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瞻望黄金世界中迷失现在——读解《洼地上的“战役”》兼及17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金世界论文,洼地论文,现代性论文,战役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3)04-0099-06
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发表于1954年3月号的《人民文学》，小说发表 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几大报刊就开始登载批判文章，批判对象及于路翎的一批反映志愿 军生活的短篇小说，计有《战士的心》、《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等，其言 辞之激烈，锋芒之尖锐，都为路翎本人所始料未及。有的批评甚至上纲上线到将路翎戴 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事实上，路翎正是因为在解放初期创作的剧本《人民万岁》、 《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受到审查不能通过、不能上演的“待遇”，正是因为 卷入文艺界已经开始的对胡风、阿垅的文艺主张的批判后才自愿报名参加由中国作家协 会组织的赴朝作家代表团的。路翎拥抱母亲、赞美祖国的良好愿望就是从其剧本的标题 上也是可以看到的，但剧本及其稍后的小说创作的实际效果却“事与愿违”。一切对文 学文本的重读与文学史著的改写，都具有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史”特征。半个世纪后 的今天，重读《洼地上的“战役”》，会有一些令人激动，同时也令人伤感的收获，由 此亦将引发一个关于17年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深长思索。
在1954-1955年间发表的对路翎小说的众多批判文章中，侯金镜的《评路翎的三篇小说 》[1]最富于权威性。他从《洼地上的“战役”》所反映出的作家创作动机、创作构思 上立论，说作者知道军队、战场上的纪律玩忽不得，于是在这个爱情故事上苦心经营， 把爱情的主动权放在朝鲜姑娘金圣姬的一面，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则似乎一直没有察觉 ，没有接受，但又产生了“惊慌甜蜜的感情”。而班长王顺、连队指导员在这个问题上 也没有采取应有的坚决措施，相反，他们也都流露了忧愁的、不安的、模糊的苦恼。王 应洪在敌后隐蔽时，这种爱情又在他身上产生巨大力量。在这里，个人温情主义战胜了 集体主义，与纪律相抵触的爱情冲破了纪律约束，是“攻击了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支 援了个人温情主义”，把军队进行的正义战争和每个成员的理想幸福对立起来写，歪曲 了士兵的真实精神和神圣责任感。这就说明路翎“还没有彻底抛弃他的错误思想和错误 的创作方法”。由此可见，《洼地上的“战役”》在50年代受到批判的根本原因在于当 时的批评界认为该小说不恰当地描写了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不该 发生的”的爱情。
1981年第2期的《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问候(向路翎 致意)》的文章，作者当年曾是一名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他在文章中谈到了当年他和 战友们阅读《洼地上的“战役”》时的兴奋、激动的心情，认为这篇小说在当时“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他对小说主题的归纳是：“小说用一个志愿军侦察班在紧张练兵和浴 血奋战中，与朝鲜人民休戚与共、相互关怀的国际主义背景作衬托，以朝鲜姑娘金圣姬 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的爱情线索贯串全篇。通过这一爱情故事发生、发展及其解决过程 的描写，着力刻画了三个主要人物高尚的操守、真切的感情和无私的现实表现。”这种 论述虽然是距离当年实际30年之久的事后追忆，也无可避免地带着80年代初期意识形态 的鲜明特征，但是其原初的阅读感受大体上还是可信的。
20世纪的最后一年，洪子诚对《洼地上的“战役”》的主题也作了类似的归纳，认为 该小说“讲述的是侦察班战士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的无法实现的、因而是悲剧性质 的爱情”[2](P139)。
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描写了志愿军战士与朝鲜姑娘之间的纯洁爱情的小说 是否就应该受到批判?更本质的应该是第二个问题，即《洼地上的“战役”》是否描写 了爱情?使该小说备受批判的“爱情”主题是真实的存在，还是仅仅只是一种历史的误 读?对于第一个问题，结论似乎已经自明，根本无需回答，而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面对文学史上的许多非文学问题，我们的明智之举是双手摊开，说一句“秩序不在我的 能力之内”[3](P258)。第二个问题需要进入小说文本，我们不妨预设小说的“爱情” 主题的合理性存在，并顺着这条爱情连贯线往下读。
金圣姬对王应洪怀着“爱情”，这是由作者的客观性叙述所反复强调的。虽然这种爱 情的可信性颇值得怀疑，金圣姬与王应洪的交谈只有两句，她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你 的家几个人?”王应洪爽快地回答：“四口，父亲、母亲、哥哥、嫂嫂。”与这种爱情 有关的交谈，还有一处，是金圣姬母亲悄悄地用中国话问：“你的十九岁?”他说：“ 十九。”又问：“你结婚过吗?”他说：“没有。”似乎无须怀疑金圣姬对王应洪的爱 情，小说文本中的客观性叙述强化了这种感觉。爱情是双方面的心理感觉，单独一面的 爱是单恋，距离爱情尚有不短的路程。关键是王应洪是否对金圣姬怀有爱情?
面对金圣姬的羞涩而强烈的爱情攻击，王应洪不能无动于衷。小说有三次写到“他心 里充满了甜蜜的惊慌的感情”。一次是他帮金圣姬家“抢着挑了水”，“金圣姬姑娘不 再走近来，也不再和他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他”，这种情形“弄得他很慌乱，他心里 开始出现了以前不曾有过的甜蜜的惊慌的感情”。甜蜜是一种心理感觉，惊慌则是一种 心理状态。王应洪的既甜蜜又惊慌的心理，实在来说是一种尴尬状态，因为在此之前班长王顺找他谈话，指明了金圣姬对他的感情，这一点，他是想也不曾想过的。既然是尴 尬，为什么甜蜜又惊慌?甜蜜又惊慌，是爱情心理吧?不知道。就算是吧。第二次是他发 现了金圣姬悄悄放在他洗净的衣服中的袜套和绣有他名字的手帕时，“他顿时心里起了 惊慌的甜蜜的感情”。第三次是在伏击俘虏时的心理活动，幻境中“看见了她的坚决的 、勇敢的表情，他心里有了一点那种甜蜜的惊慌的感觉”。我们注意到，在上述三次的 引用中，作家的措词大致相同却又略有区别，三次的表述顺序有值得注意的地方，由“ 甜蜜的惊慌的”到“惊慌的甜蜜的”再到“甜蜜的惊慌的”，我们不能肯定王应洪是否 对金圣姬怀有爱情，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爱情”即使存在，也是动摇不定的 。也就是说，我们对王、金爱情的确证还为时尚早。
最能判断这种爱情是否存在的充分理由应该存在于对接下来的王应洪与王顺在敌后隐 蔽时的叙述之中，侯金镜说，“王应洪在敌后隐蔽时，这种爱情又在他身上产生巨大力 量”，我们无法想像这股由爱情产生的巨大的雄阔的力量，还是让我们走进小说文本， 结果我们找不到王应洪所受到的巨大爱情力量的冲击。在敌后隐蔽时，王应洪“难过极 了”，“这种心情比身上的伤还使他痛苦”。为了唤起王应洪的斗志，班长王顺“把金 圣姬姑娘巧妙地拖到他的论据里面来了，他迫切地希望打动这青年战士的心，使他放弃 那些苦痛的思想”。结果是王顺想起了那个舞蹈里的“人民军之妻”——金圣姬，想起 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而王应洪的“那种年轻人的惊慌而甜蜜的幼稚心情，已经被激烈 的战斗和对任务、对班长的严重的意识所抹去，似乎是在他的心里一丝一毫也不存留了 ”，他将由于战斗的匆忙而暂时没有报告的金圣姬送他手帕和袜套的事向班长汇报了， 班长坚持让他留下。这就让人心生怀疑，本来应该在战斗中激发斗志的爱情竟然没有在 王应洪身上产生任何积极的作用，于是，侯金镜所谓的“这种爱情又在他身上产生巨大 力量”的断语就变得让人捉摸不透、不知所云了。在最能检验爱情有无的关键时刻，王 应洪一直处于消沉与痛苦的情感状态之中，在漫无边际的没有灯塔的痛苦海洋里，没有 看见爱情的希望之光。接下来，小说描写了王应洪的牺牲过程，在距离我军阵地仅仅只 有十米的地方，王应洪“跪起来”，“整个地出现在敌人面前”，“用他的负伤的腿向 前奔去，奔到敌人的中间，火光一闪——一个手雷爆炸了”，他牺牲了。对于王应洪的 无谓的牺牲，50年代的评论家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其中多有政治化的上纲上线式的谬 断，但其对王应洪牺牲必要性有无的判断还是很准确的。如果战斗情形太紧急，王应洪 必须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才能拯救班长的话，他的牺牲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集体主义的、英 雄主义的行为，而如果这种前提条件本身就不存在，那么他的牺牲应该如何理解?这个 问题稍后详论，但至此我们可以推断出王应洪对于金圣姬没有产生过真正的爱情。真正 的爱情总会对现世、将来抱有甜蜜的希望，而决不会去作无谓的牺牲。肉体灭亡了，爱 情可能得到永生；而肉体可以没有必要地灭亡，那么寄予在这样的肉体上的爱情有其存 在的现实依据吗?50年代所有针对《洼地上的“战役”》的批评，其实潜隐着一个悖论 ，存在着一个他们没有勇气也不可能拥有答案的问题，那就是王、金之间如果存在着爱 情(而这一点他们是异口同声予以承认的，是众口一词予以指责的)，那么，这种爱情怎 么会让志愿军战士如此绝望，以致于需要牺牲肉体以求得超脱?或者需要依靠牺牲来加 以逃避?这就回到了前面的那个问题，即王应洪为什么会选择死亡?应该说，路翎的小说 不乏死亡书写。作为七月派的小说重镇，路翎凭借其鲜活、灵动的笔致“真诚、大胆地 看取人生”，书写了主体与现实的血淋淋的搏战场面，刻划了主人公内心的惊涛骇浪式 的思想战争，故此赢得了“中国的罗曼·罗兰”的美誉。战争难免牺牲，死亡是路翎小 说的中心意象之一。但是，《洼地上的“战役”》与路翎此前(准确地说，应该是解放 以前)的小说在死亡书写上迥异其趣。《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蔚祖之投江、《饥饿的 郭素娥》中的郭素娥之受虐而死、《燃烧的荒地》中的张老二之被枪毙等等，都体现了 路翎对于死亡的“深长思索”。这些人物都是“弱者”，都在死亡的过程中体现出韧性 的顽强的反抗的人生力量。在蒋蔚祖疯狂以后，作者多次写到他“听到了江涛的呼唤” ，在投江的那个晚上，“精神病人”蒋蔚祖彻悟了人生；郭素娥多次发出“你们不会想 到一个女人的日子……她捱不下，她痛苦……”的呼喊；兴隆场的“顺民”张老二一直 屈服于当地最大的地主吴顺广的统治，起初他还对郭子龙抱有幻想，后来他完全丢掉幻 想，做了彻头彻尾的“奴隶”，但就是这个外表老实、言辞朴讷的“奴隶”，最后用斧 头砍杀了吴顺广，从这个角度而言，从前我们以“体现了主体战斗精神”来概括路翎的 小说创作固然可谓“得其大端”，但是却也在这种“效果史”抽象中忽略了至关重要的 细节与潜隐主题，那就是在路翎的小说创作中，也有老庄文化的“柔弱胜刚强”的思想 ，与由此思想指导下的柔弱型性格人物形象一起构成了路翎小说的别样一种风貌。这一 点，从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作家对这些貌似柔弱实则刚强的人物的同情与赞扬中也不难见 出。
路翎将压抑着悲愤的同情投注在这批弱者身上，蒋蔚祖、郭素娥和张老二的死亡背景 的共同点是他们对于未来的“无所希望”。“无所希望”与“没有希望”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前者体现了主体对于未来的主观认知态度；后者体现了客体对于实际人生的作用 。应该说，路翎是受到鲁迅深刻影响的作家之一。在鲁迅的文学世界里，多有对不切实 际的幻想的否定。执著于现实人生是鲁迅及其追随者的共同特征。“执着现在”的鲁迅 ，为什么反倒经常批评中国人对于历史忘性太大，并要大家去翻古书，借以知道过去混 乱的历史?同时又为什么说将来未必比现在好，认为未来的“黄金世界”也会有处死叛 徒的事，并且要正视死亡而生活?王乾坤的解释是，前者是要把“过去”通过观念的反 省“存留”于现在，后者则是把对于“将来”的可能(最本己的可能是坟，是死亡)“筹 划”于当下之行。于此可以看到融三相时间于当下的丰满本真的生命[4](P29)。就对虚 拟黄金世界的否定的深刻性而言，路翎是与鲁迅具备相当的共性的。鲁迅的“被利用无 妨，占有是不行的”主体战斗精神被路翎继承下来了。路翎小说中的一系列执着现实人 生，发扬韧性反抗精神的主人公形象，无一不是勘破了虚妄的“极境”而重视当下生活 的。“无”是自由的前提，“没有‘无’所启示出来的原始境界，就没有自我存在，就 没有自由”[5](P146)。
就时间向度而言，只有曾在、现在和将在三种形态。中国传统文学、哲学的时间性指 向多为曾在——曾经的存在，孔子“从周”、墨子“法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无论是儒家三世说，还是佛家因缘轮回说，还是道家小国寡民说，都以超越现在为旨 归，这种超越其实就是通过修行方式忘记现在，他们或者推崇遥远的三皇五帝传说，甚 至像顾颉刚说的不惜虚构出“层层累积的”中国古代史；或者将现世的苦难归因于前世 的孽业，今生的受苦是为了弥补前世的过失；或者美化上古之“无为而治”时代的古淳 民风。凡此种种，目的都是无视此在在此的现在人生。进入现代以后，中国文学、哲学 的时间性指向多为将在——一种想像中的未来存在。大众革命需要为众生预设未来图式 ，不如此难以发动最广大的民众。革命文学、抗战文学、国防文学等就因为过分关注将 在、漠视或者虚构现在而流于公式化、概念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也许是惟一的 真正顽强坚守此在在此的现在，决不肯为了幻境中的“黄金世界”牺牲个体肉身的作家 ，就是鲁迅，他可以为了未来“被利用”，但始终坚守住最后的底线——不能“被占有 ”。离开了个体存在，天堂对人又有什么用?道成肉身，肉身若不存在，道在哪里可以 得到体现?
1949年以前的路翎小说，是充分体现了关注此在在此人生的现代性精神的——在这一 点上，说他是鲁迅的精神传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关注路翎小说主人公主体战斗 精神的现代性品格的同时，也要注意若干人物形象的设置，这些人物形象的设置并不能 影响对路翎解放前的小说创作的总体评价，却可以解释其1949年以后小说创作中时间取 向的转变，也就是说，正是这些人物设置，为其以后的时间取向的转换作了可能性的铺 垫。在对关注现实、与苦难搏斗的主人公进行形象描绘时，路翎也设置了另外一些人物 形象，这些人物在小说中处于“边缘”地位，作家在浓墨重彩的叙事中没有在这些人物 形象中花费过多笔墨，却有一种罗兰·巴特所讲的“符号”功能，是革命的反叛的象征 ，如《饥饿的郭素娥》中的张振山和魏海清，《卸煤台下》的孙其银、唐述云，《在铁 链中》的何德祥等，不能说他们是自觉的革命者或者是有目的的反叛者，但他们是对未 来抱着强烈希望的一群人。小说中设置了这组人物群像，意义无非两点，一是给读者以 希望；二是反衬出与现实搏战的一群的艰难生存。但是，路翎的关注重点显然在于此在 在此的现在，而非这群联系着未来不可预知世界的人物。这批生活在苦难之中瞻望着“ 黄金世界”的人群一旦进入到新的时代，他们的人生与性格命运如何呢?1949年以前的 路翎给不出答案。
1949年以后的路翎写作了一批有关生活在幸福时代的人们的工作、抗美援朝的战斗等 题材的小说与剧本。这批文学作品的时间向度较之于作家本人此前的作品，有了明显的 转变，即由对此在在此的现在的关注转向了对未来存在的将在世界的关注。这种转向虽 然表面上并不呈断裂状态——一样都属于现实主义创作，但眷顾的视线方位的转变还是 十分明显的。转向的原因很复杂，新“时间开始了”，作家对于新时代的主体性认同是 一个重要原因；共产党在全国推行延安的文艺方针、政策，规范、纠正着来自国统区的 作家路翎的文艺创作方向；解放前路翎小说中潜藏的已如上述的人物形象设置模式也成 为这种转向的内在根据。但是，文学创作自有其特殊的规律，转向并不能迅速完成，这 就令路翎的小说呈现出罗杰·福斯所谓的“文本间性”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路翎小说如《女工赵梅英》、《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叙写的对黄 金世界的瞻望多少显得有些牵强，有些自信力不足。尤其是小说的结尾部分，多有“卒 章显志”的手法。如《女工赵梅英》的结尾，军事代表在制服了捣乱的(其实就是坚持 个性主义的)女工赵梅英之后想到，“即使是一块石头，也会在这革命的大熔炉里受到 锻炼的”，于是，他的“脸上就出现了一个愉快的微笑”。《初雪》的结尾是“大雪无 声地、密密地降落着，这台车后面的那两条很长的黑色的车迹很快地就被大雪盖住了” 。大雪盖住了黑色的车迹，象征着正义终将彻底战胜邪恶。另一方面，路翎对现在人生 的强烈关注精神常常使他从对黄金世界的瞻望中收回目光，从而造成小说文本的时间向 度在现在与将在之间的犹疑不定状况，传统的对此在在此的关注常常会彻底、顽强地打 败对将在世界的关注，作家作为叙述者对此情状的自明又促使他不惜以牺牲小说文本的 统一予以反向的纠正，这就造成了小说本文的撕裂感。《洼地上的“战役”》中的王应 洪有他的理想的“黄金世界”，在俘获俘虏的守候中，“忽然地他想到，母亲到了北京 ，在天安门见着了毛主席。母亲拍着手跑到毛主席面前，鞠了一个躬。毛主席说：‘老 太太，你好啊!’母亲说：‘多亏你老人家教育我的儿子，他现在到敌后去捉俘虏啦。 ’”在敌后隐蔽时，王应洪梦到了金圣姬在天安门跳舞，跳给毛主席看。“母亲和毛主 席站在一起。舞蹈完了，金圣姬扑到母亲跟前，贴着母亲的脸，说，‘妈妈，我是你的 女儿呀!’毛主席看着微笑了；毛主席并且也看了看他，对他点点头，他也没有忘记敬 了一个礼。于是他坚强而快乐……”王应洪还有一个梦，就是像班长那样成为战斗英雄 ，立功受奖。对“黄金世界”的瞻望本身无可厚非，路翎解放前的作品都能将这种瞻望 收回到此在在此的现在，决不会为了虚幻的“极境”牺牲当下。解放后路翎的文学创作 受到批判，主客观原因交织在一起，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听将令”的作者。“典型” 说本质上就是“听将令”的产物。“黄金世界”作为一种“悬置”的理想，由于其与主 体的未契合性而成为小说文本中主人公形象的外己化存在，外己的“将在”注定不能对 本己的“现在”产生积极作用。王应洪对未来世界心存幻想，对此在在此的现在却无力 把握，这与路翎解放前创作的小说的主人公形象正好相反，后者是漠视将在而能充盈地 直面搏战此在人生的。但路翎毕竟是一位成熟的有自己鲜明创作风格的作家，他主观上 希望以虚置的“黄金世界”照亮王应洪的人生，其实就是照亮他的小说文本，企冀驱散 批评界置于他头上的黑暗，但客观上却更深刻更形象地揭示了王应洪此在在此人生的惘 然与无可奈何，揭橥了战争中的人——主体的异化与不能把握的人生。一个无法直面此 在人生的人，怎么会有爱情?一个在瞻望中迷失现在的人，“黄金世界”对他有什么意 义?克尔凯戈尔说：“绝望是一种精神上的表现，它与人内在的永恒性有关。”期望永 恒的将在，对现在怎能不绝望?
文学、文化史上常常充满着“道一风同”式的“巧合”。路翎在创作《财主底儿女们 》初稿时，曾给来信推荐阅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胡风回信说：“《约翰·克利斯 朵夫》，没有读过，不知是谁的作品?然而我也有一种理想主义，洗礼的，或生活底童 年幸福，这是我把《儿子们》放到滚动的多面的生活里去之后发生的。它们底生活显得 美，小孩底装束和喊叫使我幸福——这就是我底理想主义。”[6](P62)不曾阅读过《约 翰·克利斯朵夫》的路翎创作出了风格相似的《财主底儿女们》，这只能说人类的精神 发展绝没有东、西、古、今之别。无独有偶，解放初期路翎的文学作品也暗合着“二战 ”结束背景下的西方“存在主义”式的反思战争罪恶的文学价值取向。路翎创作史上的 两次巧合，让我们对中国文学充满信心。但是，东西方“存在论”的差别也十分明显， 如果说二战废墟上的西方文学是以“荒原”或“孤岛”作为象征载体的话，那么东方式 的存在论的象征载体就是路翎笔下的“洼地”。四野无人的荒原或者蓝天碧海中的孤岛 ，以空阔的虚无衬托了孤独个体的伟大与悲壮；而触目皆是岩壁的“洼地”中的个体无 论如何也“伟大”不起来，在瞻望“洼地”上空的蓝天时，个体无可选择地变成了井蛙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洼地上的“战役”》不仅是路翎小说创作中现代性萎顿 的标志，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消歇的界碑。
然而，路翎毕竟只是17年文学中的一个“异数”，虽然这个“异数”也在不断地调整 创作方向与创作方法；不断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彼岸的“黄金世界”；不断地淡化对此 在在此的现在的表现力度，但是评论界的批判的力度还是不断地加强，“规范”产生了 ，“人”开始失落。17年文学逐渐充满了阳光的辉煌。在小说《创业史》、《三里湾》 、《艳阳天》等，诗歌《雷锋之歌》、《玉门诗抄》、《天山放歌》，散文《东风第一 枝》、《花城》、《红玛瑙集》等，话剧《明朗的天》、《霓虹灯下的哨兵》等文学作 品中，“黄金世界”照亮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方方面面，前进中的曲折成了螳臂 挡车的小丑，种种艰难困苦可以“不战而胜”。即使是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中， 如柳青的《铜墙铁壁》，孙犁的《风云初记》、《山地回忆》，杜鹏程的《保卫延安》 ，知侠的《铁道游击队》，高云览的《小城春秋》，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 原》，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 的《烈火金钢》，冯志的《敌后武工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峻青的《黎明 的河边》，王愿坚的《党费》等，作者都是站在“黄金世界”中回溯不断走向胜利的革 命历程，“从而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 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2](P10)。于是 ，长征路上的千辛万苦、渣滓洞中的皮鞭火烙、革命阵营里的冲突背叛、白色恐怖下的 腥风血雨，都在文学中退隐变淡，成为背景、铺垫式的存在——借此衬托出英雄的伟大 和坚强。概念的“英雄”愈来愈伟大，实际的“人”逐渐失落，发展到“文革”便异化 为“物”——一种外在于生命个体的符号存在。
毫无疑问，重写17年、“文革”文学现代性的思潮，是借用了西方现代性理论而力图 解决中国文学问题的操作式实验。这种借用是否合适?这种理论对具体中国文学问题的 解决是否是一种“东方主义”的误读?这一点令人生疑。到目前为止，我所读到的有关1 7年、“文革”文学“现代性”的描述几乎无一例外地重构着这样的历史事实“背景” ，即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的洞见如何影响了霍克海默尔与阿多尔诺对于 启蒙和现代性的理论批判，启发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对现代性的思考。哈贝 马斯对“现代性”概念所作的语源学考察也一再为这些文章所引用，“现代性概念首先 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 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7]成了关于“现代性”概念的“经 典”表述。这种“直线向前”的历史时间意识貌似先进，实则是荒谬的文学“进化”论 。詹姆逊的两种现代性，即“审美现代性与世俗现代性”[8]的理论也为中国当下的“ 重写现代性”思潮提供了支撑。应该说，作为文学创作的文化说明，这样的“背景”研 究无疑有它重要的存在价值，但是，在今天当我们纷纷以“走出”文学，“走进”背景 为己任，几近于可以取代对于文学文本本身的阅读感受之时，我认为我们就要警惕这种 “文学外部”研究了。
17年文学中当然存在现代性因素，如《洼地上的“战役”》中的存在主义写作，但与 整个时代文学对个人主体性的集体“屠杀”相比较，这种现代性显得微乎其微，更何况 这种现代性当时承受着猛烈的批判，萎顿偏枯是其必然的结局。
现代文学“最积极最有价值的成果是人的发现和文学的自觉”。郁达夫说：“五四运 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 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 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哪里会有?”[9]对于在 瞩望“黄金世界”中迷失了此在人生的17年文学，亦可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