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文风的北传及余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梁文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批评太宗世民文学者，常将其同齐梁陈隋之文学相联系。《新唐书》卷201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糜相矜。”而煽起唐初浮糜的齐梁文风的“风流教主”即太宗皇帝，《新唐书·虞世南传》解释说：“帝（唐太宗）尝作宫体诗，使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即言虞世南反对唐太宗的南朝宫体诗歌。如此的批评于宋代一经形成，其影响所至，千余年来几成定制，难怪叶燮《原诗》有云：“唐初沿卑糜浮艳之习，句栉字比，非古非律，诗之极衰也。”
笼统地将唐初太宗诗歌及其文风同齐梁陈隋文风联系到一起，未尝不可。太宗的浮艳诗歌虽于当时便毁弃几许（《全唐诗话》：后帝为诗一篇，述古兴亡，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朕此诗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世南焚之），但仍有痕迹留给世人，例如其《赋帘》诗，便具有其宫体诗歌残存的香艳遗风。这似乎在告诉我们，这是从齐梁陈隋文学那里学来的，秉承着隋炀帝《喜春游歌》的余绪。
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简单，太宗世民的诗歌颇有雄壮豪迈之气，其《饮马长城窟行》诗即具有一种跃马塞外、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这根本不是宫体诗风所能涵盖的，况太宗本人即励精图治，反对奢华，诗歌《帝京篇》小序说：“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即是太宗世民的政治志向、文学取向的表白。因此，将唐初太宗世民的文学同齐梁陈隋之文学直接联系起来是欠通情理的。
唐代文学起始便自觉地同齐梁陈隋之文学保持了距离，唐人深刻反思了齐梁文学对国家政治所造成的破坏。魏征于《隋书·文学传序》中指出：“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型，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显而易见，这段话指出了唐代文学所应选择的方向与道路。因此，通过对隋代文学的分析，唐人将之划入南朝文学的范畴，象《南齐书》、《梁书》、《陈书》所创置的“文学传”科目一样，《隋书》也有“文学传”，从而将南朝及隋代文学同汉魏晋北朝文学区别开来，进而倡导唐代的“雅正”文学，一如太宗世民所身体力行的那样，而且这种势态一直保持到唐亡，刘煦《旧唐书·文苑传》高度评价唐及太宗文学说：
爰及我朝，挺生贤俊。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词炳丹青，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
《新唐书》对此虽有微词，但同《旧唐书》一样，为唐代文学历史撰“文苑传”，只是稍有变化而为“文艺传”而已，恢复到传统史著的体例上。由此可见，唐人及唐之后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唐代文学不同于前朝，从而严格区别唐代文学与齐梁陈隋文学质的差异。
但是，太宗世民文学及以后的文学（例如高宗武后朝文学）毕竟存在着齐梁宫体诗的痕迹，象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是不容抹杀的。但问题是，这种齐梁宫体诗风是如何影响到太宗文学的？是由齐梁而陈而隋一脉按照历史的顺序自然地沿袭，象传统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还是另有其它途径与方式？而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即：齐梁文风的北传及余绪。
齐梁文风的北传，早在齐梁文风形成不久，即流向北方，时值北魏孝文帝朝，文学大兴，《魏书·文苑传》评之曰：“逮高祖驭天，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辙，掩踔曹丕，气韵高艳，才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便是对当时文学从冬眠中走出，形成浩大声势的记录。文学饥渴的北魏士人对南朝沈约、任昉的“齐梁体”大加赞赏，学习其讲求音律、对偶、风格绮丽浮艳的诗歌，其狂热的程度连南朝人也叹为观止，其实践的结果连南朝人也自叹不如。梁武帝萧衍评价北魏温子升文学说：“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恨我辞人，数究百六。”（《魏书·文苑传·温子升》）而且，齐梁体又成为北方士人评价自我文学的唯一标准，温子升可以“陵颜（延之）轹谢（灵运），含任吐沈”（同上）。延至北齐，依旧如此，邢邵攻击魏收偷窃江南任昉的文体，魏收攻击邢邵作贼于沈约集中（见《北齐书·魏收传》）。南朝入北士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记载说：
刑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刑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宴谈，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
可以想见到北方魏齐时对南方齐梁文学的吸收。
需指出的是，这时北方所学习的只是齐梁的“永明体”，至于后之由梁简文帝掀起的宫体诗狂潮，则于北方魏齐之际的士人影响不大，产生影响只是在北齐后主朝，由入北南朝士人所推动而建立“文林馆”之时，但也只是限于皇室，北齐后主“敕通直郎萧放及晋陵王孝式录古贤烈士及轻艳诸诗以充图画，帝弥重之”（《北史·文苑传》），普通士人则极少为之，少有作品传世。
虽然齐梁“宫体诗”没有在北齐形成规模，但在北周则产生了巨大的声势，齐梁文风的北传没有进入东路，却在西路形成规模，这在西魏北周讲求极端复古主义的文化氛围中，似乎是极不协调的。《隋书·文学传》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返，无所取裁。”这就是说，北周在灭掉梁之江陵政权后，王褒、庾信等士人的入北，将齐梁“宫体诗”风带入北周，从而形成了第二次的齐梁诗风北传。
齐梁诗风的这次北传，其意义非同小可，除了将在南朝盛行的“宫体诗”引入北方，并走向极端，又形成新的诗体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历史发展的顺序，此诗风直接沿袭至隋，并影响到唐初太宗世民的文学。
对于这次由庾信等人因入北而造成的齐梁文风北传所形成的规模和对北方文学所带来的冲击及所形成的消极影响，曾经深受其害的初唐士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批判。署名令狐德棻的《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曰：
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扬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
这种观点代表了唐初士人对庾信文学的评价。显见，它得到了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认同，尤其是统治集团的认同，与后之对庾信的评价有着截然的不同。唐初士人们之所以如此地对庾信文学口诛笔伐，我们认为，“庾信体”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关于“庾信体”的出处，《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宇文招传》曰：“赵僭王招，字豆庐突。幼聪颖，博涉群书，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轻艳。”就现存资料而言这是最早提出“庾信体”的，在同时期的其它人物记载中则无有再言及者。由此言之，我们说“庾信体”是流行北周贵族集团中间的，是贵族子弟提高文学水准的标志。
庾信在北周的生活，是与上层贵族集团紧密相联的，政治生命是这样，文学实践也是这样。《北史·文苑传·庾信传》曰：“明帝武帝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思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托焉，唯王褒颇与信相埒。自余文人莫有逮者。”（《周书》本传与之同）庾信之所以同上层贵族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同他初至北方生活困顿，思想没有着落的状况有关。他的物质生活起初仰仗于宗室成员的蒙赉。这从庾信文札中有许多感谢赵王赐物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所赐之物有丝布、袍裤、犀带、米、鱼、鸡、马、猪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这些文札充满了感激之情。作为回报，庾信积极地参与了贵族们的生活，以自己的文笔点缀贵族们的生活，为他们增添色彩。这就决定了当时庾信是文学侍从的身份与性质。庾信当时写作了大量的谀词奉迎贵族们，这其中有墓志铭、碑志，也在奉和咏宴之作。庾信在南朝所形成的文学风格同他在北朝所作文学的性质相结合，必然会以浓艳的格调震动北周的文学界，掀起学习、模仿的狂潮，影响一定是极大的，故此有“庾信体”之说。
“庾信体”的性质到底怎样，有关庾信的记载没有直接提及，只有《周书·宇文招传》所透露的侧面信息：“学庾信体，词多轻艳。”看来，轻靡艳丽是“庾信体”的重要特征，这点我们可以从庾信初入北时的文学实践得到映证。
庾信在南朝梁时，便以“徐庾体”而名动文学。作为东宫士人集团成员，文学侍从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文学的表现不离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期、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这样的场景与物象，以满足当权者的声色之欲；进而颇变旧体，歌舞宴乐，女性世界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文学风格轻靡艳丽，文学语言声色并茂，暖色成为最主要色调。《舞媚娘》诗云：“朝来户前照镜，含笑盈盈自看。眉心浓黛直点，额角轻黄自安。只疑落花谩去，复道春风不还。少年惟有欢乐，饮酒哪些留残。”写出了男女之间的浓情爱意，极富浪漫色彩。《和咏舞咏》、《咏画屏风诗》、《听琴诗》等一大批作品甜腻腻的让人发怵。但这样的作品在梁朝却受到极大的欢迎，“当时后进，竟相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北史·文苑传·庾信体》），俨然是文学领袖，以至文名远播，传至北朝，“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同上）。但这些诗歌主要是艺术技巧的创新，内容倒在其次。
然而，初入北时的庾信的文学表现却是宫体艳情诗的极端发展。如果说以前的宫体艳情诗多少还有清丽气息的话，那么，现在这样的气息丝毫全无。当时庾信诗歌的艺术技巧已臻成熟，故而转向内容的选择，一段时间里，庾信将宫体诗的女性世界推向了色界，直接抒写女性的肢体美，完全是出于欣赏的需要。如《奉和赵王诗》、《和赵王看妓诗》、《奉和赵王美人春日诗》等作品格调不免低入，使宫体诗的名声受到败坏。
庾信入北后的宫体诗作，说明他于宫体诗浸渍的深度，于诗歌创作的惯性上还没有完全刹住车。同时，也反映了他当时独立人格的丧失，完全成为当局所豢养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庾信文学的整体成就中的污点。同时更说明，文学空寂的北周社会对初来乍到的宫体诗的欢迎，以庾信为宗，“才子词人，莫不师教；三公名贵，尽为虚襟”（《全后周文·宇文逌〈庾信集序〉》）。因此，庾信此时期的诗歌穷缘情之绮靡，尽体物之浏亮，浓艳华丽，将北周的文学引向轻靡，刮起粉红色的宫体诗歌旋风。这便是“庾信体”的产生及其性质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庾信体”不是简单的“徐庾体”在北朝的翻版。“庾信体”继承了“徐庾体”在宫体诗上的写作技巧与风格，却抛弃了“徐庾体”所表现的士大夫的审美倾向，于艳丽中流露清新，以“变”为宗旨。因此在“庾信体”中大量存在浓艳的格调与审美选择，将女性赤裸裸地推向诗歌表现的前台，不再有所隐晦。这样做的结果是色欲增强，美感下降，诗歌从士大夫吟咏心性变为贵族们的赏心悦目。这也就是为什么庾信文学在唐初招致严厉批评的原因。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庾信体”在北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统治者成员趋之若鹜，但从北周文学的积极性来讲，对“庾信体”的欣慕只是在于它丰富了西魏北周文学的选择，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提高了北周文学的艺术水平。真正一味追求模仿“庾信体”的作品少之又少（或许贵族们觉得自己不必这样做，此等文章是侍从们的事，他们只是欣赏而已），他们学习的是“庾信体”的艺术水平，借以提高自己的诗歌水平。在这方面，有周明帝宇文毓《和王褒咏摘花》诗为证：“玉碗承花落，花落碗中芳。酒浮花不没，花含酒更香。”此诗在艺术上显得还有些生涩，是语词的堆砌，但尽力流露出一种典雅的气质，以象征帝王的四平八稳。因此，北周社会贵族们学习“庾信体”只是为了使自己原有的文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庾信体”艳丽的风格对贵族社会原有的雄壮、劲健的风格没有丝毫的影响，他们的诗歌依旧铿锵有力，代表了威武孔佳的力量。如宇文毓的《过旧宫诗》、宇文逌的《至渭源诗》、宇文招的《从军行》等，如此雄壮的诗歌是文士们所难为的。我们看到，连学“庾信体”最为成功、“词多轻艳”的宇文招的诗歌都这样格调雄浑，其它人便可想而知。因此，我们说，“庾信体”尽管对北周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北周文学水平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在它影响的势力范围之内，却没能改变他们文学的风格。贵族们维持了自己的习性。“庾信体”在某种意义上讲，只是贵族们欣赏文学的产物，在学习时，是有选择的。
曾经横扫北朝中后期的齐梁文风是否就是影响唐初太宗世民文学活动的罪魁祸首？因为，在这中间还横亘着约37年的隋朝。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李唐同北朝之间的文化渊源。
《册府元龟·一·帝王部帝系》条略曰：
唐高祖神尧帝，姓李氏，陇西逖道人。其先出自李皓，是为凉武昭王，薨，子歆嗣位，为沮渠蒙逊所灭。歆子重耳奔于江南，仁宋为汝南郡守，复归于魏，拜弘农太守，赠豫州刺史。生熙，起家金门镇将，后以良家子镇于武川，都督军戎百姓之务，终于位，因遂家焉。生天锡，仕魏为幢主，大统时追赠司空公。生太祖景皇帝虎，封赵郡公，徙封陇西公，周受魏禅，录佐命功，居第一，追封唐国公。生世祖元皇帝昞在位十七年，封汝阳县伯，袭封陇西公，周受禅，袭封唐国公。高祖即元皇帝之世子。母曰元贞皇后，七岁袭封唐国公，义宁二年受隋禅。
此文中关于李唐出身及镇于武川等事，因与本文关系不大，故可以不计，况且昔年陈寅恪先生早有论断（参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有关文章）。所值得注意的是，李唐与北周王朝的密切关系，是在贺拔胜、宇文泰兵进关中，创建西魏及北周政权的过程中。据后世所言：“周受魏禅，录佐命功，居第一。”可见李唐先人所建功勋之高，以及北周对李氏的重视。虽然宇文氏的北周政权后来疏远了当年那些并肩战斗的同志，而且李唐先人李虎也在周政权建立前死去，李昞也只做到周安州总管，但李氏作为西魏“八柱国”之一的成员，其贵族的地位是无疑的，因此，李唐先人包括李渊都必然在北周享受贵族成员所能受到的教育。尽管李渊从宦是在隋朝，同北周的关系不密切，但贵族的文化传统必然会影响到下一代，即太宗世民身上。这样，曾经在北周贵族集团文学活动中横行肆虐的以“庾信体”为代表的齐梁文风也就必然会在太宗世民的文学活动中得到体现。
正因为李唐王朝同北周政权之间内在的文化联系，所以，李唐王朝在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的取向上与前之的隋朝不同。隋朝因是以外戚的身份，以禅让的方式谋取到北周政权的，故而极力要拉开同北周的距离，于是转而取向于南方，这在隋炀帝朝尤为明显。而唐朝则反之，同前朝保持距离，却选择了同北周的文化联系。例如：“文学”，这相当于教官，汉时创置。三国时魏置太子文学，北周效仿，唐初秦王世民学之，“武德四年十月，秦王既平天下，乃锐意经籍，于宫城之西，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唐会要》卷64《文学馆》），其显赫者号为“十八学士”。再有“崇文馆”这一文化机关，乃是北周改北齐的“文林馆”而来，唐代也设这一机构，贞观十三年置，“教授诸生课试举送”。至于武周朝大举变革唐制，选择北周政治制度、文化制度而代之，更为我们所熟悉。因此，我们说，李唐王朝同前代的北周政权于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明白何以太宗世民会在提倡精力图治、勤俭质朴的社会风气的大背景下，创作出招致虞世南这样深谙齐梁文风之颓废影响的人物所反对的反映齐梁宫体诗风的作品。
应当说，太宗世民所处的外部环境还是不可能引发他创作带有齐梁文风的作品的，以其初年的文士集团“十八学士”言，只有虞世南、褚亮是南方出身，因文学见长而加入该集团的；蔡允恭、刘孝孙来自北周扶持的后梁政权；姚思廉、陆德明虽出身南方，但一为史家，一为儒者，至于其它人则出自北地，其文化的渊源均可从北魏、北周那里找到，但他们的祖上均非魏周时代有影响的人物，故不是贵族集团中人，所以也就难于学习到在北周时代有影响的带有齐梁文风的文学。因此，他们的文化、文学观念是地道的北方儒学观，以治图安邦这样的政治任务为重，而轻视绮靡的齐梁文风，当然他们的作品也就具有严肃的政治性。
由此言之，太宗世民的文学活动之所以具有齐梁文风的痕迹，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早年文化修养所致，即受到北周贵族文化、文学风格的影响，而且有一部分还来自家传。因此，在太宗世民的文学创作里，带有浓重的北周时代的文化痕迹，一方面是豪迈奔放、质朴苍莽，一方面是格调清新、秀媚，为齐梁文风之作。如《过旧宅》和《秋日效庾信体》，前者很明显是学习北周明帝宇文毓的《过旧宫诗》，是北方文学自有的风格；后者则是学习齐梁文风北传在北周所形成的格调的产物，足以说明太宗世民何以会有齐梁宫体诗风之作。
从唐太宗李世民文学活动的情况，我们可以明了南北朝时，南方文学对北方文学的冲击，也可以明了北方文学的发展脉落。齐梁文风的北传余绪，是我们认识唐代文学思想变迁及文学实践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