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共融性研究——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激励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非论文,视角论文,经济制度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共融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制度变迁是各国、各地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出现的经济增长奇迹，大致可以运用两个经济发展故事，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演化加以诠释。前者是循着自下而上改革思路，以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与人民公社集体农业生产制度解体的制度变迁为实例，讲述了中国人民主体性的制度自我变革的故事。后者是自上而下的国企改革，试错性地探索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融合的故事。农村经济发展的故事，是在非国有经济发展与壮大过程中，提升了中国的整体经济活力，促进了增量发展，为解决温饱问题与致富奔小康提供了持续的制度激励。后一个发展故事，虽然伴随着体制转轨的痛苦，但实证了公有制经济发展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制度层面存在的共融性——制度演化的激励结构：既要守正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又要出新于体制转轨的制度合意性。坚持与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科学发展的前途与命运，影响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是否能承担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双重历史性重任。本文关注的核心研究命题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存在制度演化层面的共融性吗？进一步讲，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共融性一定是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合理性解释的变量吗？
它既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新挑战。在20世纪末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西方人士为社会主义体制转轨国家开具了激进式改革的“良方妙药”，但在谋求国家利益和为民众谋福祉的过程中，并没有充分共享到“一揽子改革”带来的“新规则”好处与“标准化”市场经济国家的政治治理的发展成果。采取“渐进式改革”的中国，对苏联计划体制模式实行了扬弃，在经济制度建设方面，将农村经济改革的基本经验，转化成为市场竞争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深化国企改革，带动城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将股份制作为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制度共融性转化为良性互动的组织安排，不断地完善与深化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功能。正是这样制度安排的持续激励，社会主义中国才调动了非国有经济分散决策的积极性，并对国有经济发展实施了有效的产业规制，鼓励与引导各种经济发展主体，抓住了世界经济发展高潮的“市场经济显灵期”，加速自我发展的积累；积极应对亚洲经济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市场经济失灵期”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挑战，化危为机，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本文主要基于这样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经验与背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共融性进行实证研究，利用研究成果回应一些对这方面研究认识的不同。
一、文献综述
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始终是国内外理论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中国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向基本经济制度合意性研究视域进一步集中，将研究的重点聚焦在基本经济制度实施过程中，验证是否存在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共融性上。从笔者收集、掌握与筛选的文献看，将其研究文献梳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现象解释
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角度阐述国企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性，是国家重要媒体近期释放的一个重要研究信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它们试图从中国经济发展组织架构的角度，将国企比作骨骼、民企比作血肉的关系，诠释国企与民企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回应了时下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此消彼长的论调。具有代表性的现象解析有《光明日报》关注国企系列报道：《国企怎么样？》[1]、《国企怎么了？》[2]、《国企怎么办？》[3]。这组深度分析的研究文章，在揭示中国国企改革与发展的贡献方面提出了新的研究命题：国企在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存在价值，国企在市场竞争中存在的制度困惑，以及国企未来走向的归属问题。这一研究的意义是引导人们充分认识在规范的市场竞争结构中，国企与民企存在着互利共生的系统属性。
(二)理论深化
公有制与市场竞争机制是否实现有机结合，成为检讨与审视国企改革与发展成果，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否存在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共融性的理论支点。李义平(2012)呼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关注基本经济制度研究[4]。张卓元、郑海航(2008)在回顾中国国企改革30年的研究时，认为股份制是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的国有制实现形式[5]。李清均(2008)研究认为，国有企业改制获取了市场价格发现功能，是国企在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存在共融性的基本动因[6]。张军等人(2008)从企业家主体地位提升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国企改革的缓慢路径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赢得了必要时间[7]。百千文(2011)的理论研究表明，中国国企改革与发展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共融性，源于广义制度关联性的理论架构存在，印证了中国渐进式体制转轨的合意性[8]。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课题组(2011)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国企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共融性的理论基础，是制度作为效率改善与增长持续性的创新融合的结果，既包含制度的激励与约束效应，也存在制度加速转型的内在动力问题[9]。张义博(2012)从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收益差异性变迁的角度研究认为，广义上的国企收益与广义上的民企收入差距经过趋异后，正转向趋同，证明了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在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上存在制度共融性的理论逻辑[10]。吴敬琏(2003)通过构建体制转轨理论架构分析发现，体制内存量改革的必要性在于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共融性提供了激励结构[11]。但刘诗白(2008)从体制转型理论角度认为，中国国企改革滞后以及带来了的改革成本累进性增长[12]，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由此看出，在理论深化研究方面，从不同研究视角，为不同经济成分在同一制度体系下的共融性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三)实证研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是否存在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共融性问题，是近期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这一领域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看法：一是赞同国企改革与发展在实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存在共融性的事实。金里伦(2012)以大量实证经验强调国有经济“完全退出”不可行[13]。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2012)研究证明，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多种经济成分共融性的基本属性[14]。黄泰岩(2012)的理论实证表明，基本经济制度存在共融性与科学发展的合意性[15]。胡鞍钢(2012a，2012b)从典型事实的据证角度，提出“国退民进”现象的伪证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两条腿走路”的研究结论，实证基本经济制度中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共融性[16][17]。再比如，詹新宇、方福前(2012)利用RBC模型讨论了国有经济改革与中国经济波动的平稳化问题，从国有与私有两部门的关系变化角度，实证了基本经济制度中两种经济可能存在制度层面的共融性[18]。二是承认国企改革与发展在实行基本经济制度中存在互斥性。持有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是利用标准的市场经济教科书研究范式，得出了这样的实证结论。才国伟(2010)在实证中国经济增长因素时，研究发现国有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在部分地区存在大量的挤出效应[19]。凌文(2012)采取实证方法证明，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存在九个问题，直接导致对中小股民的利益侵害，因缺乏共融共治的法人监管结构，弱化基本经济制度中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互为发展的共融性[20]。刘瑞明(2012)从隐性补贴与市场分割关系的角度，将国有企业契合成为进行隐性补贴的角色，研究发现了一个地区国有比重决定了隐性补贴的程度，进而决定了市场分割程度[21]，即基本经济制度国企与民企之间因吃“政策偏饭”，导致制度层面的互斥。王林辉、董直庆(2012)在实证行业技术进步整体合意技术结构效应时分析，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势是政府资源集中的结果，低国有化不存在这一效应[22]，显示了基本经济制度中国企对民企的共融性较弱。其实，这些担忧是有必要的。杨其静(2008)回顾改革开放30年国企改革实践时，认为国有大型企业存在的三个政治遗产——政治庇护、腐败和内部人控制、原罪问题[23]，是导致基本经济制度对民企共融性不强的根本原因。尽管以事实为依据的实证研究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但制度层面存在的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共融性迹象还是不能回避。
(四)规范分析
国企与民企之间形成什么样的关系，才能在基本经济制度凸显共融性，是规范分析比较活跃的领域。白天亮(2012)在采访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时所获取的观点是：“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国有企业；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保障，在大企业层面提升国家竞争力。”[24]吕政(2012)从规范研究视角进行研究，认为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共融性之目的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25]。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2012)研究认为，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26]。不言而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国企改革与民企发展过程中具有制度层面的共融性。黄群慧(2012)在中国工业大国与工业强国的战略研究中，提出发展与改革管理部门、工信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科技管理部门、商务管理部门、国土管理部门与城乡建设管理部门等政策资源整合问题，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的多元经济成分共融性整合政策菜单，即构建一个多部门统一协调的工业强国战略实施的管理机制[27]。孙颙(2012)建议将国有资产改造为全民所有的“社保”股份，以增强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成分的共融性[28]。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的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共融性是一个政策激励产物，但如何最大化仍然处在讨论过程中。
综合上述的研究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国企改革与民企发展壮大，是基本经济制度“共融性”激励所形成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当下研究的缺陷是，桎梏于国有与非国有比重的变化，成为测度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成分共融性的理论分析的基本逻辑，即总是徘徊于市场竞争标准化与政府干预最小化的制度契合上，而忽略了制度变迁演化基本经济制度的内生机理：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存在的制度共融性不是意识形态导致的制度选择，而是生产关系调整适应与生产力发展之间良性互动的规律性体现。本文循着这一理论逻辑，既集成这一研究领域研究的积极成果，又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演化成为制度持续创新的激励结构，从实证角度进行研究，旨在运用现代经济学语境与国际比较通行的研究方法，诠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制度共融性的客观存在。
二、理论分析
(一)理论基础
生产力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良性互动，是人类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表现。本文假定中国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化，可能演绎成为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共同发展制度变迁的有效载体，这是由制度层面开放式属性决定的，存在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的制度共融性。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基本经验与惨痛教训，运用国有制与非国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共融性诠释，再贴切不过了。无论是鸦片战争后的国有商办的洋务运动，还是共和制的国家资源动员机制与外商的合作架构；无论是国民党的国家买办，还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始终存在着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制度共融性。过去的经济发展失败是忽略或弱化了这一客观属性和发展要求；当下经济发展经验解释需要重视或强化这一问题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这一问题解决对应的制度创新，已经演化成为制度共融性的固化激励结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创造的基本经验。经济发展需要制度结构的持续性创新。它是人类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客观要求。
无论何种国家经济体制，在制度变迁的微观层面始终存在着国有与非国有发展的制度共融性。其表现至少包括四层理论含义：一是生产方式的共融性。生产力发展是人类最高的发展境界。不同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经济制度，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反作用于生产力发展。这是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经济制度共融性的基本表达。二是生产力发展的共融性。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是生产工具的现代化。从生产力经济学的角度看，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的有机契合，缘于科技成果成为新生产工具与生产要素组合创新变革的第一驱动力，经济制度安排首先要包容科技发展生产力的“试错性”，保证经济变革与科技发展的制度共融共生。三是生产关系适应性调整的共融性。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是“铁律”，要求不同经济制度做出技术层面的制度预留，链接不同制度共融成分的“接口”，确保生产关系变革更加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这是生产关系适应性调整层面的制度共融性。四是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调整适应互动的共融性。张聚昌(2007)研究认为，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调整之间的互动机理是介质结构的激励缘故[29]。即人类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实在，就是一种制度共融性，旨在搭建起一个可持续性的制度互动架构，激励与约束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和谐发展。
基于上述研究讨论，有效的经济制度安排存在着制度共融性的激励结构：在制度变革演化过程中，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的介质结构的持续激励。在制度自我完善层面上，属于制度创新型的制度演化，实现不同制度积极成分的集成与包容的互交。
(二)模型拓展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实践探索的制度创新产物，也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于不同经济成分包容与共融的发展结果。笔者与张聚昌教授(2010)曾以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s)为核心要件，发展和拓展了张聚昌(2007)介质结构的理论分析框架[30]，但该研究的核心仅聚焦在公有制的非刚性制度接口功能对各种积极制度成分的吸纳，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不同组织成分的制度化共融性问题。由此看出，诠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共融性，实质是对公有制制度变迁微观理论的补充，其理论研究的兴奋点在于，从生态共生的角度实证基本经济制度对国有与非国有的制度性包容存在，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对峙与妥协，而是一种发展智慧的制度合意与组织共生的社会契合。
笔者假设，一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公有制理论创新的新尝试。创新本意是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点：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公众福祉，提升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是基本经济制度共融性的理论基石。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属于一个共融性的生态共生体系。它的生命力、成长性与包容开放，既要彰显竞争策略对制度种群积极进化的功效，又要体现出不同属性的组织单元集成生态共生体系的良性互动。这是基本经济制度共融性的理论支撑。三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功能性自我完善的演化结构。制度从互斥到共融，不是淡化利益发展，而是找到一个多元的制度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组织装置，将人民意愿、国家法律、文化融合、环境优化与制度的政治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深度的组织重构。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共融性激励的理论解析。
(三)模型深化
基于上述假设，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共融性，主要源自制度簇群的空间“苗床”效应[31]的客观存在：对“同类相聚，异类相分”进行了理论摧毁与实践重构，更加注重“强调异类相聚”制度簇群“杂交”体现出制度生态共生共存的生命力。
笔者利用(Tilman，1969)竞争模型[32]，进行了研究拓展，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共融性机理与特征，简约式地刻画为一般性的数理模型：
公式(Ⅱ)的政策含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属于一种开放型制度体系，因存在不同经济成分的互利共生，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实质是由这个互利共生发展机制所左右的成果。一般情形下，适度地消减国有经济占比，或者给予竞争性更强的非国有经济以新的成长空间，可能是增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共融性的重要途径。
(四)模型讨论
依据公式(Ⅱ)，在国有与非国有组织共生共存的情形下，大致能够再现四种制度共融景象：
第一，在国有经济强劲主导情形下，集权决策与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往往产生体制性的背离问题，导致整个经济系统处于高幅的波动。市场化改革初期或极端情况下的市场出清，国有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的适度混合是更具生命力的。
第二，在国有经济相对弱化、非国有经济相对强化的情形下，非国有经济促进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善，但在两者交汇的中间地带，因权力优势与规则灵活的组合，往往出现过度竞争或恶意竞争。改革开放初期，非国有制经济改革具有强烈的探索性，自下而上的实验，比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更具操作性，节约改革成本。
第三，在国有经济效率持续改善、非国有经济相对发达的情形下，制度性共融既能保持整个经济系统目标的预期激励，同时，也因不同制度逐利的替代性出现，导致短缺经济的体制性缠绕。改革开放中期，消除国有与非国有制度之间的歧视，进一步增强制度层面的共融，显得极其重要。
第四，在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形成良性互动的情形下，因制度互惠合作机制的进一步成熟，既强化了制度共生互利功能，同时也强化了制度化的偏利共生，导致不同经济体之间相互的吞噬与掏空。为此，改革开放后期，寻求、固化、放大能够促使国有与非国有经济竞争非对抗、共生非寄生、同构非趋同、演化非变异的新制度安排，可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演化的较高境界。
综合上述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共融性是经济发展基本目标所决定的，存在一个非连续性的动态均衡的制度演化激励结构，既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层面的互惠合作机制，又能包容不同的制度组织的个性差异。这是解释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融合国内各种经济成长、包容经济国际化竞争的一个新研究视角。
三、实证研究
(一)统计描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是令人瞩目的。理论分析发现，基本经济制度中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共融性是客观存在的。在基本经济制度的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共生条件下，制度共融性具象为经济发展过程变化趋势的同一性，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其经济增长变化的趋同特征。笔者利用1991-2011年国家公布的统计资料提供的原始数据，进行主要增长指标的趋势测度，着重实证制度共融性的客观事实与数据经验基本吻合这一研究命题。
第一，增长的共融性测度分析。对经济增长的一般含义，运用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据增长变化观测是比较客观的。笔者将其经济增长的共融性实证，转化为经济增长指标变化的统计描述与观测。即运用历史经验数据，检测GDP增值率、国有经济增加值增长率、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增长率之间，在一定的时间内存在某种发展变化趋势的一致性。从图1(见下页)可知，经过1991年至1997年的体制改革的深度融合后，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出现了协同一致的增长特征，即两者之间具有增长的共融性。
图1 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增长的共融性统计描述
第二，投资的共融性测度分析。投资是经济增长一个比较重要的统计观测指标。研究其投资的共融性实证，实质是观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国有投资增长率、非国有投资增长率之间，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存在某种发展变化趋势的一致性。从图2提供的统计数据变化直观分析看，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展牵动，两者的投资增长的共融性较经济增长的共融性更为明显。尽管从2007年至2009年国有投资与非国有投资出现了增长趋势的不一致性，但2010年又实现了相互之间共融性的“回归”。其实，在2007年至2009年抗击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国有投资扮演了政府有效干预与应对危机的载体角色，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责任，导致共融性的降低。
图2 国有与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共融性统计描述
第三，就业的共融性测度分析。就业的共融性测度分析，既是劳动力投入的观测，也是社会成果分配的考察，主要考察全社会总就业增值率、国有经济就业(包括城镇集体经济就业)增值率与非国有经济增值率，在一定时间内存在某种发展变化趋势的一致性。从图3(见下页)可知，与前两者所不同的，这一经验事实再现了过去20年的共融性“现象”是如何形成的。经过1991年至1999年的“弱共融性”后，从1999年至2010年演化成为“强共融性”的趋势。导致这一变化的决定因素有两个：一是社会保障体制并轨，二是人们就业、择业与创业的观念的制度差异减弱。两者的作用与影响，导致了国有与非国有就业增长的共融性增强。
图3 国有与非国有就业增长的共融性统计描述
(二)回归分析
根据统计描述与测度观察，比较直观地印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存在制度共融性特征与变化趋势。但两者之间制度共融性的程度与质量未刻画。为此，作者构建了两个经验模型，进行计量分析与结果检验。前一个模型旨在计量与检验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同一性质的共融性；后一个模型旨在计量与检验基本经济制度下，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是否存在两者互为作用的共融性。
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增长共融性的经验证据。假设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增长率、国有与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之间存在基本经济制度条件的某种共融性，即通过国有与非国有各自的弹性系数反映，其经验模型设定为：
根据这一经验公式可知，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基本经济制度下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增长的共融性存量较低，在经济增长、社会就业制度安排中，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共融性已经积极显现；但国有与非国有投资项的弹性系数为负值，表明在其投资领域的共融性较低，表明投资体制制度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制度差异，需要深化改革。图4的散点图表达的基本情形也印证了这一个经验事实。
图4 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增长共融性相关性离散图
首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是改革开放制度演化的产物，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国企改革与民企发展壮大，是基本经济制度“共融性”激励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存在的制度共融性不是意识形态导致的制度选择，而是生产关系调整适应与生产力发展之间良性互动的规律性体现。
其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共融性是由经济发展基本目标所决定的，存在一个非连续性的动态均衡的制度演化激励结构，既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层面的互惠合作机制，又能包容不同的制度组织的个性差异。
再次，经过1991年至1997年的体制改革的深度融合后，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出现了协同一致的增长特征，两者之间投资增长的共融性也比较明显。尽管从2007年至2009年国有投资与非国有投资出现了趋势上的不一致性，但2010年又出现了相互之间共融性的“回归”趋势。社会保障体制并轨，人们就业、择业与创业的观念的制度差异性减弱，导致了国有与非国有就业增长的共融性增强。
最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基本经济制度的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增长的共融性存量较低，在经济增长、社会就业制度安排中，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共融性已经积极显现；但在投资领域的共融性较低，表明投资体制制度依然存在着制度差异，需要继续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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