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学派理想社会模式的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老庄论文,理想论文,模式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老庄学派理想中的社会模式，前人作过一些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总起来看，这些研究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仍有重新探讨的必要。本文打算在全面剖析老庄学派社会模式理论内涵的基础上，也对其思想归属及其评价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世衰道微及其原因
一般说来，如何认识现状是选择社会发展模式的基本前提。老庄学派正是在对现实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社会理想体系来。对现状的认识是老庄学派社会理想的理论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分析也就从这里入手。
在老子学派看来，“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第三十八章》，以下只注章数）。这就是说，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下滑的态势，当今社会中的礼义制度，不过是“道德”沦丧之后的产物，目前的世道正处于衰乱之中。
这种思想在庄子及其后学那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庄子感叹自己生活在“昏上乱相”的时代里，情绪也很低落。世道正一天天坏下去，将来有可能比现在更坏，即使好起来，与我们这一代人也没有多大的关系了：“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人间世》，以下只注篇名）。类似这样的感叹充斥在《庄子》内七篇的字里行间。
《庄子》中的《外》、《杂》二十六篇，绝大多数是庄子后学们的作品，它们对现实否定得更为彻底。世人交口称赞三皇五帝为“圣人”，但在庄子后学的心目中，“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天运篇》）。他们指出，自从走出“混芒”以来，人类的道德水准就呈现出下衰的趋势，“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矣”（《缮性篇》），下滑到今天，“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世道人心已经变得近乎于不可收拾了，他们对此深感痛心。
这就是老庄学派对现状的认识，“天下无道”是他们的共同看法。这派人以“道德”名家，“有道”的境界为其理想所在。他们宣称，上古时代曾经是有道的，经过一步步变乱之后，现在已经无道可言了。
“世衰道微”本来是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们的共识，而道家学派对于现实的批判尤为尖锐。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辩派在讨论《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问题时，梁启超就曾以书中有许多“太激烈、太自由的话”，作为它不可能出现在春秋时代的理由之一。是的，《老子》书中确实夹杂着不少激烈的言辞，《庄子》一书更是如此，尤其是它的《外》、《杂》篇，一些篇子甚至带有反社会的色彩。老庄学派的社会批判比其他学派要广泛得多，有些内容的思想深度也是其他学派所不能比拟的。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秩序和伦理准则，全在他们的否定之列。
一味地诅咒不解决问题，现实为什么会是这样？换句话说，“道德”究竟是怎样沦丧的？这个问题是老庄学派必须回答的，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回避。
老子学派明确指出：“智慧出，有大伪”，智慧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起过极坏的作用：“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智慧和知识是虚伪和狡诈的温床，许多邪恶的事情都是由它们引发出来的。而罪魁祸首则是各种欲望的存在。老子学派宣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第四十六章》），欲望是万恶之源。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个人方面看，对于五色、五音、五味以及驰骋畋猎的过份追求，必然会败坏人的心田，最终把人们引上了邪路；而从社会的角度上看，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贪欲，统治者对内敲骨吸髓地进行剥削，致使广大人民背井离乡、轻死难治；对外则不断地攻城掠地，以强凌弱，杀人如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怎能不乱作一团？
问题出在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其中个人方面的原因是更根本的。在老庄学派看来，个人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社会是由活生生的个人组成的，个人在道德沦丧的变乱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知识的诱惑和欲望的骚动，人们开始把注意力从自身转向周围，目光紧紧地盯住了别人，纷争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争强好胜，锱铢必较，你争我夺，针锋相对，无理犟三分，得理不让人，社会怎能安定下来呢？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人人痛恨这种局面，但这埋怨谁去？责任就在你我，大家都有一份，谁也推卸不了。
老庄学派就是这样来看待和解释现实的：目前的世道正处在嘈杂衰乱之中，变乱的原因在于智慧的侵蚀和欲望的骚动，每个社会成员对此都有一份责任。
二 恬静自然的未来
既然现状不合乎“道德”，那就应当改弦更张。老庄学派由此迈上了理想之路的第二级台阶。
社会矛盾的根本症结在个人身上，引导社会的道德回归，也就只能从这里入手。老子学派宣称：“吾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第十三章》）？忘掉小我之后，患得患失的痛苦自然而然地就消失了，人们也就进入了“知足常乐”的境界之中：“知足之足，常足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因此，老子学派劝告人们“去甚、去奢、去泰”，尽早放弃那些非分的想头。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之，一味地贪得无厌，那么，“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势必落得个可悲的下场（《第九章》）。无论做什么事，都应该适可而止，非分的奢望必须首先剔除，否则就会后患无穷。
去掉欲望之后，斗争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本来嘛，“善之与恶，相去何若”（《第二十章》）？争来斗去有什么意思呢？老子学派奉劝人们不要再争下去了，争斗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争不但能免除一切灾祸，同时还能收到积极争斗所不能收到的效果。他们恫叫道：“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第四十二章》）。争斗不但没有益处，到头来反而不得好死，事物就是这么辩证地发展着。争还是不争，正反两方面的道理都讲清了，看你还争不争？
庄子的劝告递进一步，道理讲得更“深刻”些。他说，不必斤斤计较，事事认真，“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辨”（《齐物论》）？在现实生活中，生与死、是与非、可与不可等等，此一时，彼一时，倏忽万端，它们之间质的差别本来就不存在，你何必那么认真呢？在这种相对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庄子劝告世人既不必为失败而惋惜痛苦，也不必为胜利而沾沾自喜，较真是没有意义的。
这就需要“忘”的功夫。“忘”是道家学派的传家宝，《老子》倡导在先，庄子学派应之于后。《庄子》一书共有八十多次讲到了它。“忘”可以分为两上步骤来进行：“忘年忘义”、“忘乎天，忘乎物”、“忘其所受”、“伦与物忘”，第一步是把外在之物一齐抛闪，因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只有忘掉虚幻的外在之物，才能与之坐而论道。此后，“吾丧我”，“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覆终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大宗师》），紧接着就是忘掉“小我”，走出尘垢之外，游方之内的是非烦恼全然消失，从而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之中。庄子学派已经从精神上化解了烦恼人生，到了这个境界，就个人方面来讲，“道德回归”只有一步之遥了。
于是当务之急是要优化社会环境。道家学派宣称，“绝学无忧”，“知止不殆”，只有杜绝一切知识，社会才能安定下来，学问必须扫地出门。老子学派公开宣扬：“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十九章》）。消弭知识、智慧、欲望和奇技淫巧，是道德回归的先决条件。为此，他们劝告统治者放弃各种贪欲，“圣人为腹不为目”，不要贪图那些难得之货，别再继续尚贤使能，对于民众，“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第三章》）。统治者率先垂范，自觉抛弃智慧和欲望，然后推行愚民政策，让人民整天处在浑浑噩噩之中，无知之欲，麻木不仁，久而久之，民风自然而然也就回归到了纯朴的状态中。
庄子后学继承并发展了老子学派的知识论，向知识发起更为猛烈的攻击，其措辞之尖刻，情绪之激昂，态度之坚决，近乎于心理变态。《胠箧》、《马蹄》等篇集中表达了这种思想，尤其是《胠箧篇》。作者宣称：“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要想使民风皈依纯朴，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好知的问题：“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灭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大到圣知圣法，小到珠玉符玺斗衡，一切蕴含着智巧的东西，都是殚劾掊击的对象，像这样坚决的态度和如此彻底的程度，真可谓是空前的。他们明确指出：“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智慧及其载体的假“圣人”，在庄子后学的眼里简直就是罪恶的化身，毫不犹豫地被划入铲除之列。
铲除知识之后，欲望和私心也必须跟着消除。在这里，统治者应该“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事”，率先起到榜样的作用。这个道理他应该明白：“治大国若烹小鲜”，所以要小心翼翼，无为而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只有“我”——统治者的无为好静，无事无欲，民风才能自朴自正。上下一心，潜移默化，长此以往，社会就能回归到自然纯朴的境界中。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顺乎自然的状态下进行的，而不能有些微的强制，“日凿一窃，七日而浑沌死”，人为的努力只能使社会更加混乱。在这里，道家学说实行上已经在学理上陷入了悖论当中：既反对人为的努力，又要把知识和欲望扫地出门，难道健忘就不需要人为吗？然而他们却无暇顾及了。
个人的去知去欲和社会环境的净化，是道德回归的基本途径，也是老子学派所开列出来的“医世良方”，它们在老庄学派的社会理想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换句话说，老庄学派社会理想的实现，靠的就是这种道德说教和劝谕。在老庄学派的诱导下，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共同作出努力，社会终于在老庄之徒的意念中回到了纯朴自然的状态里——“小国寡民”：甩掉舟车、抛弃甲兵，人民结绳记事，智巧派不上用场，一切都是那样井然有序。大家“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这就是老子学派理想中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他们所理想的社会模式的基本构架。在这里，智慧没有生存的土壤，欲望也被彻底地拒之门外，恬静的农家生活其乐融融。
庄子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个人的解脱上，对于整个社会的前途，他所表达出来的，大都是困惑和迷茫。“藐姑射山”等仙境固然令人心仪神往，然而处在虚无缥缈之中，可望似乎永远不可及。庄子后学则超出了乃师一步，在关注个人解脱的同时，又注意到了对于社会的整体改造。他们设计出来的社会模式，人民“天放”，一切都是那么地自然：“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马蹄篇》）？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天地篇》）。这里只有自然法则在起作用，人工雕琢的蛛丝马迹都看不到，不尚贤，不使能，没有君子，不见小人，“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什么仁德忠信，什么礼义廉耻，统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社会在无声无息和浑然不觉中延续着，简直就是一个万籁俱寂的混沌世界。没有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没有城邑内的人声鼎沸，有的只是恬静自然。
生活于这种社会模式当中的人，老子说他们“如婴儿之未孩”；庄子称之为“身若槁木，心若死灰”；而庄子后学则认为，“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或葬”（《山木篇》）。人民每天不过“含哺而熙，鼓腹而游”而已，他们“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喜怒哀乐不入胸次，大脑里面一片空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活得潇洒自在。他们甚至“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
溃痈”（《大宗师》），死生从而也就“无变于已”，简直洒脱极了。庄子书中的“天师”、“天根”、“浑沌”、“混芒”、“真人”、“神人”、“至人”、“圣人”（假圣人除外）等等名号，都是这种人格理想的不同表述。
总之，老庄学派所向往的，就是这样一种静态的社会模式。通过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去知去欲，消融了人世间的一切是非和怨恨，终于迎来了一个公平恬静、纯朴自然的美好世界。至此，老庄学派完成了自己理想社会模式的建构工作。
以上正面剖析了老庄学派社会理想的基本内涵。到此为止是不够的，如实地剖析只是进一步价值判断的基础，我们还必须对这一模式作出评判。
三 老庄学派理想社会模式批判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一种社会思想都是一定客观现实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老庄学派的社会理想也不例外，它是周秦时代社会剧烈变革的产物。针对一定的社会现实，它表达出了特定的社会要求。
早周以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打破了旧有的社会平衡。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后，华夏族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极为深刻的变革。
变革最突出的表现是频仍的战争。从春秋前期的尊王攘夷开始，到战国时代的诸侯兼并，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也更加酷烈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它反过来又推动着其他领域的变革。领主政治从中逐渐被拖垮了，地主阶级踏着战火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随着一系列变法革新措施在各国的实施，华夏族社会的政治面貌为之一新。火与剑成为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开路先锋。
父家长制家庭公社，有人称之为农村公社，其樊篱也被战争所推倒。昔日的聚族而居，正在裂变为一个个“八口之家”、“五口之家”的个体小家庭。随之而来的是阶级分化的日益加剧和贫富对立的更加分明，一系列伦理观念也随着更新了。
战争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种解决社会矛盾，推动历史进步的不是办法的办法，因而在有的时候又是必需的。然而，攻城掠地，杀人盈野，死伤者动辄以万乃至以几十万数，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都在不同程度上尝受着战火烤灼的痛苦。尤其是广大下层人民，由于宗族公社的裂变，破产之后更是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比如韩国与魏国，由于处在中原四战之地，“父子兄弟接踵死于秦者，将十世矣。……人民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仆妾者，盈满海内矣”（《史记·春申君列传》）。长达五六个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在推动历史进步的同时，到底制造了多少幕人间悲剧，恐怕是一个永远也讲不清楚的问题。厌战乃至反战的情绪于是高涨起来，广大人民从心灵深处呼唤着社会的平静安定。
在广泛变革的基础上，随着周天子统治地位的一步步丧失，早周以来的宗教世界观体系，包括它的理想体系跟着也土崩瓦解了。清算神道主义，确立人文精神，成为战国时代思想奏鸣曲的主旋律。宗教思想的破灭，引发出局中人的幻灭感和失落感，早期诸子，尤其是老庄学派，大都觉得今不如昔，不时慨叹世风日下，其思想根源就在这里。以人道精神为中心，全新的社会理想体系亟待建立起来。变革向新的社会理想体系发出了召唤，同时又为它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于是出现了众说纷纭的局面，孟子称之为“邪说暴行有作”。各个阶级和阶层都在直抒胸臆，纷纷勾画出自己理想中的未来，华夏族由此步入了一个理想纷呈的新时代。
对于未来的社会模式进行整体性设计，正在成为一种时代性要求。诸子百家都在积极地探索着。由于各自阶级立场和个人际遇的差异，他们设计出来的社会模式也就呈现出千差万别来。儒家学派的王道仁政模式，墨家学派的尚贤尚同模式，法治之下整齐划一的法家境界，老庄学派的玄同静态模式等，就是诞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
老庄学派的社会理想，集中表达了社会各阶层的反战情绪。墨家“非攻”，竭力鼓吹“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孟子诅咒“春秋无义战”、“善战者服上刑”，讲的也是这层意思。在周秦诸子当中，道家学派反战的呼声最高。他们所理想的恬静境界，正是对于嘈杂现实的直接反动。他们企盼着社会早日安定下来，以过上正常的平静生活，反对统治阶级的征战不已和贪婪掠夺，这种思想发展到庄子后学那里后，更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存的君臣关系和伦理秩序。这些都道出了人民的心声，也是老庄哲学生命力之所在。
老子和庄子的身世消息史焉不祥，但从历史存留下来的点滴材料看，他们都属于失意士人。失意使其更多地接触到了下层人民，从而对于人民的疾苦体味得就更深刻一些。同时，类似的遭际和相近的心绪缩短了双方感情上的距离，于是他们不自觉地承担起破产的村社农民代言人的角色。老庄学派理想中的寡民小国，正像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生活原型就是正在裂变的父家长制家庭公社，以此为基础，他们构建了自己的理想国。
毋庸讳言，老庄学派的社会模式存在着许多消极因素。对于现状，从尖刻激烈的批判开始，最终却导向了可怜巴巴的默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篇》），自我安慰的老庄学派在理论上再次陷入了悖论之中。这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群弱者。失意士人的幽怨情结投射到村社农民的现实痛苦之上，对于批判意义的冲淡自不待言。道家“贵柔”，从愤世嫉俗却转向了自戕内求，正是士阶层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地位游移不定的反映。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老庄学派改造社会的主要手段是奉劝和说教，这种一厢情愿式的诱导就从根本上把这一理想体系悬在了空中，使得他们翘首以盼的道德回归只能停留在意念之中。
老庄学派理想中的社会模式最终被化为泡影。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谁也阻挡不了。寡民的小国一个个悄然逝去，秦汉大帝国拔地而起。老庄学派所向往的憩静田园，最终也被隆隆驶过的战车辗碎。历史只留下一首哀怨的牧歌。
老庄学派是一群失败主义者。他们不但在现实生活中失败了，其社会理想的整体构架也失败于未来。但马克思主义者不以成败论英雄。判定一个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应当把他放回到他所生活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不是看他提出了什么，而是看他比他的前人多提了些什么，是否站在时代思潮的最前列。这是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对于老庄学派及其学说也应作如是观。
老庄学派的社会理想模式建立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上。不管是失意士人抑或破产的村社农民，由于生活在社会的下层乃至最底层，洞悉社会弊病的根本症结之所在，从而使得他们的社会理想经过升华之后得以达到一定的理论高度。静态环境中对于和平生活的向往，去知去欲思想中的完美人格要求，反战情绪中对于人生的深切怜悯，老庄后学中的无君论思想等等，都是有恒久生命力的东西。即使是老庄学派的知识论，在指出其消极一面的同时，也应当加以历史地分析。我们认为，这种思想的产生，也有其历史的根源。
春秋战国时代，牛耕马耕的出现，铁器工具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的整体水平。由此而带来华夏社会的剧烈变革，打破了公社农民的生活平衡。军工生产上的进步更是快得惊人：“宛钜铁釶，惨如蜂虿”；“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荀子·议兵》）。机弩、铁制兵器等一大批先进武器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能力，推动着战略战术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仗是越打越大也越加残酷了。先进武器所发出的威慑力量，开始震撼着华夏族社会大众的心灵，人们在自己征服外部世界能力日益增长的面前初步感受到了无名的恐惧，于是萌发出适度发展的朦胧要求。老庄学派的“非圣去智”、把武器视为“不祥之器”，正是表达了这一要求。这是从村社农民愚昧心灵的深处迸发出来的一点点灵气。人类对于发展问题的认识要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建立在现实演进的基础之上。两千多年前的老庄学派，能够朦胧地意识到这一点，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当然，指出这些积极因素，并不是为老庄学派社会理想模式中的消极面作回护，这是不同性质的两码事。对于历史客体的如实分析，是进一步认识的先决条件。如果说老庄学派的社会模式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已腐朽没落，那就不能解释它在日后的发展。内中包含一些积极进取精神，正是老庄哲学能够发展成为道教，老庄社会理想最终得以在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内在根据。这就是我们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