业技术水平和技术基础相对较高，当地企业很容易通过进口半成品、设备的技术溢出获取外部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实现起始阶段的技术创新。然而，高技术行业技术创新根本上取决于科学知识，特别是科学研究中的最新发现，依靠进口溢出不可能实现持续创新，因此也就出现了进口溢出在低位点显著、中高位点不显著的现象。中等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的创新模式与高技术行业不同，大多进行的是渐进性创新或二次创新，并且技术创新是建立在技术能力积累的基础之上。因此，只有当技术创新达到较高位点时，进口溢出的创新效应才显现出来。
此外，跨国外包出口溢出在各分位点上均不显著，与表3的结果是一致的，再次证明了我国当地企业难以通过出口的“学习效应”实现技术创新。跨国外包纯知识溢出在0.25之前的低位点处都显著，超过0.25之后变得不再显著。该结果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以及表4的结果也是一致的。均说明了只有当地企业处于较低技术水平时，跨国买家才会积极地提供技术帮助，才可能通过面对面交流发生纯知识溢出。一旦当地企业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谋求技术创新、自有品牌时，纯知识溢出效应就不再显著了。该结果证明了我国当地企业难以通过“交流中学习”实现技术创新。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技术溢出分析框架，从跨国外包业务环节出发，研究了跨国外包的技术溢出机制及其对承接国技术创新的影响。跨国外包并非如FDI那样以投资为载体进行的技术溢出，也并非以一般贸易品为载体进行的技术溢出。跨国外包是基于中间产品、机器设备的进口和加工贸易出口而发生的技术溢出，因此，跨国外包的进口溢出和出口溢出就具有了与FDI、一般贸易技术溢出不同的鲜明特色。此外，跨国买家与当地企业之间在频繁交往和竞争合作过程中还会以“人”为载体进行纯知识溢出。因此，跨国外包的技术溢出涵盖了进口溢出、出口溢出以及纯知识溢出等三个方面。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基于知识生产函数方法建立国际R & D溢出回归方程，以我国28个制造业在1998-2008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行业内部R&D投入、跨国外包R&D溢出分别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估计出的行业内部R&D投入和R&D人员的参数都是正的且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证明了行业内部R&D资源投入是获取技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条件，该结果与Griliches等人的研究是一致的。在全样本和分组的GMM估计中，结果均显示跨国外包三条技术溢出传导途径中仅有进口溢出效应是显著的。分位数估计结果显示进口溢出尽管显著，但行业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高技术行业在低位点上显著，中等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在中高位点处显著。出口溢出在各位点上均不显著，纯知识溢出仅仅在低位点处才显著，该结果也说明了我国当地企业难以通过“出口中学习”、“交流中学习”实现技术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引进外资、承接外包、鼓励出口等外向型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跨国外包在扩大外部需求、增加外汇储备、刺激就业等方面发挥出了较为显著的作用。然而，在承接外包业务中，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当地企业对跨国买家的依赖，技术创新能力匮乏仍是困扰我国企业技术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我国在积极承接跨国外包业务的同时，还需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技术自主发展。技术创新需要有足够的研发投入以及敢于承担风险的企业家精神。我国大量的中小企业尽管有着技术创新的动力和潜能，也不缺乏企业家精神，但是普遍存在严重的资金约束。政府工作着力点应放在解决技术创新的融资瓶颈、拓展融资渠道等环节上，特别是，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途径增加对企业科技资助力度，以增强企业抗击创新风险的能力。
①K.G.Abraham and S.K.Taylor,"Firms' Use of Outside Contractors: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vol.14，no.3，1996，pp.394-424；姚战琪：《工业和服务外包对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影响》，《经济研究》2010年第7期。
②跨国外包还会给承接国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首先，在跨国外包体系中承接国存在对国外市场与技术的依赖，难以改变产业结构低端化的格局，最终可能陷入“悲惨增长”的境地。其次，跨国外包消耗了承接国大量的自然资源，还将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③除了全球价值链理论之外，产品内分工理论也研究了跨国外包体系中的技术创新问题，但基于该理论的研究重点是修正标准的国际贸易理论，跨国外包的技术溢出没有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
④毛蕴诗、姜岳新、莫伟杰：《制度环境、企业能力与OEM企业升级战略——东菱凯琴与佳士科技的比较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09年第6期。
⑤于明超、刘志彪、江静：《外来资本主导代工生产模式下当地企业升级困境与突破——以中国台湾笔记本电脑内地封闭式生产网络为例》，《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11期；刘志彪：《中国贸易量增长与本土产业的升级——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视角》，《学术月刊》2007年第2期；刘志彪：《重构国家价值链：转变中国制造业发展方式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4期。
⑥A.Amighini,"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Evidence from the ICT Industry," KITeS Working Paper，no.151，2004.
⑦徐毅、张二震：《FDI、外包与技术创新：基于投入产出表数据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08年第9期；黄烨菁、张纪：《跨国外包对接包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1年第12期。
⑧姚志毅、张亚斌、李德阳：《参与国际分工对中国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长期均衡效应》，《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6期。
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技术溢出和技术转移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前者指的是技术非自愿扩散，而后者指的是技术自愿扩散。
⑩I.Ivarsson and C.G.Alvstam,"Supplier Upgrading in the Home-furnishing Value Chain:An Empirical Study of IKEA's Sourcing in China and South East Asia," World Development,vol.38,no.11,2010,pp.1575-1587.
(11)G.Gereffi,"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48,no.1,1999,pp.37-70.
(12)钟昌标：《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间溢出效应研究》，《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G.Hale,C.Long and H.Miura,"Where to Find Positive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FDI in China:Disaggregated Analysis," HKIMR Working Paper,no.14,2010;S.Gerschewski,"Do Local Firms Benefit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n Analysis of Spillover Effects in Developing Courtries," Asian Social Science,vol.9,no.4,2013,pp.67-76.
(13)I.Fujiwara and N.Hirakata,"Dynamic Aspects of Productivity Spillovers,Terms of Trade,and the 'Home Market Effect'," IMF Staff Paper,vol.56,no.4,2009,pp.958-969; A.Vashchilko,"Cross-sector Spillover Effe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vol.39,no.1,2013,pp.1-17.
(14)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外包中的出口是由跨国公司主导下的“被动性”出口，同时也是“进口引致”下的出口，与自营出口相比，在信息反馈、技术学习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15)I.McCarthy and A.Anagnostou,"The Impact of Outsourcing on the Transaction Costs and Boundaries of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vol.88,no.1,2004,pp 61-71.
(16)J.Brach and R.Kappel,"Global Value Chains,Technology Transfer and Local Firm Upgrading in Non-OECD Countries," GIGA Working Paper,no.110,2009.
(17)黄先海、杨高举：《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研究：基于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的跨国分析》，《世界经济》2010年第5期。
(18)Griliches将知识溢出分解为物化溢出和纯知识溢出等两大类，其中通过科学会议、人员交流、论文发表等途径发生的是纯知识溢出。
(19)S.Sayek and F.Sener,"Outsourcing and Wage Inequality in a Dynamic Product Cycle Model,"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10,no.1,2006,pp.1-19.
(20)资本品的进口也可能对承接国设备制造等上游产业产生“挤出效应”，对上游产业技术创新产生不利的影响。
(21)F.Lemine and D.Unal-Kesenci,"Assembly Trad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The Case of China," World Development,vol.32,no.5,2004,pp.829-850.
(22)A.Bernard and J.B.Jensen,"Exceptional Exporter Performance:Cause,Effect,or Bo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47,no.1,1999,pp.1-25; M.Bleaney,I.Filatotchev and K.Wakelin,"Learning by Exporting:Evidence from Three Transition Economies," GLM Research Paper,2000,pp.1-18.
(23)E.Giuliani,C.Pietrobelli and R.Rabellotti,"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n Clusters," World Development,vol.33,no.4,2005,pp.549-573.
(24)G.-L.Simona and G.Axele,"Knowledge Transfer from TNCs and Upgrading of Domestic Firms:The Polish Automotive Sector," World Development,vol.40,no.4,2012,pp.796-807.
(25)Ivarsson和Alvstam对家具行业巨头IKEA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除了为当地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之外，还提供了新设备和新原料的信息来源和资金来源。
(26)S.M.Handley and W.C.Benton Jr.,"The Influence of Task and Location-specific Complexity on the Control and Coordination Costs in Global Outsourcing Relationships," Journal o f Operations Management,vol.31,2013,pp.109-128.
(27)D.Coe and E.Helpman,"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39,no.5,1995,pp.829-859;F.Lichtenberg and B.Van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A Com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42,no.8,1998,pp.1483-1491; Z.Griliches,"Issues in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Productivity Growth,"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no.1,1979,pp.92-116.
(29)F.M.Scherer,"Inter-industry Technology Flow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64,no.4,1982,pp.627-634; B.Verspagen,"Measuring Intersectoral Technology Spillovers:Estimates from the European and U.S.Patent Office Databases," 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vol.9,no.1,1997,pp.47-65.
(30)黄苹：《物化溢出、纯知识溢出与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实证》，《科学学研究》2010年第10期。
(31)R.Falvey,N.Foster and D.Greenaway,"Imports,Exports,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Growth，"Economics Letters,vol.85,2004,pp.209-213.
(32)跨国外包体系中跨国公司为当地企业提供产品设计和技术标准、帮助建立质量保证系统、培训专业团队等，通过上述环节发生的技术溢出已经超出了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所涵盖的范围。
(33)这种方法其实与Griliches的观点并不相悖，Griliches认为如果使用贸易品后没有改变企业内部的价格与质量比就不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溢出。在跨国外包中随着业务进出口，各种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的价格下降、质量上升，价格—质量比不断变化。因此，伴随着外包业务可能发生纯知识溢出。
(34)以跨国外包业务量作为权重计算纯知识溢出与以出口额作为权重计算出口渠道的技术溢出可能存在重叠。测算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发现，纯知识溢出资本与出口溢出资本的相关系数为0.4125。限于现有数据和研究方法，我们还无法将可能重叠的部分计算清楚，对纯知识溢出测度的持续改进将是作者今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35)I.Geishecker,"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on Individual Employment Security:A Micro-level Analysis," Labor Economics,vol.15,no.3,2008,pp.291-314.
(36)D.Hummels,J.Ishii and K.-M.Yi,"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54,no.1,2001,pp.75-96.
(37)B.H.Hall,"Measuring the Returns to R&D:The Depreciation Problem," NBER Working Paper,no.13473,2007；王俊：《我国制造业R&D资本存量的测算（1998-2005）》，《统计研究》2009年第4期。
(38)李小平、朱钟棣：《国际贸易、R&D溢出和生产率增长》，《经济研究》2006年第2期。
(39)谢建国、周露昭：《进口贸易、吸收能力与国际R&D技术溢出：中国省区面板数据的研究》，《世界经济》2009年第9期。
(40)在我国分行业大中型企业数据中剔除三资企业的相关数据，剩余的则是分行业大中型内资企业的数据。
(41)N.Kumar and A.Aggarwal,"Liberalization,Outward Orientation and In-house R&D Activity of Multinational and Local Firms:A Quantitative Exploration for Indian Manufacturing," Research Policy,vol.34,no.4,2005,pp.441-460; M.MacGarvie,"Do Firms Learn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88,no.1,2006,pp.46-60.
(42)该结果也证明了文中第二部分的理论预期，跨国买家看中当地企业产品的低价格，出口导致当地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而不能激励当地企业技术创新。
(43)H.Schmitz and F.Knorringa,"Learning from Global Buyer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37,ro.2,2000,pp.177-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