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学界的困境和出路：本土化领导研究思考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学界论文,中国论文,出路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02；C9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5X(2010)02-0032-09
一、中国管理学术界需要一场变革吗？
对于中国管理学界，一方面，经过20多年的探索、学习和提高，以中国一流院校为代表，已经全面开启了与国际接轨以及紧跟国际主流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伴随“国际化”浪潮的高涨以及实证研究主导的学术氛围的确立，也有一定数量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始提出质疑和批评。同时，在中国学术圈以外，国际管理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分歧，“范式对立”和“多元范式共存”已日益明显；而国际上的一些重要学者对学术共同体自身学术实践的批判也不绝于耳，国内实践者、媒体对于中国管理学院/教授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2008年，笔者曾向中国管理学术界的部分学者发出了“一个特别的邀请”，希望通过对下面这些管理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回应，甚至争鸣，增进学术共同体的交流，以推动中国管理学术的发展。两年下来，尽管寥寥可数的回复让笔者对中国管理学界主流学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志趣有了比较真切的感受。但回望这段经历，笔者依然坚持认为，如果管理学者不能在这些重大而根本的研究问题上做出深刻反思，中国管理学术的前景并不乐观。
“关于管理的哲学思考？(管理是科学吗？管理是尚未成熟的科学吗？您所理解的科学是什么？管理学科发展的目的是什么？管理世界存在普适性的规律吗？实证研究是管理研究唯一可以接受的研究方法吗？中国管理学术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什么？)
关于管理教育？(您对中国高等管理教育的评价是？您认为管理教育还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呢？如果请您为中国管理教育出谋划策，您觉得最应该做的三件事(多多益善)是什么呢？)
关于管理实践？(您认为中国管理实践和管理研究存在很大的间隙吗？您认为中国管理实践和管理教育存在很大的间隙吗？您认为管理研究和管理教育远远落后于管理实践的说法可以接受吗？)
关于中国管理学？(中国会产生自己的管理学吗？中国管理学的出路是和国际主流接轨，还是另起炉灶地全面创新呢？)
请您谈一谈“管理实践-管理教育-管理研究”之间的关系？
您如何评价今天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现状？应如何改进呢？”
近年来，中国一、二流的管理学院(商学院、经管学院)围绕“重点、杰青、基金”等国家级科研课题，“SCI、SSCI、EI、A类、B类”等论文评价制度，“填表申报”、“写作发表”的“学术风气”已“深入人心”，甚至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主流学者在“与国际接轨”口号的感召下，接受北美主流范式，特别是实证研究方法论，在培养研究人才，跻身国际学术圈的努力上不仅成果显著，而且立竿见影。同时，非主流学者尝试讨论范式之争/多元范式等严肃议题，尤其是创立中国管理学派的反弹①也让人印象深刻。
然而，在一片“大好形势”下，有三个比较权威的声音却相继发出了“异响”，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反思。三位学者对于中国管理学术现状的详细描述和剖析，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因此，笔者特别“选择”了他们的主要观点，集中在三位学者对于中国管理学术现实的一些“批评”和“建议”上(见表1)。从中不难看出，尽管三位学者在各自的“建议”部分有不同的倾向，比如郭重庆讲得比较原则，徐淑英讲得比较具体(应用科学的判据)，谭劲松讲得既具体(多元方法)又抽象(对科学真理的追求……成为真正的科学②)。但就批评方面，则比较一致：徐淑英和谭劲松都提及中国管理学者缺乏科学信仰，也分别从正反两面强调了“(科学)研究方法”训练的重要性；三位学者都提到学者的“自娱自乐”、“把科学目标当作发表文章”、“一窝蜂地……问卷调查”，而在研究结果上，在郭重庆看来是“两张皮”、“插不上嘴”、“吃别人嚼过的馍”；在徐淑英看来是“非常聪明”、“未必了解”、“生吞活剥”“忽视历史和现实”；在谭劲松看来是“拎着榔头找钉子”。
作为中国管理学术发展的亲历者，笔者日益真切地感受到“国际化-规范化-实证化”作为中国管理学术的基准标尺，尽管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管理学者的“技术装备”，催生了一大批符合这一取向的论文、课题，基金课题的规模、数量被不断刷新，博导、教授、博士、硕士的数量成倍增加，但不容否认在这一连串光鲜的记录背后，似乎还不容易看到学术研究最灿烂的音符，“我们究竟有什么重大发现？”，“我们到底解决了什么关键疑难？”，“我们如何增进了人们对组织管理的认识？”，又是“如何帮助组织改进了绩效？”，“如何促进了社会福祉的提升？”。
有人说，中国学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徐淑英说我们到了危险关头，或许需要一场“范式革命”。也许“革命”在我们的语境里是一个太过激烈的措辞，但难道我们不应该深刻地反思，长此以往，我们除了继续生产大量无关痛痒的规范论文，培养大批仅仅是长于技术的学术后进，又如何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揭示中国现实，帮助组织提升绩效，回报社会，对国家、民族做出应有的贡献呢？因此，中国管理学术界的当务之急，就是需要发动并推进一场深刻的变革。
中国社会发展至今，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上看，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又可谓“世代轮回”；既可以说“成绩斐然”，又可谓“积重难返”。作为一群亲历这段急剧转型史的普普通通的中国管理学者，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更要有勇气、有能力选择那些我们思之念之的管理视角——直面现实的重大议题，认真检讨我们的学科处境，深刻反思我们的学术道路，扎扎实实做出些对得起良知拷问，对得起时间洗礼，真诚、用心、用功的探索和研究来。因此，中国管理学术再不能以各种“标签”为导向，无论是项目、获奖，还是论文、专著。我们必须回归到管理学术的根本追求，从中国丰富的组织实践出发，发现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努力用我们的智慧去帮助组织弥补缺陷，提升绩效，达成目标，同时对管理知识的增进有所贡献。在笔者看来，唯有发扬质疑、批判、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培养良好的问题意识，发展我们的直觉和洞见，改造我们的认识论、方法论，才能真正做到顶天立地。
二、中国当代管理学术进程概要
每一代学者都有自己特殊的遭遇和时代所赋予的使命。我们是十分幸运的一代，经历了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见证了中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崛起和广大人民生活的日渐富足。一路以来，从无知、好奇、盲从、反思、探索，直到批判和挣扎，这一代管理学人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会有什么样的定位，不妨通过个人视角提供一个参照。
中国历史上沉淀了丰富的政治、社会、经济管理经验和多种管理、领导模式。但毋庸讳言，我们从来没有出现过接近现代市场经济的商业环境，也就不可能出现现代企业这样的组织形式。我们这一代人最初的管理“经验”，或许有“车水马龙”、“田间地头”的差别，但不可能有市场中“赢利性组织”的完整印象。即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到早期的那些工厂——作为计划经济中的生产车间，无论大小，不是没有管理，但更多的只能是生产环节上的“工程问题”——库存、排序、调度等，也包括人事、后勤上的困扰。改革开放初期，袁庚的“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真实反映了由于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被长期压抑，搞一个工分制、承包制，大家就能焕发出巨大的潜能，创造出所谓深圳速度的奇迹。只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我们才对战略、产权、治理、组织、领导、营销、人力资源、财务、资本运作等等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而早期在“管理系”工作的前辈，也是从翻译、传播西方经典的管理著作入手，无论是综合类、财经类的学校，还是理工科大学，少有管理科班出身的教师。两个主要的分支是：一类从经济学起家，不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往往把经济与管理混为一谈，直到今天还有不少经济学家被当作“管理专家”来看待；另一类从工程起家，包括系统工程、生产组织管理1、工程管理，教师和学生也大都接受工科训练。不难想象，大家对“管理”的认识其实都比较片面。近15年来，经济学家关心的是“市场-产权-股改-治理-制度”和宏观经济政策；而管理工程这一脉的不少学者借助其数理背景较早走上了国际化的学术道路，专注于论文发表的数量和级别。无论哪一个分支，恐怕没有多少管理研究者认真观察、亲身参与、系统剖析过中国企业管理的各类问题。
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近十几年来MBA教育的迅速开展，对面向中国实践者普及现代管理知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理论上，MBA学员的“应用取向”有可能校正中国管理学者“远离研究对象”的不足。但我们学习、跟进的榜样——北美主流的当代商学院教育却早已在唯学术取向、理论与实践脱离方面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境。我们或许很快地学到了别人的案例教学方法，也建立起自己的案例库，授课方式和内容都有改进。但这种努力依然难以逆转用学术(国际上以“高水平”论文/国内以“高水平”论文和国家级课题)来标示学者地位的惯性。制度使然，而且已经是组织文化使然。国内的商学院不是没有教学和学术同样出色的两栖型学者。但无论是本科层次，还是MBA层次，一个缺乏引导学生思考和实践管理的教师，却会因单纯的学术努力，在现行制度、学院文化上舒适合法地占有重要管理学术地位；一个在教学上表现优异的老师，而因缺乏良好的课题、论文纪录，较难取得同样的合法性地位和更合理的待遇。这在中国当今一流的管理学院中尤其如此。因此，我们事实上并没有抓住弥合学术与实践隔阂的这个契机。
不可否认，海外学者的回归极大地促进了国内较为“落后”的组织管理及相关学科研究。但从这股潮流开始，无论是管理科学，还是组织管理、战略、领导、人力资源、营销、财务，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同一条”国际化道路。以在国际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其实也是现有制度下最大化个人利益)为最高追求，这和中国高校“争创一流”、“争创研究型”的发展思路也非常吻合，学校自然会设计非常诱人的激励政策。当前这一态势并非管理研究领域所特有，而是中国大学今日之通病(靠金钱激发科研)，其已经且正在产生诸多足以摧毁中国学术共同体尊严和公信力的恶果③。
简单地回顾这一段历史，目的就是要梳理我们已经走过和正在坚持的道路。我们从对市场经济、现代企业管理一无所知的状态出发，靠一代人的努力“翻译-普及”，凭借我们的技术优势、研究偏好、问题意识，逐步形成了中国管理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和“规则”——共享范式(paradigm)。今天，中国最好的管理学院(商学院、经管学院)，最“优秀”的学者大都在义无反顾地努力实践着“与国际接轨”的目标，纵然困难重重，却已是成绩斐然。然而，为什么掌管中国管理研究最大一笔国家基金的郭重庆院士会指责我们“吃别人嚼过的馍”、“插不上嘴”；为什么曾经带领我们走向国际化最重要的学者徐淑英会批评我们缺乏科学信念，无视现实需要，只有发论文的“小聪明”；为什么海归教授谭劲松会调侃我们是“一窝蜂地……拎着榔头找钉子”。不少国内最好的管理学院的博士、硕士生，除了整天围着“老板”做课题，想着发表这个档次、那个级别的论文，到底接受了多少“科学探索”的系统训练，是否领会了如何形成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又获得了多少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而中年、青年教师中又有多少学者，除了忙于“填表申报”、“写作发表”，还在关心中国管理学术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在探索如何削减学术与实践的隔阂，在努力以自己的学术成果对中国组织管理有所贡献。
出于长期对中国管理实践和学术探索的思考，结合自身的观察、实践和理解，笔者提出了一个中国管理学术进程的简要轮廓(见图1)。从中容易发现，在经历了20多年的“无知”、“模仿/跟进”以后，今天，我们正处在学科发展的十字路口。围绕中国管理学术的探索，至少可以选择三种不同的路径：(1)从中国传统文化“演绎”出一套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原则系统，尽管笔者对这条道路并不认同；(2)与国际主流接轨，即以实证研究为主导，在西方现有理论基础上“修修补补”，继续走“检验复制”的道路，显然，这也是中国管理学术主流学者的选择；(3)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社会情境、组织经验基础上，重新“归纳”具有“本土化”经验支撑的研究路径。第三种路径是笔者所主张的，既可以有效回应学者的质疑、批评，又能“摆脱”中国管理学者“paper maker”角色，释放出中国管理研究巨大潜能的道路。但是，与谭劲松“成为真正的科学”不同，与徐淑英欲言又止的“范式革命”不同，与郭重庆语焉不详的“接着走”不同，笔者认为中国管理学界的这场深刻变革，必须首先确立直面现实的研究态度和立场；其次，必须打破“实证研究”作为唯一合法范式的“偏见”，宽容地对待在国际学术版图已经出现且不断壮大的“非实证范式”，承认其在管理研究中的合法性地位；再次，只有在“理念、制度、文化”上的全面改造，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优势，并使中国管理学术界能够增进知识、服务社会。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并不是所有关乎组织管理复杂性的构想、机制都是可观察、可测量的，“直觉(intuition)、洞察力(insight)”这样的人类智慧，如果借由文字和逻辑就能帮助人们加深对管理世界复杂面貌——机制和意义的认识，它本身就是其合法性的最好证明——无论它被叫做诠释学，还是建构主义。
图1 中国当代管理学术进程
三、一场深刻的变革：本土化领导研究思考的启示
以下的讨论建立在一个面向中国本土化企业领导的研究设想上。我们首先从对还原论局限性的反思入手；其次借由笔者建立起的一个组织“不确定性来源的全景图示”，剖析领导研究所遭遇的“割裂”与“整合”；最后，较为初步地探讨这一研究设想可能遇到的方法论问题。笔者期望通过这一“案例”的展示，进一步反映中国管理学术界这场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中国本土化企业领导研究的认识论问题
还原论自科学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科学研究的主要驱动力。还原论在自然科学中有着杰出的表现，其作用在物理学领域最为明显，但在其他自然科学领域却开始受到置疑。乐观主义的还原论者认为，“只要把握了物种的DNA排序”，也许有朝一日，就能达到“对‘原生动物或孔雀’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斯蒂芬·罗思曼则认为那种想法永远不可实现——“那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全然是无的放矢”。管理研究自20世纪50-60年代转向自然科学范式，抛弃了早期经验主义的故事、顿悟和直觉，伴随统计学的广泛应用，进入一个“还原主义时代”。充满复杂人性以及人际交往冲突的、鲜活的组织管理过程，被不断“重构”为一组组“变量”。直到今天，无论国际、国内的主流研究大都是在提出新的变量，验证变量间的关系。我们是能用“身高”、“体重”去看待一个人，也可以用“血压”、“心跳”去分析一个病人，也能用“情商”、“智商”去推断一个成功人士，但我们知道他/她的成长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他/她心智、行为的影响吗？知道他/她是从善如流，还是刚愎自用；是心胸坦荡，还是小肚鸡肠；是活力四射、创意无限，还是死气沉沉、朽木不可雕呢？同理，我们的确看到了太多的管理研究不断向我们报告组织的那些“物理特征以及细节”，或是“均值人的思想和行动”，但我们从来不清楚是何时、何地、为什么、凭什么，由何人取得了成功或者遭遇到失败。靠测定变量去反映深层次的组织机制，去拟合复杂、动态的组织管理过程，更多地恐怕是一厢情愿吧。
笔者曾提到，管理理论的丛林乱相一直没有得到消弭，领导理论丛林更是异常“茂盛”。我们如果把西方世界几十种不同的“领导理论”，几百个不同的“领导定义”全盘接受，将会有多少变量值得关注、挖掘，又会有多少变量关系值得测量、分析；尤其当研究者转向“中国情境下的领导研究”时，加一个调节变量，多两个中介变量，又会发现多少新奇的“理论”，将会产生多少研究论文呢。但是，这种学术主张漫天飞，领导理论“碎片化”的表面繁荣，除了方便学者安身立命以外，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领导理论的严谨性并体现它们的应用价值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对于“领导”的想象和经验能够等价于“leader/leadership”吗？我们不需要通过“扎根”重新建立中国人自己的“领导观”吗？
事实上，要找到好的“领导”理论，不仅要考察中国人对“领导”的丰富经验，尝试挖掘领导的本质属性，还必须寻找一种更为整体、系统，更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分析思路。笔者曾经从组织管理“不确定性”出发，尝试构建了一个认识领导作用的新框架，并将之定义为基于组织管理不确定性来源的全景式分析。不难理解，组织管理过程一定是动态的、历时性的，是一系列事件/行动编织在一起的“复杂的因果链条”。本质上，任何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管理研究结论，都必须要“解释”这一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的变异以及各种变异间彼此的内在关联。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从不同立场、视角，选择不同的变量组合去“重构”领导经验的还原论根本无法胜任这种研究的挑战；同时也意味着当下为了满足自然科学范式的“基于变量关系的大多数实证研究”，很可能仅仅是在表面现象和事实的片段上徘徊，而根本没有触及完整的组织过程及其深层机理。笔者认为，这不仅是中国管理研究的问题，也是西方管理研究的弊病，我们需要尝试用更合理的研究方法来解释我们所观察和认识到的现象，并挖掘其背后深层的规律。
从组织不确定性出发，我们能够看到一条比较清晰的逻辑链条：｛[环境]—[领导]—[战略]—[组织结构+组织机制]—[行动结果]｝。如果想要对[行动结果]做出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只有当我们首先能够解读[环境]、[领导]、[战略]、[组织结构+组织机制]；其次，也是最关键的，能找到[环境]与[领导]与[战略]与[组织结构+组织机制]的内在关联，我们才可以期待有机会得到比较可靠的研究结果。就这一组织过程而言，我们有几个简单的选择：
[领导]A0
｛[领导]—[行动结果]｝A1
｛[战略]—[行动结果]｝A2
｛[组织结构+组织机制]—[行动结果]｝ A3
组合起来看，
｛[领导]—[战略]—[行动结果]｝ A4
｛[战略]—[组织结构+组织机制]—[行动结果]｝ A5
｛[领导]—[组织结构+组织机制]—[行动结果]｝A6
｛[领导]—[战略]—[组织结构+组织机制]—[行动结果]｝ A7
除了专注于领导自身的A0与绩效无关以外，A1、A2、A3、A4、A5、A6和A7所建立的解释链条其实都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比如即使在经验上找到了A1｛[领导]—[行动结果]｝的确定性关联，却无法剥离[战略]、[组织结构+组织机制]、[环境]可能发挥的作用；同理，即使在经验上找到了A5｛[战略]—[组织结构+组织机制]—[行动结果]｝的确定性关联，也无法剥离[领导]、[环境]的影响；即使在经验上找到了A7｛[领导]—[战略]—[组织结构+组织机制]—[行动结果]｝的确定性关联，还是无法完全剥离[环境]的影响。
当然，对于[行动结果]的那些“致变因素”，我们虽然可以有种种猜测，但这个链条中最重要的环节只可能是[领导]。因为一个组织最终的决定因素只能是人，而组织成员当中，作用最大的只能是领导，因为只有[领导]对内决定了[战略]，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结构+组织机制]，而[环境]对组织所施加的影响也只可能主要通过[领导]来体现。更何况，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在中国这个讲“纲常”、“礼数”，重“王权(及各种衍生品)”、轻“民意”，乃至普遍的“官本位”社会中，以[领导]为出发点去系统探索中国组织的管理问题应该是合情合理的选择。
从我们重新建立的认识框架出发，现存的大量领导文献主要不过是集中在各个环节及其“片段”上。比如“特质研究和行为研究”，虽然成果非常丰富，但也只关注了[领导]以及[领导]与[行动结果]的关系；“领导与TMT的研究”只关注了[领导]与“高管”在组织内部的“互动关系”——相当于[领导]与[组织结构+组织机制]中非常局部的问题；“领导与董事会的研究”只是涉及到[领导]与[情境]中非常局部的问题。[领导]与[战略]、[外部情境]与[领导]、[领导]与[组织结构+组织机制]等“片段”的研究尚不丰富(比如领导与意义生成、领导与“符号交互”、领导与“组织建构”)，也就谈不上如何建立一个更加“系统”的认识途径，串联起｛[环境]—[领导]—[战略]—[组织结构+组织机制]—[行动结果]｝逻辑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从而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因此，在领导领域，国际、国内一方面呈现出丛林乱相，另一方面则是冲突、矛盾。事实上，今天多数在还原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选择了与情境无涉(free context)的策略，也即没有深入到复杂的[环境](外部情境)当中，没有触及组织复杂的动态过程(组织情境)，或只是象征性地选用某些指标来反映研究者所认为的情境的“调节作用”，结果只能提供太多片段性的“偶然性”知识。不然，怎么解释经典研究中所展现的，在管理诸多领域存在的可怜的“可复制性”。更不用说，常常还会看到在领导领域对“同一个现象”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说法”。所以，笔者认为只有当研究者比较完整地“看到”了从｛环境｝到｛领导｝到｛战略｝到｛组织结构｝+｛组织机制｝到｛行动结果｝的“一致性”全貌时，才能够接近我们通常所谓的“规律”。而这一“系统”的视角，意味着在我们的研究中，必须引入“情境”、“行动”以及“时间/历史”维度，从而反映一种全新的认识论。也许这样的野心和勇气会让多数熟悉“还原论”、“实证研究”的研究者感到焦虑，但笔者愿意尝试这种“全新”的研究思路，即从[环境]到[领导]到[战略]到[组织结构+组织机制]到[行动结果]系统地看待中国本土化企业领导问题。
最近，笔者很高兴地看到，西方学者也开始有类似的反思，提出了“领导的多重性本质(Multiple levels of being)”分析框架，以识别现有领导研究的“片段性”特征，而我们所熟悉的大量领导研究成果不过是集中在最粗糙的物质的和可感知的层面(physical and sensible world)，而较少深入到领导的“符号性(image and imagination)本质”、“精神性/心灵(conscious/spiritual)本质”以及领导的终极本质。
(二)中国本土化企业领导研究方法论的初步探讨
笔者要尽力去拼凑的这幅图画首先是“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化过程”如何“影响了领导者的心智和行为模式”。我们不会只采用“文本注释的方式”，而是倾向于历史分析、扎根理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式；其次，我们很好奇种种“类型化的领导”如何在“特定的情境中”建立“组织秩序(结构和机制)”并取得了怎样的结果。这里涉及“内部情境(人际互动、组织文化/气氛)、外部情境(地域、行业、政策等)”，以此获得那个可能比较“全貌”的大象。我们不会只采用“变量关系的研究方式”，而是倾向于关键事件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最后，在笔者看来，面对如此复杂的组织过程和要素、变量，最接近完成这一使命的研究方法，必然是能够反映“历时性”、“行动性”、“机制性”特质的案例研究方法。按照我们新的认识框架，在我们所进行的预备性研究中，已经发现了这一视角的丰富面向。下面是一个简略的故事片段，尽管只集中在“领导个体”本身，是“研究对象”在面对面的交流之后，被“研究者”所重构的，但它至少比由秘书、助理代填的领导研究问卷更加可靠；尽管前者只是主观的表述，进而是诠释，而后者是“客观的”数据，最终是分析。
“一名企业老总，1953年出生，高干子弟，文革中受到冲击，当众批斗亲生父亲；和弟弟拣过菜叶，当过翻砂工，为半斤肉票、油票不愿换更轻松的工种；借助贵人相帮，文革后进入大学深造；‘年轻化、专业化’时代，连跳四级成为国营大企业的厂长；又有贵人出手，89风波表现成熟，中国第一届‘MBA’，在权力争斗的漩涡中离开国企，出走‘特区’；一落千丈的基层生活，为领导‘排忧解难’脱颖而出，又经贵人提携，一步步走向职业的高峰；活跃的社会活动家、琼州海峡的横渡者；快速成长、竞争激烈的行业，曾经无限风光，今日光彩不再的国有企业……”
如何真正解读一个个鲜活的故事里所蕴藏的丰富的“领导”信息，依照｛[环境]—[领导]—[战略]—[组织结构+组织机制]—[行动结果]｝的系统性思考，我们会编织一幅怎样的图画：
“传统文化”的投射；“家庭教育”、“中小学教育”、“文革”、“高考”、“政策”、“研究生教育”、“官场角力”等等如何塑造了一个人的“心智”和“行为”；是什么“机遇”、“情境”、“事件”影响了他事业的“成功与失败”；是什么样的组织(地区、行业)，让他连同各级“合作者”一道，在什么样的组织秩序(结构、机制、文化)中，相互磨合、彼此砥砺，并取得了怎样的业绩或是付出何种代价……等等。然而，他又是怎么选择战略的；是怎么建立组织秩序，是如何确立权威、维系人际交往的……等等。或许在完成了一个冗长但不乏味的故事以后，我们才能说，他是运气最好的a；他是最能高瞻远瞩的b；他是最具执行力的c等。而当我们“叙述”了足够多的中国本土企业领导故事以后，才有可能将他们进一步类型化，我们猜想他们通常分别是“a+b”、“a+c”、“b+c”、“a+b+c”等等。
笔者确信，还原论无法消解其在领导研究中的天然欠缺。我们正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变量，但越是拆分，越看不到片段还原为整体的可能。多年来对于管理研究“科学性”、“合法性”、“多元性”的思考，使我们逐步认识到，真正有价值的管理研究，固然需要“规范研究方法”，但“方法”却绝不应该成为“问题意识、研究对象”的羁绊——当我们只研究可测量的管理现象时，谁能断定那不是冰山一角，那不是大象的尾巴。受现实主义(realism)研究者的启发，笔者构建了一个直观的认识几种研究途径边界的模型(见图2)。我们无法想象通过“可测的”“变量间关系”的探索，研究者就能冲破“情境”的迷雾，而直达领导/组织背后的规律乃至真理(领导研究的乱象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当然，我们也不赞同“后现代主义”在消解“真理”的同时对任何“规律”都加以否定。正如汉特(Hunt)所言，我们可能像大多数管理研究者一样(尽管多数实证主义者不会公开承认)，保持着一种折中的“现实主义”立场。在笔者看来，管理世界不可能存在真理，因为我们无法设想，也没有能力去用一条/组定律、一个/组方程就给出人类组织实践的“确定性图景”，但我们依然坚信领导现象背后存在值得探索的规律。它不会仅仅从“变量间关系”的识别就自动地呈现，而必须经由研究者对“情境层”的深入考察才有可能被揭示。在实证研究所统治的学术版图中，我们找不到实现“揭示”规律的适宜方法，因此，我们将不得不求助“诠释学”方法，对于特定领导现象提出我们独特的理论解说。尽管我们深知今天中国主流学术的眼光和偏好，但我们更清楚什么问题需要采取何种研究立场和策略。这不是我们的灵光乍现，而是组织管理研究日益清晰的趋势。
图2 不同方法论的实现途径
认识论的改变决定了方法论上的调整，当我们采用一种更加系统、整体的视角重新看待中国本土企业领导现象时，我们深知，那个只靠数学模型和统计学的时代应该终结了。
四、结语
借用徐淑英的呼吁，也许不是一场中文语义上的革命，但注定应该是一场中国管理学术界的深刻变革。事实上，我们一路呼吁，却也丝毫没有执牛耳的资本，因为一切早已发生。如果我们再不觉醒，那不仅是一出悲剧，更会成为一个长久的笑柄。管理研究者绝不会因为用到了足够多、足够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就自动获取了科学工作者的护身符。只有当我们直面中国的现实管理问题，拓展了自己的认识论视野，意识到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需要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我们才能接近“揭示现实”，有助于组织“改善绩效”，才能“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笔者撷取一封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在读硕士邮件里的内容结束这篇文章。这不是来自世界一流名校的观感，但却足以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差距。
“在市场营销系，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会采用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进行研究。尽管在其研究中每个人对这两种方法的应用程度和看法是不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者本身的批判性思考和包容性。
此外，在研究方法的课堂上，一开始，老师便介绍了‘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知识，让我深刻地体会到‘科学哲学’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在这个学期，教我的老师里有一个叫Terry的，是个结构主义者④(constructivist)，研究领域是‘consumer behaviour’和‘consumer theory’，我还蛮喜欢的。在第一次作业中，我尝试了现象学访谈(storytelling)，并使用‘discourse analysis’进行分析。”
注释：
①以两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会议的热烈程度为例。
②与谭劲松的观点不同，笔者认为到底该如何界定“科学”，管理可以成为哪种意义上的“科学”，都还是需要进一步探索、争论的重大议题。
③如井冈山大学讲师伪造70篇论文事件。
④国内习惯上翻译为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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